刘学伟的博客

     第一节、阶级与社会阶梯
     要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就必须把社会分层。我在第一表中分为上中下三层。当然很粗疏。以后还会细分。但就是分三层，就已经牵连到很多理论问题。比如这些层次是否必然存在？他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是人权平等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那些巨大的社会差别存在?
     这些个问题要细说起来，可不简单。在30年以前的中国，都是忌讳得不得了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依然十分忌讳，所以邓小平才叫“不争论”，不要谈姓“社”还是姓“资”。再过20年，这些问题基本上就成了常识，大家都心照不宣。我数次提起这个似乎尖锐的话题，结果谁也不搭茬，好像没有争论的必要，我也尽量简单地说几句就是了。
     自东欧集团崩溃，前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寿终正寝，私有制在地球上无有争议的普世价值地位就得以确认。这不过短短20年而已。但这20年再加上之前不争论的10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取得的经济成就就使得绝大部分曾经的共产主义信徒哑口无言了。当然由此而来的巨大贫富差距又引起了新的争论，但似乎远未强烈到要求重新共产的地步。有一位网友还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申明要到几千年后才会需要重新共产。那我也可以更有信心地自称是外星主义者，因为更可靠的是，数十亿年以后，太阳铁定会熄灭，人类一定需要移居其它星球的。
      阶级为什么必然存在呢？首先不同的人之间的能力实在有着太过巨大的差别。有人能把论亿人的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以至于国民会恳求他一再留任（比如华盛顿、罗斯福）；有人却管不好他扫大街用的几把撮箕扫把，以至于还会被解雇。比尔·盖茨能管理好十万人的企业，有人却管不好一个炊饼摊。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能让数亿人民吃饱饭，而太多的人却只能沿街乞讨。到底是企业家的才干为企业的无数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还是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工人在养活资本家？我不想深入这些问题。总之大家都会承认，企业家、中层管理人员，工人都是必须的吧？
      再放大一层，一个社会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超巨型系统，要其运转井然，有着及其复杂的管理工作。比如铁路系统，需要全国的总调度，每个火车站也需要站长，也需要有人去添道渣。金融系统需要格林斯潘，每个分理所也需要所长，也需要出纳柜员。他们需要的智力体力不同，数量不同，责任不同，辛苦程度不同，收入也不同。30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除了做决策的政治家，哪些人的贡献最大？如果我说是企业家，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总之社会必有上中下，说这些够了吧？一点不说逻辑不通，说多了也实在是空话。但这些空话也是直到最近才得到公认的。
      第二节、社会型态即社会阶梯的形状
      阶梯是必然存在了。现在我们再来讨论阶梯的形状。      自古以来，绝大多数的社会都是金字塔状的，一个已经通用的称呼是不发达社会。总之穷人永远都是绝大多数。差劲的社会会是倒T型，就是说连中层的规模都非常小。好一点就是金字塔状，越富裕的人群规模就越小。顶尖永远都是极小的一撮。这个顶尖极小的状态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化，到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像会变。现在要讨论的中层和下层的人口比例却是可以变的。这就是我的第一表中提到的金字塔型、塔楼尖帽型和橄榄形三种型态了。这个橄榄型的社会在古代的希腊城邦就出现过。雅典和雅典类型的民主城邦就是实例。但一、它的规模超不出城邦，二、它下面有奴隶，三、它大规模剥削外邦（好像近代西方剥削殖民地），四、它的兴旺期不过短短近百年。以后在中世纪后期的南欧城邦如威尼斯、弗洛论撒可能也再现过类似局面。不过也是即小规模，也特殊，也不长久（总是不包括广大农村）。除此之外，全世界直到现代以前，恐怕就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橄榄型社会。这种橄榄形社会只是在二战以后，才在西欧和北美成批（若干亿人口的规模，二三十个国家）出现。这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工业发达社会的鼎盛奇观。而这个鼎盛奇观也就造就了西方在一切方面，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强势。
      为什么传统的社会都是金字塔型呢？归根结蒂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此事。在工业革命出现以前，农业是占压倒优势的生产方式，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提供不超过10-20%的剩余产品供城市消费，也就是说城市，手工业、商业和国家机器的农产品消费额不可能超过农产品总额的20%。那两期的城邦国家就当时的世界市场而言，也就是占的这不超过20%的份额。不过在西方，城市在政治上分离、独立了出去，所以才可能早早建成橄榄型社会，才可能有民主政制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成长和辉煌。而在东方，大一统的国家早早形成，任何时候城市、手工商业都完全是一个附属的部分，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可能成为主导力量。（秦朝的吕不韦可能是一个唯一的例外。）国家那么大，在那个时代民主政体的形成就完全不可能了。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化。第一期还是和古代中世纪类似，资源财富大量地来源于外邦殖民地。以后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可以提供的剩余产品开始增加，工商业在世界经济总格局中的分额才开始急剧增加，那些首先工业化的国家才开始了迅速的向塔楼尖顶型社会型态的转变。这个发展在二战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叫做后工业化阶段或第三产业化阶段。基本特征就是不仅农业就业人口已经很少（10-5%），在制造业就业的人口也开始迅速减少。而在第三产业就是各种服务业尤其是科技行业中就业的人口迅速发展直至占据了就业人口的大多数。直到此时，西方的橄榄形社会建设的伟大空前的事业才算基本竣工。在工业革命阶段，中产阶级主要就是各类的资产者（包括工商业、农业、中的和小的但不包括极少数的大资产阶级），还有附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始终都占不到多数。占多数的是工人阶级。二战以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以后，知识分子的队伍急剧扩张，到今天他们已经构成了中产阶级中的压倒多数，也就不可能再附属于别人而具有了独立的身份和意志。他们具有传统资产阶级和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性。好像蝙蝠，又是哺乳动物，又会飞行。一方面他们有丰厚的收入，和充足的文化教养，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领着薪水，受雇于人，像工人阶级。他们就是二战以来西方温和社会主义、福利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他们和传统中产阶级的意志在主导着西方发达国家政坛在中间偏左或偏右之间的来回的轻微的摆动。传统的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成了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各以潜规则或街头运动等方式对政治施加着在他们的选票比重之上的影响力。
      这种橄榄形社会近年来也在东亚出现，若论国家，首先是日本，然后是南韩、新加坡（一个城市国家），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已经建成橄榄形社会。更多的国家开始进入过渡的塔楼尖帽型阶段。就是中层急剧扩大，下层快速缩小，但中层的规模还没有超过下层。这就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那些转型国家了。
      第三节、国体与政体 
      大家都知道，国体是指国家的根本性质，谁在这个国家中当家做主。
      政体则是国体在实际政治结构中落实的方式。有时两者是相称的，有时则是冲突的，或者虚假的。
      现在我来解说一下我划分的四种政体。专制政体、威权政体、有限（或发展中的）民主政体和完全民主政体。
      专制政体的特征是除了行政权力中心而外，没有其它的权力中心，就是有也是形同虚设。专制政体还可以分很多亚型，比如君主专制，神权专制，军事专制等。还可以根据专制的范围分为单纯的政治专制，政治-经济专制，甚至政治-经济-思想专制等亚型。这已经不是中国今天的情形，我们就省略具体分析了吧。
      威权政体正好是中国今天的情形。其特点是已不存在经济专制，思想控制也大为放松，政治方面的统治也比起专制时代文明温和了许多。代议机构已开始运作，但功能还有限。
      有限（或发展中的）民主制是中国政治改革目前阶段的目标。其特征有点像孙中山当年说的训政，就是人民学习当家做主的阶段。如同学驾车，资格就会有限制（不是谁都可以学），就得有教练，驾驶权有限制。或者如同实习医生，处方权就得受限制。不应遐想民主制一天就可以学会，好像小牛小羊生下地，只要毛干了，就可以满地跑。而是像小鸟学飞一样，很需要一个过程的。
       现在的许多问题的产生，就是威权政体和完全民主政体之间，没有找到一个平顺的过渡方式。好像除了革命，推翻，就别无它法。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不造成社会动乱，不损害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没有大的风险（不会休克）地让威权体制和平长（生长的长zhang第三声）入民主制度。所以我才慎重地提出有限的发展中的民主制的概念。
       完全民主制，就是西方现行的政体。说它完全，也是相对。因为它今天也有局限，将来也还需发展。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普选、多党制、政党轮替。它其实也有许多缺陷（以后再细谈），也不一定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终极模式。不过这些都还遥远，现在不必细谈。         
      第四节、社会型态、国体、政体三者之间的配合。
      以中国为典型的金字塔型的传统社会中，从来都是，社会上层，也就是统治阶级在做主。那个时代也没有大工业，大商业，大农业也没有。只有政治的上层存在，他们几乎垄断了一切权力和由税收而来的国家财富。在现代的金字塔型社会中，就是在不发达的国家中，自然也会多少有了一些现代工商业，有了一些富豪。他们在和政治权贵分享着统治权。但是必须承认，统治阶级也并不能只顾自己的私利而一点不考虑社会其它阶层的利益，比如帮助上层实施统治的各级官僚的利益，比如必然还是存在的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利益还有广大农村的利益以及知识分子的利益。这些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权中还是有强大的代表的，因为他们是各级官僚的主要来源。这个国体无论怎样都是社会的上层在当家做主，政体则可以是君主制，也可以是共和国，但绝不会是一个人民可以当家做主的真正共和国，至多统治集团还会征询一下社会中层和下层或地方势力、宗教势力的一些意见而已。例外的神权政体中宗教领袖会当家，对人民来说，这很可能会更痛苦，因为会连思想的自由都被剥夺。当然陷入狂信的教徒可能根本感觉不到这种控制，而觉得十分的幸福。
     这种制度如果进步，就会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步发育而走向威权政体。
     威权政体就是改良了的放松了的集权政体。第一个必须放松的是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其实除了若干共产政体，绝大多数的集权政体从来也没有全面剥夺过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但是这个对人民财产权的放松更确切地说是归还对当代的中国就太具体、现实而重要了。事实上，这是中国人民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的首屈一指的重大利益。然后就是思想控制权。最后可能放松的就是政治控制权。其对应的社会环境是塔楼尖顶型（或称发展中）社会的前半期。这正好就是中国的现状，今天以前30年中国经历过的现状。     与塔楼尖顶型（发展中）社会的后半期对应的是中国从今天开始的30年的现状。也是中国从威权政体通过有限的发展中的民主制走向一种很可能有特色的终极民主制的30年。在30年后，中国应当基本完成橄榄形（发达）社会的建设，也完成政治转型。
      说句实话，那个橄榄型社会的建立，比完全民主制的建设重要得太多，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没有前一个任务的完成，后一个任务绝无可能真正完成。这就如同建房子，建好了一楼，才能建二楼。到处看看，那些一楼都没建好就建的二层楼房，有牢靠的吗？
     社会科学的确不可能如自然科学那么精确。中国有个成语表述这种关系很贴切，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淮南淮北只隔一条河，但它标志了中国南北方的日照和积温等的差异。民主制度的确就像橘子树，它要求一定的日照和积温，比较苛刻。如果不够，那结果通常就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淮北某地比如地有温泉，或某位农学家培养出耐寒的品种，从而在淮北也收获到橘子。但这并不会改变一般规律。
      其实要观照社会型态与民主政制的发展有没有对应关系，并不困难。只要看一看，发达富裕的国家都采取的什么政制而且运作状况如何，最贫穷的共和国们又是在怎样运行，充满扰攘的共和国们又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这个关系真可以说是昭然若揭。西方的学者们为什么不肯承认这种对应的发展关系，实在让我觉得费解。想来他们可能实在是太过于渴望他们的制度能够“放之四海、施诸万代而皆准”了。说说笑话，看来他们是没有学过辩证法的发展观了。
      最后来讲讲哪个阶级主导的问题。在没有民主制的地方，从来都是上层在主导。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主导者才有可能扩大到中层。民主制度最可贵之处，就是她是建立在一群人，蛮大的一群人的统治之上。绝不是一个人，那叫独裁；也不是一小撮人，那叫寡头。在古代，那是直接民主制，其规模一般也有数千人。在近代，没有实施普选权之前，那是有限的民主制，也有至少数以万计的人在参与统治。在现代的发达国家则是所有的公民（人数就以百万千万甚至以亿计了，难免他们要感到无上骄傲了。）都可以参与统治了。（当然是通过选举代表和领袖的代议制，这些以后再细谈。）那么为什么二战以前西方人不实行普选呢？他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一步步地扩大选举权的范围的呢？ 
     我这里不得不承认专业学者和业余研究者的区别就是，业余者一般没有大量的时间去研读别人对同类课题的研究，也没有可能大量地去查阅史料，于是写出来的文章不可能有大量的引言、注释和数据。但我清晰地凭我接触得到的史料和直觉感觉到，这个选举范围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而扩大，当中产阶级扩大到超过人口的半数时，普选权就可以实施了。显然他们忌讳的就是占人口多数时的下层人民通过民主制度侵犯创立这个制度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比如有奴隶时，自由民绝不可能同意人数多过他们的奴隶拥有选举权从而推翻他们的统治。然后当无产阶级占多数时，有产者们也绝不会接受无产阶级通过投票剥夺他们的财产。直到中产阶级占了多数，有产者（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方面）知道通过投票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可能被侵犯了，于是就有了普选权。这不是他们今天才看到了普世价值，而是普世价值直到今天才不会妨碍他们的基本利益了，于是他们就可以把它当真了。
     下层民众占主导地位只有革命时期，它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存在的。稳定时间一久，新的社会阶梯必然出现，统治者就依然是上层了。记得那首歌吗：“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和劣绅。往日穷人矮三分，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呐！”这是真的吗？有几天？
      那么在后进的国家，如中国，从全体国民的利益出发，我们有什么理由赋予还只占人口少数的中产阶级优先权？这是我下面的文章要着重讨论的核心议题。这里就不先说了。                                                                        2008年11月7日 刘学伟于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