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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第一印象—电子大舞台

 刘学伟 | 2012年01月22日,18:19


       刚刚看完春晚。很遗憾，还是没有看到什么真正有创意的节目。最堪称奇的，居然还是刘谦的镜子。那歌嘛，除了老歌，新歌我还是断言没有一首会被传唱。那么多著名的歌手，包括刘欢、张野、宋祖英、还有传奇般的大衣哥朱之文，唱了那么多最容易出彩的家庭亲情，可都还是没有唱出彩来。比那《常回家看看》的水平都隔天远。主要是词曲都不行。几个小品，也就差强人意。赵本山走得大概也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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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理论与西方的债务危机—回复应学俊君

 刘学伟 | 2012年01月20日,16:09

人民主权理论与西方的债务危机


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复应学俊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对话刘学伟：台湾大选、民主与欧债危机》。应先生的文章与我商榷的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人民主权的理论有没有重要破绽？第二：欧债危机与这个破绽有没有实质联系？这两个问题我都有过相当长时间的思考，说句实话已经都写过很多的文章。只不过，我以前探讨第二个问题时使用的核心词是公众贪欲。

由于是旧题目，我这篇文章的还是难免相当部分地抄以前的文字，不过我保证也有很多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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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选顺利结束带给我的思考

 刘学伟 | 2012年01月15日,16:08

    台湾的大选已于昨日落幕。已经有许多大虾发表了高见。我可以标新立异的地方并不多。但反复想想，这毕竟是中华民族政治发展历程上的一件大事。我要研究政治学，对此还是应当留下一个立场。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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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对法国负债累累负责？

 刘学伟 | 2012年01月12日,00:08

郑若麟先生是我在法国最好的文友之一。作为一个专业记者，他在文字方面的成就我不能望其项背。而且郑先生的法文水平达到可以代表中国上法国电视台舌战群儒的地步。按说，我并无条件与郑先生商榷。不过我斗胆觉得，相比郑先生，我还是可以有一些长处，就是对历史和政治学的可能更多一些的了解。现在我想就郑先生发 表于本月6日的《“福利社会”是法国巨额债务的真正原因吗？》一文提出商榷。请大家观察我们之间的君子之争，可不可以作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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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欧洲梦，过年做个中国梦

 刘学伟 | 2011年12月31日,13:26

过年了，是回顾与展望的时机。我已经写了一篇这类的文章，被一家香港杂志有偿采用，自然不能在网上公布。这里只好另辟蹊径，和大家一起来做个新年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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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韩寒，刘学伟也来谈革命与改良

 刘学伟 | 2011年12月25日,18:15

第一部分：关于革命和改良的一般论述

韩寒本月23-24号连续在博客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谈革命》和《说民主》，在网上引起热议。似乎批评指责的占多数。

韩寒这头一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反对革命，主张改良，认为中国现在根本没有革命的条件。）我真的是赞成的。所以我这里不是与他争鸣，而是想挺他，并做一些补充。我的岁数比他整整大出一辈，所学的又是政治历史专业。相信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补充。不知道韩寒谈革命这个题目是不是第一次。对于我，则谈过太多的次数。我的困难是如何出点新意了。

韩寒才气之高，可比古代的子建。“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自然是没得比。他的文章中有许多敏锐的观察，（比如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涛中，大多会经不起考验，急流勇退。）让我都受启发。但一般而言，他是一个文学青年，对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实在难免有些欠缺。所以谈起这个政治学的题目，他难免深度不够。这个太是值得原谅。

先谈一点哲学。革命肯定是一种质变。而改良则可能是质变也可能只是量变，端视改良结束以后的局面与之前相比有没有质的变化。如果有那就是一种最成功的革命或质变，就是温和进行的革命。比如说天鹅绒革命。

做一个自然界的比喻。玻璃和冰看上去真是非常的相似。但冰由于是一种晶体，它的融化是必须在瞬间完成的。不存在介乎于冰和水之间的过渡形态。而玻璃不是晶体，它的融化完全是通过渐变完成的。随着温度的升高，玻璃逐渐变软，最后才能化为流动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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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鲜的最佳前程似乎是跟着中国走条中道

 刘学伟 | 2011年12月22日,22:09

金正日骤然而逝，引发世界舆论的热评，也引发网络世界关于朝鲜前途的激辩。简单地说有两派意见，先概述如下：

第一派简称为赶快变天派。他们为北朝鲜人民总算摆脱了一个独裁恶魔而欣喜雀跃，认为北朝鲜的独裁政权一定或十九会在一年至多数年之内土崩瓦解，然后东西德统一的故事就会在朝鲜半岛重演。数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和平统一民主自由的新朝鲜或新韩国出现在中国的东方。而那现在驻在南韩的美军就有可能一直挺进到鸭绿江边。有些人隐喻，有些人明言，这个局面会对中国现在的集权政体造成极大的压力，若是能把它压垮了那才是正中下怀。

另一派的意见简称维持现状派。他们认为北韩现政权相当稳定，国内并不存在明显的分裂势力。北韩的老百姓愚忠已久，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广泛的反叛意识。南北韩都是小国，而东北亚中、日、俄、美四国势力犬牙交错。这两个小国之间关系的任何非和平自愿并得到四大国共同认可的重大变动都必会引起巨大的国际纷争。外部势力的叠加集合意志一定是力主维持现状，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我现在来提出第三种意见，就是揣摩出一条觉得一定是更可行的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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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回真的自伊拉克“凯旋”了

 刘学伟 | 2011年12月18日,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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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道良治理论框架初步

 刘学伟 | 2011年12月12日,08:20

在《选举网》玄默网友的建议下，我初步决定把我的理论取名为中道良治论。发挥一点，就是“循中道，求良治”。中道是方法，良治是目标。我将混合使用中道良治和加权民主，直至大家记住这个新名称。因为从理论结构而言，新的名称比原先的准确得多。加权民主其实只是作为方法的中道之一，而良治则是真正的目标。只不过这个名称新创，还太陌生。需要有一个过程让大家慢慢熟悉。

现在我要开工初步建设中道良治理论的框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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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讨论“带路党”的结束语

 刘学伟 | 2011年12月06日,23:07

我的那篇《论带路党》，在网上引起热议。有不下10家海内外的华文网站转载，有好些家放了头条，有好些家都有很多的留言，甚至在《选举网》之外，也有人著文和批评我的人（赵进斌）论战。

民声网还就我的这篇文章搞了专题，以下是相关链接：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2-06/6821.html

下面这些链接都是民声网收集的。

http://www.xuanju.org/NewsInfo.asp?NewsID=219075 选举与治理网点击第一留言第一

http://liuxuewei.blshe.com/post/7639/739827 博联社头条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1-12-02/58367329.html 多维网

http://www.aisixiang.com/toplist/toparticle.php 爱思想名站热文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646923&blog_id=98098&language=big5 万维网天下论坛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929166&r=0&v=0&j=0 八阕广角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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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良治派第一份宣言

 刘学伟 | 2011年12月04日,19:59

投入网上写作已有三年，自己的观念已经逐渐成型，并且已经有了一个体系的雏形。

由于我身居海外，所业为商，一直闭门造车，至今没有机会参加真正的学术活动，对国内的思想或政治派别，其实所知寥寥。只是粗略地感觉到，自己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中间派。我自称半自由派，折中民主派。也觉得自己起的这个名字不伦不类，但还没有想出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或派别归属。自己觉得，与毛左派相比，其实我更接近自由派，比如我也有宪政、法制和分权制衡的诉求。但是我老和他们打架，这让我十分痛苦。

最近总算交到一位很有思想的国内学术界的朋友。他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告诉我，“左右之分，难以清楚表达中国情况，因为中国情况十分混乱，很拧巴。粗略地说有这样维度，反华阵营：带路党、民主派（以民主为第一诉求）；挺华阵营：新左派、老左派、威权主义、保守主义（儒家等国粹派）、古典自由派（以自由为第一诉求）；反政府阵营：带路党、民主派、老左派；挺政府阵营：威权主义、新左派。可见交叉火力。呵呵。其中支持者最多的是：民主派、新左派、国粹派。支持者最少的是古典自由派（自由高于民主、秩序高于民主、经济高于民主）。”他还说，我属于古典自由派。

我把这段话看了好几遍，看到他概括的民主派（以民主为第一诉求），古典自由派(以自由为第一诉求）的区别；尤其看到古典自由派的三大基本观点（自由高于民主、秩序高于民主、经济高于民主），一下子觉得豁然开朗。的确，我属于古典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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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带路党

 刘学伟 | 2011年12月02日,23:52

中国关心时政的网民明显分两大派，左派和右派。他们分别以《乌有之乡》和《南方报系》为旗帜。其实这两个截然对立的舆论阵地，能够始终共存，就已经说明，中国的言论自由，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自己呢？很遗憾，明显地既不属于毛左，也不属于自由派。我站在中间，凭良知艰难地两面作战，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称半自由派，折中民主派。其实我还是和正统右派更接近呢。

右派中有一个极端的小派别，叫做带路党。以焦国标的《至美国兵——向我开炮》为代表。他们的标志性意见就是：“如果美军侵入中国，我要去为他们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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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还来得及遏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吗？

 刘学伟 | 2011年11月30日,01:44

当然是来不及了，太晚了。不过我自然也得说出一些道道来证明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至少乘了三次东风。

第一次是1990年以前的联美抗苏。这个基调是从1973年尼克松访华就开始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力度就完全不同了。

第二个东风是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

第三个东风是2001年9.11以来的国际反恐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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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人权”2.0

 刘学伟 | 2011年11月28日,21:55

——介绍赵汀阳先生的“预付人权”


上一篇文章与赵汀阳先生商榷"天下观"，自然把文章也寄给了赵先生本人。得到他的超乎预期的热情回应。他的回信遵嘱不便公布。但他介绍我看的他的一本论文集中的两篇精彩文章，得到他的书面特准，我可以在网上转载介绍自然也可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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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者，谁的天下？

 刘学伟 | 2011年11月20日,07:47

——对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的若干商榷

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简介

赵汀阳先生是我极为欣赏的一位其实比我还年轻许多（1961年生人，比我整小10岁）的中国当下屈指可数的货真价实的哲学家。他现为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
知命之年，著作已经等身。他的文章在《选举网》也有好些转载。不过好像没有引起轰动。我还诧异于他居然没有列入本网的《学人》行列。在本职的哲学之外，他以小汀为笔名，作为漫画家在中国知名。

他所创立的哲学概念中，以“天下观”最有影响。为了商榷，我当然要先对此做若干介绍。（退下一栏，以示这是对赵先生观点的概括。）

天下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称呼，它的规模大于国家。这个天下（蓝天之下的所有地方）的概念与当今的国际一词并不对价，而与世界一词大体等阶。

中国人自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说法，天下的基本性质是“无外”，它要囊括整个世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西方的文明没有天下这个概念。有的只是国际。至多是几个国家集团在国际上的利益冲突和折冲。处于本位的必然是国家，至多是一些渊源相同的国家组合起来的国家集团。

与
中国人的“天下”的概念等阶的西方概念“世界”是没有秩序，没有制度，没有政府的。当今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是那个最强大的国家集团的利益。天下或者世界的利
益，不得不屈从于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或者说，世界的利益只有在符合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时，才被慎重考虑（比如环保，比如能源枯竭）。

当今世界，必须建立一个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新的“世界政治哲学”。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必须被超越。国际不应当只是争夺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益的舞台，而应当是维护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场所。

赵先生就这个题目写下了数十万言，还有很多的细节此处限于篇幅没有概括到。这些文章用任何搜寻工具键入“赵汀阳天下”都可以找到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去看。我的概括当然是极为地简略。但相信本质意思并无曲解。

我当然极为地欣赏这些原则性的判断。但我觉得似乎还有好些可以补充或商榷之处。

我还要申明，这篇文章，不是写给赵汀阳先生一个人看的。因此还有许多赵先生不需要看的普及内容。否则我这篇文章的受众群就太小了。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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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纳税人的同意，政府无权征收任何税负”

 刘学伟 | 2011年11月08日,00:24

              —推荐一个遏阻公众贪欲的绝招：税民院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一副方兴未艾的架势。人们纷纷开始做一些更凶险的预计。比如如果意大利也要倒下，欧洲如何救？比如，如果现在17国的欧元区真的崩解了。德法等几个经济比较结实的国家，还要不要把欧元维持下去？比如，如果欧元没有了，欧盟还会有吗？

我不想参与类似的猜测。我觉得，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做类似严肃设想的地步。我欲设想的是，再把根刨深一点，把计划做长远一点，看怎样才能把大家一致公认的，导致欧债危机的病根：公众贪欲，给连根挖除。

为了论述完整，我先给我要讨论的公众贪欲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西式普选民主制度下，公众通过选票表达出来的，对多多益善的社会福利的无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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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公投闹剧的制度解析

 刘学伟 | 2011年11月05日,01:13

三天以前，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要就是否接受欧盟的救济方案举行公投。三天以后，在排山倒海般的国际以及国内压力下，这项公投计划又宣告取消。三天之内，全世界的股市都跟着帕潘德里欧坐了一次过山车。G20戛纳峰会的气氛也随着这次仅在拟议中的公投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现在这事已经基本是过去式，可以分析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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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科奇总统向全体法国人做危机公关

 刘学伟 | 2011年11月01日,14:07

      【按语】在布鲁塞尔的为了拯救欧元的欧盟通宵峰会之后几个小时，萨科奇总统当晚来到法国电视一台和二台，花了1小时15分钟，向法国人解释将要做的努力。讲话是以采访的形式进行。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这里只是根据录音选录了大约一半，是我感觉中国人应当关注的问题。
   【注解】正文是萨科齐的讲话。括弧中是记者问话。方括号中是我的评论。尖括号中是一些依据逻辑，补充的话。由于是口语对话，原话有很多重复，口水话，口语。为了节省篇幅，不少地方有简化。但没有任何一句话是我生造，可以保证的都是萨科齐的原意。为了把关于一个主题的话集中到一起，段落的顺序也有所调整。大约有一半的篇幅涉及的是我以为一些中国人应当不太关注的问题。略去。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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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有救吗？

 刘学伟 | 2011年10月27日,22:17

【摘要】下面这一个意见我肯定与自由派一致，就是中国政府应当把超额征税得来的大量的钱花在国内，花在一直薄弱的社会保障上，花在教育上，花在廉租屋上，而不是花在三公消费上。至于救欧洲，出个几百亿就可以了。总之不能让他们死，但也不必让他们活得比我们还好。中国农民的话实在太客观。穷人哪里会有义务去救富人。我们有钱还是先救自己的同胞。他们自己惹下的麻烦得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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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撒玛利亚好人法”草案建议

 刘学伟 | 2011年10月21日,22:50

广东的小悦悦没有浙江的小依依的好运，已于前日抛弃了还是蓓蕾的生命。但大家的痛心与思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这个的故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如同刺痛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良知。大家都在想，为什么今天的“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可能尽速地振衰起敝？

有人呼吁制定相关法律，把“见死不救，见危不助”入罪。又有人认为，法律管不了道德，法律只能禁止为非，不能鼓励善行。认为不违法就是合法公民。不能强迫人去行善。

但是为了应付这个“最缺德的时候”，我觉得法律的武器实在是不应当缺位。因为它可以立竿见影，比让全民涵养道德可快速得多。

按照我的习惯，凡事都想寻找一个中庸之道。比如我认为，鼓励见义勇为的法律，当然可以立。只要考虑尽可能地周延，也可以正作用极大而并没有太多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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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解析中美最新汇率角力

 刘学伟 | 2011年10月16日,21:26

      昨天听见美国的国务卿克林顿夫人用严厉的言辞抨击中国操纵货币，竟然号召组成国际联盟遏制中国。这显然把中国逼到了一个墙角。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中国不可能不做强烈回应。这个必须的强烈回应如何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回击到美国的痛处，让他们收手，而又不至于导致关系实质破裂，危及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和平安全大局，是本文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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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开到美国去了吗？

 刘学伟 | 2011年10月06日,23:04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给茉莉花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

大家都知道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同时是中东阿拉伯国家今年以来爆发的民主革命的象征。

那么茉莉花就是民主革命的象征。用到美国就不那么可能适合。因为美国是一个标准的成熟民主国家，在当下的那里实在不太可能发生什么真正深入到制度层面的重大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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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参议院左转之意味(兼评法国政治人物的退化现象)

 刘学伟 | 2011年09月29日,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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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十周年祭

 刘学伟 | 2011年09月11日,23:04

十年前的9月11号，纽约的双子塔被基地组织的亡命徒劫持的美国民航机撞毁，直接的人命损失近三千。那无奈地从塔上跳下的绝望的身影，那摩天大楼轰然倒塌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一定会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烙印终身。那一夜，相信有无数的人在为美国人民祈祷。

当剧痛稍缓，人们自然要问，“美国人究竟做了什么不得体甚或伤天害理的事，乃至遭人嫉恨到如此地步，要施以如此野蛮无情之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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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统是如何丢失的

 刘学伟 | 2011年09月09日,23:54

首先申明，我在本文中使用的道统一词，没有辞典中查到的那么宏大。我说的这个道统，就是“道德之传统”的意思。而辞典中说的道统，就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所传递的大道之承续。我说的道统，当然也是这些哲学家所创立或总结，但却不仅仅被这些大人物传递。它在整个华夏文明中世代相传。它被孔孟那样的伟人创立，被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世代承传，也侵淫到整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的灵魂血液骨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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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民主却需温文尔雅

 刘学伟 | 2011年09月03日,22:34

  这是今天刚播出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对我的专访。内容则难免是以前相类文章主题的重复。
     中心思想就是认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利比亚还是在其它地方，“枪杆子里面出不了民主”。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事实继续证明。点击这里，可以直接到法广官网看文本。刘学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民主却需温文尔雅   文字内容与这里的一样。点击下面播放器，可以直接听到音频。限于时间，有少量删节。 

regards sur chine 020911 nuit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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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杀伐为何带不来民主

 刘学伟 | 2011年08月27日,23:33

【摘要】只有在社会发展足够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变革。只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政治革命才能事半功倍。早产的政治变革永远会带有太多的副作用。我们只应当去完成历史条件真的已经要求我们去完成的政治变革。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比如废除终身制就是历史已经要求，因而应当完成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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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家辉效忠美国是谁的骄傲

 刘学伟 | 2011年08月26日,08:42

        据网上传言，一位北京退休大爷骂黄皮肤黑头发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一个中国人给美国当大使，这不是汉奸吗！”这的确让人莞尔。但这件事还是可以解析出许多的复杂内涵的。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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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怎样处理非法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

 刘学伟 | 2011年08月22日,00:03

最近，北京当局关闭30所打工子弟学校，至三万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严重威胁，引发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究其原委，北京当局一定要关闭这些学校，其最终目的是配合其它手段，希望把北京政府不欢迎的部分外地农民工，挤出北京。因此，不可能把因此可能失学的约3万名民工子女收入公立学校。什么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你不给嘛），民工子女没有“五证”（身份证和户口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暂住证；与本地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在本地的纳税证明；原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同意流出就学的证明；户籍所在地人口计生部门签发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都是借口。

我不敢说，北京当局欲挤走部分不需要的农民工就没有任何合理性，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即使城市化的进展已经是全世界最快，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依然无可能接纳所有想住进去的中国公民。但用剥夺子女法定的接受义务教育机会的方式来挤迫他们，则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招来骂声一片那是理所当然。

出现这种现象，与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实也有关系。在无数国家中全国统筹的制度（比如医保、失业、退休、初等教育）在中国则是分省市地区分别统筹的。这样北京政府才可能觉得用地方财政为没有纳税的外地民工子女提供免费教育是吃了亏。

本文的中心内容是介绍一下在法国类似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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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与中国：一个文明的重新崛起　

 刘学伟 | 2011年08月17日,23:04

篇前语

这篇文章似乎是我写过的最长的文章（至少）之一了。我找到一个新的角度陈述我的理论。文章中的内容以前基本都没有说过。反复说过的加权民主、东亚结盟等都没有展开。应当有相当多的新内容，恳请大家拨冗细看，并给予宝贵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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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朵茉莉花，三张难使的药方

 刘学伟 | 2011年08月14日,10:51

今年头里，茉莉花在穆斯林世界怒放。国内有那么一小批人似乎大受鼓舞，想把那茉莉花香多少引进中国一些。惜在当局的强力维稳下，收效极微。没想到的是，这花突然间却开到了还在替别人（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维稳（还是维乱，看个人立场。）的老牌民主国家，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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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债信危机让我浮想联翩

 刘学伟 | 2011年08月06日,13:56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度，经常发生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我也要说，美国也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度，西方也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那里也经常、不断地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在昨天就又发生了一件，就是世界权威金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自己的母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债信誉从AAA调降到AA+，并且未来预期是负面，即可能再降。在这之前，是周四的全球股市大崩盘。再往前，是美国的国债顶限终于抬高。（值得庆贺！）再往前是挪威的恐袭。再往前是欧洲笨猪五国的国债危机。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好的去处，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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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新三国（三个文明）演义概述

 刘学伟 | 2011年08月04日,14:54

　　一、导言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三国时代。我的感觉，当今的世界，也在演绎着一个有些类似的三国演义，不过主角不是三个国家，而是三个文明。这三个文明分别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方的儒释道文明和欧亚非大陆中部的伊斯兰教文明。

　　当然，这三个文明的力量对比与之间关系的错综态势要与中国当年的魏蜀吴三国高度比配，还有相当困难。比如我们自然可以把西方比配成最强大的居于正统的魏国。把亚洲文明比配成吴国，把最弱的伊斯兰文明比配成蜀国。但文明性格与发展前景则并不一样。

　　当年魏蜀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以蜀国的六出祁山，以攻为守为主线。伊斯兰文明对比西方文明，也有这个以攻为守的态势，但整体的力量对比，还要悬殊得多。因此伊斯兰方面的反击，也要惨烈得多。简单地说，两方的对抗力量显著不对称。伊斯兰方面的反抗行为，经常超限。

　　又比如，比配成吴国的东方，似乎又比当年的吴国有着更多的活力与主动，并没有一味地取守势。它的主要特征似乎是有机会从魏国手中夺得对整个天下的至少是某些方面的主导权。

　　最后一个区别是，中国那当年的三国演义的结局是魏国统一天下，并改姓为晋朝。当今这个三个文明的演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比如100年内，则完全没有任何统一的前景。这三个文明内部蕴含的差异，比起当年的魏、蜀、吴三国，可深刻得多。那三个国家，不过是在数十年前由同一个东汉王朝分裂而来，自然比较容易重归一统。而这三个文明的分野，则已经有1000甚至2000年的历史了。而这个地球，则从来没有一统过。

　　为了简便起见，我把前述的三个文明的演义简称为三教演义。请记住东方这一教还比较模糊即可。它们之间的争斗，我不把它称作争霸，称作争雄也许更合适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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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的2.5次革命与2.5次共和

 刘学伟 | 2011年07月29日,12:02

    【缘起】《欧洲时报》发起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作为旅居欧洲的为数不多的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士之一，我好像是责无旁贷，应当参与。不过想到我对这场革命的基本观点，又觉得不可能符合征文的颂扬宗旨，因此有点意兴阑珊。 但我又想到，获奖名额有16个之多，我至今又还未看到一篇应征稿件刊出。而现在已是一个学术多元的时代，没准我的异见还能见容于编委，文章容或可以见于报端，得一个什么奖的也未可知。
       近日接获该报梁主编的回信，希望能把字数删到3000字以内。（征文启事上限定的是2000字，看来已经是法外施恩了。）倒是有肯定我“言人之所未言，获奖机会不小。” 我当然只好照删。但这个一直未向任何地方投递的万字长稿，就应当得到文身自由。现在博联社本博先发表，欢迎大家讨论。
      这里申明，已在本博发表过的《关于中国三次革命和三批妥协的基本思考》是本文的初稿。但现在的版本改动补充很多。应当可以算是另一篇文章了。
      我这篇文章化了很多的功夫。希望博联社给予关照，放个精粹什么的。这篇文章在《选举网》可是上了大导读的。先谢先谢！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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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陆恐袭的进一步思考（新三国演义序）

 刘学伟 | 2011年07月26日,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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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陆的恐袭的初步思考

 刘学伟 | 2011年07月22日,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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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共和/民主政体的退行

 刘学伟 | 2011年07月19日,09:03

关于政治体制的退行，就是由更多民主的制度退行到更少民主的制度，似乎是一个很少被人论及的课题。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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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留言）美国为什么会越来越难搞

 刘学伟 | 2011年07月17日,12:57

【刘学伟按语】这些留言是从在乌有之乡转抄而来，可能经过他们的删节。因为我很惊讶那里的留言的平均水平和格调都高许多。就算是不同意见也没有破口大骂。我多么希望我们这里的讨论也是这样的格调呀！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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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会越来越难搞？

 刘学伟 | 2011年07月16日,08:52

信源：浪宽博客
   【刘学伟按语】这是一个长期旅居美国的华人写的美国观察。据他自己讲：“我以前作为移民给美国老板打工，今天我作为中产阶级也享受着新一代移民我服务。”他一 共讲了五点，第一点我不太明白。后面几点越往后我越有同感。法国和大半个的欧洲的问题也是类此。两个月前，我还亲去美国走马观花了6天。看到的美国还不事 前以为的那么糟糕。当然我那只是“以管窥豹，以蠡测海”，不能太作数。整个西方，就看那如山的债务，就知道前程艰难了。我最赞同本文的是最后一段，到人如 果超过了半数，民主宪政就会无法维持。因为居于多数的穷人，可以合法地剥夺你。其次是关于人才，外国人占据的位子越来越多了。我的儿子才25，也在里占了 一个不错的起跑位置（Google工程师）呢。第三是人口质量问题。在生育补贴政策的鼓励下，越穷越生。越富越不生。真的是在逆向淘汰。在法国这的事也看 得太多了。中国计划生育，大概还没有靠生孩子坐吃社会主义的现像。
    中国也有一大堆的麻烦。但从前景看，似乎还比西方的好一些，而且相当一部分问题，有希望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我转载这些，的确是希望国内的同胞不要太迷信西方。也希望不要把国内的问题看成不治之症。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治。二十年后，主客之势真的是很有机会倒转的。
     简单地说，一个政府财政有盈余的国家，增加福利是容易的。而一个政府财政亏损累累的国家，减少福利是困难的。一个蛋糕在迅速地做大的国家，关于分蛋糕的一 切争议都是有解决的余地的。一个蛋糕越做越小的国家，关于重新分蛋糕的一切争议都是难以解决的。哪怕现在分到手的蛋糕还不算大，但年年都可以迅速地增大。 种状况好接受。哪怕现在分到手的蛋糕不算小，但年年都要缩水。这种状况难以承受。
     当西方的问题也可能有治。那我也真会额手称庆。比如因为，我还得在这里领养老金呢。我的一个在法国国家养老金库做到高管的朋友告诉我，金库已是亏损累累。 不知道再到哪里去搞钱来填窟窿。我总是相信，国家终归不会破产的。再困难，养老金可能少，也是不可能不发的吧。唉!由于我到法国的时间，在这里只工作了二 十多年，预估的养老金数额，低到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们。须知，工作满41.5年后，现在法国人退休以后的养老金是职业生涯中最好的20年的平均收入的一半。 以后嘛，就是只会更少，不会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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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新党争开始深入

 刘学伟 | 2011年07月13日,14:49

    先引述一条爆炸性新闻：                
     泰国大选结果再生变数，大选选出的500名议员只有358人合格，142人被投诉存在贿选或违法嫌疑，其中包括侯任总理英拉和看守政府总理阿披实。而泰国选举委员会30天后对外公布最终结果，可能会重新举行大选。
       泰国选举委员会12日晚公布了500个国会下议院议席中的358名合格议员名单，而为泰党头号候选人英拉•西那瓦不在合格议员名单之列。
      当天，选举委员会经过近10个小时的会议后通过决议，认定比例代表制的全部125名议员中，109人符合当选资格。其余16人因为有人向选举委员会投诉他们在竞选过程中有违反选举法的现象，所以暂时无法确认议员资格。
      这16人中有13名为泰党候选人，其中包括英拉以及12名“红衫军”领导人。民主党有3人的资格未获确认，其中包括即将卸任的总理阿披实和总理府部长翁阿。
      根据泰国2011年版宪法修正案，泰国国会下议院任期4年，由500名议员组成。泰全国分为375个选区，每个选区拥有1个国会下议院议席，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即选区制议员；其余125个议席按照政党所获直接投票议席数比例分配，即比例代表制议员。选举结果公布后的30天内，新国会下议院必须投票选举议长，60天内投票选举总理。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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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新党争已然开始

 刘学伟 | 2011年07月08日,18:39

     泰国的选举顺利落幕，好像没有听见什么贿选之类的指责。大家都给予了良好的祝愿。我的最悲观的预计，也估计了总能有个把月的蜜月期吧。总得给英禄一些时间看她有没有办法凝聚共识，达成和解吧。解散为泰党？不让人试试就要问斩，这也忒过分了吧。人民的主权呢？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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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一只麻雀：《龙吟诗社》如何运行

 刘学伟 | 2011年07月05日,22:27

      海外华人有无数的社团。我所在的《欧洲龙吟诗社》算是很小的一个，只有三十多个注册会员，社长团现在7人组成。但却有超过20年的历史，在法国也算是最老资格的华人社团之一了。我加入这个社团的活动至今也有大约5年了。我当时就是看到《欧洲时报》上每月有诗页发表，就把自己过往的一些诗作连自己的简历寄了去。没想得到诗社十分热烈的回应。很快社长团的几位前辈就与我见面，并邀请我参加社长团。也就是说一步进入社团的领导层了。他们也告诉我原因：第一、我的诗写得不算赖。第二、我的学历很高。第三、社长团青黄不接，我这样的人还算年轻的。社长团两年一换届。下一届社长团上任时，我就被推举为副社长，诗页副主编。位居第三把手。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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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泰国大选他信派大获全胜之观感

 刘学伟 | 2011年07月03日,22:29

   泰国大选今日投票结束，根据选举委员会对超过98%选票的统计结果，在国会下议院500个议席中，为泰党获得264个议席，民主党获得160个议席，泰自豪党获得34个议席，国家发展党获得19个议席，其他7个政党分别获得剩余的23个议席。根据选举委员会统计的数字，泰国全国有4700万合法选民，当天的投票率为74%。他信派无疑是大获全胜。

     这个结果我已经多次预测。我说的是，在泰国那样农民、穷人占多数的国家，只要普选，实行民粹路线的他信派一定赢。但经济实力占优势的城市人口，富裕人口又一定不服。这样，黄衫军将接替红衫军，用街头运动与新的他信派政府打对台，又是太可能重现的街景了。至于军方再度政变的可能性，至少现在还看不出。关键在于看他信派的新政府能不能够弭平社会分裂，社会风潮会不会再起。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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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卡恩案的新发展给法国人带来新希望

 刘学伟 | 2011年07月01日,22:33

      今天是一个法国人的好日子。因为让法国人蒙上奇耻大辱的施特劳斯-卡恩案，似乎马上就要峰回路转了。用法国电台的话说，这个案子似乎马上就会s'efondrer。直译就是瓦解或崩塌。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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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华人安全问题之我见

 刘学伟 | 2011年06月30日,21:06

      法国广播电台一位编辑女士约我就法国巴黎的华人安全事项发表意见。这事我以前考虑不多，现在仔细想了想，又征求了一些华人朋友的意见，终于可以说一点什么了。稿子写好后，该位编辑又变了主意，约我就另一个主题发表意见。为了不浪费劳动，我就把这个稿子也在网上发布了。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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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基辛格又来捧杀中国

 刘学伟 | 2011年06月30日,12:57

     【按语】国内的同胞，身居林中，身居庐山之内，恐怕真是有一些局限去感触世界对当下中国的观感。下面这一篇文章，似乎又有“捧杀”之嫌。说句实话，我实在也没有认为当下的中国有1947年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强势地位。我也不认为今天的中国有实力提出一个什么类似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的“胡锦涛计划”来拯救世界。我介绍这篇文章，也只是想让一些自由派的同胞，不要把自己的国家看得太扁。事实上，中国的确没有那么伟大，但也没有那么不济，好像随时都可能崩溃，好像真的是遍地干柴，就等那“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了。中国有再多的问题，都是成长中的问题，都是有机会克服的问题，而不是那不治的癌症。

　　我知道，有人又要给我讲专制问题。可是为什么这篇文章一句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比起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专制已经大为放松，还将继续大大改善。而其改变的终点，并不是当下西方的体制。那会是一个折中的独创的，更有优势的体制。我希望走起来，我不希望一步不动，当然我也不希望“参与爆炸”。这里声明，我认为当下中国的情形是失之于慢，还可以适当加快的。这个路向，我暂时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斯巴达式罗马式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式当代新加坡式的折中民主。将来它的确可能被称为中国式的特色民主。我当然还希望它能输出到至少一部分与中国情形接近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去。

　　比如泰国马上就要大选。我觉得如果选举制度不变动，他信派红衫军农村势力又会取得议会多数并重新执政。这样，黄衫军城市居民中产阶级又要开始闹事了。如果中国走成功了一条间接选举两重议会(政协掌部分实权)的道路，那他们就可以学呀。而现在，明知走不通，可他们还是只有走。这中间有多少痛苦损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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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阿富汗撤军会是当年越南撤军的翻版

 刘学伟 | 2011年06月23日,14:10

      【摘要】美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西方毕竟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他们的对外政策，对外战争，如果真的再次得到这样的完败结局，我也还是为他们痛心的。那么我能替他们预先反省一点什么呢？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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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十年以后的世界，将是个什么样子？ ”

 刘学伟 | 2011年06月20日,23:20

      【结论】综观这个世界的经济大局面，我还是建议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不要以为西方的制度就尽占真理，而东方的制度就全是劣势。这不是事实。实践检验真理。一个负债累累的制度或文明面对一个积蓄亿万的制度或文明，负债人面对债权人，是不可能真正理直气壮的。当然我要再次肯定，西方人在法治人权宪政等方面的成就，实在值得东方人学习。我们同样必须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不可以邯郸学步，反失本步。     
      我能感觉到李君也很爱这个国家，但我们的爱法真的很不一样。其实我也能感觉到我们的观察点也是各有偏颇。加在一起，再除以二，可能更接近真理。让我们互相勉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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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能有多少年发展好景？

 刘学伟 | 2011年06月14日,13:51

        已经写了好几篇唱盛中国的文章，这不符合我“是是非非”的原则，准备下一篇文章一定换个方向了。但一位网友又给我约稿，我只好先完成这篇“命题作文”，又是“唱盛”了。
      选举网网友缪一轮先生在我的《中国的另样崛起》后留言如下：         
      刘先生：您文中此段我很感兴趣，能否麻烦您展开来论述或展示一下您的论据？——
“　照你说来，中国的前程可是一片光明，没有一点阴云啰？那当然还不至于。问题还多，比如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比如社会福利、环境污染、比如贪污腐败、人口老化。但所有这些我相信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得到纠正，不会真正打断中国的崛起大势。我这个话说得准不准，10年以后见真章。”
      如果可能，望写成专文在网上发布，我相信感兴趣的绝不止于我一人而已。
      这个问题我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研究。感觉以直觉为多。为了让缪先生满意，我还是勉为其难搜罗一下我的不完整的思考。错漏之处，先祈缪先生和其他的关注网友海涵。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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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另样崛起（新版）

 刘学伟 | 2011年06月11日,07:48

 今年河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中国崛起的特点》
　　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全球21世纪十大新闻，其中有关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崛起的新闻名列首位，成为全球最大的新闻。该所跟踪了全球75万家纸媒体、电子媒体及互联网信息，发现其中报道中国崛起的信息有3亿多条。 那么，中国的崛起主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和关注的特点呢？《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在中国网民中进行了调查，结果排在前六名的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城市新进程和开放程度。
　　请根据以上材料，谈自己的所思、所想。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题目自拟，文体不限(除诗歌外)；不要脱离材料的含义，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这是给18岁的高中毕业生出的题目，似乎太政治了一点。我一个60岁的人自告奋勇来模拟，似乎有点搞笑。如果我说不出一点孩子们说不出的道道，那也就太不好意思了。当然那800个字的限额我无法遵守。我这篇文章也是给选举网王云举先生的一个补充答复，说说我们在远处看到的森林。还要声明就是这篇文章的初版在半年以前就已经公布。这里是一个补充后的新版。既是自己的文章，自然不会涉及到抄袭版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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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是否也是欧洲亢旱的罪魁？

 刘学伟 | 2011年06月01日,14:02

      我在法国生活小康，所住的别墅，也有一个花园。为了我那些花花草草的利益，我也必须像望岁的农夫那样关注雨水。我必须告诉你们，法国巴黎已经超过两个月没有下一场像样的雨。云彩每隔几天也会作势聚集，可就是下不出雨来。而且那淡薄的程度，我看打炮人工增雨都没门。这个干旱的程度据说已经达到了数十年一遇的程度。现在这里的萨科奇政府也很不得人心，不过我还没有听见有谁把不下雨怪罪到他的头上。
       想起国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现在也是亢旱，也是达到了数十年一遇的程度。不过国内有一个法国没有的可以怪罪的对象，那就是三峡大坝。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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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城六日行记

 刘学伟 | 2011年05月30日,20:00

　  应我刚到美国工作不久的儿子的邀请，我和我的夫人有机会第一次到美国旅游数日。这里把见闻收集起来，以飨公众。

由于图片太多，发布有困难。电脑上装有 MS Word或 Open Office的朋友请点击如下链接，可下载完整Word文件。照片更多，编排也更精美。

https://docs.google.com/a/milliways.fr/leaf?id=0Bw4LpvC8ye8RODdjYmIzY2YtZDQ3YS00MmNkLWIwZTgtMDhmYzc5ZDBmNGEz&hl=fr

 点击后开启google文档。请先下载，再用Word观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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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性侵案的卡恩版本为何始终不见天日？

 刘学伟 | 2011年05月24日,00:11

      【摘要】轰动全球的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缩写DSK) 的纽约性侵案，已经过去一周。我们始终处于控方说辞铺天盖地，辩方解释极度阙如的状态。看来这个现状要到6月6号第一次实质庭审之后才可能改变。 现在我们似乎有一些时间空间和起码的资讯来做一些揣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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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三次革命和三批妥协的基本思考

 刘学伟 | 2011年04月21日,14:13

      【缘起】起兴写这篇文章，是在看了中国驻法使馆为纪念辛亥革命招待的电影《十月围城》之后。那个电影其实拍得很不错。技术上艺术上都十分的精致，可是下了大本钱的，真有大片的架势。 但是说到它表达的思想，则的确要薄弱一些，因为这显然不是它的目标，它的定位定然是文艺动作片。 不过即使这样，它也在思想上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因此才有了本篇文章的主题思想。

      我受到的最大震动是，片中的武打让我觉得心惊肉跳，而不是痛快淋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感觉呢？这可能是编剧导演的故意安排，也可能是意外。片中最让我触动的不是任何一个正面人物，而是唯一的反派，由胡军饰演的清朝将军阎孝国。 他是清廷派去香港刺杀孙中山的领军人物。 他在戏中的角色，实在太过正面。 他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忠贞无二。他绝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鹰犬，他和他的部下不惜赴汤蹈火，确是认定，清廷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孙中山就是“乱臣贼子”。他在道义上并不处于弱势， 他说“那些洋人（支持革命党）绝对没有安好心。”100年后，我们能体会到这句话还真是代表了一部分真理吗？片中安排的为保卫孙中山牺牲的五个侠义之士，都是市井屠狗之辈， 没有一个明白共和大义。 他们都是被那个被动卷进革命浪潮的商人李玉堂用私恩收买，为私义而献身之人。只有那个李玉堂的儿子李重光是为共和大义而自觉慷慨献身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激烈的打斗，就让人看不出明确的正邪之分，怎么让人感觉像是兄弟阋于墙，牺牲得好冤呀？因此我才觉得心惊肉跳，而不觉得痛快淋漓。 
       我这样去思考1911年的辛亥革命，思考1949年的共产革命，当然不自今日始了。我这样的基本立场，自然国民党共产党都不会喜欢。期待第三次革命的当今民主派也不会喜欢。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追寻到的真理， 我还是要斗胆地把它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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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 — 一个“色情-艺术-政治”三栖丑男

 刘学伟 | 2011年04月15日,16:41

艾未未在德国艺术展《非常抱歉》上使用的招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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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陵寝观感

 刘学伟 | 2011年04月11日,08:09

　总算我又很高兴地找到一个和自由派共同的话题。

　　在《博联社》惊见博友介绍在华国锋的故乡山西交城县城北面山麓修建的堪比帝王陵的《华国锋陵园》已于近日完工，就等8月20号华国锋三年忌辰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安装高大铜像，正式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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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温州人，是中国人的平方

 刘学伟 | 2011年04月06日,23:47

       很久以来，我就想写一篇关于温州人的文章。加上有一位网友一再要求，我现在就还愿吧。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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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干什么去了？

 刘学伟 | 2011年03月31日,23:42

— 就只管发战争执照吗？ 

      众所周知，联合国组织相当于地球合众国的政府。而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则是这个世界政府的最核心，最重要，也最有权力的的机构。维护和平，制止战争，是它的根本职责。但是今年3月21号通过的1973号决议，由于措辞含糊(“可动用‘一切手段’保护平民”的提法，形同在空白支票上签字。）实在是等同颁发了西方联军武装干涉利比亚内部事务的执照。法国的萨科奇执照到手后两小时内就开始派战机轰炸利比亚。怎么会那么热心？法国政府的财政盈余真的是找不到地方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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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卡扎菲支个招

 刘学伟 | 2011年03月28日,01:51

       刻下新八国联军正在日夜轰炸利比亚。卡扎菲的第一要务是争取停战。最有力的争取停战筹码是卡扎菲宣布接受在非盟、阿盟和欧盟的联合监督下，尽快举行一场公平公正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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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主权和人道，利比亚的事情很纠结

 刘学伟 | 2011年03月24日,01:01

      【摘要】这个茉莉花开得很乱很野呀！好像会脱离所以方面的控制呀！我早就怀疑过《伊斯兰版的颜色革命能够成功吗?    》但我还真没想到局面会演化成这个血腥的模样。那些想把茉莉花引进中国的人士，看见利比亚的局面，会不会让你们多思考几分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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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比较抗震救灾，日本能完胜吗？

 刘学伟 | 2011年03月19日,23:53

       日本东北地区地震已经过去一周，各种报道评论铺天盖地。在国内的网上舆论中，有一种观点似乎占据不小的势头 ，就是：日本民族国家应对灾情的总状态，中国那是望尘莫及，拍马赶不上。对此本人还是不能苟同。特在此发表不同意见以供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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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经济长期发展间关系之实证考察

 刘学伟 | 2011年03月17日,15:46

-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三

由于本文章图表太多，无法直接公布。正文中的三个链接，可以直接打开下载本文三个部分的word doc文件。敬请下载后阅读。如有困难，请提出，我一定解答。若有留言，请留在这里。 以下是本章结论。

本章总结

         第一、民主指数与发展速度的相关性远远弱于民主指数与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关性。数据点的分布要离散得多。
        第二、富裕同时也是成熟民主的国家，发展速度明显偏低。
       第三、发展不足是发展可能快速的先决、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
       第四、大批的贫穷国家依然发展不快，无论它们的民主指数高一些或低一些皆然。
      第五、发展快的国家简单地说有四类：
              第一类是东亚国家。其中中国、越南、老挝是威权制度。也有民主发展较好的甚至相当富裕的：比如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第二类是前苏联集团成功转型国：富裕的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贫穷的如土库曼、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还有阿尔巴尼亚也当属这一类。     
            第三类是产油富国如卡塔尔、科威特、尼日利亚、委内瑞拉。
          第四类是一大批成功的拉美国家：苏里南、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哥伦比亚……
           然后是各洲都有的原因不同（但不是因为石油也不是因为制度成功转型）的出类拔萃者：如黎巴嫩、爱尔兰、土耳其。
         要特别注明的是，在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具有真正的分量。在2008年的全球GDP中，中国的份额是7.14%。以后的20个国家加上增长第一的越南总分量才4.22%。然后才有名列22的土耳其的1.31%。然后第51名才有墨西哥的1.84%。第57名的印度2.01%。其余的52国的比重都在1%以下，其中比重不及0.1%的计有32国。
       发展慢的国家有三类：
        第一类：非洲穷国如津巴布韦、布隆迪、刚果（金)、中非、几内亚等。
        第二类：发达民主国如日本、瑞士、芬兰、瑞典、意大利。
        第三类：各洲都有的一些失败国家。这里共产国家如朝鲜、非共产国家如缅甸、老资格共和国如海地都有。
        总之，民主与长期发展速度之间的相关性，至少在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内，实在不明确。不能说发展快是因为民主少，但可以说人均不高才容易发展快。人均已高还要发展快，只有石油国家可以做得到。
         发展中国家实在需要快速发展，但这个诀窍不在政治转型。
         民主是人类的另一个天然追求。它有与经济发展无关的独立价值。根据本章第二节对苏东波的研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民主转型成功的几率越大，反之则越小。
         威权制度如果组织有效，根据统计很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初期与中期的发展。但发展水平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即需要转型才能进一步发展。
         产油富国的专制是一种特别的专制。因为在那里国家垄断了资源，虽富却没有培育养出中产阶级。而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就不可能妄想健康的民主。
        越南→中国→香港→新加坡可能预示着另一条不同于日本-南韩-台湾的发展道路。它有较少的民主，有较多的纪律。但如果这条路认真地加以完善，一样可能成功，甚至可能更加的成功。就如同在日本民族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所表现的，那种集体主义的纪律与坚韧和政府的权威等，相对于西方的自由个人主义，绝不是到处都没有优越性的。
         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风潮再一次证明，政治转型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运动。几乎总是像冰化成水一样，要在瞬间完成。那原本冰上承载的事物掉进水里的几率可比依然浮在水面的几率大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转型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平稳的模式是我的一个最大的痛心。所以我一直主张去摸索一种过渡的折中的模式来避免这种充满风险的骤变。我希望的就是让那块玻璃在高温中慢慢地变软，然后化为液体。这样玻璃上原本的事物才有时间搬走。这实在是取决于两个方面，尤其的权力一方的智慧。权方要做的就是逐步的有诚意的改良，民方要做的就是适度的妥协。曾经看过一个比喻。有人说中国这辆车正在高速前行，但前路上始终有一个数公尺高的坎。当这高速前行的车从这个数公尺高的坎上跃下以后，落地时会是一个什么情形，这始终是一个最大的迷局。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好多种选择。但我看来看去，觉得是哪一种都不够理想。我还期待着更为理想的局面。这要有待于大家共同努力去争取，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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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那过于激情的连续剧让我心忧

 刘学伟 | 2011年02月27日,21:32

       当突尼斯人民赶走本阿里时，举世欢欣。当埃及人民赶走穆巴拉克时，环球鼓舞。当巴林当局用武力镇压广场民众时，五洲痛心。当卡扎菲居然用战机对付示威民众时，全世界都在愤怒谴责。当各国从埃及还算顺利地撤出数万侨民（主要是游客）时，世人还没有感到太大的担忧。当数以十万计的世界各地在利比亚工作的侨民仓皇地从四面边界逃离利比亚时，人们开始感到了紧张。当数以千计（很快就会以万计）的难民越过地中海抵达欧洲边界时，欧洲人开始发慌了。我们接着听说，摩洛哥、也门、埃及等当局似乎已经答应了造反者一切要求的国度，民众再度聚集，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要求解散临时政府，成立另一个更临时的政府），我也开始惶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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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激情连续剧让我心忧

 刘学伟 | 2011年02月27日,21:32

       当突尼斯人民赶走本阿里时，举世欢欣。当埃及人民赶走穆巴拉克时，环球鼓舞。当巴林当局用武力镇压广场民众时，五洲痛心。当卡扎菲居然用战机对付示威民众时，全世界都在愤怒谴责。当各国从埃及还算顺利地撤出数万侨民（主要是游客）时，世人还没有感到太大的担忧。当数以十万计的世界各地在利比亚工作的侨民仓皇地从四面边界逃离利比亚时，人们开始感到了紧张。当数以千计（很快就会以万计）的难民越过地中海抵达欧洲边界时，欧洲人开始发慌了。我们接着听说，摩洛哥、也门、埃及等当局似乎已经答应了造反者一切要求的国度，民众再度聚集，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要求解散临时政府，成立另一个更临时的政府），我也开始惶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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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会怎样死（补充版）

 刘学伟 | 2011年02月26日,12:55

      茉莉花革命在利比亚的发展太过惊心动魄，我已经有很多的感想。今天只讲一个，就是对利比亚下一步发展的预测。我只有一个预测可以肯定，就是卡扎菲已经犯下逆天大罪，他是非死不可以赎其辜了。一旦他下令用战机、用重武器攻击平民，杀人盈野，他就成了大部分国民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公敌。这个国家虽富产石油，但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乃至粮食都靠进口。仅是国际贸易封锁，就可以把它逼入绝境。国内的众多部族、军队、高官、外交官都已叛离，大部分的国土也已经脱离他的控制。只有他的几个儿子和有限的军队到今天还在听他的指挥。但上面说的大局面根本不可能逆转，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接待他流亡，他除了死在那里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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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的民主革命和穷国的民主革命

 刘学伟 | 2011年02月20日,17:32

富国的民主革命和穷国的民主革命—以苏东波后的两类颜色革命为例

       近日突然警觉到，世界上的革命，其实可以简单的划分为两类，就是穷人的革命和富人的革命。穷人的革命由穷人领导，目标是为了改善穷人的命运，甚至想要“翻身做主人”。富人的革命自然是由富人领导，目标当然是为他们的阶级谋取更多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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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后的埃及气象预报

 刘学伟 | 2011年02月15日,01:34

       埃及的疾风暴雨在全球人民的关注下，已经告一段落。我首先向埃及人民通过非暴力的斗争赢得政治自由表达衷心的祝贺。我也对埃及军队不向人民开枪表达崇高的敬意。下面我想对埃及以后近期（直到下一次大选）和比较远期（数年之内）的可能发展，做一些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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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氏辞职以后，广场群众散不散去，会是事态演进的关键

 刘学伟 | 2011年02月11日,22:37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已于不久前辞职。下面埃及的局势发展进入了一个最琢磨不定的时刻。我们要观察的第一个要点是，解放广场上的群众是满足散去，还是继续聚集，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最可能引起立马争议的就是，穆巴拉克把权力移交给了军方，而不是宪法规定的众议院议长。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副总统苏莱曼能不能指挥得了军方和政府。如果群众散去，那妥协就可以认为在政府方再让一大步后达成。如果群众不散，那局势就还会继续处于混沌僵持之中。
      我前一篇文章估计的四种前景，随着穆巴拉克的辞职，就只剩下了后两种。我衷心地希望民众不要继续进逼，这样就还有妥协和平稳过渡的路可走。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叫做“穷寇勿追”，应当是可以指导今天埃及政局走向的箴言。但是如果广场上的人要照毛泽东的著名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话去办的话，好像也无人可以阻拦。我现在还不知到他们会照孙的主意还是毛的主意办。刻下开罗的群众正在解放广场彻夜狂欢。但是如果到明天晚上，人群还不散去，就会有风险了。说句实话，我非常担心广场上至少有一部分人理智不够！如果不肯散去的人数超过数百，事情可能就麻烦了。这回他们的对台不再是民选的总统而是军方了。军方上了第一线，且看他们还会不会那样温良恭俭让。双方都没有了权威领袖，这个互动的风险可就又增大了许多呀！
      今天就写这些。明天看广场上的群众散不散，如果不散又提何等诉求，我们再来接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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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及近期发展前景的四个估计

 刘学伟 | 2011年02月10日,13:10

第三次参选博联十日谈：我看阿拉伯“街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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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妥协在埃及当下局势及一切政治革命中的价值

 刘学伟 | 2011年02月08日,00:15

再次参选博联十日谈：我看阿拉伯“街头革命”

       现在埃及的局面陷于僵持状态。在我看当局方面已经做了不小的让步。比如穆巴拉克承诺不再参选几个月后就将举行的下一轮总统选举，他的儿子也不参选。他还承诺修改宪法，限制总统任期。他任命的副总统苏莱曼也已经开始与反对派谈判。但是另一面，广场上的造者反及其领导者一如21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及其领袖，坚不肯退让妥协，依然坚持其唯一的条件，就是穆巴拉克必须立即下台走人。但是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比较成熟老道的反对派已经开始了与政府方面谈判。他们声称：“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以及防止外来势力干涉本国事务，穆斯林兄弟会愿意加入反对派组织与政府方面进行对话……” 埃及的一般局势已经开始缓和。各行各业开始恢复正常活动，广场上的人气开始持续下降。现在依我看，最后达至一种妥协的可能性已经大大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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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根上吊绳最好谁也不买，谁也不卖！

 刘学伟 | 2011年02月06日,11:07

近日有幸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做嘉宾，就中国的和平崛起发表意见。
以下是相关音频文件链接，和文字版本。请大家评鉴。

Regards_sur_la_chine_20110204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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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版的连锁颜色革命可能成功吗（修订版）？

 刘学伟 | 2011年01月30日,15:27

参选博联十日谈：我看阿拉伯“街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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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胡会，为中美外交定了一个什么调?

 刘学伟 | 2011年01月22日,23:32

       举世瞩目的奥胡会，已经落下帷幕。中国主席胡锦涛一如预计的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度礼遇。一切中规中矩，没有任何大的意外，中美双方都得到了自己需要得到的成果，也作出了自己必须作出的让步。概言之：中国得到了美国承认“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进一步确认“中国和平崛起对全球都有利”，并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等。美国得到了中国的450亿的订单，中国承认“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和保证在地区事务等多方面与美国保持合作。当然在人民币汇率、与美国的外贸逆差等方面似乎分歧并未缩小。舆论界一再重复的基本标题是：这是对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定调之旅”。

       那么定的是一个什么调呢？我的理解如果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美将以合作的方式来共同面对世局的挑战。概括成两句话则是：中国不会（硬性）挑战美国对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也不（强行）阻挠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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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二（续三）

 刘学伟 | 2011年01月11日,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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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二（续二）

 刘学伟 | 2011年01月11日,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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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二（续一）

 刘学伟 | 2011年01月10日,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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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二

 刘学伟 | 2011年01月10日,21:45

【声明】本文图表太多，只能分很多次发布。请大家原谅。 

本章小结

       主要感想有这几个：
          一、贫穷政体与富裕政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民主程度差异。这个过大的差距在大康政体和中康政体之间都明显存在。这说明，民主并不是发达国家致富的主要手段。或者说光靠民主并不能致富。印度是最典型的例子。
         二、以民主指数7为界，在各种收入水平中，似乎都有一个拐点，不过效果大小还是有不同。在7之下，民主指数的上升会导致增长率的下降，在7之上，则可导致上升。这说明，现在普遍通行的西式多党民主制度，在没有成熟以前，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还应当去寻找新的能够至少不妨碍发展的适合于发展中政体的民主形式。
        三、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与民主程度，当然有正相关。贫穷的民主不可能是成熟的民主。但是，如果没有发展尤其是发展的速度，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何时才可能拥有成熟的民主呢？
        四、 除了符合华盛顿共识（自由经济、民主政体）的欧美富裕国家，还有西亚产油富国，和东亚新加坡、香港两种富裕类型。西亚的类型不用说是绝不可能普世的。但东亚的类型则可能发展。中国很可能顺着新加坡的道路，慢慢走向一种政府（一党）主导的，中度民主的，但发展良好的政治形态。
         五、说来会让一些人伤感情，但统计资料说明，不仅是中国，在各个收入水平，较低的民主程度，甚至缺乏民主，并没有使相关的政体发展更慢。威权体制不失为一种实际可行的发展道路。
        六、我的基本观点一直没变。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当然应当走向更多的民主。但是：第一、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去寻找一种更折中的、间接的、减量加权的、类似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施行过的共和政体，以避开多党普选民主在发展中国家过于经常地带来的扰攘不安，求得最快的发展效果。第二、作为终极模式，我认为西方当下的模式已经过度民主。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应当注意避免重蹈覆辙，当然这还比较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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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中，杀掉黄四郎后，又能怎么样？

 刘学伟 | 2011年01月02日,15:57

        姜文的新片《让子弹飞》一炮大红。姜文豪言，要挑战《阿凡达》的票房纪录。网上评论，不少人认为其中有极多的政治影射。我的看法是，要说姜文全无影射，那谁都不会信。但我的这篇影评的落脚点，则不会是去穿凿附会这些影射。我要假设这是姜文的政治论文，看看它有多少可行性。
      姜文这个人无疑极有个性。他在片中豪言，要“站着，把钱挣了。”大家都会记得，他的凭借是拍在桌子上的一枚官印、一把手枪。毫无疑问，只要有足够的武力，可以把现在的当权者赶下台，把印把子夺过来。但是然后如何，却不是仅凭武力可以解决的了。
      姜文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根本没有假设后续如何。他的几个兄弟带着女人和（显然的）大把银子，去上海谋发展去了。他则骑着来时的白马，悠然离去。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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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一）——第一部分：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第二章第四节）

 刘学伟 | 2010年12月29日,11:31

 

第四节     缺乏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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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一）——第一部分：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第二章第三节）

 刘学伟 | 2010年12月29日,11:21

第三节　初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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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一）——第一部分：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第二章第二节）

 刘学伟 | 2010年12月29日,11:03

第二节　中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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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一）——第一部分：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第二章第一节）

 刘学伟 | 2010年12月29日,10:48

 

第二章　对民主指数的分层观察

第一节　成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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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一）——第一部分：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第一章：总论）

 刘学伟 | 2010年12月29日,10:16

第一章：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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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统计学初步（之一）——总序和资料来源

 刘学伟 | 2010年12月28日,10:42

 

　　【篇前缀语】这篇文章是本人上一篇文章·《民主的条件的简单世界性实证分析》（超级链接，点击即可打开）的大大扩充版。文章注定很长，要分数次才能公布完。

　　首先我要感谢《选举网》的网友Darwin君，他告诉我应当用世界著名的统计软件SPSS程序来处理我的数据，可以得到清楚确凿得多的结论。我到网上找来了这个程序的试用版，一个月有效，也将就够我做这件工作了。我又下载了一本免费的上海复旦大学的统计学教程，急用先学了一个大概。就开始上马了。

　　为了照顾那些没有看过我前一篇文章的网友，我不得不把序言中上次已经说过的话重述一遍。看过的网友不妨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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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条件的简单世界性实证分析

 刘学伟 | 2010年11月28日,22:40

西方的学术史上有一个极为著名的佳话：为了研究民主城邦制度，古希腊最卓越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发动他的学生，考察了数百个城邦，一共写成了一百多篇各论一个城邦的政治史的论文。亚氏也亲自写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大名鼎鼎的《雅典政制》。然后他以这一百多篇论文为基础，写下了他那名垂千古的政治学巨著《政治学》。从这一本巨著中，我不仅学到了他的结论，就是“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我还学到了他的方法，就是从实践出发，从无限丰富的历史的和当代的政治实践中去概括规律。他用的的归纳法。而不是如另外的更多的思想家那样，从一些基础的理念出发。比如“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 我把他们称之为欧几里得派。因为他们的成套理论，都是从几条简单的公理开始推演的。他们用的是演绎法。

我今天想写的文章，范围涉及整个世界。我业余为文，没有学生，没有助手，没有经费，没有时间，当然不可能像亚氏和他的学生那样亲自去调查，收集详细素材。因此我这篇文章的独创价值，与亚氏比，当然只能是萤火虫比太阳。但我遵循的是他的方法，就是从实际的大批的政治实体运作中，去寻找规律。我看到很多确确实实的，信奉普世价值的人们所不甘心承认的，人世间的不均等。看到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所依赖的诸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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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巴黎接见旅法华侨华人代表合影。

 刘学伟 | 2010年11月23日,19:55

2010年11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巴黎接见旅法华侨华人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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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

 刘学伟 | 2010年11月20日,19:53

分析问题有两种逻辑：一种是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这是我最常用的逻辑。另一种是先提出结论，然后再徐徐倒证之。两种逻辑当然各有利弊。不过我今天准备用第二种。

文明是一个超级的大系统。它有很多的互相勾连的子系统。其中最重要也最基础的毫无疑问是经济子系统。一个繁盛的文明必须有一个繁盛的经济子系统做基础。如果经济子系统面临难以挽回的长期困境，那么这个文明就得走下坡了。我这个逻辑前提还成立吧？

现在我来论证西方的经济子系统很可能正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困局。

西方的经济竞争力全面衰退的最确切证据是它们整体普遍面临的长期的国际贸易逆差。长期的国际贸易逆差之不可承受，应当不言而喻。因为这个长期的逆差无法用借贷长期弥补。窟窿越来越大以后，借贷就必会越来越困难。随之而来的就必是转让资产。就是卖祖产补窟窿。西方繁荣500年，那攒下的资产可不是一般地多。比如遍布西方的博物馆中的自己的和各处抢来的文物珍宝字画，就价值连城，不知凡几。要等到把那些都典当殆尽，那至少还可以撑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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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伟也谈民主的真假与好坏

 刘学伟 | 2010年11月19日,00:22

关于民主尤其是加权民主，两年来，我已经写了大约三十篇，近二十万字的文章。本来已经觉得发掘不出什么新的想法了。近日看见《选举网》的资深网友小红妹和缪 一轮先生的争论，并众网友的留言，突然觉得脑中灵光一闪，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不揣鄙陋，说出来就教于大家。

先谈小红妹的短文，《民主也有好和坏》。该文第一句说，“民主有真假。遵守宪法，就是真民主。违反宪法，就是假民主。”这话确有漏洞，马上被人抓住：“宪法 也有好坏的区别，也有独裁宪法，难道遵守独裁宪法也是真民主？”我来把这句话修改一下，看能不能把漏洞堵起来。我的提法是：“民主有真假。广大人民真能当家做主，就是真民主。不能真当家做主，就是假民主。”

小红妹接着提出民主有好与坏之分，而且 提出”即使是真民主，也确实有好坏之分。不加分析，不讲条件，把民主神化，小红妹也是不赞成。”这个就比较深刻了。因为这个提法接触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并不能保证正确，并不能保证就是一个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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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尔G20和横滨APEC我们看到了什么？

 刘学伟 | 2010年11月14日,12:34

      【摘要}把G20和Apec会上看到的这些现象综合起来，我们不难得到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中国在继续崛起，发达的西方根本无法阻挡。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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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退休制度大战已基本落幕，接下去还能有什么？

 刘学伟 | 2010年11月08日,00:51

【摘要】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萨科奇打赢的只是一个战役，而不是整个战争。法国亏空的可不止是退休金，他不知还得喂给法国人多少苦药才能让财赤真正降下来。接下去的两年他实在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作出相当的成绩，才可能赢回给民众灌苦药的同时必然失去的民意分数，从而赢得连任。从目下的趋势看，这还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最可怕的对手是IMF的现任总裁法国社会党人施特劳斯·卡恩。一切民调都显示，今天的萨科奇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社会党的所有大佬都宣布，一旦他们上台，就会让萨科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成的退休制度改革去见阎王。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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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权分立理论的初步演示

 刘学伟 | 2010年11月01日,00:55

中心意思：政府的势力必须略强于资本和公众。

必须是一个国家的真正核心，而不是公众的尾巴和资本的仆从。

当然它必须受到两方的有力监督。

中心意思：西方制度的最大漏洞在于政府过于软弱，

当惯了公众的尾巴和资本的仆从。

这个状况不改过来，已经开始衰落的西方没救。但这改起来很难。

中心意思：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政府极为强势。

最大缺点是公众和民营资本的势力都太弱。

公众和民营资本的势力也都需要大力加强，

但两者都不宜凌驾于权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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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当下民运的制度分析

 刘学伟 | 2010年10月21日,18:36

       【摘要】民主并不是一个圣物。它不过是一种调和个社会集团利益冲突的制度安排。它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它并不简单地像有些人说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一种“最不坏”的安排。或者至少法国式的这种民主连它们自己的严重问题都解决不了，解决不好，并不能轻易普世。我们中国的民主的确太少，政府的确太强势。但像法国这样政府太弱势，那我看很可能更糟糕呢！简单地说，我确信，以恰到好处的中庸为界，过于强势20%的政府比过于弱势20%的政府副作用要小。走到极端，极权政府也肯定比无政府好。因为至少人民还可以有饭吃。火车会跑，电灯会亮。像法国这样发扬民主，再过些日子，可能就真会一切乱套，吃不上饭了。记得文革的大民主吗？我作为知青，还向家里背过白菜的。今天我在这里，可是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加油站给我的座驾加上油。想买油桶？对不起已经告罄。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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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中日友好吗？

 刘学伟 | 2010年10月18日,20:32

      自詹其雄船长被日本巡艇抓走以来，中日双方你来我往，互不让步，很快地就把双方用了好几年的功夫，历经胡温“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 “暖春之旅”，和日本民主党首位首相鸠山由纪夫首倡的“脱美返亚”路线，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点点相互信任，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消磨殆尽，真是让人何堪浩 叹！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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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另样崛起之道

 刘学伟 | 2010年10月03日,18:03

除了像蒙古四大汗国那样的纯靠武力建立的短暂帝国，从来的世界一流强国都是当世的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这次还在中途的崛起已经破例了。中国的人均还在一百位开外，只及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但综合国力已经仅次于美国，而且之间的差距还在以惊人速度迅速缩小。就算10-15年后，中国的GDP追平美国，20-30年后，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一倍，从而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至少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超级大国，那时中国的人均GDP也会比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少很多。一个发展中或用温家宝的话来说，到本世纪中叶初步发达的国家会成为超级大国，凭的就是用5000年的历史凝聚起来的高度自我认同的十三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固有疆域。我们真的要永世感谢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巍巍大中华。

本文的宗旨是想初步阐述一下我所观察到的，这种历史上不多见的崛起中途的庞大发展中国家给世界带来的另样的威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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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交环境为什么恶化？韬光养晦还有用吗？

 刘学伟 | 2010年09月26日,23:40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益无可置疑，中国威胁论也日益甚嚣尘上。西方发达国家真的开始担心中国这个后起之秀会颠覆他们的500年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开 始担心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依然会阻碍它们的自主发展。亚洲的周边国家则开始担心东亚朝贡体系变相复起。中国的外交环境，在我看来，真的开始有所恶化。其实， 这种趋势本来10年以前就开始明显化。只是由于9.11事件以后，美国被迫把头号注意力放到遏制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方面，中国才意外地赢得了这10年的黄 金发展期。到得如今，美国依然没有摆脱恐怖主义和中东那两场战争的困扰，但已经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遏制中国发展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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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和与达·伽玛的远航之粗浅比较说开去

 刘学伟 | 2010年09月20日,00:45

        【摘要】明摆着的事实是，郑和的船队，比达·伽玛的船队人数多出几乎两百倍（27400：140）船队的总吨位之比也应当有这个差距。而且中国船 队的航行历程比达·伽马的船队文明了不知道多少 。但是他们的历史影响却是不可比拟的。郑和的八次航行在此后的中国数百年间完全成了绝响。而达·伽马-哥伦布-麦泽伦的后继者则以武力征服了整个世界，包 括中国。这个历史我们真的无法用道义去评价。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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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侵略性、扩张性？现在呢？

 刘学伟 | 2010年09月17日,00:26

《选举与治理网》的网友逢源堂先生在本人的《9.11九周年祭》后面有长篇留言。声称有十万个为什么可以提出。本人才疏学浅，加上时间有限，在本文中只试图回答三个。

1、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带不来发生在中国之外的鸦片战争？

2、为什么倭寇屡屡入侵而它的本土就从来没有中国舰船的影子？

3、为什么通过wto获得经济发展的政府反而仇视西方？

本文的题目真的是可以写一本书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只能表达个大概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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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九周年祭

 刘学伟 | 2010年09月13日,15:13

九年前的9月11号，纽约的双子塔被基地组织的亡命徒劫持的美国民航机撞毁，直接的人命损失近三千。那无奈地从塔上跳下的绝望的身影，那摩天大楼轰然倒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一定会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烙印终身。那一夜，相信有无数的人在为美国人民祈祷。

当剧痛稍缓，人们自然要问，“美国人究竟做了什么不得体甚或伤天害理的事，乃至遭人嫉恨到如此地步，要施以如此野蛮无情之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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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到底有多少？在哪里?

 刘学伟 | 2010年09月10日,23:01

报载根据日本官方统计,中国的经济产出能力，已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日本（大体是10%比2%），那么全年产值超过日本至少5%已经没有悬念。也就是说，中国已然超过占据这个位置达40年之久的日本，取得了全球经济产出实力第二的地位。在前面，只剩下最后一个追赶目标，就是美国了。勿庸讳言，这是又爬上了一个壮观的台阶。

关于这个发展，舆论界当然有很多的议论。大体上可分为乐观与谨慎两派。前者的意见大体是：从此以后，中国将奋勇直前，大约还需20年，必将取美国世界产能第一的地位而代之。谨慎一派的基本意见则是，居第二的只是整体的GDP，按13亿人口一除，人均仍在世界垫底。哪里有多少值得骄傲之处？

而我的观点呢，一如既往，居于折中之处，叫做谨慎乐观。我即要为中国登上这个台阶大声喝彩，又不敢忘记现今的中国还存在的恁多短板。不过我也想提醒大家，其实那些短处也不尽是、仅是缺点。辩证地看，它们很大一部分其实也就是中国今后的发展余地。如果像北欧国家那样，缺点已经不多了，那也就基本发展到头了。那中国还有什么机会可能更上层楼，赶上美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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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西方文明优劣长短的一场对话

 刘学伟 | 2010年08月29日,23:59

就在昨天晚上，参加一个婚宴，我与我的一位在法国某文化机构已经任有高职的朋友，有一场断断续续的对话，主题基本围绕本文的标题。这里想凭记忆把基本内容复述出来，或许能对大家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我们是要好的朋友，经常有机会见面，而见面就一定会有辩论。基本立场是我说中国近年有很多进步，他则说中国还有太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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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劫持悲剧与民主有关吗？

 刘学伟 | 2010年08月27日,23:08

       【摘要】应当说无关。这种事在民主制的国家，集权制的国家，发达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不发达的国家都有发生。谁都未能幸免。还不如说在政府有效率的国家，至少事发之后的处理，会有效一些。而这有效率与否，又与民主与否没有明显正相关。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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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自伊拉克“凯旋”啦！

 刘学伟 | 2010年08月22日,00:36

        【摘要】展望美军正在迅速撤离的伊拉克，个人以为，安全局势绝对不容乐观。各种形式的恐怖袭击，只怕会有增无减。尤其是在明年，美军更少，恐怕都难以自保的时候，那 个在巴格达市中心，由美军负责安全的现代租界所谓绿区恐怕都会成为恐怖攻击的新中心。最后美国使馆的安全，我都替它担心。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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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与中国开战？歇菜吧！

 刘学伟 | 2010年08月17日,21:48

       【摘要】在博联社，也在其它论坛，我都看到貌似有少量美国聘用的辩护律师在发言。比如说，领海只有三海里，美国人的演习都在公海上。那当年苏联把导弹运到古巴，走的也是公海，目的地是一个主权国家古巴，美国凭什么封锁古巴呢？如果中国也派一支海军（当然是假设，中国当下并无这种实力）到加勒比海或者夏威夷群岛周边的公海去演习，看看美国的律师们又会有何等说辞。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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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要怎样才能不挨骂？

 刘学伟 | 2010年07月26日,10:56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不知确切出处，但挺有意思的段子：“毛泽东让中国人不再挨打。邓小平让中国人不再挨饿。而现在的中国领袖的任务，则是让中国人不再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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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幸运？还是悲哀？

 刘学伟 | 2010年07月17日,19:37

       【摘要】先给我要讨论的英雄下一个定义吧。那是一些了不起的大人物，能带领人民走出一个巨大的困境（比如古代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摩西），或者领导人民开创一项伟业（比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或者完成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比如中国的邓小平）。他们都应当有卓越的才能，坚毅的性格，崇高的威望和仁善的品德。可惜那种近乎完美的英雄古往今来都实在罕见。我们常常只能满足于一些有缺点的英雄，或者只是一段时间的英雄。实在有太多的英雄晚节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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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吴邦国合影见闻及感想

 刘学伟 | 2010年07月11日,16:35

【摘要】吴委员长说中国现正正在编制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将着重解决一系列中国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以下这一句话最关键：“只要我们踏踏实实这样走下去，再过10年20年，当中国经济达到十万亿，二十万亿美元时，甚至到2049年中国建国100周年时，诸位再出来，肯定昂首挺胸。中国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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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世界和谐，中国最应当做什么？20国峰会感想

 刘学伟 | 2010年06月30日,19:11

为了世界和谐，中国最应当做什么？
—对今次20国峰会之感想   

 【摘要】中国古话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中国成了众矢之的，西方一天到晚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平衡贸易，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等等，没完没了。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台湾，一方面企求中国（大陆）在经济上施与越来越多的援手，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充满忌惮。我真不忿中国（大陆）怎么太过经常地处于一种出了钱还要找骂挨的尴尬境地。
       —好不容易写了一篇短文章。希望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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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原错是共产，改革的原对是走资

 刘学伟 | 2010年06月25日,16:58

      【提要】标题中的“原错”一词，是我生造的，词典中一定找不到。词典中能找到的类似的词是“原罪”。这个词来源于《圣经旧约》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听了蛇的蛊惑，偷食禁果，结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的故事。我之所以不愿用“原罪”，主要是因为中共犯的共产之过失虽然后果极为严重，但在道德上原本却并无恶意，称之为“罪”，似乎并不十分准确。称之为“错”，考虑到那后果，那又真有“放水”之嫌。加一个“原”字，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错误是中共以后犯的一系列错误的源头。这个错误就是共产化，公有化，或消灭私有制。这不是全世界共产党的原错还能是什么呢？
      “原对”一词也是生造。我说的是最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基本精神，就是放任私有制的发展，就是改正以往共产的错误。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把公有制改少，把私有制改多。开放也是向全世界的私有制度开放，向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这件事情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但好像又是一个极大的忌讳，在任何公开、正式的场合，不能说破。我的这个提法，在国内的任何正式纸媒上，想必也不能公开发表，就是仗着我人在海外的身份，仗着互联网的自由，看能不能让我把它说破。“哎呀，国王没有穿衣服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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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建国有功劳，但绝不是红太阳，大救星

 刘学伟 | 2010年06月20日,17:43

—兼与闫奋勤君磋商    

      【摘要】评论一个政治家的历史地位，绝大部分应当依据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政策路线给他所领导的国家带来的利益还是祸害。道德评价根本无足轻重。一个再善良的动机如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大跃进带来“三年自然灾害”），也不能丝毫减轻他的罪责。至于造神运动和文革，有人到今天居然还能给毛找出正义的动机，那我真是觉得他的脑瓜子被洗得太过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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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退休制度可能被挽救吗？

 刘学伟 | 2010年06月18日,18:54

      法国的退休金库，亏空越来越大。多少年来的每一次改革企图，都被街头政治打断。只有一种改法是可以通过的，那就是条件更优厚，比如更早退休，更多的退休金，更少的分摊金缴交比例。“要想反攻倒算，让我们把已经吃下去的东西吐出哪怕一口来，看我怎样和你拼命！”
      在西方的制度下，公民太强悍，政府太软弱，那个公众贪欲，无方可治。本来吃药可以治愈的时候，他们什么药也不肯吃。等到需要动手术才管用的时候，他们让一步肯吃药了。等到病入膏肓，他们说动手术也可以接受。可是这还来得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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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作为决策方式的民主制与集中制

 刘学伟 | 2010年06月17日,00:03

      在一群人中，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决策，是民主-共和制的根本特征之一。这种制度，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但这在东方，在中国，实在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学习的。如果在一个小小的几人十几人几十人至多几百人的议事团体的规模内，我们都学不会少数服从多数，妄想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 几亿人的规模上实行多数人的统治，那个不可行性，不知比爬还不会就想飞还要疯狂几万倍。我们还是先来学习小小的议事民主吧。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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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加薪后即大量撤离 搅浑深圳代工薪水

 刘学伟 | 2010年06月12日,10:39

     我的上一篇文章，题为《 郭台铭的工薪三月翻番计划会不会是一个阴谋？》大部分留言者都认为我是过虑，并为郭台铭100%涨薪大声叫好。
      我现在的基本想法依然是，“钞票又不是他家印的。这中间必有蹊跷。”我一不明白他如此大幅加薪的动机，二更是质疑他这样做会造成的连锁社会后果。
     我还说了既然第二次加薪要等到10月1号，员工还要通过“测试”，那中间就还可能有许多故事发生，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明白郭台铭的真实动机。所谓“试玉需烧三日满，辩材需待七年期”是也。
     我总之是不赞成太过道德式的解说，觉得企业家不是慈善家，这些不可能是他和董事会的主要考量。
     中国人一贯主张中庸，我相信“中道而行”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不二的正确选择。涨薪30%就很好。涨100%就太极端，不可能正确。
     我也承认关于“阴谋”、“报复”之类的提法太过揣测，缺乏足够的依据。我们等等再看事态如何发展。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时间还过了不到一周，连第一次30%的加薪都还没有兑现呢，就有新的重大发展出现。现在就请大家看如下的正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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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的工薪三月翻番计划会不会是一个阴谋？

 刘学伟 | 2010年06月10日,07:30

我真的觉得郭台铭就是脑壳坏掉，也不能在三个月内就把所有员工的工资翻倍。钞票又不是他家印的。这中间必有蹊跷。如果把大陆的基准工资一下子炒高之后，富士康再逃走，那80万工人的失业还是小事，整个中国经济都可能吃不了兜着走的。极而言之，我觉得富士康的三月工资翻番计划，很可能是一个报复，一个阴谋。 中国政府，中国的工薪阶级，可要小心了。这个糖衣炮弹不会好吃的。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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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李晨辉君，再谈中国与西方比前程

 刘学伟 | 2010年06月06日,00:19

     有一点我始终对晨辉君有点意见，就是他常会把人家的本来还不算离谱的意见加以强化到离谱的程度，然后大加批判。这次也是这样。先看他的转述：“学伟先生和我争论，中国在十年之内能不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学伟先生的观点当然是，美国和西方，都是强弩 之末……而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所以说，用不了十年，中国就会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涂成红色这句话是谁说的？我问过宋鲁郑，他当然否认自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我说过类似的话，请晨辉君指出原文出处。我可以马上以头抢地，向世人为我的胡言 乱语谢罪。如果指不出来，我只能认为，晨辉君作战的对象，其实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而且我慎重建议，以后不要再这样曲解论友的原意，然后加以义正辞严的批 判。而我的商榷对象则是晨辉君至少两次提到的中国100年也无法超过美国。引文如下：“我的论点是：我们不但无法在十年内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我甚至认为，一百年我们也不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不用说十年，一百年之内，我们也无法超越美国。”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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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加权民主

 刘学伟 | 2010年05月27日,13:16

     这是一篇在《选举网》的辩论文字。那是一个政治学的专业网站，无时无刻不在讨论政治，讨论民主。这位好心情君是就我的《论在发展中国家应当试行加权民主》一文提出的商榷。好君的原文附后，个人觉得有相当水平。介绍到博联社，希望大家感兴趣。    
      又见好心情君一篇严肃的长文与我商榷加权民主。文风之正，令我钦佩，也令我有些惭愧。因为我业余为文，很多时候是考究不够的。比如我几乎从来不会加附注，主要是没那工夫。
      好心情君的这篇文章，对我的文意观点的故意曲解我认为是没有的，但误解还是所在多是。不过我的观点经反复阐述，可说的新话并不多，这里可能会有对自已以前的文章的很多重复。不过既然是自己的话，也就不存在版权问题，我就不再注明引自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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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博联社没有“思想”“争鸣”之类的栏目？

 刘学伟 | 2010年05月26日,23:27

      博联社的首页，林林总总，共有二十多个栏目。我始终觉得，缺一个叫做“思想”或“争鸣”这类的栏目。比如在博联社一直热门的民主话题，只好放到勉强沾边的“时政”一栏中。其实民主这个话题，永远新鲜，与时政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

     记得刚到博联时，已是两年以前了。给老总马王爷提过此事。马王爷说，以后会开一个“博联讲堂”一类的栏目，就方便讨论这类比较深刻的话题了。光阴似箭，两年过去了，这样类似的栏目还是不见踪影，也不知是不是还有什么更复杂深刻的原因。

      从版面上看，现有的二十多个栏目，其实有相当一些都是类似，或者可以合并的。比如“博友记”和“博联谈”，是否可能合并呢？ 比如“文学”和“艺术”又是不是很接近的项目呢？“游历”和“生活”相距似也不太远。后面提到的四个栏目各有10行。如果省出一个来，让给“思想”或“争鸣”或者其它类似的名称的栏目，就富富有余了。我们博联社就有两个强项，一是摄影，二是时政。这关于思想的讨论其实是我们的第三强项。为什么就不可以再为我们的强项多留出一点地盘呢？

     况且，网上的版面本就是虚拟，要再把首页放长几行，也不是很困难的事。这个改版怎么两年都看不到一点动静呢？我的文章还经常投往《选举与治理网》。那边的网民自由派倾向太重，很让人不舒服。我真的还是更喜欢博联社的多元气氛。但是《选网》那边的版面可是在不断地改善，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我们的长处，当然要保持。但人家的长处，可不可以学一学呢？

      提这些意见，是希望我心爱的博联社更加兴旺，相信马王爷不会因此不高兴。也希望其他的社友发表意见，看我的建议有没有一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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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科奇可有妙方扭转法国的财政困局？

 刘学伟 | 2010年05月24日,22:30

       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总算惊醒了欧洲人以为可以长期寅吃卯粮，把还债的期限一直推到孙子辈的美梦。现在，每个欧洲国家都得面对，不是将来、不是儿孙，而是今天、而是自己这一代人就得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来至少阻止国家债务继续飙涨，乃至逐步减轻长期积累下来的庞大债务的现实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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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泰国危机的另样出路

 刘学伟 | 2010年05月20日,14:40

    【摘要】现在最重要的前景展望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富裕阶级将如何利用这次很不容易得到的机会，去从体制上排除他信派、民粹派再次通过选举卷土重来的通道。提前大选的诺言已经宣布废除。泰国本届议会2008年1月当选，任期四年，2012年1月任满。目前还余约一年半任期。这届议会在上年的与黄衫军的冲突中，他信派的人民力量党五党联盟已被法院以贿选为名解散，议会早已残缺不全。（他们怎么也不补选？当然如果补选，选上来的必是他信派。）农村地区的代表严重不足。这就是红衫军不能等待一年半以后的下一届选举，要求政府立即解散议会，提前选举下一届国会的原因。但是我估计政府一定会至少力图想办法修改宪法和选举法，让城市的代表权大幅加权。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2007年上次选举的故事就会重演，他信派必会卷土重来。就又会轮到一年以前得胜回家的黄杉军回来安营扎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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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郁伯仁的是是非非—答选举网XUPING君

 刘学伟 | 2010年05月16日,07:45

这篇文章从《选举网》转来。那里可是自由派的大本营。请毛磊、白驹蚁和其他有勇气爱国的诸君到那边助拳。本文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7060

又看见XUPING君要与我商榷。只要像XU君这样和和气气，多少商榷我都欢迎。

　　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像是在事发后三天。那时在博联社已经热议两天了。只是由于通讯上的一些延误，再过三天才在选举网刊出。此时选举网上已有好些讨论了。

　　XU先生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三个美国警察打的不是一般的人。打的是外国外交官，打人的地点是外国领馆之内。这个外国凑巧是中国，因此才引起了国 际纠纷和相关外国也就是中国的公众的强烈关注。在美国警察打人之前，中国外交官郁伯仁很可能是犯了一些交通违规方面的错误的。但这个错误与美国警察进入中 国领土在明知外交官身份的情况下还殴打中国外交官的行为的错误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众所周知，外交官代表国家，在驻在国不受当地司法管辖。使领馆的土地 就是外国领土。就是用车也是活动领土。所以当年方励之才能躲进美国使馆，最后用美国外交车送上美国飞机，中国政府根本无法干预。用博联网友毛磊的说法： “律法就是律法，领土就是领土；一双美军的军靴踏上中国领土，这个大是大非分不出，爹妈白养了。”我很奇怪一些中国人自告奋勇地去给美国警察当律师，非常 努力地寻找出一切可能为他们减轻责任的情节和理由。我真的不清楚他们的动机何在。当然也有一大堆中国人在给郁伯仁当律师。但他们的动机我不难理解，因为他 们是中国人。

　　您能不能假设一下，如果中国警察以任何理由（比如追踪交通违规者，不清楚这里是美国的地界）追进美国使领馆，在明知对方身份的情况下打伤美国外 交官，接下去会如何？这次为美国警察当律师的那些人，是接着给美国外交官当律师还是给中国警察当律师？他们关爱的到底是警察还是美国？这还不明白吗？

　　下面想引一段中国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和这件事做一下映照。

　　1903年，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而自杀身亡。

　　谭锦镛是奉公使之命从华盛顿来旧金山处理外交事务。他在一座大 桥上与一个美国警察擦身而过，此人却出言不逊，并抬手掀掉他的帽子肆意侮辱：“中国人，黄猪!长辫子，猪尾巴!”谭锦镛强压怒火，拾起帽子，用英语说： “请先生自重，中国人也是人!”“中国人是人?”美国警官嚎叫着打了谭锦镛一记耳光。谭锦镛忍无可忍当即回敬几拳。不料，美国警官吹响警笛，召来几个巡 警，将谭锦镛按倒在地，一阵毒打；打完后，拖到桥下，将他的辫子缚在篱笆上示众。

　　面对这群如狼似虎，骄横跋扈的美国警察，堂堂的中国武官，竟无 力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甚至连个人的尊严也捍卫不了。美国警察对谭锦镛百般戏弄侮辱，然后，将他扣上手铐，押进旧金山警察局。谭锦镛出示使馆 武官证件后，美国警察狂叫：“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谁也破不了例!”折腾到深夜，一位当地华侨商人花钱疏通，谭锦镛才被释放。

　　平白无辜遭此凌辱，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谭锦镛走上高桥，投水 自尽。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国际公约，但外交人员是一国代表不受侵犯还是国际惯例。别忘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理由就是要解救被困的使馆人员。而且中国政府还 事后派高规模的专使团到德国为杀死的公使道歉。何以到了中国就变了规则？

　　什么是至少那个时候的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的真相？看看谭锦镛的命运就知道了。

　　XU先生接着谈到美国大兵虐俘的事。很奇怪又把美国那么大规模，高层次的侵犯人权事件“坏事变好事”。真有点像中国出了矿难以后，政府的宣传可 以把重点都挪到感人的抢救中去。美国警察打了中国外交官“之后”还有什么，我们正拭目以待。我倒还真想不出，除了美国道歉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让您更满意的桥 段可能出现。

　　XU先生接着谈到赵作海事件。从网上披露的材料看，那个错案的源头是三个小警察刑讯逼供。这种情况当然在中国不是个别，但也绝不合法。您认为这 起或这类刑讯逼供的规模、恶劣程度、影响能与美国军人在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的大规模虐囚相提并论吗？美国女兵居然可以把伊拉克男囚的衣服剥光，然后进行性虐 待，还得意洋洋地留下那么多无耻的照片以便事后炫耀。没有留下照片证据的类似丑事还有多少？您能客观公正地想象吗？您觉得中国这种显然远不及美国先进的制 度下的那些理当更糟糕的警察可能做得出来类似的事吗？赵作海事件曝光以后，全国舆论口诛笔伐，政府司法当局立即认错道歉赔偿，追究处分责任者，哪里又比美 国人的反省差了多少？

　　XU先生，全世界公正舆论已经“在调查后确认美国的”至少一部分军人“确实野蛮、残暴、险恶、无耻”。全世界公正的人民已经“风起云涌般地对之口诛笔伐”过了。

　　我说的是是非非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确不觉得美国就那么完美，而中国就那么糟糕，至少在郁伯仁这件事上。如果有点偏向，也应当可以理解其动机。比如前面说到的中国人为中国人义务当律师。去给外国人义务当律师，又太过卖力，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说到底，人总是有立场。我认为第一立场应当是公正。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应当以关系的亲疏论是非。如果有所偏向，那多少偏向自家人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公正地偏向外方，我不知道“吃里扒外”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恰当。

　　这篇文章的用词好像又有点偏激。申明批评是泛指，不特定某一位人。不当之处，先行致歉。

 附录：

XUPING：请教“是是非非”的刘先生

 　刘学伟《从郁伯仁领馆被拘案谈起》对“《选举网》至今还无一人谈及”“中国驻美国休士顿副总领事的郁伯仁无牌驾车，被该市警察发现后，无视警告，开车径回领馆，被尾随警员追入车库，强拷殴打，至引国际纠纷一事”耿耿于怀，对“一些人”的强烈不满溢于言表：

　　“一些人一说起中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厌恶之意，从无掩饰。而一说起西方那就永远都是景仰之情，溢于言表。我对这种态度，实在是十分地不认可。”

　　“有人在看到祖国出了什么臭事时，无法掩饰地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兴奋，好像正中下怀，好像总算又抓住了一个有把的烧饼，又可以拿来大嚼一通了似 的。(下面这句话有些过，但好像很精彩，我忍不住写下来，唐突之处，先行致歉!—好像突然捡到一个免费的鸦片烟泡，又忍不住拿来吞云吐雾一番了。)”

　　对于刘先生的这番说辞，我颇有疑惑，特此想向其请教。

　　要说到警察问题，任何一国公民——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美国公民，最关心的应该(甚至可以说：当然)是本国警察的表现，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道理在哪里?因为自己最可能打交道的只能是本国警察，而不是他国警察。

　　我能保证我一辈子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但是谁能保证我一辈子不落到警察手里?因此，警察对别人的凶残，难道不意味着对自己也是一种威胁吗?网上对本国警察的劣迹的声讨义愤填膺、排山倒海，我认为原因就在此。

　　而美国警察打人，远隔千山万水，实在引不起这里的人的痛心疾首。“《选举网》至今还无一人谈及”，又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这里的警察打了那么 多人，美国公民都上街游行示威去了吗?美国网民们有发帖无数在声讨吗?不见得吧。当然，有美国公民要关心中国的事情，中国网民也不排斥。不过，如果他说得 过于离谱，中国网民也还是要向他请教请教的。

　　刘先生又由“《选举网》至今还无一人谈及”，就推理出他们景仰西方，这就很没有道理。请问：有哪一个网民说过“美国制度就是好，警察从来不打人”?没有吧?

　　刘先生如果认为：美国警察打的是中国人，哪个中国人不表示一下愤慨就是不爱国的话，那刘先生是不是应该到中国，挨家挨户去那些没有表示过愤慨的人家作个严正告示：美国警察打中国人了，你们为什么不表示愤慨?还爱不爱国?

　　最近看到刘瑜的《敌人的权利》一文说到的问题，正巧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借鉴。

　　文章谈到“美军虐俘”这个现象时说：

　　“无论是阿布监狱的照片，还是关塔那摩的记录，都表明‘敌人’落入美国手里之后，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美国的 ‘人权’概念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是一个用来敲打它国的大棒呢?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 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而在美国，“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

　　“关塔那摩那700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 的运转，政府不可能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 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 ‘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对于美国警察打人，刘先生只是给我们“演”出了“戏”的上半部分。至于“之后”怎么样，刘先生没有交代。不知道刘先生是还没有获悉，还是避而不 谈?而这“之后”是怎么样的，却恰恰是事关这个制度是否值得景仰的关键所在。那么，“之后”是果真如刘瑜所言，还是有另一番景象，想必刘先生应该清楚，不 知能否赐教?

　　而“另一番景象”，我等在此倒可以提出一个我们这里的版本，供刘先生欣赏欣赏。

　　别的不谈，警察刑讯逼供在网上一起又一起被暴光，特别是最近，赵作海披露在刑讯逼供中被打得生不如死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这类事件，我就不多 重复了。那么，“之后”的“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能起的作用怎么样?“立法系统的制约”和“独立的司法力量”又存在吗?这方面的问题，从之前与刘先生的 交流中知道：他对此也算是明白的。因此，在此也不多加述评了。

　　只是想提请刘先生，能否作个认真的调查：中、美两国警察在打人和刑讯逼供方面，哪个数量更多一些、更加严重一些?“之后”的处理哪一个更加合理 一些、到位一些?如果在调查后能够确认美国警察及其制度确实野蛮、残暴、险恶、无耻，那就不需要刘先生的指责，网民们肯定也会风起云涌般地对之口诛笔伐。 而如果不进行调查，就拿中国官员在美国被警察殴打一事大做文章，刘先生能对得起自封的“是是非非”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要说刘先生“看到祖国出了什 么臭事时，无法掩饰地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兴奋，好像正中下怀，好像总算又抓住了一个有把的烧饼，又可以拿来大嚼一通了似的。好像突然捡到一个免费的鸦片烟 泡，又忍不住拿来吞云吐雾一番了。”我也只能认为他说得不无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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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债务危机有药可医吗？

 刘学伟 | 2010年05月09日,22:31

—东西方政体长短之（资本、政府、公众）三元分析

        今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已经几至不可收拾。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正在候诊室中轮侯等待下一个上场的机会。这之前，已经有了所幸小小的冰岛破产，在这病猪四国之后，还有日本、美国两个超级大病象。放言之，西方发达国家，又有几个不是负债累累。法国、德国、英国谁都不能例外。（标准的发达国家法国打算赖掉法庭判罚的该台湾的5亿欧元，理由居然是“没钱”。请朋友们评评这像不像无赖。还不说之前的国家级的世纪大贿赂比起中国的贪官污吏们，谁个会相形见绌？）（有博友说，只要能借到钱，就是本事。问题是如今他们似乎已经借不到钱，靠的是债多不愁了。那又会是什么本事？） 再放言之，欧共体可能允许希腊倒下去吗？不可能呀！这块多米诺骨牌已经太大，倒下去，可能把欧元整个砸碎的。欧盟已经承诺出资最多7500亿，建立稳定欧元基金，以应对希腊和类似的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个数目之巨，若以欧盟5亿人口均摊，会有每人无分男女老幼1250欧元，以一家四口计，家均5000欧元，已经是两个月的工资，远超一个家庭的平均年税务！我真不知道，这只是一个稳定情绪的心理探空气球，还是真能拿出那么多钱来，这些钱又是从哪里借来呢？该不是欧洲央行印钞票吧？后面那几个候诊者，哪个的块头和窟窿都比希腊大。想想那个前面的光景，岂止是头晕可以形容。有朋友还计算着那奔驰车很快再奔驰起来呢！我能企盼的，就是他们还能停在马路上，而不要掉下悬崖去，尤其是不要把不相干的人也拖下悬崖。我很遗憾，让许多人如此崇仰的西方民主国家，怎么能把他们自己的财政搞到如此普遍的一团糟的地步呀！他们要是真的都坍塌下来，又岂是肩膀嫩嫩的比如金砖四国所可能扛起来的。当然至少到今天我还是相信，西方国家繁荣了500年，积下的老底子岂是一般地厚，一时半会儿应当是死不了的。不过西方的金融财政制度和在这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有着大的漏洞总是可以确定无疑的了吧。

      这篇文章，想从西方体制中资本、政府和人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简略分析一下何以导致这样普遍的糟糕财政局面。然后再来比照中国，看可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西方的制度总精神，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制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方面我都不是认为它不好或不对，而是认为都不可以滥用，但是可惜都已被滥用。这一连串的金融乱子说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解决一切重大经济问题。比如高盛、雷曼兄弟那样的金融大鳄的贪婪，在它们惹出滔天大祸之前，看不见的手也是看不见它们在犯罪的。在这个问题上，萨科奇实在有理，世界必须制定出严厉得多的监管法规，让那过分的资本贪欲无法肆虐。否则早晚会有收拾不了大局的一天出现。关于民主政体也类似。我并不认为这个制度在发达的西方是不可行的。事实上，这是人类迄今达到的，对应于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相对最完善的制度。只是它有过分之处。具体到与财政危机有关，自然那公众贪欲是祸源了。简单而言，就是公众对各种社会福利的无止境贪欲，是导致发达民主国家财政严重亏空的根本原因。对此我已多次进行具体分析，比如《民主制下如何遏制公众贪欲？》（链接http://liuxuewei.blshe.com/post/7639/516657）敬请参看。这里从略。

     除了这两方之外，西方制度还有一个要角，那就是政府。但这个政府，按照经典的众所周之的人民主权理论，它只是人民的公仆。它的任务就是完成人民给予的一切嘱托，其中自然也包括上述贪欲。实践说明，政府真的没有办法制止它的主人强加于它的各种索求。它唯一的腾挪的办法就是借款，就是寅吃卯粮。多年积累下来，那如山的债务就是必然。公众对此从来没有表示过担忧，从来不会要求政府增收节支（就是说增加税收减少福利）去减少债务，也从来没有一位竞选公职者以争取财政平衡去争取选票，因为他不会那么愚蠢（谈这个题目只会丢选票），还不如说，这个制度约束了他，没有办法更聪明。每一个执政者都知道这个巨额债务早晚有一天会惹大麻烦，但是就企望不在我的任内而已。

     对于西方眼下的财政困局，上述三方中，第一责任者是公众，公众的无法遏制的贪欲是这些巨额亏空的源头。第二责任者是政府，由于政府无法遏制公众贪欲，造成的亏空才给金融资本留出了可乘之机。并且政府还要身负对金融资本监管无能之责。那第三责任者自然是唯利是图的金融资本。我的感觉是，杀鸡取蛋，竭泽而渔，都不足以形容这些金融大鳄的无耻。我想出一个大致恰当、够分量的比喻是：“破开孕妇的肚子，取出上千的胎儿，用去配制据说可以让自己延年益寿的丹药。” 我觉得应当给予高盛的恰当处罚就是把它的所有资产没入国库。从相关希腊的金融骗局中谋取的非法利益则应当归还希腊。其它的类似不当得利都应当剔除归还。当然那些正当投资者的本金也应当扣除归还。

      若论到亡羊补牢，除了萨科奇已经开始在和中国人相商的金融监管新制度外，说句实话，治本之策是修改政治制度，强化政府的决策独立性。首先是让政府在资本方的支持下，有力量管束公众贪欲。当然也需在公众方的支持下，有力地管束资本贪欲。说到底，就是政府必须至少略微比资本方与公众方更强势。政府不能只做公众的仆人，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民众的家长，能够领导人民。人民选你做领袖，就是希望你能像摩西领犹太人出埃及一样，用大智慧带领人民脱离困境。而不是要你跟在民众后面做尾巴，面对困局一筹莫展，最后大家一起破产。要像伯里克利，戴高乐那样，可以大声地对民众说“不”，阻止公众的压倒多数有时也会犯下的大错。可惜这样的领袖实在是不世出，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能有。同时现行制度也最多给一位总统5年的时间，让他用政绩去说服民众。可是要医治这样深刻的财政亏空问题，5年时间哪里会够，民众觉得吃了苦药，未马上见效果，就会换另一个给发糖的领袖。而那重病爆发的时间，则再一次闭上眼睛无视，能拖一年就再拖一年吧。也就是说，有人虽然找到一个很可能有效的药方，但却找不到说服病人把药咽下去的方法。换言之，西方现行的制度精神，只专注于把政治权力关进笼子。现实证明，资本权力和民权一样需要被关进笼子。尤其这最后一点，至今在西方还是禁忌，不能谈的。但是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都是因此而亡，西方人早晚还是会明白这一点的吧。

      今日中国的制度精神，照西方人的概括识，就是市场经济+集权政治。但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市场与西方尤其是英美不同，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以前大家只看到其弊病，经过这次金融危机，大家也知道，这少一些的市场化，也是抵御西方传染病的利器呢。集权政治也一样，首先，这个集权的程度，在慢慢地放松。其次，这个集中的政治权利，在很多时刻（比如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时），也表现了相当大的优势。似乎它并不一定只能导致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呢。

      进一步讲，中国体制的毛病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政制的第一个特征是政府非常强势，西方那政府被关在笼子里有气无力的病症完全没有。有的则是面对民众时的过分霸道。要改造，那自然是民权要大大地增加了。但是切记西方的覆辙，民方势力不可强过权方，有足够的监督力量就足以，不要妄想真要政府当公仆，那滑铁卢就在比利时呢！不过我这个开给中国的药方，也一样有窒碍难行之处，就是那个利益攸关的，拟议中的权力出让方，也是万般不肯咽药。这个我们也得慢慢来想法子。我只知道，动粗是不灵的。如果找不出妥协的办法，那也只是一个画饼而已。

      关于中国政府与资本方的关系，我觉得比西方现状还略强。首先政府手里还握有大量国营资本，调控起来，还并不需要都通过市场。其次，中国政府并不信仰市场万能，干预起市场来，并没有心理障碍。上一次动用四万亿救市，就极为成功。这次干预房市，我相信一定会有相当效果。而且如果市场反应过剧，政府也不难掉头松绑。资本方在中国的地位，那比老百姓，还是强不少，但也远不足以与政府分庭抗礼。总之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一旦它发现自己受到严重的威胁，无论这个威胁来自自然灾害还是环境污染还是能源紧缺还是人口剧增，还是来自法轮功还是民运还是房地产商还是腐败官僚，它一旦全力以赴挽救，局面都不致于到糜烂不可收拾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文革以后，89.64以后，都是前例。

      昨日与一位很有见识的朋友相会，讨论到类似题目，他提出两点我未曾考虑过的解说。第一、关于债务危机，他说欧洲人手里有牌，就是放任欧元继续贬值。一直贬到与美金一比一，债务就能卸去一大块，起码气就可以喘过来了。我想，那他们还可以接着贬，一直贬到与人民币一比一，甚至更低。那样，他们就可以重新生产服装鞋帽也有利可图，而不用从中国进口，甚至可以重新开始与中国竞争世界工厂的地位了。不过那样，那如山的债务倒是可以甩掉，但富裕发达的西方也就会荡然无存，那口气又如何咽得下去。第二、他说现在欧美的困境的根源是全球化，是基础产业朝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中国）大规模转移所致。只要再坚持10到20年，等中国等也富裕起来以后，生产成本也会上去，比较优势不再，欧美就可以活过来了。我当时的想法是，那中国还可以努力保持其它的优势，比如勤劳、比如节俭、比如强政府、比如新型民主，一样可以让欧美继续瞠乎其后，望洋兴叹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共同富裕，因为我清楚，中国是绝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繁荣的。

 

      以下三图是本文内容的概括，或可有助于诸君加深理解我的意思。

 

中心意思：政府的势力必须略强于资本和公众。必须是一个国家的真正核心，而不是公众的尾巴和资本的仆从。当然它必须受到两方的监督。

  

中心意思：西方制度的最大漏洞在于政府过于软弱。当惯了公众的尾巴和资本的仆从。这个状况不改过来，西方没救。但这改起来很难。

 

  

中心意思：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政府极为强势。最大缺点是公众和民营资本的势力都太弱。公众和民营资本的势力也都需要大力加强，但两者都不宜凌驾于权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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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统治”或“少数人的统治”

 刘学伟 | 2010年05月05日,23:46

—这两种制度精神有可能相融吗？
     西方的制度精神，2500年前的雅典将军伯里克利就说清楚了，叫做“多数人的统治”。这个精神其实也只是在当代西方推行普选权后的短短数十年间成为事实。但我不能否认这个制度精神给西方的政体带来了巨大的正当性和软实力。
     不过人们不难发现，这个多数人的统治，其实有极多的水分。在太多的地方，和东方一样实行的是等级制，是少数人的统治。比如在法国的医院里，工作人员就有四个等级，叫做：医生、护士、护工、勤杂。互相之间等级森严，连吃饭都不在一个地方。在企业中，也是厂长指挥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指挥工人。军队中自然也是将军指挥校尉，校尉指挥士兵。在行政部门，也一样是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层层指挥。
     只有那为数很少，但显然是最重要的职务，主要是各级的行政首长，比如总统、州长、市长，和各级民意代表，是由选举（在以前，是由一部分有资格限制的选民，或间接选举，在现代是由普选）产生。但这在全体官员中不超过百分之一的选任官员，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那个“多数人统治”的制度精神。无论金钱在幕后对权力有多少渗透，我们都必须承认，选民对政府也有着巨大的甚至过分的影响力。这个过分就是我已经谈过多次的会导致公众贪欲等弊端的过度民主，这里不重述。
      西方的制度精神所显现的第二个地方是：在几乎无论哪一级的同级的人之间，在几乎任何一个选举人团体中，（比如律师们选律师协会主席时，）在任何一个理论上平权的委员会之内，西方人的平等精神，比中国人多得多。他们有比中国多得多的真实的选举。比如，一个党选领袖，真的会是全体党员或参加党代会的积极分子匿名投票。也会有很多力图控制的现象，但效果那是远不如中国的好，绝不会像中国那样一层层从上到下安排控制，力争万无一失地把领袖的意图一直贯彻到最基层。
     东方的制度精神叫什么呢？相应的，似乎应当叫做“少数人的统治”了。这个话听着难听，但是不难阐述。就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就是君臣父子，就是一长制。从上到下，一层层地控制。一个委员会内，比如党的常委会，几乎总是书记、一把手一人说了算。委员们都是他的下级。到处都是纲目关系。恨不得副书记就得给正书记拎包。而这一层层官员的产生，也是自上而下，几乎实质上都是由上级选拔的。就算有人代会的选举批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把关而已。上级也征求下级的意见。但很少表决，很少少数服从多数。很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呢则服从天命。可惜这个天命又很模糊。
     这样的公开和潜在的制度加上官场习气的好处自然是指挥灵便，办事有效率，不扯皮。缺点那就是长官意志也可以畅通无阻。发展到极致自然就是极权专制，毛老人家搞起文革来也无人能挡。好不容易有个敢批逆麟的彭德怀，啧啧是什么下场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并不认为，真理和正确就简单地在西方一边。因为这里会有很多的但书。
      首先，这个“多数人的统治”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彻底的。大家都知道，西方民主制度多说一句话，就会提到它是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f democracy) 。与古希腊雅典类型的直接民主不同，选民只选代表和行政首长，几乎从不直接决定事项。具体的事项由议会决定，由官员执行。只有立宪修宪那样的头等大事会由全民公决，但经常会效果不好。（比如关于欧盟宪法的争拗。）几十年前，那些精英们辩解说，由于选民数量太大，无法聚集到一个会场中来集会投票，所以才必须有代表。就是说是技术性的原因导致了代表制的出现。必须指出，这实在只能是一部分的，而且不是最重要部分的理由。比如因为因特网技术的发展普及，极大一个比例的公民都每天参加投票在技术上已经没有困难，但是似乎从未有人认真建议用这样的技术来搞直接民主。因为精英阶层很容易地意识到，这样做会导致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会令制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陷于不可能运转的状态。比如若有选民在网上发起增加法定最低工资、增加带薪休假、缩短法定工时、增加各种福利待遇，或者遇有危机时（比如南海撞机）采强硬态度。用膝盖想想就可以知道，这种一人一票的人民主权若伸张到极限，很快地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
     这种局限在议会内部也一样。大家都知道，西方的议会通过一个议案是何等之复杂，扯皮经年是家常便饭，扯个十来年甚至数十年（比如美国的大众医保）都不罕见。相反地，关于议员或官僚体系自肥的法案，由于没有足够的制衡力量，倒是通过的非常的快速。因此西方的议员系统、高官系统，一样享有极高的各种待遇，而现行的普选根本无法制约。这和中国的人大会始终通不过阳光法案的情形就相当的类似。
      在相对集权的制度下，这方面的弊病当然就较少。比如出现严重天灾时（比如汶川、比如玉树），政府的反应就会快速得多。前年底金融危机开始时，也一样，中国政府的反应及时而准确。一年后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率先有力复苏，当初的决策恰到好处。
      关于反腐，似乎阻力主要也来自中层。政治的最高层至少相对清廉。但他们也一样陷于那个又名的贪腐悖论：“清官有多少？凤毛麟角。贪官有多少？黄河泥沙。那我如果把贪官都开了，靠谁来办事？”似乎新加坡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不错。但如搞得太过，就会类似明代的东西厂、锦衣卫了。
      关于人才的选拔制度，中国怎么做大家都知道，不述。西方怎么做的，似乎大家都不知道，无法述。就知道通过一次次的选举，有时可以飞快地爬上去。比如奥巴马，当总统之前，只当过参议员。（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即未当过市长州长，也未当过部长副部长。搁在中国，再有才能，也得更多历练。这个自下而上的选举，好像真还是偶然性多了一点。
      中国自古以来，虽没有民权观念，但对民生疾苦的重视，也有许多的制度。可以说，现在的各级官府，上至中央，对基本的下情并不是不了解。只是没有西方制度下，自下而上的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官府有更大的能力独行其是，因此才导致了更大的行政费用和更小的福利开支，导致严重的官本位。
      自由派最担心的就是重演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那样的极权灾难。应当说，哪怕只有9个常委的分权制衡，就是说实质的政体已由个人的极权演化为若干寡头的集权，那种灾难就已经极难发生。因为9个人一起疯狂的可能性就比一人疯狂的可能性小了不止100倍。何况他们还会受到更多人的牵制，毕竟谁也不是神了。当然我也不会忘记，一年以前人大委员长发起的“绝不”运动曾让整个中国的知识阶层极度困惑与愤懑。当时我们甚至在《人民日报》上读到题为“我国绝不能搞私有化”那样的雷人文章。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尘世中的亿万人，谁也不知道。这当然说明，过度的集权真有危险。好在那些有关所有制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被“确保”成“国家的意志”。只是让人虚惊一场。但是那些有关政治的“绝不”可是一直被“确保”得不错。自由派和我等半自由派依然只能望洋兴叹。 
      现在我们来讨论更深一层的东西，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集权政治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二共和国前三十年在城市里搞的是从苏联引进的公有制经济。除了街上的小摊贩，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私营企业。这个制度在后三十年的改革中有了极大的变动。总之现在的经济制度的普遍精神与西方毫无二致，已经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小型的国营企业，甚至集体企业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过程中湮灭殆尽。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还有一大批大型的骨干的国营企业，经受起了这一切私有制加市场的严峻考验，也不尽倚靠垄断（比如以造冰箱起家的海尔），居然不止是存活了下来，还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时时表现出强于西方大型私营也包括国营（比如空客）企业的竞争力，迅速地成批名列世界一流大企业行列。中国的集权体制由之又得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经济工具。而且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潮流甚至溢出国界，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被西方政府多次采用，以注资收购的方式拯救濒危的大型企业免于倒闭。从而西方的报纸也说，这是靠了社会主义来拯救资本主义。
      这样中国的集中权力的政府手中就有了两张强大的经济王牌：一、它有能力管理一个庞大的运作整体良好的私有化的市场，无数的私营企业在其中赚钱，纳税。二、它还直接拥有一批庞大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也运作良好，甚至比私营企业还能赚到更多的钱。这些大型国营企业也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富裕如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有的直接的、听命的、强大的经济调控手段。
      这里还是回到制度精神，这样集权的优势就不止停留于政治的层面，而且直接进入了微观经济。其实，当企业大到相当程度以后，实践已经证明，股份制是唯一的合理体制。公司一旦上市，公私资本必然混合，各个不同股东之间的监督制约，也都会变得相当的类似。国营企业仅意味着，国有资本始终占据控股地位。国有股份的代表一定是董事长，可以任命总经理，决定企业的经营大方向。这样社会主义就在经济领域起死回生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经济并政治动向。集权的政治制度既然有能力驾驭这两支经济的翅膀，在经济上，它就是可以生存的了。比起美国式的相当纯粹的私人资本市场经济，如果它能长期地持续地表现出优势，那所谓的中国模式，新的道路，就会大大地有看头了。因为说到底，一个制度的成功与否，关键还是看经济，不仅要看经济能量的大小，还要看这个能量的来源。英美模式国有企业极少。欧陆模式也有相当国有企业，但效率一般都不高，只能靠垄断和国家补贴生存。但中国的国企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它们进入世界市场照样有竞争力。可能依托的是秦晖说的“低人权优势”，但这也是优势。比如中国的高铁如果能卖到全世界去，那能不是巨大的成功吗？
     我的结论是，两种制度精神，由上而下的“少数人的统治”和由下而上的“多数人的统治”，其实真的是各有优势，在现行的东西方制度中，这两种精神已经在并行，已经在取长补短。西方的制度中，由自下而上的精神统治的部分，我看至多占到60-70%。至于东方的，中国的制度，自下而上的部分，只怕还不到10%。经济制度也一样，公私混合的经济，在东西方可能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政治制度的今后发展，似乎要殊途同归。中国的制度，自然还是会增加自下而上的成分。而西方的制度，则不会朝着“用更彻底的民主来挽救现在的民主困局”的绝路狂奔，而只能是适度地后退了。这个后退显然会很艰难，但是他们终会到不得不咽下苦药的一天。这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用管太多。至于中国的未来，会向“多数人的统治”的方向走多远，我并不清楚。但不会走到西方今天这么远则是肯定的。其实我还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到达的模式更雅典而少斯巴达一点。因为雅典的模式有一种自由的欢快的精神，那更符合人的本性，是哪怕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的斯巴达模式所不具备的。那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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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郁伯仁领馆被拘案谈到博主的立场与是非

 刘学伟 | 2010年05月01日,21:21

     身为中国驻美国休士顿副总领事的郁伯仁无牌驾车，被该市警察发现后，无视警告，开车径回领馆，被尾随警员追入车库，强拷殴打，至引国际纠纷一事，在博联社 引起热议。我属后知后觉者，没发议论，主要是觉得从最先谈论此事的余晓平君处得到的资讯不足，直觉是事情的真实原委恐怕不像初期、表面得到的资讯那么简单。因为这里有好些情节不合常理，难逃蹊跷之议。比如第一、警方示警之后，作为高级外交官，郁伯仁当有足够常识，停车受检，亮明身份。他为何抗命？第二、警方数辆车长时间尾随，为何不把疑车强行截停？郁伯仁有高速飙车吗？警车马力不足吗？第三、警方有一路亮灯鸣笛吗？亮灯鸣笛，但一路常速跟随，直至民宅，这是美国警方对付违章者的礼数吗？第四、不理睬警方一路亮灯鸣笛尾随，自行回家，这是郁伯仁可能的对付警方的方略吗？第五、警方耐心（不论亮灯鸣笛与否）地一路以常速尾随郁伯仁至一高尚住 宅，见其用遥控打开车库进入后，反映速度突然剧增，数秒之内下车追入私家车库，这是何故？五、追到身前，首先得问明身份，简述案由，然后再行拘捕吧？在郁伯仁亮明外交官身份后，美国警官居然毫无收敛，将人按倒下拷，致有皮肉之伤，得由警方招救护车送医，则是最后的最大离谱。
      从余君提供的最初资讯中，我已有上述一连串不解。觉得这些资讯一定有错漏之处。不能据之发表定性评论。
      一日以后，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更多的但依然不足的资讯：郁伯仁称，他被殴打情形，领事馆方都有监控录像为证。警员说他出言不逊。我想知道，何等的出言不逊，可致警方有打人冲动，尤其是殴打明知的外交官而不惧引起国际纠纷？
      据《休士顿纪事报》登载，该报专栏编辑Roberta MacInnis当时恰好在附近购物，她看到警察把被铐的郁伯仁压在领事馆停车场地上，郁伯仁当时面部朝地。
    郁伯仁表示，24日下午事发时他和夫人坐在领事馆的座车中，看见后面的警车闪灯，他便停下车，等了数分钟。但警察留在警车中，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他才驾车驶往位于休士顿市Montrose街3400号的领事馆，进入领馆的自动车门后，警车也尾随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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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馆在30日早上于案发车库上方墙壁上，再加装一套监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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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总领馆后门和车库。显然并无明显领馆标识，警方误入当属可能。

      事发之后，各方反应都中规中矩，无可挑剔。事情正在调查之中，应当会有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出现。
      以下才是本博文的核心内容。
      记得我邻家有一个老太太，天生护短，遇事先问亲疏，再论是非。她的一句名言是：“这人有毛病，胳膊肘往外拐。”我的态度是，如果有人不先问清是非，就胳膊肘往外拐，那也真是有毛病。
      从到今天为止掌握的资讯看，我有三点初步结论：一、中国外交官所犯之过失，实在太过细小。二、警方处理这起小小违警事件的过程，有诸多需加合理解释的不合常情之处。三、在外交官回到领馆，亮明身份之后，美国警员依然动粗，那是严重的过失。
      我现在认定，最后的结果，如无意外，一定是美方道歉，犯事警员受处分告终。
      我看余君的反应也是太快了一些吧。就如上一次，他判断中国会在四月十五号美国宣布人民币值被人为操纵之前，先行升值一样，不够专业吧？徐先生的文章， 常有大量的经济学方面的专业术语，令我等非专业人士莫测高深。但是我仅凭常识判断，中国绝不会如此低三下四地去迎合美国。这次也一样，我仅凭常识判断，中国的外交官不会如此法盲。而美国警员犯的侵犯外交特权的过失，比中国外交官可能犯的任何过失都会严重得多。
      这里说得更远一些。我们都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国无疑都会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这胳膊肘如果不应当不论是非地往里拐，当然也没有道理往外拐。因此当我看到无论国内国外有国人在但有国际纠纷时，就自动地偏袒外方，感到是十分地不顺气。一些人一说起中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厌恶之意，从无掩饰。而一说起西方那就永远都是景仰之情，溢于言表。我对这种态度，实在是十分地不认可。（不过，我觉得李晨辉君似乎还不全然在此之列。我对有些人近日对他的粗鲁言辞也深感困 惑。对无论持何种观点立场之人，如果使用粗鲁言辞，我都非常反感，尤其是当这些粗鲁言辞出自一些显然资深的知识分子之口，并且用于据说是“找人抬轿”的目的时。）
      我确信，我们的祖国在飞速的进步之中。我为她的每一个哪怕是小小的进步而高兴，自然也为她的每一个过失而痛心。我十分不忿的是，有人在看到祖国出了什么臭事，无法掩饰地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兴奋，好像正中下怀，好像总算又抓住了一个有把的烧饼，又可以拿来大嚼一通了似的。（下面这句话有些过，但好像很精彩，我忍不住写下来，唐突之处，先行致歉！—好像突然捡到一个免费的鸦片烟泡，又忍不住拿来吞云吐雾一番了。）我相信，这种情绪，在博联社，如同在整个中国，受到追捧的机会是会越来越少了。
     我们都来当爱祖国的是是非非派好吗？我说的只是立场。具体的是非，自然是得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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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发展中国家应当试行加权民主

 刘学伟 | 2010年04月24日,17:31

        二战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得至少一度灿烂辉煌的普选多党民主政制，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极为普遍地呈现出各种水土不服的现象。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以多党民主为政体形式，取得成功发展的实例，如果有的话，也是极为个别。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各有机缘，但几乎都不是倚靠的民主政体。找到出现这种状态的的基本原因，并寻出解决之道，可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政治学课题。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已经为此不知耗尽了多少的心力。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则为之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和推迟发展的代价。

      如何在社会结构始终处于金字塔形态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恰当的民主，始终是我的核心理论关注。自我感觉，我对这个题目的思考已经开始成熟，就是说，我已经可以用简洁清晰的语言把自己的基本观点加以陈述：一、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社会现实是，社会结构呈宝塔状。收入远低于社会平均的群体占据人口的远远多于半数。中产阶级只占人口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上层人口那自然就更少了。二、经由普选表达的多数人的统治，这个概念很动听。但是我们必须避免：贫穷的多数人的统治。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普选民主是不可行的。三、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去摸索建立一种在加权以后，中产阶级依然可以占主导地位的（类似西方民主施行普选权以前的状况），发展中的民主。四、普选民主只有在社会结构呈橄榄形以后才有合理性，因为这时中产阶级的主导权已经不需要加权就能取得。五、正如西方最伟大的哲人亚里士多德所断言：中产阶级是健康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与核心。这个阶级强大，就能有健康的民主。反之，则不会有健康的民主。我再重复一句：在宝塔形的发展中社会，只有给中产阶级加权的民主才可能正常运行。否则就只有集权政治了。
      下面展开，先讨论背景。

一、农业社会与工商业社会，金字塔型社会与橄榄型社会  

      古往今来，按经济形态分，人类文明就有两类。一类是主要在大河流域生长的农耕文明。一类是城市工商业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起来之前，第一类文明占据绝大部分地域和绝大部分历史。在古代，只有希腊罗马城邦是例外。在中世纪，也只有欧洲的独立或自治的城市是例外。那个时代的城市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个能够独立循环的经济体系的总人口的10%。进入近现代以来，城市工商业文明急剧扩张，农业人口迅速下降。到今天，整个世界人口已有超过一半居住于城市，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更降到总人口比例的10%以下。

      所有的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都是金字塔型的，这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水平决定的。第一产业和更高级产业的比例不可能低于9：1。而务农的收入绝无可能赶过工商。这在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司马迁引用当时民谚，说 “将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金字塔型本是社会的常态，就像每一座山都必得是下大上小一般。也有个别的如桂林的独秀峰。张家界的南天一柱，（现在不是改名叫哈里路亚山了吗？）上下一般大。但显然，这样的山形是相当地不稳固的。

      那么橄榄形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些什么情形。想去想来，这种情形实在是太罕见，也太特殊了。
      第一次出现是在古希腊的雅典类型的城邦，在这类城邦的短短不超过百年的鼎盛期。那些小小城邦中的数万到十数万的公民团体中，出现过这种情形。这就是那万古称颂的雅典直接民主的社会基础。但是它有三个条件。第一，有大批的奴隶为这个公民整体服务。这个奴隶的数量也没有精确的统计，总之大家公认他们的数量远多于自由民。还有大批没有公民权但人身自由的外邦人在为他们服务。（今天这里也有很多呀！没有他们承担了大部分高等公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西方的繁荣当如何运转？）第二，这个强盛的城邦，对它的希腊盟邦就已经有极大数量的强迫征赋。那个有名的雅典同盟最多时入盟者愈500城邦。金库本来在提洛岛，故曾号提洛同盟。后来金库迁到雅典，盟金成了强迫供赋。谁敢退盟，就会遭到武力报复。第三，通过复杂的贸易系统和武力征服，这些城邦从周边的农业区域获取（攫取）了极大数量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第四，建立在这极大数量的财富的基础上，这些最富裕的城邦为它的贫穷的公民提供了很多的社会福利，从而才在一个相当的时段内维持了社会的橄榄形结构。总之它们的模式对世界其它地区不可复制，对自身也不能长期持续。罗马共和国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了古希腊城邦的业绩。以上四条除第二条因为已经成为一国不再必要之外，无一例外。。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建立在封建农业王权软弱基础上的独立自治城市试图复制古希腊城邦的模式，但远未达到雅典的成就。城市虽然富裕，但橄榄形我看还是没有建成过，因此也没有出现过雅典类型的普遍直接民主。
       近世以来，现代工业文明出现，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城市化的现象才突破了以前的9：1的比例而不断上升。但是在直到二战以前，绝大多数人口依然在从事物质生产，最大的人口比重不再是农民而是工人。这丝毫没有改变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型。只有在二战以后，随着工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第三产业迅速的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群体（称作新中产阶级）才开始急剧增加（如果把职员也算上），再加上拥有生产资料的传统中产阶级，这个橄榄形社会才算是在2500年后勉强重建。当然西方今天的成绩非是当年的希腊可比。那个时候的橄榄型社会的人口总量充其量不过数百万人，而现代则有三十来个国家，数亿的人口了。不过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和今天的西方人不一样，似乎并没有想把他们的制度推行到周边的农业民族中。他们称那些民族为蛮邦。似乎进化不全，也不配享有民主制。他们的制度只是随着他们自己的移民移植到依然是希腊人罗马人占主体的镶缀在蛮邦农业原野边缘的复制城邦中。就像近代的央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的制度顺利地移植到他们占人口多数的北美澳洲，要往其它已经人口众多的古老文明移植，就困难太多了。不过前面说到的对外部世界市场资源不平等贸易的严重依赖依然存在，至少是在其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掠夺，更是比古代还要令人发指。用福利制度强行提升社会下层的生活水平，以维持社会结构的橄榄型的套路也一模一样。只是希望这次不要和以前两次一样，由于经济的衰退，维持不了既有的福利制度，最后导致社会的整体溃败。
       现在我的担心有两条。第一、这种橄榄型的社会是否有一天能够在全球实现，也包括在中国实现。我们这些后起的国家，已经不可能重复西方走过的掠夺之路。我们唯一能指靠的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事能否真的做到，还未可知也。第二、西方的这几亿人口的橄榄型社会能否长期维持有些可疑。我也不知道它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究竟深刻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已经不指望它们还能恢复青春，再度向前飞跃，我只指望它们不要太快地走上尤其是太陡的下坡路。这个地球需要的是共同的繁荣，一花独放不是春天，而且一花也根本就不可能独自长久绽放的。

二、人权、人民主权的观念起源与城市和工商业社会的本质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意识形态。 

     我对马克思主义早已不再景仰，对其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更是弃如敝屣。但我对其阶级分析的方法，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唯物史观，还有辩证法，还是有相当的接纳。我觉得它可以相当合理地解释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权、人民主权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与成熟。
      这些思想自然起源于古希腊。最早就可以追溯的古希腊的神话，那些部族时代留下来的原始自由民主传统。（更详细的讲解请参看我的论文《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链接http://liuxuewei.blshe.com/post/7639/235726）这个思潮的第二波自然是和那些希腊人的工商业城市一起诞生与成长。到了雅典民主的鼎盛期，它的最伟大的领袖伯里克利才在那鼎鼎有名的《丧礼上的演说》中，把他们的制度精神总结为“多数人的统治”。这当然是一个震烁古今的伟大理念。而且他们不但说出来了，更可贵的是做到了，虽然仅仅是在那么小小的一隅之地，短短的百年时光。那份光芒，依然真的是可以穿越时空，照耀千古，流芳百世。
      中世纪后期，随着城市工商业在欧洲的复苏，由于在其它大河流域农业文明中都不存在的王权软弱，（也许是因为欧洲没有大河吧。）数以百计的城市取得独立至少是自治的政治地位。这才是他们发掘、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现实基础。没有工商业、城市的复兴，就不会有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的出现。没有更晚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也绝不会有洛克、霍布什等一系列的早期自由派思想家的出现。法国的启蒙时代也是这样，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之上。他们高举的天赋人权的旗帜，其实只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旗帜。那个时代决不普世。要证明这一点，实在太容易。比如怎么解释奴隶制度，奴隶贩卖，殖民掠夺，种族屠杀？随着西方国家的日益富裕，他们才开始慢慢地文明起来。直到二战以后，以那三十年的鼎盛繁荣为基础，西方人才引领世界开出了普世价值，人权，人民主权、政治普选权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之花。

       政治权利的分享。这才是东方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分野。只有古希腊一脉，有分享政治权利的概念。除此之外，任何民族都没有发展出过这样的概念。人民一概没有政治权利。统治集团的权力那才真的叫做是天赋的。不过这个“天”到也有人民的一份。人民以安居乐业交换的拥戴通过模糊的天命表达。但这也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仅仅依靠暴力则不是事实。               

三、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有了以上的三层地基，现在开始谈政治。

      民主政治在古希腊的数百个城邦中运行了500年之久，可以说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都已充分发挥，已经是一个从起源、发展、鼎盛、衰败到灭亡的完整正态曲线。在这个制度的末期，古希腊最伟大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用一本厚达500页的《政治学》一书，全面地总结了它的历史。他的基本结论最完整地体现在下面一长段话中： “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分为强 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唯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着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
      我再把这段话用现代的语言来概括一下：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社会基础，同时必须是民主制度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强大，民主制度就可以强大。中产阶级弱小，民主制度绝不可能健全。只有中产阶级当家，才可能同时照顾到所有阶级的利益。穷人或巨富人当家，都只能导致专制。
      这个理论，我认为颠扑不破，对今天的民主政体分析依然完全有效。我最欣赏的是，这个理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对数百个城邦数百年制度运行的实证的总结。而不像那一大堆似乎更时髦的理论，指靠的是天赋，是上帝的权威。像欧几里得一样，先建立几条公理，然后再据此演绎出全套体系。在我看来，对社会科学，这种方式是不可能科学的。因为他们总是指望裁剪无限丰富的事实来屈从于他们奉为神圣的理论，而不愿意为了尊重事实，来修改他们的理论。可惜事实（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又不肯屈从，于是两造就扞格不谐了。
      如同任何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亚氏其实也不能例外。按照那个时代希腊（和今天在西方一模一样）的政治正确，全体公民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是不容置疑的，哪怕是这种政治权利事实上导致了城邦制度的最后消亡。他回答不出来，也不想（或者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社会结构维持不了橄榄形，或者达不到橄榄形，应当建立何样的政治制度，以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他那位伟大的学生，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亚氏有生之年，已经统一了希腊，打到了东方。但是在亚氏的书中，对此不置一词。似乎他找不到办法，把亚历山大的政治实践归纳进他那个已经不可改易的民主体系。                        

四、为什么贫穷的多数人的统治必须避免 

      任何社会的统治机器，都呈金字塔状。由上而下，逐级发散，人数增加，权力减少。越居于越上层的人士，笼统地说，必是越聪明，越能干。这一点并不因资本世袭，权力半世袭而改变。因为在世袭的候选人口中，竞争照样存在。还是那些更聪明更能干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最后居于上位。 也就是说，最聪明的人统治次聪明的人，次聪明的人统治更次聪明的人，直至最不聪明的人。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一般规律，并不因民主或专制而改变。统而言之，事实上一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个规律现象，无往不在。比如在军队里，将军指挥校尉，校尉指挥士兵。在企业里，厂长指挥中干，中干指挥工人。在学校里，校长指挥教师，教师指挥学生。在政府里，上级官员指挥下级官员。……上级总是少，下级总是多。 

      只有一个地方例外，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在选举中，多数人可以统治少数人，选民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控制选任的官员。这样做的好处，众所周知，“民不选官，官不为民”。“民选官，则官为民。”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逻辑上的漏洞，就是那为数众多的不太聪明的人对那为数不多的聪明人有了控制权。这件事情真的是相当的反常。因为它并不像至上而下的统治可能贯彻到几乎一切方面。因此，哪怕在最民主的社会中，两种统治原则，也无时无处不在地发生冲突与对抗。
      社会上存在阶梯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客观的需要。这需要证明吗？具体的人居于下层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够聪明，就是因为不够勤奋，从而在社会竞争中，不够成功。（其它倒霉之类的原因只能造成个别贫穷，并不制造贫穷阶级。）当然社会的流动性，为了公平，应当不断地增加。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应当尽量减少。这与我的基本理论无冲突，不细述。

      在农耕文明中，广大的农村人口圉于生产生活方式，根本不可能对国家的宏观事物有足够的了解，只能仰承雨露，集权统治实在是唯一的天经地义。

      但是在城市中，在工商业社会里，人民则有了多得太多的接触整体社会的机会与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愿望。一直把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排除在统治集体之外，就日益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两波扩大参与的潮流在西方数百年的近现代历史中慢慢展开。 

     第一阶段，从英国的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直到1948年。分权的扩大始终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范围内施行。身份资格、财产资格、文化程度等限制逐步降低，选民范围逐步扩大。这个过程持续了超过700年，期间也多有反复。

     第二阶段，从1849年到1945年，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在节节的抵抗之后，直到二战以后，才逐步把普选权交予民众。（美国是在1960年代，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以后，才完全废除的种族歧视。） 

         基本上，这个选举范围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而扩大，当中产阶级扩大到超过人口的半数时，普选权就可以实施了。显然他们忌讳的就是占人口多数时的下层人民通过民主制度侵犯创立这个制度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利益。比如有奴隶时，自由民绝不可能同意人数多过他们的奴隶拥有选举权从而推翻他们的统治。然后当无产阶级占多数时，有产者们也绝不会接受无产阶级通过投票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直到中产阶级占了多数，有产者（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方面）知道通过投票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可能被侵犯了，于是就容忍了普选权。这不是他们今天才看到了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布普世人权已经超过150年），而是普世价值直到今天才不会妨碍他们的基本利益了，于是他们就可以让它付诸实施了。 

      现在我要讨论，为什么在社会结构没有达到橄榄形时，中产阶级要坚决抵制普选权。或者说，为什么普选制不适合于金字塔型的社会。

      金字塔型社会的最基本社会、政治现实就是穷人占大多数，在不发达国家，穷人甚至占绝大多数。如果真的实施西方式的普选，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份真实平等的投票权，直接选举国会，总统。那么这个总统和国会，就必然被亲近平民、甚至贫民（在不发达国家）的他信甚至变本加厉的他信式的领袖所控制。如果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富裕阶级的政治权利得不到足够的加权，以人数计算，他们当然会被边缘化。他们当然不会支持民主，尤其不会支持原教旨的，真正算数平均的民主。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普选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是怎么样的呢？当然是富裕阶级用种种的手段（比如宣传，比如贿选。这还是好的，为了选票，杀人放火的事在不发达国家可是家常便饭。记得菲律宾近日的屠杀记者事件吗？）去控制影响选民的意志，总之绝不让金字塔底阶层的大量的选票的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如果做得到，他们就可能容忍普选，但这个普选权的运作自然会被严重扭曲。（比如在印度，一直存在大量文盲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地方当局认为民众没有文化更易操纵，从而不热心扫盲。）如果合宪的手段做不到，那就只有用不合宪的手段了。这就是实施普选制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发达国家充满政治冲突，暗杀，政变等等的基本原因。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做社会的稳定器，做压舱石。 大量的穷人，如果真握有与人口成比例的政治权利，指望他们温文尔雅，时时处处顾全其它阶层，整个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那岂不是天方夜谭。

    下层民众占主导地位只有革命时期，它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存在的。稳定时间一久，新的社会阶梯必然出现，统治者就依然是上层了。记得那首歌吗：“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和劣绅。往日穷人矮三分，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呐！”这是真的吗？有几天？这种主义的最大规模实践就是国际共运。是否可行，历史已经做了结论，这里不赘言。

      不要否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为这个社会作出的积极贡献，远超出他们所占的人口比重。大概地说，每一个私有制的社会，都是20%的人口拥有着80%的财富。这还是经过二次分配调整后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的调整（就是今天中国的状况）这个比例还会更加悬殊。大家是在合力拉走一座大山，但有人开来一辆卡车，有人推来一辆独轮车，有人拿来一条扁担两个筐，有人则只能徒手。如果最后的成果平均分配，是否符合正义？况且如果结局那般，还有人开车来吗？大家都徒手干吧，那样就平等了。想象一下微软公司内部，从比尔盖茨到清洁工的复杂阶梯，他们的贡献和地位、收入、权利权力能一样吗？
      当然如果完全施行丛林法则，则社会会出现极度的贫富分化，颠连无告的贫民就会充斥街头，社会和平得不到保证，中产和富裕的阶层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社会是不能正常运转的。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要谈判，要妥协是必然的。现今中国的政治，党笼统地代表所有的阶层，事实上，不仅社会下层，就是中层，与权贵集团讨价还价的地位都极其薄弱。但是另一面，要建立一个谈判、妥协的架构，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在金字塔型的发展中社会，又是不是最妥当的选择？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一直发展到社会结构呈现橄榄形，中产阶级占到人口的多数。那么普选民主就没有这个大的漏洞了。对极大一个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指望发展，但发展到橄榄型，则必是一个遥远的预期。现实的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社会结构依然长期是金字塔型的基础之上。

     那么在当下的金字塔型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社会，又应当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恰如其分地限制社会上层的骄奢淫逸和避免金字塔底座部分的滥权呢？那就是加权民主了。

五、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为什么必须给中产阶级加权 

       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无论是何种政体，显然都是由这一国的国民享有。专制政体下，由专制者独享，或少量让别人分享。理想的民主政体下，由全民平等分享，事实上当然有权势者一定会多享。历史上发展中的共和政体下，分享权力权利的团体，由上而下，逐步扩展，最终才到民主政体。一天这最后一步未到达，人民主权的理论就不能成立。所以这个理论有现实模型存在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且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供输为代价。而原教旨的人民主权的理论要成立，就不能允许一部分人不享主权，甚或一部分人的主权加权。  

    我设想的股份主权模式，与经典的人人平权的人民主权模式之不同在于：所有的人都参股，但股东出资比例可以不一，享有的股权不仅按人头，而且按贡献加权调整。各种资源，比如劳力，智力，资金都可以作为加权的依据。
      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其实已经是一个经过很多加权设计的准民主体系。比如参议员每州两席，不论州之人口多寡，这是对小州的加权。比如总统权力很大，可以搁置甚至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从人民主权的角度看过去，总统和国会同样是全体国民的代表。这是对总统个人权力的制度加权。比如大法官由总统任命，终身任职，有权任意解释宪法，宣布议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律违宪，从而作废。这更是形同专制余孽。欧洲各国都有类似的宪法法院，经常宣布法律违宪。这些都是指靠社会贤良的代表-大法官的良知来限制民主的任意性。宪法还规定好多原则不能付诸公投，比如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并不能因为51%甚至99%的公民的集体意愿而加以剥夺。其实最大的加权是，公民只能若干年一次选择代表-议员和行政首长。至于具体的议案，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由代表们代表他们去处理，并不由公民们投票决定。这些代表们就是大公民，他们才真正拥有决定事情的权力。这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在今天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所有的公民其实都是可以每天就几个重要议案直接表决的。 

     在我的股份主权模式中，既是股东，哪怕是最小的，也必须享有真实的知情权和哪怕是因不获加权，相当微小的投票权，尤其是对其他股东的相互监督权。 

     作为妥协与让渡，精英权贵集团，中产阶级，可以拥有比他们人头更重的加权后的政治权利。条件是权贵阶层必须真实地让渡一部分权力予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而中产阶级在享受加权利益的同时，必须善尽在权贵与民众之间的仲裁的职责，必须顾全社会上中下各方面的综合利益。 

    我提出的只是对人民主权加权的基本概念，具体的做法，大可慢慢研究试验。比如间接选举，明显也是加权的一种方式。如能在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普遍推行，就已经可以大大地压低民粹主义的风险。但选举制度的明显退行，又在何种的政治情势下，才现实可行呢？我不知道。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又一个漏洞，就是有进无退。
      我最关心的就是为了避免性命攸关的公众贪欲，那个福利基金的收集与分配，必须专门成立一个不是数人头，而是出资方人数加权的福利基金管理委员会，出资方和受益方，必须一半一半，互有否决权。绝不能：我人头多，我投票决定，你出钱，我享用。这就是西方过度民主化导致过度福利化的真实模式。又比如让中产阶级单独选举政协，让政协拥有更多的实权。而那些有关劳资关系、征税与福利的法案，必须由人大和政协双方通过。也是这种加权在中国相当可行的方式之一。现在人大是橡皮图章，这种设计并无实质意义。但是有一天如果人大真是一人一票哪怕是间接地选出来，它的民粹意识都会大大加强。政协的制衡就非常重要了。 

     无论哪一种加权，都会增加操作难度。普选好似简单，但有太多纰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人民主权论的赫赫声威下，任何加权都名不正言不顺。前不久，人大修改选举法，取消了农村选票的负加权。看似进步，其实它真的是以这些选票其实全无用处为前提的。如果真有用，那泰国的故事就会搬到中国来演了。要把这个弯子转过来，我知道真的很难。但是不会难过让权贵集团接受多党普选。风险也只会更小。因为那个加权的比重是可以谈判和调整的。

      我这还是一个过渡安排，终极目标还是完全的民主。直接目的是降低向民主出发的难度，最终目的是希望使这个制度能适应发展中国家各种不同的发展环境。独创性好像还不够吧？不过已经没有要求权贵们当公 仆，只是要求他们把中产阶级，把公众当作合伙人，接受真正的互相监督。还为他们设计保留了大量加权的特权，应当好接受一些吧。

      有人建议在中国设立政体改革特区。其实台湾和香港已经是两个这种性质的民主体制试炼特区。台湾人均收入一万六千美金，远超中等发达；香港则达三万，已经是绝对的发达橄榄形社会。但是十分遗憾，台湾的民主化历程并不顺遂，主要是族群纠纷，台独意识严重地干扰了其民主体制的顺利发展。这也是我的理论中所提：“这个制度十分地娇嫩，……当其内部有任何严重的族群、宗教、或其它方面的深刻冲突时，都难以顺利运行。”香港的情况也很让人遗憾。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治城市，如此富裕，如此均富，从一切方面来谈，似乎都是试行民主的最良好土壤。若干年后，香港就要开始直选市议员和特首。从目前的不少迹象看，那将开始一个扰攘的时代。如果连这个最富裕且相当均富，又有着英国殖民统治时代留下来的法治传统的中国城市都不能顺利地试行民主，那我对原版的普选民主能否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就更是要打问号了。不过这反倒会更加强我，在发展中的中国土地上，必须试行一种非普选的、中庸、加权的特色民主的意向。因此，在国内，我们还需要一些特区，去试行一些更温和的，但带有实质性的政体改革实验。比如可以试行马迎春老先生的普评制。人民只享罢免权。还有王力雄先生已经设计得相当详尽的逐级递选制。（村民选村委会委员，委员选村长。各村长集合组成乡委会，选乡长。乡长的集合组成区委会，选区长。余此类推。）

六、结论 

      最后还想做一个可能有点刺激某些人的总结。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卢梭是人民主权论的创始人，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被统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他因此还说过，“真正的民主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这是不是有点像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孩子说的大实话，不过这个皇帝的名字叫民主。其实我并不同意这两句话。我要说的是，多数人的统治只有在一个社会条件下才是进步、合理和可行的，那就是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呈橄榄形。不过显然卢梭的时代并看不到这个前景。因此我也很奇怪，他那么明白的人为什么要提出至少在当时明明不现实的人民主权的概念？当然他也不可能想到，这个概念对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造成了多大的困扰。

      这里有两个阶梯：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阶梯，一个是社会权力结构的阶梯。 其实只要不是大头朝上，那都是可以稳定的社会。在农耕时代，社会呈金字塔型，权力体系也呈金字塔型。社会叫做是超稳态。无论发生多大的乱子，重建起来的社会都会自行重新恢复同样的双金字塔重合态势。实施普选以前的共和时代的西方，社会经济结构是金字塔型，权力结构是橄榄形。用有限制的选举权牺牲了社会底部的权益，但保住了政体的稳固。因为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政体，居于多数的穷人，如果主导政体，那都只能是灾难。苏俄以来的国际共运激进一支所为，就是这种灾难的最大表演。这还包括中国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 

     现代西方是双重橄榄结构。名实相符，也堪称成功稳定。问题是一旦经济陷于长期停滞，社会结构的橄榄形就会向金字塔型退化。这时根据天赋人权已经分发出去的选举权却收不回来，多数落入穷人手中，那个“多数人的统治”的美丽的神话这时就会露出致命的破绽了。

      而在社会结构始终处于金字塔型的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推行普选民主，就像要把那个权力结构的金字塔倒过来，大头朝上，让稳居多数的穷人去统治社会，那个后果您能仔细思量一下吗？（看看泰国。）我的主意就是在金字塔型的经济/政治双重稳态结构中，努力把权力结构先改造成橄榄形，让中产阶级做核心，主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也改造成橄榄形的伟大工程。同时阻止权力结构的金字塔倒过来，那样大家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但是要名正言顺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人民主权的理论加以修改，我把它叫做“过渡时期适度加权修正的人民主权论”。根据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橄榄形权力结构完全可以先于橄榄形社会结构加以实现。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最有利于社会经济结构也向橄榄形发展的权力结构。这也就是我所力主的给中产阶级加权的发展中的民主的真谛了。

      最后我还要说，鉴于中国的政体太过集权，妨碍着中国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过渡，我完全赞成给吃民主药，不过这个民主药必须特别为中国定制，要减分量。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但具体的减法我的想法与官方并不一样。

       我的统一减量药方，理论上其实不仅可以治疗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早熟症（比如泰国），也可以治疗发达国家的民主过熟症（比如法国），更可以治疗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不发育症（比如中国）。对前两种病症，这个药方好像很难被患者接受，因为政治制度要被迫退行。但对第三种情形，既然人民手中还没有真实的选举权，先试行受到限制但真实的政治权利（比如基层的间接选举权，比如马迎春提出的事后的普评权等。）则是完全可能被接受的，因为我们毕竟在前行。还有那个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实在没有理由再延宕了。


附录：（我写文章的习惯，相关的内容，先想到什么写什么，当然也有事先的纲要，然后再来调整综合。以下几段，我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嵌入全文，或者是重复太多。但是好像也有点精彩，舍不得删掉。作为附录录此，大家愿看则看。）

      西方分权传统的源头，有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典范。古希腊雅典梭伦立法废除债务奴隶实在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这只限于希腊人内部。外邦人大概不是人，不在此保护之列。在这方面，其它民族废除债务奴役可都十分的晚近了。但这些债奴的数量都十分有限，绝不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和西方人的大规模奴役其实不可相提并论。

      公民人身自由的概念实在是源于城市、工商业文明。商品市场上，买卖双方人格平等。工商企业中的雇员，必须有起码的劳动积极性，不可能是奴隶式的强迫劳动。商品的流通要至少自由地走遍一个国家，然后一个世界。我认为这些才是西方城市文明中平等自由传统的经济根源。没有这些城市工商业文明的发展，仅凭那个天赋人权的理念，绝不会衍生出人民主权。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前，工商业城市必须依托广大的农业区域才可能生存。而这些城市又必须取得足够长期的独立或至少是自治的政治地位才可能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这种国际环境，只在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出现过。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真的很强势。而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则是四分五裂，根本没有强权，才被迫容忍了城市的自治乃至于独立。这种局部地区，小小城市强过广袤农村历史条件，在世界的其它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而共治分权的政府，则是城市商会的扩大。就像东方政府是家族的扩大。那个分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的数百年，只有贵族向王权要求分权，然后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向贵族要求分权。到1848以后，工人阶级才开始向资产阶级要求分权。这二战以后，才有了那30年的黄金时代，社会成了至少近乎橄榄形，才有了中产阶级依然可以主导的温和的普选民主。只有到了这最后的几十年，人的政治权利平等，才在这个地球上的那一少部分最富裕的国度，成为基本的现实。而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西方一步步地陷入了经济发展不足的困境，普选民主就开始进退失据。可他们又退不下来。 

     就是这三十年西方主导的繁荣，留下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的成果。比如联合国的有关人权的诸项宣言。人权平等依托这短短30年的西方强盛的现实变成了普世的意识形态。

      问题是西方的这种繁荣十分特殊，依托了太多的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对地球整体资源的透支。它根本就不可能普世。就是说绝不可以指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整个地球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可能发展到可与今天的发达国家比肩。或者说，整个地球的社会经济结构，可能变成橄榄形。
      （不要忘记，西方文明的三次繁荣，古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现代西方工业文明，都是建立在对周边广大地区无数民族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掠夺之上。一旦这种掠夺不可持续了，这个文明就必得衰落了。这种文明根本就不是一种像中华文明那样自给自足的文明。它有一种欺压掠夺的劣根性。） 

       衡诸西方的民主制度发展史，我们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自始至终是这个制度的核心力量。选民的范围是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而一步步扩大的，中产阶级始终在这个队伍中居于多数或准多数。在他们占不到人口多数的时候，就没有普选权。社会的下层被以种种借口，剥夺或限制了选举权。 存在就是合理，不要以为这种剥夺和限制毫无道理。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你能给奴隶选举权吗？他们比奴隶主还多呢！比如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农民可比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口多太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创立的共和制度，他们可能拱手把控制权通过普选交给工人农民吗？到了今天的中国也一样，创造了大部分财富的城市人口， 可能肯通过普选把主导权拱手让给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吗？只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阶层可能肯通过普选把权利拱手交给比他们人数多出无数倍的普通民众吗？

        其实人类社会的稳定的政治结构，只有两类：第一类是上层的少数人当权。这包括极权-集权/寡头-贵族三种亚政体，此处不细说。第二类是中产阶级当权。这包括共和和民主两个亚类。共和亚类中，中产阶级不占人口多数，靠加权特权掌权。民主亚类中，社会经济结构已是橄榄形，中产阶级凭人数就可以民主当家。如果还有第三类，穷人当家那是超不稳态。如果不是几年之内迅速垮台，就是同样迅速地转化为第一类，上层少数人当权，而且通常是最糟糕的极权-集权政体。

        当经济遇到困难，收入减少时，一个家庭，会非常容易地决定，少度假，多工作，少开销。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却完全没有办法这样对应危机。如果因为经济危机，你向选民建议。把五个星期的带薪假减掉一天，35小时的工作时间加30分钟，但不动薪水，或工资自愿减掉1%？选民会给你说脑壳坏掉了。他们自会选不做这些“坏事”的人来代替你。钱不够怎么办？借去。最好60年期，让孙子长大后他们再还吧。 这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印度是唯一的一个巨大的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我不能说印度的体制不能运转，但我也不能认为它运转得十分良好。尤其我不能认为它可以成为中国学习的典范。印度的人民的宗教意识比中国强烈太多，人民非常的温顺，穷人安贫乐道。中国人在5000年儒家文化的浸润下，也是相当地温良恭俭让。但由于近百年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攻击，这种温顺已经大为削弱。至少是这个文化基础已不及台湾香港。我真的不敢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奉行与印度类似的多党普选民主，能够得到与印度类似的至少是可行的效果。我还是坚决认为，中国必须去寻找一种更折中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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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再与李晨辉诸君相商

 刘学伟 | 2010年04月14日,15:49

      前些日子，与李晨辉诸君，就中国是否需要100年才能赶上美国，进行过磋商。过程尚称平和。结果是双方的观点还是有所接近吧。
     这一回我想就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问题，与李晨辉君再度发起磋商。我一定要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的民主区别开来。我认为李晨辉等君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是一个基本的失误。这也是他的文章《论电不适合在低素质地区使用》的基本立意。我相信一定没有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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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一直认为，这个地球上只存在一种合理的完善的制度，其它所有的制度都必须朝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个唯一的合理的制度就是西方今天的以多党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这一论点在前苏联崩溃、冷战结束后曾一度极为风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是这个思潮的最典型代表。
     令西方人极度遗憾，也似乎令国内一部分人十分不安的是，中国这三十年的崛起大大地破坏了这个善良的预期的真实可靠性。因为历史似乎没有终结，似乎又有了新的发展可能。中国的成功发展似乎并不依赖西式民主。这一点让西方人十分地痛苦，同时感到恐惧。如果中国以第二个日本的方式崛起，他们会好受许多，因为日本在制度上，毕竟是他们的学生。但如果中国继续沿着今天的道路崛起，直到数十年或者一百年后的某一天，以一种与他们拥有的制度确实有着原则区别的方式成功地取得对世界的主导权，那才将是西方人的根本失败。
     他们在问：“中国人到底是否需要民主，以保证其成功的可持续性？”我觉得最可能出现的情景是，中国继续崛起，但依赖的不是西式民主，而是与他们的民主相当不同的另一种中国式的民主。
      需要多少时间来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条新的道路？我想再看30年差不多就够了。如果30年后，中国的经济规模世界首屈一指；如果届时中国国内的社会和谐，政治自由已经比今天大为改善；如果届时的世界上有相当一个数量的发展中国家，象当年世界追随美国建立共和国一样，吸收中国的制度营养，而取得正面的发展效绩；那我就可以说，这条路真的是存在了。
      有人老是把中国今天的政体与前苏联模式直接挂钩。个人觉得中国今天的政体，其实只是中国5000年一贯制的集权模式的一个最新阶段。它从自己的传统中吸取的力量其实远多于得自前苏联的。比如国民对这种集权政体的广泛容纳，难道来源于苏联？
      有人老说世界上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共和国，他们为什么看不见，这其中的建立于发展中、不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的所谓共和国，都徒有共和的名号，而并无共和的实质？当权的还不都是那些旧有的权贵集团。有没有选举，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为什么看不见，这绝大部分的共和国，并没有良好的治理，简单地说，并没有顺利的经济发展。比如海地，都已经共和了200年，还是那么落后。
      他们为什么看不见，现在那三十多个发达富裕的民主国家，在他它们未曾足够发达以前，都没有普选民主制，而是实行的各种不同的有限制的共和制。
      不用老去说朝鲜古巴，他们都太小而无关宏旨。我们最要关切的还是自己的祖国。如果中国继续崛起，如果在今后的10-20-30年内，中国在缩小贫富、城乡、内地沿海等差别的方向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果中国的政治自由还在增加，如果政治权利的分享方面真有重大发展，如果相反地西方并没有像您所预言的，奔驰车重新奔驰起来，而是长期停滞，那究竟是哪股风压倒哪股风呢？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些人看到西方的问题都觉得那是枝节，看到中国的问题就觉得那都是不可药救。似乎真的觉得除了前苏联的前景，中国就不配有更好的前程。一些人天天都在念叨，中国要垮要垮要垮。可是中国老是不垮，而是各方面还在继续进步，作为祖国的一份子，您不会觉得难受吧？听到西方权威人士对自己制度的前景表示悲观，您除了觉得他们有病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观感？听到他们畏惧中国的前程时，除了觉得他们眼瞎之外，您还有没有其它的想法？
     我说发展比民主更重要，您同意还是不同意？不能保证发展的民主，就如同没有秩序的自由，那只能是祸害。相反，缺乏民主但有较快的发展，则会为今后真正民主的到来，奠定最重要的基础。我说贫穷国家的民主，绝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您同不同意？民主与国民素质无关？与发展程度无关？与电无关？那您看索马里、乌干达、海地、还有扎伊尔，卢旺达，他们都是有着正常实施西式普选多党民主的充分条件的啰？可是事实呢？
     我们要真正关注的，不是多少发展中国家有多党民主，而是哪些国家有着较快的持续的稳定的发展。然后才是发展与政治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中间哪个更多地是自变量，哪个更多地是因变量，我们真的应当根据历史事实来做出科学的判断。
      粟米发芽尚且需要水分、空气、温度、阳光、营养的诸多条件，您真的相信，西方那些制度就如同当年的马列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全灵”？2500年前的古希腊就可以搞民主，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不可以搞？英国在大宪章时代肯定不及中国的唐代富裕，为什么中国的唐代不可以搞民主？如果我说，民主制度是城市、工商业文明的上层建筑，您同意吗？如果我说，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和核心的民主才能是健康的民主，您肯定不同意，但您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一个健康的民主建立在其它的社会基础之上。不要给我说抗日时中共的根据地里用豆子投票，那种民主太狭小，太个别，成就太小。您会给我说印度？可它比不过中国。您会给我说巴西？可它也比不过中国。它们健康吗？堪做典范吗？作为巨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唯一的成功发展的实例，唯一的对西方制度产生实质性威胁的政治实体。如果都是错误，没有做对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有人说的，只是放手让人民发财。这哪个政府不会呀？不管而已。）那可真是天方夜谭。放手发展私有制的国家比实行民主制的国家还要多，可是能取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又是那么的少。这是为什么？您能答出来吗？
      那三十多个发达的民主国家，都有着至少接近于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但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还将长期处于宝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穷人始终占据着国民全体的多数。您真的相信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其实对合适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不同的要求吗？仅仅人权来自天赋真的就可以解决这些矛盾吗？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吵什么呀？公民投票不就得了吗？怎么投了78年票，还解决不了问题呀？那些人也是有病吧？须知泰国今天的人均收入还略高于中国，农村人口比例还略少于中国，城乡差别，应当也还小于中国呢。我真奇怪，那里的人民笃信佛教，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凶狠了？
      很可能是过早地输入西方多党普选民主制度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的扰攘，伤害了相当大一个数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这些国家，大体上都和中国一样，传统上是农业社会，都有一个不同发展程度的至上而下的统治系统。现在从西方引进工业文明的同时，引进第二个自下而上的统治（至少是理念）系统以后，两个系统就像中国的季风气候一样开始了长期的拉锯。这个拉锯的过程可以长达数百年（比如在海地）或超过百年（比如在中国）或近百年（比如在泰国）。如果这个过程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那真是锯拉得越热闹越好。可惜的是，这个过程长期地妨碍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展。结果那个民主的前景反而变得更遥远了。在东亚，南韩和台湾，都是在威权统治下经历了中产阶级快速成长的过程。一旦中产阶级成长足够，比较成熟的民主的春天就来了。中国比韩、台大出数十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产阶级都不可能占到人口的多数，社会的下层不说要共产，只说要福利，中层以上如何抵挡？在发达的西方，中产阶级尚且抵挡不住但也负担不起过度福利化，何况东方？
     我倾向于认为，天赋人权这个理论很彻底，但是并不符合实际。由天赋人权引导出人民主权，由人民主权引导出普选。在当年，中产阶级还占不到多数的时代，西方国家也讲天赋人权，但并不实行普选制，而是发明出种种制度来限制选举权。那些他们成功地运用过的技术，今天他们都不让用了。这就是民主的困局之所在：要么全部，要么全不。没有折中。这里有一个挡住大量水体的高坝。立即施行多党普选，就像溃坝泄洪。后果如何，可想而之。我实在是希望找到一个稳妥一些的折中办法，开渠，渠底渠墙，砌上石板，总之慢慢放水，不让溃坝。一边是追上美国的梦想，一边是北洋军阀时代的乱局。中间相差也实在是太远了。
      东方的政治传统是高度集权。现代西方的政治传统从英国的大宪章开始，经过一个漫长的分权制衡的过程，最终达到今天的普选多党。这个制度建立在城市的工商业基础之上，始终以中产阶级为核心，随着中产阶级数量的扩大而逐步扩大选举权。二战以后，社会趋于橄榄形，才有了堪称成功的普选民主。近年来，西方经济发展日益陷于窘境，普选民主开始显得进退失据。西方政治传统的，经起了历史考验的精髓是分权制衡，而不是普选民主。我们要先学的也是各种层级的，各种规模的分权制衡而不是大规模的普选。
      电的确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但这并不能证明西式普选民主也可以适用于一个文盲充斥的社会比如索马里。那里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强人，可以荡平军阀割据。而不是全民普选。
        总结一下，秩序与足够的发展、中产阶级的足够成长是健康的完全形态的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且就是这种完全形态的民主，在发达的西方的运作，依然有许多重大窒碍难行之处。）民主既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秩序与私有制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为什么那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私有制，也有基本的秩序，比如他们还是可以组织选举，却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得到了快速持续的发展？而这几个国家似乎大多并不以民主见称于世。其中的奥妙已经多有探讨，这里不细究。不过中国高速发展的事实应当基本得到公认。中国如此地庞大，那个成就和影响就实在非同寻常了。   
      最后，我完全赞同你们说的，现今的中国在转型之中，还存在在一系列的不确定，不完善，甚至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大家对这些问题的严厉批评，正是有关方面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巨大压力和动力。我对当局在试验民主进程方面的极度迟缓和你们一样深表不满。我在不懈地寻找一些折中的途径，就是想要在全部和全不之间，找到第三条路。我们应当还是至少一半的同志。
     为了我们共同热爱的国家，我们共同的家园，欢迎博联社的各位博友再来一次热议我们的永远关注，民主。晨辉君已经表态热情参与，让我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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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下一篇文章的主旨。提前公布，欢迎争鸣。
     在我看，人民主权的理论，至少有两个漏洞。第一、它不承认那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各色人等拥有的权利权力，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平等。不要说经济权利权力，就是政治权利权力也一样。谁想和我辩论这一点，请出题。第二、既然主权平等，它就失去了用加权的方式，调整的余地。
     我现在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创新的雏形。我还没有想好一个简略的名称。我先用一个长长的词组把它的意思表述出来：“国民共享的可调整加权指数的股份制主权公司”或者“经过加权修正的人民主权论”更合适。
      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无论是何种政体，显然都是由这一国的国民享有。专制政体下，由专制者独享，或少量让别人分享。理想的民主政体下，由全民平等分享，事实上当然有权势者一定会多享。历史上发展中的共和政体下，分享权力权利的团体，由上而下，逐步扩展，最终才到民主政体。一天这最后一步未到达，人民主权的理论就不能成立。而原版的人民主权的理论要成立，就不能允许一部分人不享主权，甚或一部分人的主权加权。
      我设想的股份公司，主权可以加权，股东出资比例不一，享有的股权不按人头，而按贡献比例分配。各种资源，比如劳力，智力，资金都可以作为加权的依据（比如按纳税额，按学历，按职务高低，适当加权）。
      既是股东，哪怕是最小的，也必须享有真实的知情权和哪怕是因不获加权，相当微小的投票权，尤其是对其他股东的相互监督权。
      作为妥协与让渡，精英权贵集团，中产阶级，可以拥有比他们人头更重的加权后的政治权利。条件是权贵阶层必须真实地让渡一部分权力与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而中产阶级在享受加权利益的同时，必须善尽在权贵与民众之间的仲裁的职责，必须顾全社会上中下各方面的综合利益。
      作为开始，可以设法安排照三个三分之一的方式分权，甚至更低，比如上中下3：2：1。这总比让权贵们大权独揽强许多。不平等的选举权，也比完全没有选举权强得多。关键是这个选举，这个分权制衡的安排要真实，而且逐步发展以后，加权指数就可以逐步调低。到最后，就可以与人民主权理论等量齐观了。英国的世袭的贵族院，就是这样，开初拥有与下院等量的权力，以后慢慢削弱，直至成为摆设。
      我提出的只是对人民主权加权的基本概念，具体的做法，大可慢慢研究试验。比如间接选举，明显也是加权的一种方式。比如有关福利基金，专门成立一个福利基金管理委员会，出资方和受益方，必须一半一半，互有否决权。绝不能：我人头多，我投票决定，你出钱，我享用。这就是西方过度民主化导致过度福利化的真实模式。又比如让中产阶级单独选举政协，让政协拥有更多的实权。也是这种加权在中国相当可行的方式之一。无论哪一种加权，都会增加操作难度。普选好似简单，但有太多纰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人民主权论的赫赫声威下，任何加权都名不正言不顺。前不久，人大修改选举法，取消了农村选票的负加权。看似进步，其实它真的是以这些选票其实全无用处为前提的。如果真有用，那泰国的故事就会搬到中国来演了。要把这个弯子转过来，我知道真的很难。但是不会难过让权贵集团接受多党普选。风险也只会更小。因为那个加权的比重是可以谈判和调整的。
      我这还是一个过渡安排。直接目的是降低出发的难度，最终目的是希望使这个制度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发展环境。独创性好像还不够吧？不过已经没有要求权贵们当公仆，只是要求他们把中产阶级，把公众当作合伙人，接受真正的互相监督。还为他们设计保留了大量加权的特权，应当好接受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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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的外贸逆差可是及时雨

 刘学伟 | 2010年04月10日,14:05

     今日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为144.9亿美元，减少近八成，3月份当月逆差72.4亿美元。这个逆差中止了自2004年5月开始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6178.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1%。其中出口3161.7亿美元，增长28.7%；进口3016.8亿美元，增长64.6%。统计显示，今年3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314.6亿美元，增长42.8%。其中出口1121.1亿美元，增长24.3%；进口1193.5亿美元，增长66%。”
　　我等这个消息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当然这个数据来得太猛了一点。本来我的期望是外贸顺差大幅收窄，以为还不至于就变成逆差。不过从公布的进出口分项数据看，出现逆差的基本原因是进口增幅远大于出口增幅。两边的经济都在复苏，不过国内的速度远高于国际，因此数据一下子就“逆”过来了。不过我确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不会超过数月，中国的出口也会加速增长，这个不大的逆差就会很快消失，重新回到顺差区间。要斟酌掌控的依然是，应当把顺差控制在一个怎样的幅度。若是由我来量化，那就单月不要超过100亿，全年不要超过1000亿，应当就不算过分了。（这是外行人瞎估摸。具体的数额自然应由专家们去研究确定。）
      人人都知道，现在中国和美国、西方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正吵得不可开交。这个及时雨般的逆差自然会给这个热火朝天的争执浇上一瓢冷水。如果这个逆差持续下去，那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最主要论据就不再成立。那么我们现在先观望一下形势的下一步发展，不是理由就很充足了吗？
      因此，我建议胡主席到美国访问时，以及接下去的各项重要国际会议中，都可以拿这个逆差做挡箭牌，要求再观望那么至少一两个月。“哥们儿，我们都逆差了，你还要我升，是否太不仗义？咱们还是先看看吧。”若有必要，不妨许诺，比如中国的外贸顺差如果再急剧飙升到每月100亿以上，那中国就可以考虑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而让其缓慢升值。升值的幅度则以月顺差降到100亿以下为限，出逆差就停升，逆差若大过100亿，就贬。累计则万万不可超过3-5%的年率。
      有人建议一次到位升值10%。个人以为那实在是太冒失。这样虽可逃脱一些热钱投机，但在其它方面带来的不利肯定远远超过上述得利。最大的风险是，一击如果太重，就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多少工厂会倒闭，多少工人会失业。而缓慢升值，则符合审慎的大原则，看着若不对，还可以随时停止，甚至掉头再慢慢调低。总之，比坐过山车，打摆子，休克疗法，可是稳妥得多。国家经济政策，触及的动辄是千亿金元，多少人的生家性命，岂可在赌场中孤注一掷。
      中央掌握着显然比我们更多的信息。几个月来，在币值争拗期间，我一直以为不妨放他们一码，多少升一点吧。现在看来，如果中国没有顶住压力，在今年初升值人民币，尤其是若果照某些人的意见还一次到位升值较大幅度的话，现在的逆差，恐怕就不是几十亿而是几百亿了！那可真要伤筋动骨了。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呀!
     不过以若干年为尺度，我绝不相信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会从此消失。顺差和主动权都会回来的。一个崛起的国家，货币要缓慢升值，无数的历史证明，这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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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合法吗？

 刘学伟 | 2010年03月31日,23:33

       无名氏网上留言：须知国家和祖国，内涵虽有交叉，但是区别甚大。 国家不同于祖国。国家即政府，政府即国家。国家有庞大的机构，有法院、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还有很多政客和官僚，也就是当官的。这些当官的必须是经过 民主程序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才是合法的。否则你再怎么解释，再怎么辩解，再怎么给自己涂脂抹粉，都是非法的。由这些政客、官僚，当官的所组成的政 府当然也是非法的。这样的国家有个名称，就是极权国家。 需知，祖国并不同于国家，更不是极权国家：祖国是生我养我之地，是我家族繁衍之所， 是我先人入土之家；祖国是黄皮肤，是乌眼珠，是黑头发；祖国是东海潮，是黄河浪，是长江峡；祖国是甲骨文、是毛笔字、是水墨画；祖国是中餐菜，是茅台酒， 是龙井茶；祖国是《梁祝》的传说，是《西厢》的剧情，是《西游》的神话；祖国是春节，是端午，是中秋；是兰草，是牡丹，是梅花；祖国是轩辕帝，是孔夫子， 是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你我他。
     这一段留言真的很精彩。它的前一半，很确切地概括了西方经典政治学定义的国家概念。而后一半则用诗意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我们的祖国的内涵。
     我这里当然是想做一些发挥和讨论。前一半还是后一半，我都有一些补充甚或是不同的意见。
     先说前一半。这个定义把国家（State、Etat）等同于政府（Government、Gouvernement）。这个理解还是狭义了一些。可以去查一查任何一国的任何一部 辞典，你会知道，国家除了政府机构外，也包括人民，包括国土，如果再延伸，当然也包括它的文化和历史。当然如果和祖国（Matherland）对称，你可以说它更偏向于那些国家机器。而祖国一词，则更接近于一个文化或人类学的概念。它和民族（Nation）的概念就十分相近了，不过一个更偏重土地，一个更 偏重人口。这些都是公认的常识，少有争议。但开篇引言中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有争议了。它谈的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简单地说，根据主权在民的学说，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就是全体公民的授权。而授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普选。未经普选授权的政府就是非法政府。
      对于此点，这里有若干基本的异议。第一，从历史看，普选授权的民主制度实在十分的晚近。在这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代，你要说那些时代的所有国家的 政府都不合法，未免太过矫情而滑稽。显然，主权在民的学说，有这个历史学的太大的漏洞。而且就从希腊一脉说来，在他们的民主制度的漫长发展历史中，也只有 2000年前的雅典类型的城邦和近代二战以后的短短数十年，有着接近多数的公民参与的大体说得通的民主制度。其它时代，公民的人数，都只占人口的少数，甚至很少的一个少数。那么这些时代的西方（共和）政府，又合不合法呢？比如雅典时代，妇女、外邦人和奴隶，也是没有公民权的，而他们的数量远超过一半，那么雅典的政府又合不合法呢？这个定义，显然地，是不普世的。
      现在我们再说，文章开头的引言，说到祖国是轩辕帝，是孔夫子。那好，轩辕帝显然是一个传说中的帝王， 孔夫子主张的是施仁政的选贤与能的贤人政治。那和人民主权也是隔天远。那这轩辕帝的身份，孔夫子的思想合法吗？他们是我们的祖国（的重要部分）吗？祖国合法吗？遗憾的是，按照西方的观念，中国这5000年的历史，就一天也没有合法过。西方的历史，合法的部分也极为有限。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中，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天意，叫做得天命，而这“天命自我民命，天听自我民听”。最终这个民意还是要尊重的，或者说也是最重要的。这和西方的民有民享民治中的民享是不是相通的？关于民治，我已在多篇文章中阐发，受不到足够约束制衡的民权和受不到足够约束制衡的官权一样对整个人民的长远利益 深具危险。一个良好设计的制度，应当官权民权互相恰当制衡。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民权是太弱。但在制宪思想中，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官权民权互相制衡的概念吗？
     我还有一个新设想，把政府比喻成一个股份公司。西方的普选民主制，似乎是一种没有大股东的，合作制公司。（其实也只是在表面上）人人股权平等。但真正的大公司并不是这样，股东总是有大中小之分的，这就如同原野上有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区别只能节制，不可能消灭。西方政制已经有一些这样的设计，但还不完备，简单地说还是民粹主义倾向太重，所以今天才会陷于过度民主化的困境。我们将要建立的公司应当更好地安排大中小股东的权力和利益，以期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的传统政府是父家长，典范是爱民如子。西方的政府是公仆，典范是清廉无私。我建议的政府是股份公司，执掌权力的精英，中产阶级和普罗大众则是这个公司 的大中小股东。他们都是合伙人，分享权力权利，互相监督。他们分享权力权利的依据至少一部分凭贡献（比如出资或纳税）而不是仅仅数人头（普选）。这个概念下一篇文章中再发挥。
      我还可以进一步地说，通过普选而合法产生的政府，实在并不能保证就是一个良好有效的政府。请大家通观世界，良好有效的民选政府，实在只占民选政府的远不到 一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的无论是民选还是不是民选的政府，都做不到良治（良好的治理）。如果治理得好，几十年，就可以发展起 来，哪里会象海地，200年共和民主，还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呢。而良治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也在民选合法之上。比如，泰国的普选已经实施有年，多党自由竞争，国会议员直选，政府首脑由议会的多数党领袖担任，俨然英国式的内阁制。台湾则更有十分类似美国的总统制选举。而新加坡，香港，都只有极受限制的选举。你宁要哪一个呢？我知道你会说，民主自由与秩序发展富裕，我都要。问题是你有没有看见，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这两个序列的价值之间太过经常有冲突。为了民选而放弃安定和发展，那实在是相当于买椟还珠了。
     我不同意天赋人权的理念。在我看来，人的权利的确是存在的，但它既不是上帝所赋予，也不是理念中的先定，并不与每一个人的生命俱来，也不与人类在地球上的诞生一起诞生，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历史的权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权利。（更详细的阐述请参看我的专文《普世价值之我见》链接http://liuxuewei.blshe.com/post/7639/281161。）
      对主权在民的学说，我也有类似的看法。我认为，人 民的政治主权也既不是上帝所赋予，也不是理念中的先定。它并不与每一个人的成年一起到来，也更不是与人类在地球上的诞生一起诞生。它实在也是一种社会的权 利，历史的权利，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城市、工商业时代，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才逐步诞生、发展、完善起来的最高级的一类人权。
     《选举网》的某君说我讲的都是常识，不是高深学问。问题是我上两段社会历史发展论的陈述的是不是两个常识？经不经得起辩难？谁想来和我辩难？但是，至少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颁布的普世价值，）确实认定，所有的人权（包括政治权利），如果不是上帝赋予，也是与生俱来，与任何外部环境，社会发展程度，历史文化传承都没有关系的。有人想和我辩论这些常识吗？然而，为了实施他们的意识形态（其实只是在表面上），西方人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发动了许多的战争。（最 近的，比如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如果力所能及，还会在伊朗呢！）这样的常识还有呢！比如人生而平等。这是常识吗？在我看，在太多的方面，人生而不平等（首先是在财产面前，然后在政治权力方面。还有很多，比如体力智力，家庭环境）。这才是常识。人顶多能在某一些方面（比如刑法面前）平等。有人要和我辩论这一 点吗？
     一粒粟米，要发芽生长，还需要水分，空气，温度，阳光，营养等诸多条件。为什么西方人就能设想，他们的制度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都灵？为了让他 们的制度能够普世，发展中国家不知付出了多少代价（比如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之争）。我们实在需要自己努力去找出一条自己的制度现代化之路。邯郸学步学不好，小心只能爬回去。
     政治，应当是一种极为高级的艺术，西方的政治学却把它简化为一种数选票的算术。其间的破绽，真是不可枚举。
     有人还指出，在西方的制度下，政权的立足点是选民的选票。那么在该国居住的没有选举权的外国人的权益，由谁代表？外国的利益，由谁照顾？看看这是不是西方 制度的又一个漏洞？是不是有人要问我，中国的制度有漏洞吗？那当然，岂止是漏洞，因为宪政的实质，制衡关系根本就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点我们可得跟西方学， 当然也不要过分，过犹不及。
      我对中产阶级怀有着深深的敬意。我信奉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民主中坚的古老理论。我期待正在迅速成长的中国中产阶级，将来一定会有重大的政治建树，成为中国将来真正的共和宪政的中坚力量。
     在我看来，西方政治学的精华，不是选举民主，而是分权制衡。可惜他们在民权和官权（精英的权利）之间，没有做好制衡的设计，才在今天陷入了过度民主化的泥潭。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爬出来。但我深深忌惮中国不要掉进去。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掉了进去，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两百年过去，还是发展不起来， 空有民主的外壳，还是只能祈待发达国家的怜悯。
     有人要问我，在今天的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我是想说明：不要迷信西方政治学。中国的现政府，未必不合法。西方的制度，实在不可以照搬。我们祖先留下的民本主义，贤能政治等思想，和西方的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思想，实在是各有千秋。应当各取精华，各去糟粕，取长补短，来建立一个 可以引领中国未来，世界未来，甚至拯救西方于当下的民主困局的新意识形态。
      当下的中国，官权的确太盛，必须加强制约。不过我也不清楚怎样民权才能恰到好处地起来制衡而又不过分。也许马迎春老先生一直倡导的（事后的）普评制（民主罢免 权）是一个不错的折中。因为它似乎可以绕开西方普选制的大部分弊端，而让人民保有虽然比较消极，但依然强有力的制衡力量。
      中国现在面临的种种困难，我相信，在10-20-30年内，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中国正在勃起，绝不会沉沦。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已经近乎销声匿迹。国内某些网站上，类似的崩溃论调还在盛行。不过我看也快要开始式微了。啄木鸟们，你们就使劲啄吧！在我看来，大树上的虫有限，你们把虫都啄掉，树不但不会倒，不 会死，还会长得更茂盛葱郁的。而你们的功劳，自然也是大大的。
     这就是我的政治学概要。不太深奥，都没有超出常识的范围，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可。欢迎大家讨论，但不欢迎道德家的裁判和污言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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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论“一无是处”派，“一无非处”派和“是是非非”派

 刘学伟 | 2010年03月27日,12:45

     这篇文章是回应《选举网》的网友留言。我的文章首发都在博联社。我还介绍过好几篇博联社的文章到《选举网》。这篇文章从那边转过来是例外，希望编辑部宽容。
     我的上一篇文章《看了这些令人恐怖的经济数据，你一定会感慨万千 》的确有些措辞不妥，挨了较多的板砖。好像也是过有应得。不过我还是有许多话可以申辩的。
    首先，这篇文章的数据部分连标题都是从网上抄来的，文末已有声明。只有最后几段话是我所加。文风有所放肆，效果不佳，看来以后还得收敛。
    本文主旨如文题所指，想把网友们的立场大致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一无是处”派，其基本特征是，对中国尤其是其当局从无褒词。相应地，对西方则近乎于从无贬词。其最杰出的代表当属北大教授秦晖。我觉得秦晖批评当局如此不留余地，还没有丢掉他的教职，也是中国当今政治言论自由的一个标杆了。第二派是“一无非处”派，其特征是对中国的当局从不提出任何（重大）批评，而对西方呢，则一味批评。这一派的人物很少，大概以我的学弟宋鲁郑君最出名。不过我发现，宋君现在已不像过去老鼠过街般地孤立，已经有了许多拥趸。而我还是始终与他划清界限的。第三派则是对中西两方都有弹有赞，至于所弹所赞是否都恰当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他们的立场是有弹有赞。我套用古汉语“君君臣臣”的语法，把他们称为“是是非非”派，第一个是与非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就是说，肯定成绩，批评缺点，一分为二。这一派的人当然不少，我也把自己忝列其中。你们可以看我过去的文章，比如关于“绝不”，关于邓玉娇，关于重庆打黑，我都有过很多严厉的批评。对西方我有很多批评，但只是说他们的制度也有重大的漏洞，从未说过他们一无是处之类。
      现在我再来细分一无是处派。最极端的如焦国标，他写过一首有名的诗，叫做《当兵要当美国兵》（全文附后），居然宣称：“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做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我只能说他是无耻卖国了。不知各位对这首诗有何见解？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和他站到同一个立场。这一部分人，对中国当局，对中国这三十年以来的一切，几乎都持否定态度。他们甚至不认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还有多少缺陷，中国总是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这一点。
     退一步，一部分人对中国当局的几乎所有的政治社会举措持激烈批评态度，但还是承认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至少在经济上给至少超过半数的中国人带来了实际经济利益。但这些利益的交换是太过沉重的道德、政治、社会、环境、资源等代价。简言之，他们认定，这些经济利益是得不偿失和不可持续的。在政治方面，他们更是持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
     再退一步，一部分人真的至少认可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但已经习惯于对其它方面持续的严厉批评态度。虽然在他们的文章或留言中，从来看不到对当局的任何首肯，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心里深处，他们也真的是一无是处派。我称他们是“口非心是”派。不是说他们就对当局没有意见了，而是说，他们心底其实并不认为当局一无是处，而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这一派和我的立场，其实相差就很细微了。
      现在再来看“是是非非”派。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更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一派。我知道由于发展的不均衡，中国在农村，在内地边疆，甚至在城市里，都还有太多的贫困人口。但你们也得承认，至少在沿海地区，在城市中，中国远超过一半的人口就是7亿以上，已经等于欧美人口的总和，这三十年来，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看看你们自己的家，平均居住面积是多少？房子是买下来的吗？家用电器齐不齐备？是不是已经有了车，或者是很快计划要买车？据我所知，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30平米，户均超过100平米，而房产拥有率超过90%，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不到10年的新房！而沿海大中城市的轿车也在迅速地走进千家万户，几年之内就会达到普及的70%以上的标准。告诉你们不要不相信，在法国，人均居住面积绝没有30平米，房产拥有率只有50%上下，而且有很多的老旧房子。前面提到的三大差别，相信在诸君的努力攻击下，在中国都会在10-20-30年内得到重大改善的。讲到诸君最关注的言论自由方面，至少拜互联网之赐，公民的政治言论自由比起毛时代，岂可同年而语。比如对政府有如此多严厉批判的《选举网》，和诸君的留言不是大部分还都安然建在吗？我当然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关于如何去走，我也有很多的建言。我不习惯，不欣赏的是在这里有好些道德批判家，经常自以为居于道德高地，动不动对别人展开道德批判，甚至口出恶言，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以理服人。我也不习惯这里的太过一边倒的舆论环境。这一点并不有利于网站的生存和诸君继续发表严厉批判言论的自由。须知桑树上的蚕们如果太狠，把桑树啃死了，它们也是活不成的。我希望选举网上有越来越多的是是非非派，我相信这个网站就可以更兴旺了。至于在博联社，情况已经好许多，早已不是自由派的一统天下。
      不知道一部分一无是处派的网友有没有感觉到，在你们持续不断的大批判声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可是在年年大踏步前进。中国崩溃论在国际上可是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反倒出现了新的中国傲慢论。再过10年，如果中国又比今天好了很多，你们大批判起来，还能那么带劲么？ 
     我还是十分乐意相信，绝大部分的哪怕是一无是处派的网友，都是爱国的，都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日益昌盛的。如果祖国没有像你们预言的一天天烂下去，而是如我们共同期望的一天天好起来，我们都还是会高兴的吧？
      我这里还想从别处引来一段精彩留言。这段留言自由派绝对欣赏。但我对其前一半，当然有些保留。但对后一半，则同你们一样极度欣赏。
     “须知国家和祖国，内涵虽有交叉，但是区别甚大。 国家不同于祖国。国家即政府，政府即国家。国家有庞大的机构，有法院、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还有很多政客和官僚，也就是当官的。这些当官的必须是经过民主程序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才是合法的。否则你再怎么解释，再怎么辩解，再怎么给自己涂脂抹粉，都是非法的。由这些政客、官僚，当官的所组成的政府当然也是非法的。这样的国家有个名称，就是极权国家。 需知，祖国并不同于国家，更不是极权国家：祖国是生我养我之地，是我家族繁衍之所， 是我先人入土之家；祖国是黄皮肤，是乌眼珠，是黑头发；祖国是东海潮，是黄河浪，是长江峡；祖国是甲骨文、是毛笔字、是水墨画；祖国是中餐菜，是茅台酒，是龙井茶；祖国是《梁祝》的传说，是《西厢》的剧情，是《西游》的神话；祖国是春节，是端午，是中秋；是兰草，是牡丹，是梅花；祖国是轩辕帝，是孔夫子，是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你我他。”

 附录：
 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　　
　　作者：焦国标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伊拉克战争的第二天，战场卷来沙尘暴。
　　前线出现胶着状态，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焦！
　　伊拉克的沙漠风搅天撼地，你背负着小山一样的军包，
　　趔趔趄趄，顶着沙幕前行，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疼！
　　　　
　　伊拉克沙漠盘亘无际，沙梁上，你从镜头远处跋涉而来。
　　恶人和恶人的朋友诬你是入侵者，
　　对的，你的确是“入侵者”，迷彩装的你，
　　是万古死寂荒漠里第一株先锋植物，
　　是万里无垠沙海里第一抹绿色希冀。
　　阿拉伯沙漠里，骆驼就是轻舟。
　　骆驼是最受爱戴的生灵。
　　如果这个古老民族还有救，
　　那就从心底把骆驼置换成，伊拉克沙漠里行军跋涉的美国兵。
　　于今几乎所有国家的青年，都不再蒙受跨国征伐之苦。
　　
　　美国号称是孩子的天堂，
　　天堂里的孩子却在代全球的同龄人，从军远行，自陷地狱，与战邪恶。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先生说：
　　“战斧”巡航导弹带不来民主。我说这要看什么时代：
　　给法国带来民主的是攻克巴士底狱的炮火，
　　给予英国带来民主的是英王查理的断头台，
　　给予美国带来民主的是来克星屯的枪声，
　　时代在前进，伊拉克的民主，
　　只有靠“战斧” 巡航导弹呼啸携来。


　　你的笨重的军靴，跨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线，
　　那是人类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倒下了，人类将失去正义的脊梁。
　　如果你的国家跨掉了，人类将回到中世纪的蛮荒。
　　丑陋的嘴脸在电视屏幕里评点战争，
　　实乃一帮号称专家的巫婆神汉胡批乱侃。
　　彻底的陈词滥调，全心全意的愚民，
　　是我逃不脱的声音聒噪。
　　
　　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呼喊:“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做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写于伊拉克战争第十五天，200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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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中的重庆菜市场限价历史

 刘学伟 | 2010年03月25日,13:40

     听说贵阳市为了抑制因干旱缺菜造成的菜价飞涨，出台严格的限价令。哄抬菜价者最高可罚款100万。这事让我哑然失笑，立马回忆起了我的故乡重庆在文革中经历过的限价历史。
      那大约是一九七几年，知青都已经下乡，因为我记得当时返城的知情，背篓里装的都是萝卜白菜。菜价飞涨的原因已记不清，好像也是因为干旱，但是那个限价的过程则记忆犹新。
      开始自然是农贸市场里菜价奇昂，市民怨声载道。市府号令限价，制定出详细的各类蔬菜的最高限价，张贴在每一个农贸市场的入口处，并派市场管理人员监督执行。
      新政施行的第一天。所有菜场的蔬菜无论质量，一律被最先到的市民依最高限价一抢而空。市民给农民说：“这是法令，我照章付款，你可有话说？”农民没话说，成交。
      第二天，菜市场已经是空空如也，没有农民进场卖菜。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进城的路上就已经被截了下来。截者对农民说：“这（比如）白菜，你送到农贸市场，也是限价两毛一斤，何不现在就以这价卖给我，你省得跑路？”农民无话可说，于是又成交。
      几天以后，交易场所就挪到了农村的地头，依然是白菜两毛一斤。市民跑那么远，自然满腹抱怨。农民不用跑路了，依然抱怨。说：“由于干旱，蔬菜生产成本大为上升，如此限价，我们吃什么？”
      市民再次怨声载道，政府再次从善如流，限价令寿终正寝。农民重新回到菜市场，各类蔬菜按质论价，自由交易，贵而有供。各地远郊区县的农民发现菜价奇高，有利可图，不远数百里，把菜运进城里来卖。老天也可怜民间疾苦，降下时雨。数月之后，菜价平复。
      这个故事，让重庆的市民和政府都好好地上了一堂市场经济规律课，以后重庆就再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再有灾情，也就是到远处去组织调运菜源，而不会再做限价的蠢事。
      建议贵阳市政府，化大力组织未旱地区大批货源，进场售卖。这才是平抑菜价的唯一有效救急手段。长远的，那自然是兴修足够的水利设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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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些令人恐怖的经济数据，你一定会感慨万千

 刘学伟 | 2010年03月21日,21:52

不愧是世界工厂，不过中国今年1-2月份的情况更加令人恐怖：

粗 钢产量同比增长25.4%；水泥产量同比增长26.5%；电解铝产量同比增长45.6%；汽车产量同比增长92.4%；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1.68倍，新接订单达同比增长7.67倍；手机产量同比增长29.7%；彩电产量同比增长68.6%；微机产量同比增长41.3%；纱产量同比增长26.6%；布产量 同比增长51.2%！

数据简单的分为了4类，欢迎补充。

一、基础工业数据：

1、 粗钢产量：5.68亿吨，占世界份额的46.6%，超过第2-第20名的总和；

2、 钢材产量：6.96亿吨；

3、 水泥产量：16.3亿吨，超过世界份额的50%；

4、电解铝产量：1285万吨，达到世界份额的60%；

5、精炼铜产量；413万吨，达到世界份额的25%；进口430万吨，消费铜超过800万吨，达到世界精铜产量的50%；

6、 煤炭产量：30.50亿吨，占世界份额的45%；

7、 原油产量：1.89亿吨；进口2.04亿吨，消费量占世界份额 的11%；

8、 乙烯产量：1066万吨，世界第二（第一的是美国，与老美还有差距），当量消费2200万吨，自给率约为50%；

9、 化肥产量：6600万吨，占世界份额的35%；

10、 塑料产量：4479.3万吨；

二、基础设施数据：

1、新增装机容量897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8.6亿千瓦（美国为10亿千瓦）；

2、新建高速公路4719公里，总里程达到6.5万公里（美国9万公里），09年新开工1.6万公里；

3、新增公路通车里程9.8万公里（含高速），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38.1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5557公里，其中客运专线2319公里；投产复线4129公里；营业总里程达8.6万公里（仅次于美国）；09年新开工1.2万公里；

三、工业产品数据：

1、 汽车产量1379万辆，占世界份额的25%，世界第一；

2、 造船完工量4243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34.8%；新接订单2600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61.6%；手持订单18817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38.5%；

3、 微机产量1.82亿台，占世界份额的60%；

4、 彩电产量9899万台，占世界份额的48%；

5、 冰箱产量5930万台，占世界份额的60%；

6、 空调产量8078万台，占世界份额的70%；

7、洗衣机产量4935万台，占世界份额的40%；

8、微波炉产量6038万台，占世界份额的70%；

9、 手机产量6.19亿部，占世界份额的50%；

四、轻工产品：

1、纱产量2393.5万吨，占世界份额的46%；

2、布产量740亿米；

3、化纤产量2730万吨，占世界份额的57%；

刘学伟加注：数据引自《人民网》。一些乐意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的自由派朋友们，看到这些数据，是不是又会生出许多批评的念头呀？比如血汗工厂呀，浪费资源呀，污染河山呀，替西方人打工呀，利润都让权贵阶级拿走了呀。总之中国尤其是那个政府一定是一无是处。

怎么样？比起1957年超英赶美的口号，现在实在些了吧？

看到这些数据，我真是无比的自豪。不知有些人的感觉是不是另样。如果是西方人心里酸酸的，我可以理解。如果是中国人，心里还不是滋味，那我真是为你悲哀。因为你从今而后，继续不是滋味的机会还会很多很多。不如换个立场，来和我们一起高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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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记者会上，温总理在韬光养晦呢！

 刘学伟 | 2010年03月18日,11:09

      关于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温总理这次在人大记者会上，又一次做了保守的估计。他说：“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以至更长。”这是在回答德新社记者如下问题:“温总理你好。大国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以及政治、 安全、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了解，在中国政府内部也在就该问题进行着积极的讨论。我想了解，中国是否有这个能力以及意愿在国际舞台发挥更 大的作用？ ”温总理在陈述了中国还在发展中之一系列事证之后，亦例举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四大原则。明确意思是在最近的将来拒绝承担在中国力所能及范围之外的过多的国际 责任。
      我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温总理有意用中国现在还不够格称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来掩饰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而且一旦中国中等发达，就必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样一个明显事实。一个国家对外的整体实力和内部的发展水平是两个相关而有区别的概念。因为，十分显然，一个虽不十分发 达，甚至还不够中等发达的国家，如果幅员人口足够庞大如中国，一样是可以成为世界强国的。相反，一个十分富裕的国家比如卢森堡，因为幅员太小，人口太少， 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就是英法德这样的二等大国，也因为幅员人口有限，不可能成为今日的世界一流强国，所以他们才要联合起来搞欧盟了。温总理是国家领袖，岂会不知道这些，所以我说他是在有意掩饰甚至忽悠了。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以下是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组标准：     

  人均国民总收入分组

划分标准

低收入国家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975美元以下

976至3855美元

3856至11905美元

11906美元以上

     现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当然是以人均GDP来衡量最为客观。
     以下先对世界发展银行公布的2008年人均排名做个摘要：而且有两个排名。一个是名义美金收入排名。一个是照购买力平价的排名。
     先看名义美金排名：国（地区）名前是排名序号：14美国 46970$ 18英国45390$ 22德国42440$ 23法国42250$ 30日本38210$ 31中国澳门35360$ 33新加坡 34760$ 38中国香港31420$ 44以色列24700$ 49南韩21530$ 50葡萄牙20560$ 54捷克16600$ 以下中等偏上收入 74墨西哥9880$ 81罗马尼亚7930$ 82巴西7350$ 93南非5820$  以下中等偏下收入 125乌克兰3210  130中国2770$  163印度1070$ 172越南890$
      再看人均购买力平价排名：7中国澳门52260$  10新加坡47970$ 11美国46790$ 16中国香港43960$ 28英国36130$ 29德国35940$ 32日本35220$ 34法国34400$ 44南韩28120$ 71俄国15630$ 95巴西10070$ 97南非9780$ 122中国6020$ 155印度2960$ 156越南2700$
     这两个排名中国的位子都十分地靠后。唯一的区别是差距。照名义美金计算，美国人的收入是中国人的13倍。而照购买力平价，则缩小到8倍。
     中国现在人均三千，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偏下的上限。照现在发展速度推算，三年以后，就可以进入中等收入偏上部分的下限。但由于中国的庞大与不均衡，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发展水平，实在已经完全进入了小康的领域，正在向着温总理说的中等发达突飞猛进。
      这里还有一个颇具创意的列表，最新世界各国与中国各省人均国民收入排名（购买力平价计算）,ubs（瑞士银行）世界区域经济调查机构公布的2006年按购 买力平价的人均国民收入（简称人均购买力收入）：３美国 39881    北美第一    ４日本 35620     亚洲第一 ７新加坡 30592  8 英国 28780 ９香港 28155  中国第一 １０澳大利亚 28404 １１上海……27734   中国内地第一 １２法国... 24388   １３意大利. 24162 １５北京……22371 １６天津……18933１７西班牙..18737 １８台湾... 16758  １９韩国... 15837  ２１葡萄牙..13469  ２３浙江……12355 ２５墨西哥. 10264  ２６马来西亚 10184 ２７广东……10758   ２８福建……10074   ２９江苏 ……9720  ３１山东 ……9168 ３２辽宁 ……8669３３阿根廷.. 7867 ３４内蒙古… 7846 ３５新疆 ……7341３６泰国.....7121 ３７海南 ……7038３８俄罗斯.. 6983３９南非 ... 6978 ４０河北 ……6882
    这么说来，中国的北京上海天 津，当然还包括深圳珠海和其它好些最富裕的中小城市，数年以前的实际收入水平就已经与英法等发达国家比肩。其它的几乎所有的东部沿海省份，也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我绝不否认这些列表尤其是用估算的购买力平价列的表只有参考价值，但基本意思还是不会太离谱的。看来我还得另定一个更高一些的标准。比如人均一万算中等收入的起码线，人均两万算富裕的起码线。即使这样，北京上海依然是进入富裕等级，其它东部省份则还需3-5年才能进入中等收入俱乐部。不要忘 了中国的人口有多多。就这些东部沿海省市，总人口就能比整个欧洲或者整个北美还多。它们的规模（半个中国）就已经足以抵对许多个发达或中等发达国家的集合 了。
     平心比一比，想一想。在北京上海等最先进的中国城市中，人均居住面积已超过30平米，户均超过100平米，而且房子平均年龄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产权的比例也远高于西方的平均水平。汽车的拥有量也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了区别。剩下的财产所值几何？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数以亿计的人口的发展水平已经开始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话还假吗？一位网友有个算法真简便精确又有说服力。每座城市，以户均居住面积乘以平均房价，就可以得到该城市户均拥有的财产数量的一个相当确切的估算。比如北京，房屋均价如果以二万元计，平均每户的固定资产就已经在200万元人民币之谱。
    对内地、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政策倾斜，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吸取西方教训，不要过分。）的建立，肯定是下一个10年的施政重点。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后的10-20年能有多少成就容或我还持保留态度，但在这10-20年内中国在社会公平均衡发展方面会取得重大成就，我则是毫无疑虑的。
    以相当保守的10年翻番的发展速度计算（人民币升值预期包括在内），至多20年后，中国的人均可以达到12000美金之谱，就是进入初级的中等发达。但是这个人均值乘以届时的总人口大致15亿，总产值就会达到18万亿。这个数目就算还赶不上届时的美国，也铁定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比如今年最后一年的老 二日本多出数倍。作为政治实体，除了美国，就只有欧盟还可以与之相颉颃了。这个时候，你讲什么初步中等发达，人均不够二万，并不是国际上感兴趣的观感。而中国届时世界首屈一指或二指的经济规模所必然带来的国际责任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中国的人均到了二万，GDP总量就会达到30万亿之谱，那就会相当于西欧 北美的总和，那就已经太吓人，我们最好先不要奢望了。至于达到今天西方已经实现的3-4万美金的人均，照温总理的话，那可能真得等100年以后了。
      我来拟一个日程目标：10年内，把所有其它的国家远远甩在后面，前面只剩美国。第二个10年，则要先在GDP，然后其它一些方面赶超美国。第三个10年，则应当力争大部分方面的赶超了。全面赶超，就再晚再晚吧。
      现在再回到温总理的记者会，那个德国记者问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国责任。如同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和国家都认为的，中国今天已经成了世界仅次于美国的强国，中国应当肩负与之相应的国际责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温总理讲述那么多国内还不够发达的细节，其实真是有点答非所问。不过温总理的心思当然我很明白，那就是为了韬光养晦。目的是争取能尽可能晚一些，少一些去承担那些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以保存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的发展。
      关于今年的任务，在我看来，8%的增长根本不需要保，10%能打住就不错。正如温总理所说，重点是转变生产模式，防止通胀。在通往未来的低碳路上，中国已经先走了一步，所以奥巴马都在着急了。关于人民币升值，温总理一口气不松，让我有些意外。个人以为，人民币缓慢升值（年均不要超过3-5%），应当是最妥帖的选择，比长期坚持不升或升得过快都更利多弊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在其它的许多文章中都反复讨论过，这里就从略了。
      总之我对中国的前程有一个良好的预期。自由派的一部分朋友似乎过于忧心忡忡了。但自己的祖国能富能强，相信大家都会高兴。爱之深，责之切。大部分人的心态 我都能理解。有批评才能有进步，这正是啄木鸟于森林的价值之所在。但一味地苛责，似乎一定要说得中国当局一无是处才能满意，那也是我所不能赞成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中国，他们必会搞垮中国之类的描述我看还是太过于夸大其词了。比如你看中国的高速火车，短短不过十年，就完成了学生到先生的转变。世界第一了，要大规模出口了。还有汽车行业也是这样。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行业能比火车汽车更重要庞大呢？大飞机？也快了。我真为西方人忧心，他们还剩多少张牌可以打了呢？如果我们的制度真如某些人描述的那么腐朽不堪，这些成就大概只能用外星人在帮中国人干活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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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下如何遏制公众贪欲？

 刘学伟 | 2010年03月13日,01:05

—请浩阳、晨辉诸君点评
      看见诸位与宋鲁郑君辩论，很想参战。但所论题目都很大，一时无法写周全。仅想就一点参与讨论，首先想请教朱、李二君的意见。本来还想请余晓平君点评。但是他曾告诉过我，他“常到处学习，但是从不留言”， 也就只好免了。我当然也十分欢迎博联社所有博友的意见，也包括各位访客。
      宋君一贯的两个凡是（凡是政府的举措就要赞，凡是有关民主的就要批）是我一直不能赞成的。我与他之间也有多次论战，所幸未伤和气。我十分不欣赏粗鄙的语言，先请各位留言者自尊。
      宋君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尽量用一些刺激性的字眼。比如正面攻击民主，正面赞颂一党制。我觉得一党制不过是中国几千年一贯制的（中央）集权传统的一个最新表现形式而已。我也认为这个传统原则上说，与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农耕文明相适应。但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正在迅速进入城市工业化时代的现代中国社会。放松集权，逐 步走向分权是必然的方向，舍此中国决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
      问题是分权有很多的形态，从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到现在的九常委共治，应该可以说是，至少完成了从君主到寡头的第一步分权。如果权力再进一步分散到整个政治局，乃至中央委员会，那就是贵族制了。如果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分权，那就可以认为进入了共和时代。最后，如果相当大一个数量的公民都能真实参与分享最高 权力（像现代西方那样，当然是通过直接选举），那就可以叫民主制了。
      关于民主与共和的区别与优劣，我已经写过很多篇文章探讨，想必不少博友也看过至少一部分。我的探索还在继续之中，并未达到终点。最近找到的两个新提法：一 个是西方制度的最大漏洞（之一）是无法有效遏制“公众贪欲”，第二个提法是博联社吴宏君首先提到的应当“把民主也关进笼子”。我绝不是说中国现在的民主已经太多，而是说我们不可以在我们这个尚且远不成熟的环境中，把民主放到野地里。就是在发达的西方，他们的民主都已经太放肆，但是却无法关回一个哪怕是很宽松的笼子里去。我设想的目标是：一定要让（必是由精英们掌控的）权力和（由广大选民掌控的）民主互相制约。不可以让任何一方独大，而必须是一种中庸。现在西方制度是民方过盛，中国当然是权方过盛。我主张的就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精英，中产阶级，普罗民众三方分权的阶级共和制度。具体的这里都不谈。我 今天只想就一点论证一下，西方的民主制度真的有着很大的漏洞，不宜作为目标模式来直接模仿引进。而必须从制宪精神上就加以重大改造。从历史上说，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元老院、普通公民的三方共和似乎是最接近这个理想模式。我想提供的只是宪政思路，具体的这里都不谈。
      我注意到西式民主制度制约不了公众贪欲已经有好多年了，但一直没有找到清晰的表达方式。大约在两个月前从美国报刊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四个字，顿有豁然开朗之感。什么是公众贪欲，描述得全面一点，就是在民主制度中，公众通过选票表达出来的，永远无休止的好逸恶劳，贪得无厌的倾向。
      下面开始举例：几乎所有的发达的西方国家，从美国开始，到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冰岛，大概没有多少例外，个个债台高筑。而这个债台高筑的原因，也同样基本没有例外，都是主要因为社会福利事业入不敷出所至。每一个家庭都知道量入为出，收入好时可以多花一些钱，遇到困难时就必须撙节开支。但变成民主国家你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政府没有家长权力大，它只能把花钱的口子开大，而无法无权使之缩小。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有周期性。当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时，选民会用选票强迫左派执政者急功近利，把明摆着不会长久获取的暂时盈余立马花掉，而且闭着眼睛假设以后经济形势不会变差，不用留有余地。在法国大约十年前，社会党的约斯班当总理时，就有过这么典型一例，乘着短暂的好景，左派政府把法定工时从每周39小时调降为35个小时，而不许减一分钱工资。 再加上法国举世最多的各种假期，带薪的5周年假，法国就成了世界上工作最少，休闲最多的国家。当经济困难来临时，政府收入减少，各项福利支出首先是失业金就会大增，而收入就会减少。出现赤字以后，政府如果想在任何一个方面撙节一下，都会遭到强烈的抵抗。各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希腊国家财政都快破产，劳工界的应对措施就是举行全国大罢工。冰岛国家银行破产，欠下荷兰英国储户大笔债 务，该国居然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还钱。那结果还用说吗？“不还。” 那国家信用破产，再也借不到新债怎么办？“凉拌。” 公民们关心的就是一件事，无论国家遇到什么困 难，无论政府用什么办法，哪怕是去借高利贷，（有美国的高盛银行可以出借。）我们的福利是一分不能少。其余的我们都不管不问。美国的加州，政府靠打白条维持开支，增税或削减福利开支的议案则是永远也别想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全部税收都用于社福开支（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其余国防科研行政等开支（占全部 支出的三分之一）全部靠举债维持，公民们没有意见。如果相反想削减一些福利开支，那公民们就会有意见了。下一次你要想再当选连任就有问题了。美国近日依奥 巴马指示，成立了一个负责削减赤字的两党委员会。我想断言，这个委员会面临的恐怕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暂时削减一些是可能的，但总的趋势极难全面扭转，就如同西方整体经济，在我看来，已经是极难再次焕发真正的青春。
      现在我来进行制度评价。西方的共和-民主制度，本来是一个极好的制度。可惜就是走得太远。二战以后的普选民主，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都运作良 好。自此以后，就开始进入困难期。我的判断是，这种制度，可以分享繁荣，难于共历艰难。须知这些国家，可不是个别，都是富裕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都在两万美元以上，中产阶级十分成熟，在总人口中都占到至少近半数，共和-民主制度更是已经长期运作。面对经济困难，他们尚且如此。设想一下，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国家，如果让那些金字塔底座中的大多数穷人一人一票，当家做主，这个福利开支，会如何上去，如何下来？中国现在的福利当然太少，必须逐步增加。我说的是，如果中国未来行普选民主，（且不说会不会搞乱套，就算不出大乱子，）这个福利也必然循西方的老路，快速扩张，直到无法负荷。你们看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又要闹起来了。中国的香港那么富裕，中产阶级那么多，地方那么小，对内地的依赖那么大，为了一个直通内地的高铁，有一派人都会闹得那么不可开交。如果 中国真搞西式普选民主，会是如何景象？和西方一样，开竞选支票，负债搞福利，那永远是致胜绝招。
      综上所述，如果我说，西式的普选民主制度，至少在遏制公众贪欲这个问题上，有重大漏洞，诸君以为然否？
      有办法退回来吗？或者你能说服他们重新增加工时，不涨工资？把五个星期的带薪假，减成四个？我看你还是先去与虎谋皮容易些。那么是否可以把直接普选国会议 员和总统的制度改为间接选举，以遏阻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呢？那岂不更是开历史倒车吗？而且要把选举权的范围扩大，只需原有的选民同意就行。而相反的运作则需 至少一部分选民放弃既有的权利，那又如何可行？总之这个方程式，在西式民主制度下是无解的。
      大家想必都知道，对一个国家，如同对一个家庭，经济-财政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对一个普遍地管不好自己的钱财的制度，我说它有重大的纰漏该不为过分吧？这可不是陈水扁的贪腐，可不是个别现象。这也不是癣疥之疾，可是会要命的心腹之患呀。这样再过十年，我真难想象，他们还能借到更多的钱吗？
      现在我再来重申一遍我的基本意见：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过分成熟。民权过盛的弊端，在中国未来政制的制定中必须避免。中国走向的制度，应当是精民共主。精英 和民众的权力权利应当相互制约。必须是一种中庸，由中产阶级居中调停裁判。中产阶级的权利应当加权。可以通过间接选举，或赋予各级政协一定实权的方式来实 施。
      再一次欢迎博联社各位博友、访客和浩阳、晨辉诸君点评。浩阳现在似乎已经十分地接近完全的自由派了，这让我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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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者的尊严与下位者的尊严

 刘学伟 | 2010年03月08日,08:57

      温家宝总理在春节祝词中和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提到“要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样一个概念，尊严一词，猛然间成为大家议论的重点。
      我思索了一番，也查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尊严这个词的含义实在相当的复杂。为了讨论不至于变得过于冗长，我把它概括为上位者的尊严和下位者的尊严两类。
      第一种尊严大概近似于尊贵与威严。这种尊严还有一些近义词比如体面，面子，威风，官威。这一类的尊严，在中国向来不缺。刨根究底，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文明 传统，自古就是一种等级式的文化，讲究的是长幼尊卑，三纲五常，井然有序。在古代，臣子、百姓、子女，正式拜见君王、官府、父母，是要行跪拜之大礼的。上位者坐，下位者站，这都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似乎天公地道，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以致康熙时西人来访，为争跪拜礼仪，延宕经年。中国官员竟有人怀疑，洋人的膝盖是否有毛病，不能打弯。
      但现在的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第二类尊严，就是下位者的尊严。这种尊严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士的尊严，一类是平民百姓的尊严。
      这个“士”有文士武士两类。他们都是受过足够教育或训练的人。在他们身上，尊严似乎比对普通人更为重要。比如春秋时代齐国宰相晏子用两颗桃杀掉的三个武士，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比如文革中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老舍、傅雷。更有日本武士道的剖腹自杀。这种尊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依然是备受推崇的。可惜几乎总是要用悲剧的方式来维护。听说宋朝的宰相可以与皇上坐而论道，这已经是十分地例外。明朝的皇帝动不动罚群臣跪在午门，杖死无算。这些达官显贵，面对更上位的皇权，也真的是很没有尊严了。
      这最后一类的平民百姓的尊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似乎就相当地稀缺了。比如父母打孩子，传统教导的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父母对子女关爱真的是不缺乏，但要讲到对晚辈的尊严，有什么制度性，习惯性的尊重，那真是很难找。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就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依据民本学说，天子、政府官员对人民的关爱，那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失之则是昏君暴君，贪官污吏。但讲到人民面对官府的尊严有什么制度性习惯性的尊重，还是那句话，难找呀。
      历史延续下来，中国的寻常百姓，对尊严这个词，真的就是十分地生疏了。我在看到一个日本电影中描写美军占领关岛时，妇孺不接受劝降，从那高高的悬崖上跳入海中的场景，对我曾产生极为强烈的震撼。对比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中国首善之区大批国人面对屠杀时的麻木（岂止丧失尊严），我真是心中充满苦涩。
     现在我们最常见的百姓失去尊严的至少有着两例：一、被城管们追得四处逃窜的小商贩没有尊严。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露宿几天几夜买不到票，和买到票在火车上挤沙丁鱼罐头时的农民工，真的是没有尊严。
      综合这三种情形，我领会到，尊严的反义词是羞辱。更确切地说是“保有尊严”的反义词是“受到羞辱”。这两个概念，不一定与物质环境条件有关，也不一定与武力胁迫有关，但一定与精神状态有关。
      现在我来说说我在西方看到的人的尊严状态。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方面，他们比中国好得多。先说上位者的尊严。这里真的是远不像中国的传统那么过分。政府无论哪一级的官员，上至总统，都不敢公然对民众趾高气扬。企业中的高层干部，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也很少对员工、下级飞扬跋扈。家长对子女的过分尊严也是不存在的。常有子女状告父母体罚的事发生呢。而下位者，比如最受约束的监狱囚犯，通常也能保有相当的尊严。比如他有权立马约见甚至免费的律师，有权拒绝答问。刑讯虐待也是相当个别的现象。当然你要说那里有多么舒适也是不可能的。 普通公民的人格尊严通常也不会受到系统的侵犯。不过据我们当年和比如宋鲁郑君提供的情况，外国移民还是会经常需要在有关行政部门前彻夜或半夜就去排队轮候。那也是相当地缺乏尊严的。据宋君分析是因为移民没有选举权，所以当局不必把他们放在眼里。在这里我还观察到中国恐怕完全见不到的特权民众的尊严过分张扬的场面。比如农民、长途货运司机不满意时可以阻塞高速公路。地铁司机可以罢驶，以全城公民的交通权益为筹码来谋取个人利益。而当局居然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这也真是矫枉过正，过犹不及了。
      还有一种我称之为起码的尊严，通常在失去时被观察到。比如向别人乞讨实在是一种最常见的丧失起码尊严的场景。而且乞丐丧失的还只是第一度的起码尊严。举个例子，如果你要求一个乞丐向你磕头，称呼你是他的爹，你就可以给他一点小钱，绝大多数乞丐也是不会肯的。这种第二度的起码尊严他们还是有，还是要。古代留下的“不食嗟来之食”的著名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再回到温总理那儿。温总理希望让中国的人民享有的是哪一类的尊严呢？中 国人民现在最需要的是哪一种尊严呢？我想最需要的应当是人民面对官府、官员时，应有的尊严。那个敢骂民众“你们顶个屁”的官员，就凭这句话就应当撤职查办。那个撞了别人车，还敢公然扬言要别人“今天走不出这座城市”的小吏就更是不可轻饶。孙志刚案导致了《城市流民收容遣送法》的废止，有力地保障了流民面对公权力的尊严。城镇无照摊贩的尊严不知可否有类似的法制化的方法来维护。但显然春运期间农民工的尊严就得更多地靠物质条件方面的改善来保障了。其实在中国最广泛的尊严受损恐怕还是举世绝无仅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面对城里人，乡下人天生就丧失了很大的一部分尊严。这方面的实质改善只怕真的还要相当时日 了。
      概括起来，中国人民要想获得更多的尊严，第一还是要靠发展，第二是要靠法制法治，第三则是要期待政治体制的改革理顺人民与公仆的应有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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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选举和自上而下的选拔能够取长补短吗？

 刘学伟 | 2010年03月07日,13:39

—试论选举、选拔、培养、历练乃至世袭之长短与综合
     一个月来，岳母老病住院，家中忙乱异常。没有文章，甚觉遗憾。 不过我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而且还很想找出一些大的纲要来完善我的拟议中的体系。以下就是我的一方面的心得。说得浅陋，望诸君指教。
      无论什么制度，民主也好，专制也罢，都得有一套选拔人才的机制。因为站在统治机器上层的永远都是精英。而这个精英从何而来，就大有讲究。
      自古以来万国的统治人才产生机制，大体上有三类：
      第一类是世袭贵族制，下一代的精英血统上就来自于上一代的精英。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中国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就是这类选拔制度的典型。皇位王位世袭则是这种制度的核心。士大夫集团的整体的世袭也从来没有过例外。比如朱元璋的确出自贫家，但他要治天下，不是一样得依靠那个早已存在的士大夫集团 吗？人可以换，但这个集团可以换吗？说句实话，这种类型的选拔制度其实好像永远不会完全过时。因为只要你承认私有产权制度的不可替代性，那上一代成功创立 的庞大私有财产，除了在他的直系亲属中遴选接班人外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吗？可能民主吗？哪怕是家族里面的民主。我不说个别的例外，而是说普世而言之。这一 点，连股份制也改变不了，因为大股东的股份依然只能由过世的长辈指定的直系亲属继承。无遗嘱则只能按亲等直接继承。
      第二套办法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主张的选举制。由算术平等的多数选民来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他们的领袖，精英。自下而上，是选举制度的实质。这个制度当然可以避免 前一种制度必然具有的一系列不公平与不科学，但也天生地带有一些弊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由不那么聪明的人来决定更聪明的人选这个悖论。其次就是尤其是 在不够发达富裕同时也就不够理智的社会中，这类制度为民粹主义留下了太多的空子可钻。从古至今，都有一些舌灿莲花的蛊惑家，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政权，最后给 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其实古代的中国人还独创了第三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这个制度是从隋唐时代开始的。唐宋两朝都显得极为成功，实在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明清以后， 搞八股文，又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束缚思想的制度，但八股文的科举制依然为这两朝选拔出了大量的人才。这个制度早在启蒙时代就被欧洲人学了去，现在一直是整个 西方社会在选举政务官员以外的一般公务员的基本制度。由上级主持，自上而下，严格考核，是选拔制度的精髓。除了没有任何主权在民的意识以外，这个科举制度 已经相当精巧地缓和了世袭制的缺陷与大大地开放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用现代的话语，就是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地增加了。

     这种制度其实是一种柔性化了的世袭制度。有两个基本点其实和世袭制度一样。第一都是由长辈、在上位者负责挑选和提拔。晚辈、下位者从来、其实发言权很小。第 二候选人虽然不限出身，但实际哪怕是尽可能公平的竞争的结果，下一辈的精英还是大部分都出自上一辈的精英家庭。向上流动的渠道永远都不会十分地畅通。向下 的流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说精英们的后代，就算是很差劲，一般也不至于沦落得太惨。
      中国当代的政界领袖人物选拔制度简单地说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泽东时代的领袖们拥有极高自由度的手工作坊的师傅挑徒弟式的“自行挑选和识别”，然后加以培养、历练的制度。第二阶段则从邓小平时代开始逐步地向以考试制度为基础，强调相当学历、书本知识为基础，然后看重政绩、历练、资历的，自上而下的选拔过渡。自下而上的选举在中国的官员队伍形成体系中，至今作用甚微。
      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有一个缺点是它可能让一个籍籍无名或者在其它方面成名的人一夜获得大位。西方这样的例子太多。当下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一例，他以前的 最高职位就是一个国会议员，连州长部长都没有当过。也就是说，他既无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也无在地方管理全面工作的资历，就这样在选举制度下一步登 天。他能否成功实在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样的人在自上而下的选拔制下，无论多么优秀，都是还得经过更多的历练才能当得大位的。当然小布什当过州长，他的总统当得可不好。但是大概没有人会认为一步一步上去不是选官的正途，而要像奥巴马那样才是阳关道。里根和施瓦辛格都是演员出身，一个当总统有成就，一个当州长 似乎很糟糕。但是一般而论，在选拔制下，他们都是当不了大位的。毕竟两个行当相差太远。
      选拔制很容易被世袭贵族制所侵袭，选举制在这方面的抵抗力强得多。但是也实在不是没有政治世家在选举制下长期存在。著名的比如日本的门阀，比如印度的甘地 家族。就是民主制度成熟如美国，也有肯尼迪、布什、克林顿等政治世家的强大存在。对医生世家，演艺世家、乃至律师世家世人似乎都没有太多的忌讳，唯独对总 括一切权力的政治世家，大家深存疑虑，其实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你又如何可能让政治家们真的完全彻底地杜绝自己后辈选择从政这条路呢？这也好像人权不平等 嘛。他们捡一些便宜，就跟老师的孩子在学习上捡一些便宜，艺人的子女在从艺方面多得一些机会一样，只要不过分，经得起公平竞争的检验，也实在无可厚非。
      这里想专门说几句自上而下的选拔制中一直很重视的论资排辈。中国古人老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说：管得好家的人才可能治好国。其理甚明。管不好一个家的人能管好一个单位吗？管不好一个单位的人，能管好一座城市吗？管不好一座城市的人，能管好一个国家吗？在这个方面，法国的前总统候选人罗雅尔和她的前 伴侣、前社会党总书记奥朗德可是典型的负面例子。他俩同居数十年，子女都已养大，照样会在家庭和工作上两方面同时分道扬镳。真是家都齐不了，何以治国？台 阶是必须的。以军队为例，军长必须由师长升上来，团长必须由连长升上来。如果某位团长太杰出，可以让他在师长的位子上待得短一些，但实在不可以由指挥一千人的团长，直升为指挥一万人的军长。更不要说跳三级，由营长直升军长。用膝盖想想，也知道那是笑谈。直接的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选举有相当大的盲目性，经常会忽略必要的台阶。为了弥补，可以硬性规定被选举者的资历条件。比如，上一级的首长只能从这个职位的副手、直接的下级部门负责人，和下级行政区划的现任前任首长中选拔等。总之，不允许存在太过离谱的越级升职。毛泽东时代他凭个人的无上权威搞过好些越级提拔，（王洪文、毛远新、陈永贵、吴桂贤……）其结果有好的吗？也可以把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长规定为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以避免权位利益的交换。民意代表永远不能成为行政首长，永远都只有监督权，但没有执行权。而行政首长有行政权，但永远必须受到民意部门的严格监督。
      个人感觉，自下而上的选举与自上而下的选拔真的实在是各有优缺点，应当恰到好处地综合起来，成为将来中国官吏选拔制度的核心。而且这个综合可以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步增加自下而上的选举的权重。这样就不会担大的风险。
      大规模选举制的好处西方人说得多了，主要是有利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限制腐败和滥权。缺点实在还是蛮多，比如并堵不住金钱对权力的干预乃至控制。人为地制造了很多的对立与争斗。对选民资质的要求太高，不可能适合发展程度不足的落后国家的国情。
      今天（2010.3.7），冰岛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每个公民每月交纳100欧元特别税，来筹集一笔资金，赔偿因上年冰岛国家银行倒闭而血本无归的荷兰和英 国储户。毫无悬念，90%的选民反对，而仅有1%的选民认为欠债应当还钱。那么我来提议，鉴于经济危机，人民生活困难，每人每月加发100欧元特别津贴直 到经济困难完全结束。至于经费来源，授权政府任意举债，当然利息要尽可能低，偿还期要尽可能长。比如最好60年，等孙子长大后再还吧。请相信，这回90% 的选民都会投赞成票。冰岛可是一个发达富裕欧洲国家，他们居然会用公投来决定这样的事项，真是让我莫名惊诧。
      博联社吴宏君提出一个新颖的概念叫做也应该“把民主关进笼子”。我真想拍案叫绝。我的一连串思考概括起来不就是那么个意思吗？西式民主已经过犹不及。我们 将要建立的民主则必须是至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方向的有机的恰到好处的折中，综合。当然我知道当下中国的民主还微乎其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去探讨我们应当去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在这条路上的先行者们的成败利钝。
      其实哪种制度或者制度的综合更成功，这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说到底，还是要看在竞争性的国际市场上，谁能取得上风而主导的地位，尤其是要看那个变化、发展的趋势，谁在上升，谁在衰落。                 
      我的最终基本综合意见是：由至上而下的考试和选拔、培养和历练为第一份额，范围不致过大的、自下而上的、逐级进行的选举为第二份额，容忍一定程度的世袭 （太子党现象）为第三份额。三者的有机的、合理的、理智的结合，可以成为中国未来政治精英选拔程式的基本要素。 比如候选人可以由上级按传统选拔培养后提出，但一定要经过人代会的真正审查与批准，而人代会必须是通过逐级的但真实的选举产生。总之是综合了又综合，平衡了再平衡。一定要把各种制度的优点都尽可能地拿过来，把各种制度的缺陷处尽可能地挤出去，最后才可能独创出一种比西方现行制度更好的制度，从而赢得引领世界的资格。我还是坚持认为，合法性仅来源于普选的观念是偏颇的，绝对化的主权在民其实是不可行的。一个科学的政治体系的实质还是在于追求与实现良治，在于对广大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的真正照顾，而不仅仅在于遵从他们现在而今眼目下的多数意见。要那样你就去举巨债搞福利吧，今天把明天后天的钱都花掉吧，预算 赤字尽管奥巴马式地往上累，反正先把今天选民手里的选票哄过来再说。看看现代的西方是不是这样？他们还能这样接着搞下去多久？
      至于中国现行制度的缺陷，自由派们说得很多，我也多数都赞成。不过在革除这些弊端的时候，可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犹不及了。
      对传统国粹派，我要说，西方的民主制度有许多优点（比如公民的自由主动传统），我们自己的传统有许多缺点。（比如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缺乏主动精神。比如 官吏集团的整体权力之受不到足够约束。）对西方自由派我要说，西方的自下而上的民主传统实在也有许多的漏洞，东方的自上而下的选拔制度实在也有很多的优 点。就是两边都有的一定程度的世袭因素也不是毫无道理，一方面对有大功之人的一定酬佣也是世之常情（比如毛新宇的据传的将军军衔），另一方面，太子党也真的未必 就出不了人才。比如梁启超家族不是就世代有大人才出现吗？ 又比如蒋经国不是也很能克绍箕裘吗？
     白驹蚁君在我的多篇文章后面的留言，对我的上述思考多有启发。在此先行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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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色不足的共和国

 刘学伟 | 2010年02月12日,15:35

—文强、李庄、薄熙来，三个故事、一样主题
      重庆的打黑似乎已经接近尾声。压轴的两个故事是黑社会据称最大的黑后台文强和一个意外的人物，北京律师李庄。
      文强的表演中规中距，认了自己的罪，似乎主要辩护就是认为年节送礼因没有明确请托，不能算贿款，应属灰色收入。最要紧的是他没有再攀扯任何更高层的人物或部门，似乎一切都到此为止了。公众的主要疑虑自然就在于此。由于拒绝了异地审讯，文强等于就是由他的直接上级甚至继任同级来调查审讯，其中可能发生的隐情实在是太引人遐思。根据另一个常识，关系网总是向上下左右四方蔓延的，上面还有空间，网却到此嘎然而止，恐怕缺乏逻辑性。文强的故事最后的看点就是他会不会死。如果死，他会不会服罪，会不会，以及会不会有机会，像李庄一样，开口咬人。
      律师李庄的故事同样让人泄气。依我的直觉，李庄为了成功辩护，替当事人减罪，提示暗示有些擦边球，上下其手，违反严格的规矩之类，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就如同一桩买卖，各方都要努力照顾己方的利益。如果一方多付了钱，或多发了货。对方当然可能甚或可以不吱声。如果吃亏的一方比如事后察觉，声明讨要，对方称没注意，如数归还，就是好搭档。你要指责对方多收不报，则是苛求。控辩双方的关系，与此相类。受控方实在无需主动承认任何未经指控之罪，辩方只需想法减罪。而控方则必须为一切指控提供足够证据，疑罪从无。这些都是从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颠仆不破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去，对李庄的指控，自然至少有一部分证据不足。比如眨眼暗示，指意显然不确切，据此控罪，使人联想到历史故事“腹诽”。说句实话，腹诽未必没有依据。因为敢怒而不敢言，已是对立双方都知道的事实，回家说的悄悄话还不在此列。但李庄的故事最让人气结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最后二审宣判时，李庄夺过话筒，宣布的“认罪不实。协议以认罪换缓刑。高层无诚信。”诚信二字在这里出现，实显滑稽。因为公众在这里相关的各造中，都没有看到诚信，而是看到的黑暗和无耻，尤其是权势一方的黑暗。官方百密一疏，没有把李庄控制好，出此纰漏，如何收拾，公众试目以待。当然也可以当没有听见，但那岂不跟掩耳盗铃，甚或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一般了吗？
      重庆打黑这个大故事中还有好些角色比如黎强，虽有一个著名律师的有力辩护，但二审还是毫无改易，维持原判。看来官意还是足够强大呀。
      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大故事的真正主角，就是重庆的主政者，薄熙来。波先生出生高干，但其父搏一波当年也受过许多迫害。让民众对他的观感与其他许多太子党还有所不同。他的故事太复杂，我们不能都清楚，至少知道他在大连、辽宁主政时，甚有官誉。但也有不少人有微词。其妻是大律师，业务繁忙，收入颇丰。其子在英国留学，成绩斐然，且风流倜傥。在重庆唱红打黑，更是风云一时。起首之时，我和广大公众一道，为之欢欣鼓舞。有我写过的多篇博文为证。（我的第一篇相关博文，题目是《薄熙来重庆扫黑好像关乎国运》。点击可在《选举网》打开，至今点击有3571次，而在博联社则已经光荣牺牲。顺便申明，我对博联社只有感激，绝无抱怨，他们的做法我完全可以理解。）但几个月看下来，破绽似乎越来越多。对这些后续发展，我也有好几篇博文。现在大故事已经尾声，我的总的感觉已是，应弹应赞，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为妥了。至于他的动机，我已经说过，是无需考究的。
      我身在海外，就斗胆多说几句。这三个人物，三个故事，表现的是同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成色，还相当地不足。关于，民主与共和的区别，我有过相当深入的探讨。但是在这里，这两个词则是一个意思。就是国家属于全体人民，不是少数人的私器。共和国的运行，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基准。尤其是讲到司法，要的就是一个正义。并不需要你去调节比如贫富悬殊，去建立什么需要花费很多钱财的社会福利制度。只要你，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私，不枉不纵。首先把事实调查清楚，摊上法庭，控辩双方，充分辩论质证，然后依据法律，公正判决，并尊重当事人的一切合法权益。这个结果，就应当经得起公意和历史的检验，不会翻烧饼。而眼下观察到的现像，让我对此实在是颇有疑虑。比如，那个李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他不会再申述吗？当然最高法可以说，此事查无实据。这样的事，怎么可能有实据？但是天下悠悠众口，何以杜之？
      最后再说远一点。我们大家都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不仅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惊人的提高。就是各项公民权利，社会的法治法制水平，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在公民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制约方面，则还成长得远远不足。所以才会有本文所述的三个故事的发生。更不要说宪法上明文载具的人民主权，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宪法上同样载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等过时条款，也未经修改或删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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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月亮似乎也不是那么圆

 刘学伟 | 2010年02月07日,15:49

—从美国巨额国债论到“公众贪欲”
再论到普选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漏洞
最后论到东西方的政治前景
       我1983年出国，在也是正牌的发达国家法国居住了超过27年了。但我观察到的西方的状况怎么就和另一些好像应当和我差不太多的人观察到的差距那么大呢？ 在他们口中，西方美好得就跟天堂似的，几乎就找不到一点缺点了。连近日美国高法取消企业政治捐款顶限，都有人能论证出一系列的正面意义。我说 “最好还是一分为二” 他们都不乐意。反而一些西方人自己看自己，倒还清醒得多。
       下面我想介绍一篇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然后当然有评论。为示区别，引文退后一栏。（限于篇幅，删去若干句。）
我们简直吓瘫了 愿上帝保佑窝囊的美国   g
    你知道有句老话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以下是我根据白宫2011年财政预算写的修订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预算。”

    毕竟，我们是个窝囊的国家，一直就有个窝囊政府。如今我们还有个窝窝囊囊的预算草案，这是窝囊预算程序的第一步。

    我知道“窝囊”这个字眼肯定挺刺人的。不过想想看。窝囊就是面对危险觉得害怕──而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而在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问题上──犹如自杀一般的12.5万亿美元债务，我们简直就吓瘫了。

    想一想这个3.8万亿美元规模的预算提案中的一些数字。我们的经济停滞不前，但预算却比去年膨胀了8%。我们的开支比收入多1.3万亿美元。另外还得支付2,500亿美元的利息。

    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想出法子支付这一大堆费用了──哦，其实是三分之二的费用。（剩下的三分之一得去借。）只要继续对公司和有钱人征税就行了。

    对此谁会有异议呢？没错，有钱人也许会，不过他们在选民中占不了太大比例。所以现在银行得交新的“责任费”，单独免税项目要受限，布什政府出台的减税政策也要撤销。

    2011年预算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由窝囊的政治家们编制，给窝囊的民众他们想要的。

    政治家们明白如此巨额预算赤字是大错特错，但他们没有任何作为。跟知道赤字大有问题但无动于衷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们都太害怕、也太自私，而不去做该做的事。

    尽管去骂那些政治家好了，不过先得骂自己。他们是你们选出来的──而且要是他们显示出勇气、而不是一副窝囊相，你们很可能就不会选他们了。你们会把票投给承诺削减福利的政治家吗？会选那种发誓决不会为你家乡的特殊地方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政治家吗？

    历史经验表明你们不会这么干。所以，最终窝囊的民众会安于拿出窝囊提案的窝囊政治家。

    明年我们的国家将背负约14万亿美元债务──平均每个美国人4.5万美元。

    面对如此吓人的数目，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拿出点勇气来。但你们的州长、国会议员甚至你们的总统都拿不出这份勇气。

    对于你们这群窝囊废来说，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再一次表示强烈欣赏，西方人批评自己时表现出来的毫不留情。不过这种毫不留情，并不会使存在的严重问题变轻。而且我还要指出，该文作者的自我批判实在还有欠透彻，而且立场也太偏于资本方。

      这篇不长的，措辞严厉的文章就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美国的巨额债务表示了忧心忡忡。第二层的意思则深刻得多，他说的是美国窝囊的选民的素质就决定了这个巨 额债务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而我要补充的第三层意思是，这是一个制度问题，西式现行民主制度解决不了“公众贪欲”。这个漏洞如果堵不起来，迟早会把西方拖进灭顶之灾。这第三层意思之后还有第四、第五层，且容我徐徐道来。
      现在开始细说第一点。美国公私债务之重，举世皆知。这里简单概述。美国三亿人口，有12.5万亿国债。人均四万挂零，相当于一年的GDP的90%。美国预 算规模3.8亿，比上年增8%，而GDP的增长则是-2.5%。美国政府收入总计2.5亿，支出比收入多出50%有余。还有2500亿得国债利息。如果加 入开支，则支出超出收入62%。超出的多过一半的部分的唯一来源就是继续更多地举债。一年以后，美国的债务会再多出1.5万亿，总计达14万亿，人均 4.5万。增长12%。这一点，倒是可以把中国GDP的增长率比下去。美国虽然债比天高，却不会破产，这也真是怪事。不过进一步讨论这个债务的蹊跷规模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主题，先揭过一边。
      现在开始细说第二点。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窝囊的美国公民迫使他们选出的窝囊政府通过了一个不可能削减赤字的窝囊预算。作者很清楚他们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就是说，政府欠下这如山的债务，并没有违背选民的意愿。文章说道，对自己政府欠下巨债有意见的可能是有钱人，不过他们人数太少，投起票来没分量。因此对资本有利的政策都被奥巴马政府削减。真不愧这篇文章登在《华尔街日报》上。他似乎忘了，除了投票，资本方还有众多手段比如政治献金，华府游说等影响政府，那个效力岂是黎民小小一票可比。
      然后该文说，政府和公民都知道拥有如此巨额债务大错特错，可是他们都无动于衷。因为“我们都太害怕、也太自私，而不去做该做的事。”
       下面这段话讲到问题的实质了：“尽管去骂那些政治家好了，不过先得骂自己。他们是你们选出来的──而且要是他们显示出勇气、而不是一副窝囊相，你们很可能就不会选他们了。你们会把票投给承 诺削减福利的政治家吗？会选那种发誓决不会为你家乡的特殊地方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政治家吗？”两个竞选者，一个说，你现在有糖尿病，不能再吃糖，必须改吃药。另一个说，那药多苦哇，我还能给你们找到可口的糖吃呢！选举结果，真的是可想而知。
      以下这句真是资本斥责民主的口吻了：“历史经验表明你们不会这么干。所以，最终窝囊的民众会安于拿出窝囊提案的窝囊政治家。明年我们的国家将背负约14万亿美元债务──平均每个美国人4.5万美元。” 不过对美国的负债累累，资本方说起话来如此无辜，也实在让人齿冷。那些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祸害了全球的金融衍生债券，岂是平头百姓所想象得出的。如我等学历之人，还要绞尽脑汁才能大体明白其弯弯绕在何处呢。
       以下开始说第三点。华尔街斥责窝囊的美国公民整体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肯多干活少享受是美国欠下如此巨债的根本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想要让美国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候选人都不可能赢得足够选票上台执政。那么在华尔街看来，这个方程是无解的啰。所以此文的最后一句说：“对于你们这群窝囊废来说，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的确点明了我在西方住满二十年以后才看明白的一个症结，以前几天才学到的一个准确的词汇来描述，叫做公众贪欲。 民主制度无方合法限制这个公众贪欲。虽然越是高层，越是精英，就越能明白这个公众贪欲的严重后果，但是却谁也无法遏制它。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都曾在遏制这个公众贪欲上有过重大成就，但是管不了许多年，所有故态就都复萌了。现在法国的萨科奇又想重施故伎，摊上法国这样一个左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他成功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其实普选民主体制除了无法遏制经济方面的公众贪欲外，还有好些漏洞。比如普选尤其在公民投票时所必然表达的公民的平均智商，往往被事实证明十分平庸。最典型的事例是在欧盟改制问题上，可以说在欧盟内部的任何国家，议会（精英们）都已压倒多数支持先《欧盟宪法》，后《里斯本条约》。但第一次由于法国的公投而胎死腹中，第二次由于爱尔兰的公投而前功尽弃。最后在经济困难的短期压力下，才于爱尔兰勉强过关。第三个方面是公众情绪之冲动易变， 缺乏冷静。典型例子是9.11之后，美国民意不顾广泛的国际反对，一边倒支持打伊拉克，而现在又反悔。至于美国数十年来无怨无悔偏袒以色列，最后招致 9.11的报复，我就不知道该怪精英还是民众了，因为他们都有份。设想中国如果有一个雅典式的拥有最高治权的公民大会，在南斯拉夫炸馆和南海撞机之后，中美两国之间会有什么前景呢？
      下面来说第四点。限于思维的惯性，在现代的西方似乎从来就 没有人想过，如果把决定权从公众的手中收回来一部分，这个死胡同是否就有可能退出来呢？这也是民主制的一个悖论—有进无退。（就是民主权利可以方便地向下扩大，在必要时却完全无法回收。）2300年前的古希腊城邦，就是这样无法因应经济衰败，中产阶级规模的缩小而崩溃。亚里士多德如此睿智，他也只能总结出，中产阶级衰弱了，民主制就会无法正常运转。但他从未设想过如何可以大幅修改这个已经烂熟的制度，以挽救其危亡。他的声威赫赫的学生，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他的有生之年，已经统一了希腊，打到了东方。可是在他的500页的煌煌巨著《政治学》一书中，居然一句未提及亚历山大。
      倒是希腊人的后继者，罗马共和国，不知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避开了古希腊城邦过渡民主化的陷阱。罗马共和国的行政权，掌握在由复杂加权选举产生的执政官手中。但真正的决策权则自始至终掌握在由数百名退职执政官和其他高官组成的元老院手中。这个元老院很好地避开了上述的公众贪婪、平均智商和冲动易变等等陷阱，成就了罗马共和国比古希腊城邦庞大数百倍的业绩。
      当民主制于中世纪后期在欧洲复兴时，很长时间，都没有地方实行过普选权，这种有限制的民主制（毋宁说共和制）取得了所向无敌的成就。最后在二战以后的三十年， 普选制取得了西方民主政治的鼎盛辉煌。问题是一旦经济因为任何原因真的陷入长期衰退，这个制度就无法组织有效的退却。不仅经济上无法，政制上也无法。正如白驹蚁君所言，它真的好像是一个只能在顺境中良好生存的制度。古希腊城邦第一次，罗马共和国第二次，我很不乐意在数十年后的将来看到第三次，过度成熟的民主制因为类似的原因陷于长期衰败，乃至崩溃。那个时候世界上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乱子。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实在殷切祈盼，他们能够找到一条安全体面的退路。那会不会向罗马帝国模式趋近？我还不敢太多想。
      第五点最后来谈第三世界。我还在反复斟酌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词。我觉得都有缺陷。因为由于前苏联集团的崩溃，第二世界已不复存在。第三世界的提法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而发展中国家这个词的漏洞就在于它假设这些国家将来有一天都可以发达起来。但这种前景就如同一个国家内所有阶层都能共同富裕一样十分可疑，而且太过天真善良。现代西方的富裕，我真的十分怀疑，就如同古希腊城邦，古罗马的富裕一样，都只能是例外的历史现象，因为为它们的繁荣付出牺牲代价的外部世界都实在太庞大了。它们哪里可能都进入同等级的繁荣富裕呢？而中国在历史上的繁荣则是自给自足的，完全没有这种对外部世界掠夺的依赖。
      中国人口基数如此庞大，根本就是半个世界。我觉得数十年后，中国的确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拽拽乎难以富裕到现代西方的程度（人均3-4万美金），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也难于成为多数。因为就是在今天有人均3-4万美金收入的西方，这个橄榄形社会维持起来也难乎其难。如果在这里如此富裕、有悠久文化和民主传 统的西方公民都无法善用他们手中的主权，那么在几十年后依然是宝塔形的中国社会和其它非发达国家中，如何可以想象西式的普选民主制度可以顺利运行？
      其实地球上出现橄榄形的社会真的历史十分短暂，范围也十分有限，而且它们还很有退回去的现实危险。那个宝塔形的社会很可能就是历史的常态。在那大部分的历史时代和大部分的地理区域，社会都是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下运转的呢？我们真的不应当好好想想这其中的也许不能让所有人都那么惬意的真理吗？不要以为我在鼓吹专制。我已经反复说过，我相信民主-共和制是城市、工商业文明、橄榄形社会的正当政治形态。问题是在世界大部分（包括中国）地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橄榄形都成不了现实。我们是有了大量的城市，有了居主导地位工商业经济。但就是这样，我们也还可以有古希腊和罗马，民主制和共和制两个可以模仿取法的对象。我们还有极为深厚的自己的以民为本的优秀政治传统。这个传统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繁荣，绝不可以片面斥之为一无是处。我再一次认为，中国的政治前途，在于摸索出一套综合了东西方政治传统精华的折中的独创的制度。它当然应当比现在中国的制度自由民主得多，但一定不可以走进现在西方欲罢不能的过度自由、过度民主的死胡同，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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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何时超过美国-与雷崇功老先生相商

 刘学伟 | 2010年01月24日,23:34

    本以为与李晨辉君的磋商已经告一段落。今日又看见一位雷崇功老先生也就同一题目（《中国何时超过美国》）超级链接，点击即可打开）与我相商。本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我就再谈一次这个题目了。

      雷先生文章一开头，就引用邓拓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似乎把我们今天的近三十万亿人民币的GDP等同于一个随时可能碎掉的鸡蛋了。这个引喻失当的程度可是非同一般。不过这不必多究，还是来谈正文。
     一、雷先生认为中国难以追上美国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没有民主制度，而美国有。而中国现行的制度似乎是万错之源，正如同美国的制度是万对之源一样。这点本人真是难以苟同。
     下面我分三层说：A、一般民主。B、西方民主。C、中国的现行政制。
     A、这个题目真的实在是太大，我哪里一时半会能把我对此的见解都说完。对这个题目，一年半以来，我写过二十多篇文章，不下十万字。不知雷先生可否抽暇看上那么几篇。我们再来细细讨论。您可以先看这一篇：《我的民主-共和理论纲要》（超级链接，点击即可打开。）
    这里我只能极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几个基本论点。
    a、民主制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城市、工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必须以城市中产阶级作为它的主要社会基础和核心领导力量。换句话说，民主的基础可不是“天赋人权”。人的权利既不是上帝所赐，也不与生俱来。它是社会的、历史的发展所赋予的。
    b、缺乏了这个社会基础的民主，只能是早产的民主。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海地），是建不成像样的民主制度的。民主真的既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无民主，就不能快速发展），也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就是说，有民主，就保证能快速发展）。
    c、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去寻找一种发展中的民主，它一方面必须适应中产阶级严重不足的现状，一方面必须能有利于中产阶级最快速度的成长。以最快的速度走出贫穷的沙漠、戈壁，是不发达、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到了那水草丰茂的地方，才可能建立起幸福的民主家园。
    d、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普选不能保证中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极易被民粹主义所操纵。应当由逐级递选的方式来加以限制约束。让穷人当家的制度，绝不会是一个可持续、可发展的制度。不要忘了我们第二共和前三十年的共产实践
    B、西方现行的普选多党民主制度无疑是一种优秀的有极大成就的制度。但它是建立在历经几百年发展的，十分富裕的，有足够文化教养、法治法制传统的社会之 中。好多历史、社会条件（比如通过殖民掠夺，搜刮巨量财富）都是不可移植、不可重复的。（而这恰恰是西方文明三次繁荣-古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帝国、和 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历史条件。）它的发展顶峰是二战后最初的“光荣的30年”。从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起，就开始走上了下坡。现在这个制度已经面临 日益增多的困局，他们能够真正摆脱困局，从新获得勃勃生机的机会好像不大。这个制度已经老迈。
      几天以前，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取消已经实行了超过一百年的企业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从此以后，美国企业可以任意捐助它喜好的总统或议员候选人。很想听听那些对西方制度充满景仰的自由派人士对美国民主的是项重大最新发展有何见解。
      C、中国现在的制度植根于中国几千年的父权式强政府传统。与那几十年的共产制度实践的渊源其实完全是第二位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实在不可能是一无是处。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庞大的农耕文明，它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制度。现代的中国文明正处于急剧地向工业城市文明转型的过程之中。要发展到西方 现在这样的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橄榄形）的社会，其道路还相当漫长。我们现在的一切政治设置都必须立足于社会还处于宝塔形，稳定和发展是社会的首要需要这个前提下。
      中国这三十年的惊人成就如果说没有现行制度的重要贡献那真是无稽之谈。现行制度对这个经济成就的贡献和损害应当至少是7：3。 它绝不仅仅是万错之源。简言之，强大的政府是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一个根本要素，将来的任何政治改革如果把这一点改掉了，那中国的崛起等等就会全部化为泡 影。也就是说，我认定，哪怕是在制度方面，我们拥有的，也绝不仅仅是劣势。不过我也要申明我绝不认为中国的现行制度已经接近完美。它的缺陷还所在多多。不过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无是处而已。
      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进步，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应当有深度的改良。但决不能推倒现在的制度重来，也决不能以西方现在的已经漏洞百出的制度为目标模式。而必须下很大的功夫摸索出一条综合了东西方制度的优点，排除了两方主要缺点的足够创新的制度，中国才会有资格在将来的有一天领导世界。
      二、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我们的分歧其实小得多。内需不足，对外贸依赖过大；外汇储备过多；社会保障制度严重不足，人民没有安全感，是消费不足的重要 原因。这些都是我们的共识。不过，华人在西方，享受着和西方人一样的福利制度，一样比西方人勤劳节俭，家有储蓄。这又当作何解释？16年翻四番，当然主要 要靠提高国内消费。卖东西出去，就得买东西回来。外贸进出口，归根结底应当是大体平衡的。赚的钱当然还可以出去买资源，买股份，就是说输出资本。
      三、西方的发展之路，是对世界竭泽而渔。我们后起，已经不可能重复他们的老路。我们当然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低碳之路。比如，10年后，中国肯定会向世界每年出口数百万辆汽车，但那应当很大一部分是电动的。国内也一样。这样才可能绕过那个资源瓶颈。
      四、科技教育方面，其实中国的状况也不像你们以为的那么糟糕，因为中国的孩子至少还在努力读书。在西方，享乐主义盛行，小孩读书真的像放羊，轻松得很。他 们同年级的课本，可比中国简单得多。所以中国的孩子到西方来，越小越不吃亏。工业方面，中国现在早已不是只靠服装鞋帽玩具在占领世界市场了。请看我翻译的《法国著名周刊《观点》2009年末中国特辑撮要》和后续两文。中国其实已经在许多高科技、重工业和未来行业比如清洁能源，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科研论文发表数，专利拥有数，都已至世界领先地位，而且还在继续快速攀升之中。实在不必过于妄自菲薄。至于诺贝尔奖，不要着急，都会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拥有的可不是一个鸡蛋，而是上亿个。碎掉几个坏不了事的。
     五、关于人均，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谈过，这里抄过来，也请您批评。
     有人老拿人均GDP说事， 说我们还排着世界100位以外。在我看来，还有几个因素需考虑。 第一、一口并吃不胖，我们不能指望天上掉下一座金山， 让中国的人均一下子跳上去。 增长的速度比谁都快就是最可骄傲之处了嘛。第二、 不要忘了中国的物价（除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比西方可是低许多许多。比如北京市民人均已有一万美金。 如果加权平均物价是美国的一半， 那北京人的一万美金就相当于美国人两万美金的购买力。 因此双方之间的实际生活水平差距，其实远没有数字上那么大。 比比实际的人均居住面积就知道。其实今天中国人的居住水平， 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没有质的差别了。 况且他们的房子很大一部分都十分老旧了。而中国的90% 以上的房子，都是最近这20年造的。用车的差距也在飞快地填平。 其它的中型生活用品（比如电话电脑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率， 至少在城市中就更没有多少差距了。 真正一时或永远也赶不上的主要其实就在环境、气候、人均国土、 还有就是社会文化、道德水准、人民自由权利等软的方面了。 这些方面，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民的努力争取，10- 20年内，大有改善，都是可以预期的。第三、 西方发达国家那么高的人均收入，实在是以第三世界的巨大牺牲、 地球资源环境的过度榨取、 比全球人均多出数十倍的碳排放为代价的。 我们中国未必值得去仿效。 将来中国或人类的发展肯定不能照走它们的老路， 还得自己去开发一条不是那么耗费的路。否则， 中国人或平均的地球人永远也不可能 拥有西方人现在这样的奢侈的生 活水平。
       最后，我申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样的企盼着我们共同的祖国繁荣富强。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这都是我们在为祖国的发展集思广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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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号，去年已斩浪，今年需劈风。

 刘学伟 | 2010年01月22日,18:30

     刚刚看到了财政部公布的去年经济统计数据。一如预期， 中国轻而易举，同时绰有余裕地以8.7%的年增率完成了全年“ 保八”的任务。四个季度的增长率一路上升， 到第四季度已经恢复了暂违一年多的两位数（10.7%）。 在可以预见的若干年内，以我应当客观的预计， 中国的增长率就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区间了。与之相应， 外贸成绩也重新开始巨幅成长。顺差也开始再次汹涌而来。 也就是说，这次号称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 不过是让中国经济发展这艘巨轮，略微颠簸，稍稍减速一番。 现在又恢复了其巡航速度，年增10%，8年翻一番。 我们把可以预期的人民币增值（年率5%左右）留作保险系数， 把下一次经济危机也视做格外的红包， 再给美国留出它恐怕是很难 完成的3%的平均增长率， 还是那个通行的基本估计，最早10年，中不溜15年， 最迟20年，中国的GDP一定会赶上美国。
      中国去年的经济亮点也颇多。为省篇幅，只谈其二， 就是实体经济的最大亮点汽车业。中国居然提前数年， 以只能称之为井喷的48%的增长率， 一举赶上一路下滑的美国汽车业，以超过1300万的年产销量， 雄踞世界第一。大家知道，除了房地产，汽车是个人消费的最大宗。 大体说来，在发达国家，一个家庭平均或一个人民的总体， 所拥有的房产平均要占到其个人财产总额的80%。 然后就是汽车可以占到10%。其余的所有财产， 比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家具服装等等全部加起来，占剩下的10% 。汽车业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 据说北京市民的家庭汽车拥有率已经达到66%， 也就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70%的饱和拥有率实在已经相差无几。 因为始终有一部分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习惯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 并不需要拥有私家车， 尤其是在现在力倡环保低碳以及经济困难的背景下。 当然这北京是中国的拥车第一先锋城市。不过根据惯例， 所有的东部发达城市，几年之内，就都会赶上来的。 至于中部和西部，以及广大中小城市及农村，那就需要年头了。 不过众所周之，中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仅仅是东部沿海城市， 拥有的人口就已经超过美国的总和。仅算他们的用车， 就可以富富有余地与美国一较长短的。再过一些年头， 不会超过十年的，中国的汽车产量和销量，就会超过欧美的总和。 而且，届时，中国肯定会有每年数百万的出口量， 在整个世界市场上也可以占一个极为重要、甚至首屈一指的地位了。
       如果还要举一个亮点，那我可以说中国去年下水的最大油轮“ 新埔洋”号。该船由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研发设计。全船长333米、 宽60米，上层建筑高6层，甲板面积有4个足球场大，并设点击图片看原样大小图片有直升 机升降平台。点击图片看原样大小图片“点击图片看原样大小图片新埔洋”号可装载闪点低于60℃点击图片看原样大小图片的原油30. 8万吨，服务航速点击图片看原样大小图片可达15.7节，相当于每小时30公里， 续航力约2万海里。 想想一艘核动力航母才不过10来万吨，而我们已经有了核潜艇， 那么核航母我们有能力造不？

     今年，至少在经济层面，对于中国应当是相当的好过。 那刺激经济的4万亿，据说只用掉了一半。而这经济依我看， 已经不需要刻意刺激。眼下的宽松政策，顶多再执行个3-5个月， 就必须改弦易辙，掉头开始慢慢刹车了。否则，经济过热的魅影， 就会重来，这增长率，就会攀上12-13-14-15% 之类的高阶，外贸顺差又会以每月1000亿的速度飙升…… 那时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大到不可承受， 外贸冲突就更会四处开花，遍地蔓延了。以我估计，怎么着， 至迟下半年，中国央行就得开始升息， 人民币也得重新开始缓慢升值，并逐步、加速国际化的漫长历程了。 不过这俊马如果跑得太快，要让它跑慢一点， 可是比一头怎么鞭打也跑不起来的老驴的问题要容易解决得 多呀。

      个人以为，今年，是一个戳破房市泡沫的好时机。去年， 全世界都在度荒年，那个经济增长的劲，自然是只能鼓而不能泄。 到今年，世界经济是在缓慢艰难复苏。 但中国显然非常快地就会重新进入过热通道。这个时候， 如果把房市戳破，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就是比较容易承受的。 比如经济增长如果因此会下降几个百分点， 那不正好让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而不至于过热吗？比如， 如果降得太多了一点， 还可以把那没有用完的2万亿拿出来接着用呀？ 就把这笔钱主要投放到建筑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 再加上比如购买非自住的投资房要求高额首付， 贷款利息也加以歧视等。刚颁布的国十一条，再加上这几个措施， 还怕房价不掉下来吗？
     有人老拿人均GDP说事， 说我们还排着世界100位以外。在我看来，还有几个因素需考虑。 第一、一口并吃不胖，我们不能指望天上掉下一座金山， 让中国的人均一下子跳上去。 增长的速度比谁都快就是最可骄傲之处了嘛。第二、 不要忘了中国的物价（除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比西方可是低许多许多。比如北京市民人均已有一万美金。 如果加权平均物价是美国的一半， 那北京人的一万美金就相当于美国人两万美金的购买力。 因此双方之间的实际生活水平差距，其实远没有数字上那么大。 比比实际的人均居住面积就知道。其实今天中国人的居住水平， 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没有质的差别了。 况且他们的房子很大一部分都十分老旧了。而中国的90% 以上的房 子，都是最近这20年造的。用车的差距也在飞快地填平。 其它的中型生活用品（比如电话电脑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率， 至少在城市中就更没有多少差距了。 真正一时或永远也赶不上的主要其实就在环境、气候、人均国土、 还有就是社会文化、道德水准、人民自由权利等软的方面了。 这些方面，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民的努力争取，10- 20年内，大有改善，都是可以预期的。第三、 西方发达国家那么高的人均收入，实在是以第三世界的巨大牺牲、 地球资源环境的过度榨取、 比全球人均多出数十倍的碳排放为代价的。 我们中国未必值得去仿效。 将来中国或人类的发展肯定不能照走它们的老路， 还得自己去开发一条不是那么耗费的路。否则， 中国人或平均的地球人永远也不可能 拥有西方人现在这样的奢侈的生 活水平。 
      现在的中国显然已经过了粗放求增长的历史阶段， 应该在均衡发展方面下大功夫了。所有的薄弱环节， 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住房，比如医疗，养老，城乡差别， 沿海内地差别，贫富差别，乃至经济发展与政体改革之间的差距， 都应当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一一加以弥补。假以10- 20年的时日，自然还不能全部补齐， 至少可以让目前差距日益加大之势得以根本逆转。 那么我们这个实在应当整体还是称得上成功的制度， 在全国各个不同阶层民众的心目中， 在世界上不同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人民的心目中， 就可以少受到很多的争议而多得到很多的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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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风云骤然冷，何因何应之我见

 刘学伟 | 2010年01月16日,18:03

      开年以来，中国似乎不顺心的事情忒多了一点。且不说近月急剧增加的各国各项反倾销调查此起彼伏，奥巴马先是宣布要向台湾售武，然后又宣布要见达赖。中方一方面连续五次抗议，一方面以成功试验中段拦截反导弹回以颜色。这事还正烦心着呢。Google又加菜了。说是不能忍受中国政府加在它身上的种种限制以及骇客攻击，宁肯整体退出中国。这事正没开交呢。所幸的是，直到今天，似乎其它的西方国家还没有来跟进凑热闹，但我担心这样的事可能会接踵而来。毕竟美国是整个大西洋联盟的领袖。它要是硬起头皮带头找事，只怕是会有追随者的。
     回过头来想，直到去年年底，中国面对的国际气氛似乎都还很不错嘛。比如好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都发表了巨大篇幅的中国专辑。对中国的基本态度，那可是不一般地友善。中国还荣膺了几顶不敢戴的高帽，比如“世界的新主人”，“地球的心脏在中国跳动”等。当时我看着这些明显带着酸味，言不由衷的恭维话，就感觉这些话一定还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觉得这是像另一类的裹着糖衣的“中国威胁论”。觉得这一波热捧好像是想惊醒西方人，试图凝聚起西方人遏制中国发展的共识。他们竖起拇指，表示“不是做游戏了。”（Pouce，on jout plus。） 那么就是要来真格的啰？这真格的可能是什么呢？
      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30年。除了89年后的两三年，西方从来没有成功地凝聚起遏制中国的共识。那么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这个一直没有凝聚成功的共识有了可能的趋势呢？我觉得这事至少可以分两方面说。首先是中国的成功发展，实在是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才迅速地显示出让西方难以承受的份量。比如，总产值是在2005年以后，以几乎一年一个的速度，迅速地超越了法、英、德、日诸位昔日列强。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仅在2001到2009这几年的功夫，迅速地从不过一千多亿攀升到近二万三千亿。更让西方人惊醒的是，在这次还未完全过去的金融危机中，中国表现了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抗危机能力。在这样一个哀鸿遍野的时刻，各国的经济都损失了好多个百分点，在负增长的泥潭中挣扎的时刻，中国还是轻而易举地保住了超过8%的增长率。那么还有什么情势可能阻挡住中国这辆高速火车的继续隆隆前行呢？第二方面，就是中国在外交方面的态势。实在也是自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的争拗以来，才开始显示了西方势力无法遏制的强势。那一路上无处不在的大片五星红旗实在是把西方人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把西方人彻底敲醒的一锤应当是发生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西方人终于看清楚，他们已经摆布不了中国。中国不再肯继续给它们当学生，而是真的可以说“不”了。
      我对哥本哈根会上最后阶段发生的事已经多次表达过遗憾。因为我觉得西方人不如说国际机构比如联合国环保署是否派人进入中国去监察中国的减排情况，好像还不是如同西藏新疆台湾问题那样的中国核心利益，好像还是可以有商量的余地，至少是可以拿来做什么重大利益交换的筹码的。这个让人监察的承诺，可以换取西方阵营对发展中国家每年1000亿的金援的承诺（虽然不是马上），中国真的是硬生生地毫无商量余地地给挡了下来。那些嗷嗷待哺的不发达国家会心生埋怨还是其次，让西方警觉到它们已经把中国这只虎养到了它们控制不了的地步，我个人管见，那才是一个战略上的大失策。
     睿智的邓小平先生20多年前，就给中国定下了一个“韬光养晦”的总外交战略指导思想，还具体地规定“不出头，不扛旗，不与美国搞对抗。”这个路线一路执行下来，实在为中国避免了很多的外部陷阱。加上经济全球化和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的反恐需要，中国才有了本世纪以来的相对顺利的外交环境。当然随着中国实力的一步步成长，这个韬光养晦的政策，总有一天就会执行不下去。不过这个总政策能多坚持一、两年，哪怕是多六个月，都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实在利益。从哥本哈根峰会起，在我看来，这个政策就寿终正寝了。中国的实力就开始全面暴露了。但是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又哪里具备和美国，尤其是警觉到危机，连成一气的整个大西洋联盟（全面）对抗的实力呢？
      我很担心，从现在开始，会有一段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其中原因之一，是金融危机的最困难阶段已经过去，美国包括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需求开始下降，它们又恢复了一点底气可以用来遏制中国了。记得去年有一篇法国杂志文章以“谢谢中国”开篇，因为中国对保八的信心使它们看到了走出危机的希望。现在他们的感觉只怕又不一样了。
     说句坦率的话，假如我是西方人，尤其如果我是西方的领导人，眼看着这500年的主导地位，真的在受到威胁，真的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可能易手，我要不想尽一切办法来试图挽回局面，至少是推迟这个进程，或让这个进程尽可能地不那么难受，就是说，竭尽全力来保全自己的利益，而老老实实地把这个权位拱手让人，那岂非是咄咄怪事。由于反恐战争，西方已经错失了一个良机。现在中国比起10年前又壮大了许多，遏制起来已经极为困难了。如果再失去眼下这个机会，只怕就不会再有下一个机会了。
     那么中国又应当怎样应对呢？我的最基本想法还是：即使无法再韬光隐晦，闷声发大财，也要力争不咄咄逼人，不锋芒毕露。哪怕是装，也要尽可能给世人，尤其是给西方，美国，一个可以商量，负责任，善于妥协的印象，形象。在必要的时候，真的要懂得妥协（比如在还要进行的气候谈判中），认下吃亏（比如美国售武台湾）。要记住先贤遗训，“小不忍则乱大谋”。大谋是什么？就是要保住一个尽可能平和的国际环境，让中国能够继续高速发展，而不在与西方的争拗中损失太多的国力。总之记住对手现在比自己还强出很多很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风物长宜放眼量。真的要摊什么牌，那也得等到将来做好准备，实力足够强大以后。总之不是今天，也不是最近的将来。
      至于军事方面的摊牌那就更不要想了。这方面的差距，比经济方面还要大得多。幸好有核武器和全球化在保卫世界和平，我倒是很有信心，新的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
      那个谷歌退出中国的事，实在是一个多输的局面。谷歌失去了中国这么大一块市场，中国也大失颜面。而且中国的搜寻市场失去竞争，让百度关起门来称大王，又岂会符合中国人民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我不想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好像太复杂，我掌握不了足够的可靠的资讯。只能希望这样的事不要太经常发生。
      中国虽然发展极快，但实在严重失衡之处太多。外贸与内贸、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社会个阶层之间的权益分配、官与民的权益分配、公平与效益等等之间，都存在着太多的太严重的失衡。中国实在可以牺牲一点GDP，而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还有就是那一直受人诟病的民权与自由，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都实在有太多的必须改进的余地。
      还有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真的需要一个同盟。这个同盟理所当然的就是东亚同盟，10+3。中国应当在这件事上倾注更多的心血，而应当放弃那个不结盟的过时政策。这个题目，我有三篇长文论及，此不重述。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一直有一个期许，就是中国哪一天真的强大了，真的有资格领导世界了，一定要给世界一个与西方不一样的，秉承中国仁政传统的，更加王道的领导。当然我可能是等不及看到那一天了。但我还是期待世界人民不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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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什么时候我们能超过美国” -与李晨辉君商榷

 刘学伟 | 2010年01月11日,00:11

     本篇是由在李晨辉君同题文章后的留言扩充而来。本来李君商榷（不如说讨伐）的对象根本不是我，我也从不认为中国10年之内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我也怀疑宋鲁郑君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还是看不下去李君反复强调的中国100年也不可能超过美国这句话，所以主动参与商榷。
一、还是先谈GDP，尤其是人均GDP
      李君的第一条论证如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告诉我们，我们的预期目标，不过是在本世界中叶，也就是说，经过五十年、四十年的努力，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中等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总体目标，也不过是五十年以后中等发达。”
      我首先想要搞清楚的是，这个中等发达的确切含义。我想，它应当是指的人均收 入。美国现在人均四万美金，法国三万，韩国两万。中国三千。中等发达，以今天的韩国为标准。人均两万，中国的GDP就会达到26万亿。是今天美国的两倍， 欧美的总和。看清楚：当中国的人均达到现在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中国绝对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第一经济大国。能不是超级大国或第一强国吗?
     其次我们来讨论一下GDP赶上美国需要多少时间：中国年增10%，美国年增2%，人民币增值5%，差距13%。留有余地，不算还会有的经济危机，10%的差 距。8年翻一番，16年翻四番。2026年，足以赶上美国，人均至少12000美金。以后速度就算降低一半，再过16年，人均就能到至少24000，就是中等发达了。这个中等发达时的中国，其GDP占世界GDP的份额，又会回到30%以上。32年而已。至于其它方面，当然会更慢，但也会赶上很多。现在中国居世界第一的项目已经很多，可不只是玩具服装。比如钢铁、水泥，清洁能源，电视机大屏幕，电脑，手提电话，大部分家用电器。还包括大学生的数量。还有马上就会得到的高速火车、造船和汽车制造。
      就算按照政府公布的保守目标，40-50年以后，中国才达到今天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到那个时候也肯定是超级大国，肯定远超美国。凭什么说100年赶不上？    
      经济实力是一切其它实力的基础。如果基础衰败了，其它的实力，包括科技实力，军事实力都会衰败。如果美国的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它不可能长期维持远比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李君显然是把中等发达的国家和中等强国这两个概念搞混淆了。比如英、法、德按人均都是发达国家，但它们都只是中等强国。比如韩国算是一个标准的中等发达国 家，可它的国际地位又怎么比得上像中、日、俄、德、法那样的中等强国呢？比如中国按人均当然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是按综合国力，显然已经是世所公认的仅次于美国的中等强国。我们哪里还需要40-50年的时间去努力取得这个中等强国的地位呀。
      那么我们还是来谈人均了。您认为40-50年后，中国的人均应当是一个什么水平，GDP应当是一个什么水平才实事求是，才符合您心目中那个中等发达的定义呢？您的意思我很清楚，肯定是不能超过美国了。比如13万亿吧。那么人均 就是一万了。中国今天人均三千。到一万还要增长3.3倍。如果假设年追赶率5%，16年翻番，32年翻四翻。都会到1.2万。那我们把追赶率调降到4%， 那么40年后，就还是会突破1.2万。这里暂假设美国增长率为零。如果不是零，那中国的人均就会更高。不过我担心您的计划很难实现，因为您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中国这头龙拉住这么多。而且即使这样，中国届时的GDP也会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持平，依然不是中等强国。中等强国究竟是一个什么境况，李君可否给我稍微详细一点描述。
      在我看来，其实中国政府就是在打一个马虎眼。中国一旦中等发达了，无论人均是一万还是两万，都会是世界一流强国，哪里还会是中等强国。一万两万的区别就是在美国之前还是在美国之后。
      就如同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也打了一个类似的马虎眼。温家宝宣布，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45%。而从 2005年到2020年，中国的GDP增加只怕不止4倍！也就是说，中国的绝对碳排放，还会翻倍！中国同时还宣布这个幅度不容谈判。而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也没有像我这样对这个承诺提出类似的质疑。这就是中等发达国家说话应有的口气了。
      李君还有一个论点，就是清朝是GDP世界第一，为何完败。所以GDP不是那么重要。我认为此一时，彼一时，这样比较并不科学。那时的GDP有着生产力的技 术水平上的质的差异。比如布匹，人家用机器织布，又好又便宜。中国的手工织布只能完败。长矛弓箭对枪炮也是这样的差距。那个时候比GDP是没有用的。
      但是今天不是这样。至少在经济上，攻守之势已经完全反过来了。东西方的常规技术水平已经没有差异。高精尖技术，东方也在加速追赶。技术方面的鸿沟也顶多还有一半有待我们用数十年的时间去填平而已。
      一定要人均赶上美国？那可太强人（国）所难了。其实西方国家能保有如此高的人均收入，不知道有多少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替它们垫背，不知道地球和人类的未来 （资源、能源、环境等）又被它们透支了多少。它根本上就是一个例外现象。就如同古希腊和罗马的繁荣只能是例外现像一样。这样的繁荣都必须以周边无数民族、 文明 的牺牲为代价。而中国的古代文明则并不存在这种对向外掠夺的依赖。质而言之，我认为整个人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根本不可能富裕到西方今天已经达到的富裕程 度。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这样。我们根本就不可以妄想人均四万。如真有那一天。地球上的GDP就会70%都在中国。那又岂可能是世界之福。
二、中美比经济前途          
      李君认为，“美国是一辆汽车，眼下只是暂时抛锚。中国这辆牛车，却在讥笑那汽车还没有我跑得快。” 我当然不这样认为。西方的经济困境，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就开始了。以后基本上就美国好过两个10年，第一次是里根当政时，靠的是高科技泡沫。第二 次是克林顿当政时，靠的是房地产泡沫。他们那四万美金的人均，超过全球人均数十倍的能源消耗碳排放，实在是很难让人相信还能继续长期稳定增长了。而中国， 人均才三千，涨到一万就能赶上美国，国内还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这些差距一方面是问题，一方面就是机遇。现代生产力无穷，怕的就是找不到增长点。比如在美国，家家都有汽车了，汽车工业自然就发展余地极小。而中国还可以卖多少年呀。至于技术与科学，中国都在飞快地赶，尤其是技术 层面。比如高速火车，中国已经学全，可以开卖了。比如大飞机，还要10-20年，也可以开卖了。汽车也是，最多再要10年，中国汽车就可以全面进入世界市 场。一旦开卖，西方就会傻眼。就如同服装鞋袜，电脑手机，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与中国真正进入的行业竞争。这些都是大宗消费品，占除了房地产之外的GDP的 大部分。试问，西方还能创造出一个比如汽车那样重要而庞大的行业而中国人进去不了吗？诺贝尔奖之类，就再放下一步吧。一旦足够多的钱到了中国，它就不会远了。
      三、现在我们来讨论制度
      关 于制度，我们讨论过很多。我的确绝不像宋那样认为中国现在的制度就已经接近完美。我也绝不认为西方的制度就是中国将来改进的目标模式。我认为那将是一种很有创造性的折中。因为正如你说的中等发达，我说的中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30年后，中国的人均依然比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差很远，中国的中产阶级依然占不到人口的多数。中国依然不可行西方现行的普选民主制度。中国实在是必须独创出一种可以在宝塔型社会中良好运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才能引领中国的未来之路。
      到了那一天，西方很可能陷入长期的停滞，缓慢的衰退。而发展中国家可以仿效的更可能是中国摸索出来的可以在宝塔型社会中正常运行的新型折中的制度。到那个时候，世界就不会是唯今日的西方之马首是瞻了。
      西式民主制度的最大缺陷是它对公民素质的要求太高，对社会的富裕程度和匀质化的程度要求太高。想想看，一个国家的最终决策都要靠全体公民的平均智商来裁决，它如何能适应那些文盲和三餐不济的人还占公民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国家？它如何能适应曾经发达，但因某些不可抗的原因，开始衰败，从而穷人重新占据多 数的国家？仅在数十年前，到数百年前，西方的民主还一直只是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的民主（受限制的民主，我把它称作共和）。但是它可以正常运转。二战以后，在那光荣的30年间，普选民主的确创造了许多的辉煌。也创造了高消费，高福利，高税收，高借贷的现代西方社会模式。然后它就开始走上下坡路了。就是这个普选制度，使这一切都变成有进无退的刚性结构。早晚有一天，可能是我们的不太远的后人，就会看到古希腊民主城邦制和罗马共和国崩溃的历史再次重演。
      中国现在已不是毛时代的专制政体。分权至少已经到了寡头和贵族制的阶段。这个领导集体很难下出邓小平那样的妙棋。但也下不出大跃进文革那样的臭棋 了。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方面的改革，还是会在大势的推动下慢慢前进的。我们的目标模式，应当是进一步的分权，比如多级的但真实的间接选举，（逐级递 选-其实只要把现在纸面上的制度做真就已经好很多了。）但一定不能到西方如今的普选多党制。那样会坏事的。西方花了200-300年才有今天的经济和制度成就，中国就再花上30-50年也不为太过离谱。
      关于中国现行制度存在的众多缺陷，我以前也多次论及，与自由派诸君分歧并不大。这里从略。
四、关于外交和同盟
      我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还不至于像李君认为的那么差。美国的外交环境也不像李君认为的那么好。
      我有三篇很长的文章讲到东亚同盟。这里就略一点。
      现在西方的同盟已经开始分化。比如欧盟欲与美国分庭抗礼。比如它们之中很多国家并不追随美国去打伊拉克。比如日本新首相不是意欲引领该国“脱美入亚”吗？ 比如韩国，台湾，东南亚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不都在中国的经济实力笼罩下一步步地倒向中国吗（10+1，10+3，刚刚开通的东亚自贸区）？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历史上的外交基本格局，就是一个中华朝贡体系。中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国格不平等，但中国从来没有把对附属国的剥削掠夺作为自己生存的要素。中国的经济体系一直是自给自足的。
      而西方的发达，古希腊第一次，罗马第二次，现代西方第三次，都是建立在对周边国家和文明的极其野蛮残酷的掠夺之上。没有这些充满血腥的掠夺，绝不会有西方文明的这三次辉煌中的任何一次。
      刚看了美国电影《阿凡达》。的确也很佩服导演卡梅隆的自我反省精神。看看西方殖民强盗们凭着蛮力干了些什么。你们真的还那么景仰么？
      随着现代文明的扩展，西方的掠夺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抵抗。他们似乎要玩不下去了。
      李君似乎也小看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的冲击力。小布什在西亚发动的两场战争，以我预计，结果可是辉煌不了。一旦美国丢脸撤出，那美国势力的衰落可就更是添了铁证了。     
五、讲点感情
      我不赞成李君的最后一点就是文章的字里行间表达出的一种感情上的倾向性。我看着祖国，就像看着自己的母亲。她再有多少缺点不足，我都得爱她。何况她还进步得那么快。而邻家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我的心怎么也不会在邻家跳动。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不是相反。我相信李君也很爱国，是恨铁不成钢。但我们爱的方式的确很不一 样。
      我在李君文章后面的留言口气是有些太冲。已有王平君的批评。我这里虚心接受，并表示歉意。也感谢李君回复的温和理性。希望我们的理性商榷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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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

 刘学伟 | 2010年01月07日,00:43

以下是我选译的《观点》周刊中国专辑的第二篇文章和我的评论。
被低估的人民币：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导语：世界第二强国不能永远拒绝建立法制国家和其货币的自由兑换 
      “这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从今以后，中国人也可以像美国前财长科纳里称呼美元一样来称呼他们的人民币。在11月，无论是奥巴马还是欧盟的代表，当他们试图批评人民币的不可兑换和大幅低估会导致的不可承受的紧张时，都看到了中国领导人表达的毫不含糊的反对意见。通过强硬的货币政策，中国想表达的是它追赶发达国家的权利。同时它也想表达其不容侵犯的经济主权和 专制政体的永恒性。它感觉受到所有的不受其控制的外部世界的威胁。
      由于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造成的外汇市场的运转失常被指控为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部分并增加了衰退发生的风险。人民币的低估使得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和世 界第一出口国。—每月过千亿—，直到积累出22270亿的外汇储备。由于它的货币政策，它通过20国峰会所允诺的参与对世界经济的支持变成了一张空头支 票。一方面，北京把规模达一年 GDP 14%救市计划的80%用于投资，这进一步增加工业产能过剩的风险。另一方面，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审慎的21.5%的升值于2008年夏终止，而让位于捍卫与美元之间的6.825的平价。相对于其它所有的货币，这意味着极具竞争力的贬值—自2009年1月以来，人民币对欧元贬值超过20%。事实上，中 国的出口没有停止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它的超级增长也重新找回它的8.9%的巡航速度。同样的这十年间，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则低到没有超过1.5%。而且，在2010年，它们的长期失业人口会超过5700万。西方的消费者再也无力推动中国的增长。
      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和低汇率构成对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威胁，而中国是这种状况的首要的受益者。中国这种拒绝所有的国际责任，混合了对世界领导权的征服和经济民族主义的状况，可以和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的战略相比较； 最后导致的结局是在保护主义和竞争力下降的冲击下，大萧条和世界交换与支付系统的解体。中国今天的赌注是用它拥有的2万亿外汇储备和9千亿的美国债券去承 担支撑美元的巨大金融风险。当然它也会因此得到回报。其主要内容有三个：首先，外贸出口继续增长。其次，投资，通过其拥有的3万亿（这个数据似应是3千亿 —译者注）的主权基金，购买原料和能源，在发达国家购买战略性的股权和技术。最后，逐步构建一个亚洲发展区域，目标是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导地位。到头来，这个战略会无可避免地导致全球化变得不稳定。
      让人民币变得可兑换和让其汇率自由变动构成中国改变经济模式 的关键。在被惊醒之后，—以这样的方式!—中国，美国旁边的第二强权，必须进一步开放以让它的经济奇迹持久化，并保护全球化进程。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历程构成资本主义史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它的光彩夺目的成功同样伴随着内部与外部的紧张。首先内部：经济泡沫化、贫富不均与地域发展不均衡、环境恶化。接着 外部：国际的产品、就业、外贸和投资的结构不均衡。这些现象的规模已经大到不可能被长期漠视，除非你能够不睬那些可能发生的严厉的反噬。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世界第二强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出口国，不可以长期拒绝建立一个法制国家和其货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的正常化因此必然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萌芽。这件事（人民币正常化）成为中国逐步开放并承担重新回到世界化的治理中的角色的一个试金石。通过人民币（正常化），中国身份改变被确立，它应当与以往的地下过客的身份决裂，而像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领航员之一那样思考和行动。

    以下我的评论：人民币：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
            中国这30年（很可能会持续到50-60年）取得的惊人经济成就恐怕很久以后，都会是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这其中的原因肯定多端。但这绝不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陷入发展无力状态的主要原因。它们已经爬得太高，高处不胜寒。新兴国家要来追赶，风水轮流转，是绝对的必然规律。早在中国之前，就有日本差点赶上，然后是东亚四小龙，然后才轮到中国和东盟的其它国家，以及印度、巴西。它们享受太多，工作太少，把子孙的钱都花尽，才是自己的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
      指望用第二个广场协议，像阻击日本那样来阻击中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主权独立的国家，有着比日本深厚得多的各种底蕴，比如人口，比如国土，比如历史积淀，又有日本的教训在前，不是傻瓜就不会重蹈覆辙的。
      不过另一方面，我依然认为，一旦这场经济危机完全过去，中国还是应当恢复让人民币缓慢升值的政策。因为如若不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必然就会向着 3-4-5-6万亿的台阶爬去。那自然又是另一个高处不胜寒了。中国耗尽原料能源，付出可以移走万重大山的劳动，排出碳气，污染自己的河山，最终目的的确 不应当是换来一大堆随时揪心可能变成废纸的债权，让欠债国变成必须小心侍候的爷爷。而是应当交换中国自己需要的一切物质、器材、机器、设备，股权、技术， 甚至铁矿砂、铜矿砂、石油、天然气、乃至黄金、白金。如果用尽这些办法，还阻不住外汇储备继续飙升，那就是应当让人民币慢慢升值了。这样中国人就可以用较 少量的物化劳动，换回较多量的物化劳动。应当不会吃亏。归根结底，对外贸易进出口，应当是大体持平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太过依赖外贸，积累太多的顺差，的确也给世界其它国家造成太大的压力，也给自己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带来太大的风险。中国国内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太多，各项还水平极低的社会福利，建社会住房平抑房价，平衡城乡差别，内地沿海差别，一一认真搞起来，就可以花掉不知多少个万亿的储蓄了。
      自己的利益先考虑好之后，也就可以再考虑考虑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利益了。实在也是，如果老是“风景这边独好”，这个全球化的大有利于中国的牌局就无法长期玩下去了。我们要尽快地发展，但也要给各位对手留下一些生存发展的空间，还是要互利双赢多赢嘛。二战以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其慷慨与远见，值得中国深思。当然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确没有能力承担太多太大的国际义务。但是在能够确保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放它们几码，也还是可以换来很多可能不是直接经济利益的回报的。比如体面、声望、软实力等，当然最终就是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领导权了。
      20年内，中国就很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权。到那时，人民币（或者是亚元—如果东亚统合成功），必会成为可自由兑换的硬通货。其实所要斟酌的，也就是实施自由化的步骤和时机了。
      我最后想说的就是：西方的老爷们，你们就再耐一点心吧。牛奶和面包都会留给你们的，谁也不会饿死的。
      哎嗨！这样的话也轮到我们来说了。还是很爽吧？看看《观点》的文章，可是他们求着我们这样说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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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不是在有意捧杀中国？ —评法国《观点》杂志中国专辑社论

 刘学伟 | 2010年01月05日,00:51

关于法国《观点》杂志2009年末中国专辑的更多情况，请参看我的上一篇文章。博联社编辑部把我的前文完全无视，让我十分遗憾。希望这次能高抬贵手。

先引该社论原文：（世界的）新主人
      有一群充满饥饿感的人，这肯定是中国成功的秘密。只要看他们怎样吃饭、跑路、嬉笑和辩论，甚至造反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种生活和致富的劲头会让一个吃饱了的西方人目瞪口呆。在西方，有人会由衷地歌颂经济衰退；或者在无论何种境况中去关注如何把自己的花园打理得更好。看看北京、重庆或广州的超负荷的街道， 就比世界银行的全部报告加在一起都更说明问题。用统计学的语言，当西方陷入负增长时，（这种活力）在2009年被表达为8.5%增长率。如果我们向外延长这些曲线， 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央帝国将重新名副其实。
      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星球的心脏第一次不在基督教的西方跳动。在法国，如同在（西方的）其它国家，人们在抓狂，人们希望这种景况停下来。工厂在外迁，保护主义在抬头。（西方人竖起）拇指（表示），我们不是在玩了……
      然而，你无法说这一切不公正。中国对他的新身份当之无愧。三十年的非凡努力把一个落后的，有一半人口赤贫的国家改变成了一个世界强权%。需要想象力才能去理解这个走出毛主义黑夜的长征对没有我们那么好运气的十三亿的（中国）工人、农民所代表的意义。
      当你在深圳的巨大工厂边上漫步，听着那里的工人解释他们如何加班以赚取我们的收入的零头时，你可以很快地明白，这些中国复兴的无名英雄总是报酬太低，有时 还被苛待。但是，在一个服装工厂的深处，人们并不难找到他们的最高理想，（攒下一笔钱，然后）开设自己的小企业，轮到自己做老板。美国梦穿越了太平洋！
      显然，道路还很漫长。有“经济过热”的风险？无疑。有银行坏账？当然。谁也不会忘记中国的人均收入仅及美国的十三分之一。这不是鸿沟而是大洋……但这也是中国的机遇：在将来的三十年，中国还饿着呢（就是说，还有发展的余地—译者注）。
     中央（帝国）的怪物沉浸在物质主义之中。但这也是历史的回报。在租界时代，在历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用大炮迫使中国购买来自印度的毒品。法国的兵团也参与 了对圆明园的劫掠……屈辱没有被忘记，尤其是对于一个不习惯受奴役的国家。相反地，海军元帅郑和的远征，在15世纪即抵达过非洲沿岸，他使用的帆船比哥伦 布元帅的桑塔玛利亚号大两倍！（据我所知，大出远不止两倍—译者注）中国人的技术—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经常都比我们的更先进……
    车轮转向了。中国人回来了，我们将可以爽直地对他们说 bravo（干得好）。但不是马上。他们还缺乏一份伟大的品质。当他们能够不用“劳改”—中国的格拉古（前苏联时代的集中营—得名于索尔仁尼琴的著名小说 《格拉古群岛》—译者注）而能维持秩序；当他们懂得培养《大脑》而不再怀有控制良心的荒诞奢望；当他们克服了惧怕自由的短处；到那时，我们将向（世界的） 新主人们致敬。

以下是我对这篇社论的评论：

                 西方是不是在有意捧杀中国？        
    看了这篇社论，我的第一个整体感觉就是标题这句话。这30年，中国当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哪怕是最拿得出手的GDP，离美国还差一大截。离整个西方阵营的总和，就还是一个零头（不超过15%）。中国又没有盟邦，他们何至于那么紧张？
      不过看到：“如果我们向外延长这些曲线，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央帝国将重新名副其实。” “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星球的心脏第一次不在基督教的西方跳动。”我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真的是坐不住了。甚至关于中国的人均收入只及美国的十三分之一 这个事实，他们也有于中国有利的解读，就是那是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接着请大家往下看，后面引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行业》。他们的恐慌好像还是很有根据的。
      中国的成功的诀窍其实哪里会是该社论最头里说的饥饿，或者说贫穷。非洲国家不比我们以前更饥饿，更贫穷？他们为什么不创造经济奇迹呢？其实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独有的勤劳、节俭与聪明。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这三个优点。那为什么近代史上会受欺负超过100年，又为什么仅在这最近的30年 创造出如此惊人的奇迹？ 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
      不到一年以前，我曾经为文感慨，《海外唱盛中国，国内唱衰中国，这是咋的了？》 那“海外”主要说的是海外华人。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大唱赞歌的事，似乎也就是在这次金融风暴以后才开始成批出现。所以有一位敏锐的华人评论家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效果是：“妙不可言”。大家都有损失。但中国再一次显示了对抗困局的超强能力，损失比西方小得太多。相对而言，中国就是大大地得利了。
       直到上一次20国峰会，中国还是处于被主导的角色。虽然照全家福时总是坐最体面的位置，但讨论的议题，可都还是跟着人家跑。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那可是一个转折点。虽然不能说中国在主导，但离了中国，这个会可是完全地玩不转了。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会上，已经达到了“我说不行就不行”的境界。但离那个主导，就是“我说要这样，你们跟不跟？”或者如美国的口气“不跟我走，就是我的敌人”，那当然还差得很远。
      不过我们的温总理已经说了，我们不接受G2。世界的事，要大家商量着来办。中国今天不够格，将来也应当不会重蹈美国独断专行的覆辙。
       当然中国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这个专辑也没有忽略于此。不过国内的人们可能也是难以切身体会到中国这些年的巨大发展对世界、对西方产生的威压，以及他们的无可奈何。
       这篇社论的最后，其实应当引用中国的成语，“天道循环，风水轮转，中国人又回来了。” 但他们还是不肯现在就爽快地说一声Bravo，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还欠缺一份伟大的品格。当然要人口服心也服的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人的确还得做很多的努力。终有一天，我希望，中国人能够找到一种恰当的政治体制，能够占住那意识形态的制高点。真有那一天，那高傲了500年的西方人，也真得像这篇社论的作者所允诺的，低头向世界的新主人们致敬了。
       
该专辑的第一篇文章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行业
节能灯泡
      中国已经是传统白炽灯泡的第一大生产国。她没有错过向低耗能灯泡的过渡。中国独自一国，就保证了今天世界产量的80%。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分包生产它们的产品。
风力发电
      作为电能消耗大国，中国很早就关注风力发电。她已经是风力发电设备的世界第一生产者。欧洲风电巨头都向中国购买零部件。中国的努力还不止于生产设备，她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能力。
太阳能电池板—巨大的光辉
      自2007年起，中国就是太阳能电池板生产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彩色电视—大屏幕
      中国在彩色电视领域作为头号生产者遥遥领先。她生产所有种类所有尺寸的屏幕。用自己的品牌或为世界最著名的品牌代工。她的产品针对经济拮据的国家，也能满足富裕国家成熟而苛刻的市场的需求。
玩具—圣诞老人是中国人
      玩具汽车、直升飞机、玩具娃娃、绒毛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玩具产自中国。这里也有问题。出于安全的顾虑，欧盟和美国经常性地把中国产的玩具抽出货架。
电动汽车的电池—开车无声
      知道自己缺少石油的中国领导人非常快地明白了电动汽车可以给自己带来的机会。已经错过了燃油马达的奇遇，中国希望自己马上成为电动汽车革命的领导者。
手提电话—喂，请给我接通深圳…
      中国生产着世界上售卖的超过一半的手提电话，从最简单廉价的到最昂贵考究的。相当大一个部分的手提电话产自位于深圳的巨大工厂。《中国制造》的手提电话可以适应所有不同国家的各种制式。
家用电器—世界的厨房
      中国的边界事实上是封闭的。因此中国的家电制造商可以无拘无束地发展。超级巨大的国内市场让中国的厂家可以巨量生产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空调、吸尘器……
纺织品—《中国制造》的凯旋曲
      中国的布料和成衣的出口在2009年会超过1800亿美元！西方的纺织业被中国的压路机碾得粉碎。虽然有其它亚洲国家的竞争，中国在这个领域继续得分。
电脑器材
      中国拥有一个电脑名牌：Lenovo。它是2004年被联想自IBM购得。它的产量居世界第四位。然而，即使不是中国的自有品牌，各种电脑通常还是产自中国。这个行业的大部分品牌都在中国设厂生产。
钢铁业—压倒性的支配地位
      中国的钢铁业符合逻辑地享受其国内建筑业的繁荣，和汽车市场的爆炸式发展。2009年，中国的钢产量似乎会超过五亿吨，即稍微超过世界总产量的40%！
皮革
      第一大生产者，同时也是第一大出口者和第一大进口者。皮革的世界市场似乎就围着中国的巨大的制鞋工业转动。……

中国在以下行业也是世界领袖……
电脑母版、数码相机、水泥、陶瓷、阿斯匹林、维生素、集装箱、瓷砖、水产养殖、虾、蒜、小麦、烟草、鞋、尼龙、钢琴、自行车、网球拍……

……在以下行业很快也会是……
造船业：将摧毁南韩在这个领域的长期的统治地位。
汽车业：中国无疑将超过遭受危机打击的美国。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我还要加上一个：高速火车。法国的优势地位很快就将不保。中国的高速火车里程很快就会是世界第一。然后其设备自然就会开始大量出口。而价格则很容易地就可以保持在比西方能报出的最好的价格低20%左右。中国人不傻，虽然依成本做得到，但不会便宜更多的。—译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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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周刊《观点》2009年末中国特辑撮要

 刘学伟 | 2010年01月03日,22:42

     《观点（point）》是法国最著名的时事周刊之一。2009年末最后一期发表了整80页的中国专辑。这个杂志可不以亲中国著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 时，它也曾是攻击中国的急先锋。不过一年半过去，好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这80页共有30来篇文章。我当然不可能一一译介，但为免曲解，我也想了几个公平的措施。第一，我翻译这个专辑的完整目录，并对一些不能观文就理解的题目加一点注解。第二，我将对几篇关键文章全文翻译，肯定不做任何删节，而且尽可能地直译。个别地方直译不能达意之处，则加译者注。
     今天的第一部分，包括目录、卷首图表和社论。本还想做一些评论。时间不够，就放到下次了。
     该期周刊的封面是中国演员周迅的大头像。我不明白为什么选她代表中国。不过这个头像靓丽而自信，也不失为对中国形象的恰当诠释。

封面导语：中国如何成为世界第一—关于世界的新主人的令人震撼的80页。

以下是此专辑的没有遗漏的全部目录：
社论
第一部分：生意帝国
中国已居世界首位的行业
当中国飞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飞机制造业）
取拉斯维加斯而代之的神秘的斯坦利先生（介绍澳门赌博业）
奢侈品的新天堂
点石成金的女人（一个成功的女房地产商的故事—译者注）
被遗忘的老人们的村庄
香港的大学：世界上最好的MBA（工商管理硕士）？
《污染的时代还没有接近结束》
人民币被低估：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第二部分：文化大苏醒   
中国坞对抗好莱坞
几位穿透了高墙的艺术家
自由射手的文学
程抱一—过往大师
第三部分：另外的强权
当中国显示它的肌肉（当然是讲军事）
目标月球（讲中国的航天事业）
叶先生在刚果（一个温州商人在非洲的成功发展史）
上海，希望之乡（或译福地、乐土。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迦南之地，就用的这个词—译者注）
第四部分：一个沸腾的社会
北京，魅力四射的夜晚（直译是“电夜”）
Polo，上海的最新时尚
黑社会、老鸨和军火走私（讲重庆打黑）   
拥有1400万电视观众的女士（介绍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吴小莉）
建筑师的用武之地
第五部分：政治：毛，你在哪儿？
毛泽东，我的爷爷（毛新宇的故事）
人们怎样成为共产党员
中央帝国（在2009年遭遇）的十大灾难
对Javary（法国知名中国学家）的专访
为了知道更多（参考书目）

以下是目录后第一页的图表

以下是分解图。
第一图：GDP的戏剧性增长   几条曲线由下至上代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和美国。中间的注解说中国分别在2005、2006、2007和2010年赶上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
第二图：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单位：十亿美元）
第三图：中国的外汇储备（单位：十亿美元）
第四图（略）显示2009年11月27日世界五家最大银行的市值：
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居第一、第三、第五位。
第五图：中文：世界性语言 上图是作为母语，下图是第一与第二语言合计。单位百万人口）
（我看这个统计明显有误。因为仅在中国，汉语做母语的人口就会超过12亿，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都会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因此就会超过13亿。）
译文：这是中国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预测。此年美国的经济收缩2.5%，欧元区是降低4%。
第六图是中美的军事开支比较。（图略）
第七图是中美在历届奥运会上得奖牌总数的比较。（图略）（他们比的是奖牌总数，而不是比金牌数。）
          
社论     （世界的）新主人
      有一群充满饥饿感的人，这肯定是中国成功的秘密。当他们造反（我不明白为什么用这个词 se révolter—译者注）的时候，只要看他们怎样吃饭、跑路、嬉笑和辩论就可以知道。这种生活和致富的劲头会让一个吃饱了的西方人目瞪口呆。在西方，有人会由衷地歌颂经济衰退；或者在无论何种境况中去关注如何把自家的花园打理得更好。在北京、重庆或广州的超负荷的街道值得世界银行的所有报告的称誉。用统计学的语言，当西方陷入负增长时，（这种活力）在2009年被表达为8.5%增长率。如果我们向外延长这些曲线，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央帝国将重新名副其实。
      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星球的心脏第一次不在基督教的西方跳动。在法国，如同在（西方的）其它国家，人们在抓狂，人们希望这种景况停下来。工厂在外迁，保护主义的企图收效甚微。（西方人竖起）拇指（表示），我们不玩了……
      然而，你无法说这一切不公正。中国人值得起他们的新身份。三十年的非凡努力把一个落后的，有一半人口赤贫的国家改变成了一个世界强权。需要想象力去理解这个走出毛主义黑夜的长征对没有我们那么好运气的十三亿的（中国）工人、农民所代表的意义。
      当你在深圳的巨大工厂边上漫步，听着那里的工人解释他们如何超时工作以赚取我们的收入的零头时，你可以很快地明白，这些中国复兴的无名英雄总是报酬太低，有时还被苛待。但是，在一个服装工厂的深处，人们并不难找到他们的最高理想，（攒下一笔钱，然后）开设自己的小企业，轮到自己做老板。美国梦穿越了太平洋！
      显然，道路还很漫长。有“经济过热”的风险？无疑。有银行坏账？当然。谁也不会忘记中国的人均收入仅及美国的十三分之一。这不是鸿沟和大洋……这也是中国的机遇：在将来的三十年，中国还饿着呢（就是说，还有发展的余地—译者注）。
     中央（帝国）的怪物沉浸在物质主义之中。但这也是历史的报复。在租界时代，在历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用大炮迫使中国购买来自印度的毒品。法国的兵团也参与 了对圆明园的劫掠……屈辱没有被忘记，尤其是对于一个不习惯受奴役的国家。相反地，海军元帅郑和的远征，在15世纪即抵达过非洲沿岸，他使用的帆船比哥伦布元帅的桑塔玛利亚号大两倍！（据我所知，大出远不止两倍—译者注）中国人的技术—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经常都比我们的更先进……
    车轮转向了。中国人回来了，我们将可以爽快地对他们说 bravo（干得好）。但不是马上。他们还缺乏一种伟大的品格。当他们能够不用“劳改”—中国的格拉古（前苏联时代的集中营—得名于索尔仁尼琴的著名小说 《格拉古群岛》—译者注）而能维持秩序；当他们懂得培养《大脑》而不再怀有控制良心的荒诞奢望；当他们克服了惧怕自由的短处；到那时，我们将向（世界的） 新主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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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驹蚁先生和博联社诸君再次商榷民主

 刘学伟 | 2010年01月02日,00:49

      本人12月27日发表博文《我的民主-共和理论纲要》。至今已有700点击，110条留言。旅居美国的访客白驹蚁先生居功最伟。本人当然对所有关注本文的博友深致谢意。对白博友就更要多谢。
      白驹蚁先生不仅留言多且长，而且的确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见闻和见解。我这里先做一些摘录，然后再来讨论。
      第一部分：关于美国的制度
      您以为这些年接连不断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都是自然而然或偶然现象吗？日本91年发生的股市崩盘就是美国政府 策划的。这是我在美国公共台PBS看到的对股神巴菲特的访谈中他自己说的：当时美国的财长萨默斯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日本股市的情况后，问他打算怎么办。他 说他当时带着哭腔对财长说：“财长先生，我在同您进行着我一生中最艰难的谈话。如果美国政府不出手，我们美国的公司就都完蛋 了”；结果，美国的公司都得救了。这是他亲口说的。在另外一个节目中，美国前国务卿贝克亲口说过，冷战中对大的收益国是日本 （韩战和越战由于美国需要日本为它生产运输战争物资，因而刺激了日本的经济），美国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关于98年的金融风暴，美国的另一PBS的教育 纪录片讲过泰国的金融是怎么被几个美国人搞垮的。当时几个美国人筹股，100万美元开户。那纪录片结尾时说，只几个人就能搞垮一国的经济，这种现象不能再 次发生了。所以，亚洲金融危机自始至终也是美国人制造的。人们也许理解为这是美国在希望改正错误的意向，并且赞扬美国开发的媒体敢于监督，发出正义之声而 作的揭露。但我在美国看多了这种“正义之声”的监督后发现，美国对很多错误是勇于承认，坚决不改，而且从来不赔偿，便宜好处他留 着，损失让别人承担，而且赚的一个媒体监督的好名声。我认为这种承认错误是一钱不值的，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欺骗。美国政府为什么允许自己的公民坑害其他国 家？既然是错误，它为什么不责成自己的公民赔偿日本和泰国的损失？它的公民能如此大的能力搞垮别国的经济，就没可能搞垮美国的经济吗？可见美国政府同那些 私人是一气的。
      几个月前，电视新闻中讲，我所在的州由于资金短缺，想把法院和监狱的建筑卖掉，然后再从买主手中租借这些建筑，正在找买主。这其实是政府找私人借钱的一重 方式。政府不如私人有钱，政府在财政遇到困难时要求助于私人，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让我们想想，这种在政府有困难时有能力鼎力相助的私人，政府敢 得罪吗？如果这人真的鼎力相助，政府在度过难关后会不感激他，处处照顾他的利益吗？在政府眼的中能将这种财神爷同我们这些百姓平等相看吗？政府当然是制订 修订各种法律以利于他们赚钱，当然是在百年不遇的危机中我们小百姓的钱去救济他们，使他们永不破产。按民主制的理想来说应该是政府大于所有的个人，因为政 府的官员是所有的个人选举产生，个人无论财产多寡，一人一票，在政府的眼中应该是一律平等的。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却让任何选举出来的官员无法这么做，资本主 义私有制是小政府，大私人。私人富可敌国，财产不容侵犯，政府永远有求于私人，于是乎少数几个私人就可以利用民选的官员制订对他们有利的法律规章，结果政 府不是平等地为所有的私人服务，而是优先为几个能拿住自己命门的私人服务，哪怕牺牲大多数选民的利益。选民们选了半天，结果是他们的利益永远是排在最后。 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民主现实。
      第二部分：关于中国吏治
      中国也有非常好的官， 前些日子新华网上有个报导，有一位好官从省城下到农村，原本一年期限，但村民们非常满意，就三次联名向省委请求挽留他，这样一共三年，他连过年过节都没有 回过家，结果累死在任上，才45岁，正年轻力壮的时候，就突然死亡。在民主国家，那些民选的官，什么时候有过哪个官累死在任上？从来没有过的。每次中国发生自然灾害，冲在前面的，先死的都是中共的官员们；我没见过哪个民主制国家的官员，政党或宗教组织这样做过。
       第三部分：关于官民关系的双重标准
       我对您，还有所有希望民主甘露的人的一个最大的反对点之一，就是你们对官和民是双重标准的。官的权力要制衡，民的权利要不要制衡呢？百姓最大的缺点是不理性，自私和短视，这要由谁来制衡呢？贪官要惩罚，贿赂贪官的民要不要惩罚呢？
      朱皓然先生，我对您的观点另一个反对之处就是您把官的行为同民孤立地看，而没有看到现在的很多不正之风其实是官民互动的结果。而启动者并非全在官。
      民要监督政府，首先自己要做的正，如果民没有买盗版软件，盗版书籍，送礼走后门，吃喝拉关系为自己谋利的习惯与民风，对付官就好办了。现在为什么法不管用？因为法不责众。为什么众呢？就是民在那里天天自己在腐蚀自己，腐蚀官员。
      第四部分：关于中产阶级
      第二个不赞成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制过于依赖城市化的中产阶级的建立。刘先生认为民主制的成功运行至少需要至少50%这种中产阶 级，这我同意。问题是历史上谁能永远保持这种数量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呢？只看美国的例子，它城市化很长时间后都无法拥有如此数量的中产阶级，大家都不会忘 记，共产党的五一节和三八节都产生于1870年代的美国工人大罢工，美国说实在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地之一，根本不是上帝保佑的自由之土。另外两个是法国 和俄国。有共产主义运动就说明其社会基本没有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别国遭难美国赚钱，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黑人获得 选举权民权合拍华法案的解除也是在二战之后。战后美国又一次又一次第发动各种战争，制造一起又一起的金融危机，才能保证给国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制造出 足够数量的城市化中产阶级。如果有一天美国失去了挑动是非，转嫁危机的能力，它的中产阶级就保不住，那么它的民主制就要塌方。这算什么优秀制度，只能在顺 境中生存，一遇逆境就完蛋？我想我们如果建立一个新制度，要从最坏的情况打算，无论我们国家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团结一心，抱团过日子。就像开公司，顺境中 谁都可以生存，关键是在设计上要能经得住逆境的考验。自然界物种能生存下的物种都是能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
       补充强调一点：美国的维持中产阶级的手段不是靠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根本维持不了它的城市中产阶级水平，它必须靠掠夺他人，这在道德上就站不住脚。试问谁愿 意永远让它掠夺？依马克思的观点，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最大的诟病就是生产过剩=人创造出太多物质财富而自己消费不了，这点美国资本家们都承认。太多了怎 么办？买不出去就赔本，结果就得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人家不开就用军队打，中国现代遇到不就是这种情形吗？然后为了再生产得更多就要抢资源。一个市场，一 个资源，为此不断地打仗，制造摩擦，死更多的人，消耗更多的产品.....，以此才能维护美国民主制所需要的中产阶级的数量。这种制度是人人都能学的吗？
       第五：制衡的诀窍，“增加难度”   
“增加难度”是利用了人的本性--人总是试图用最少的力气获得最大 的收益的。想吸引人做什么事，就要使事情容易做；反之，想避免人做什么事，就要增加事情的难度。“增加难度”不显得咄咄逼人，这 样向当局提出就不那么吓人，“我们要求你们自己彼此增加的难度来互相制衡”，显得客观，理性。那种作梗顶牛式的制衡，由于同人性 相反--没人愿意别人跟自己对着干，不但很难为人所接受，实践中也行不通的。   
      我知道美国有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组织，有些机构给这个组织捐了钱后存进银行后，六位负责人每个人都能单独从中提 款。结果有一天，其中一位负责人就将全部款项提走，一个人另立门户去了。后来，这个组织就同银行商量好，只有全体6位负责人都到场，否则不能提款。那种一 人独贪的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我想制止中国的贪官，能不能从增加难度的角度想点主意呢？
     以下是我的感想。
     一、关于中产阶级
     白先生的大批留言我都仔细地看了。最欣赏的是关于中产阶级的几段。
    他的基本意思是：如果没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政治军事条件，如果没有对广大第三世界的长期残酷掠夺，美国和西方其它发达国家都一样，根本就不可能保证本国拥有庞大的的中产阶级人口，也就不能保证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
      “如果有一天美国失去了挑动是非，转嫁危机的能力，它的中产阶级就保不住，那么它的民主制就要塌方。这算什么优秀制度，只能在顺境中生 存，一遇逆境就完蛋？我想我们如果建立一个新制度，要从最坏的情况打算，无论我们国家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团结一心，抱团过日子。就像开公司，顺境中谁都可 以生存，关键是在设计上要能经得住逆境的考验。自然界物种能生存下的物种都是能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
     在这一点上，我与白先生真可谓心有灵犀。不过我考虑的核心是在像中国那样类型的尚在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还远远占不到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让民主制度正常运转。
      西方国家在历史上的做法，就是并不实行普选权，用种种手段（比如财产资格，居住权限制，种族肤色等），把选举权限制在一个中产阶级可以占到多数的团体中。
      现在西方人发明了普选权，这些他们曾经成功运用的制度都被划入了禁用的范围。我想出的对应之策就是逐级递选了。一定不要搞大规模的普选，民粹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削弱，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就可以得到保障。
      但是这个间接的选举必须是真实的。如果一切由上面操纵，那么就只能保障社会上层的主导权而不是中产阶级的主导权了。
       更多说一点，一个优秀的制度，必须永远保证社会的精英统治社会，而不是相反。像1949年以后，中共在农村的贫雇农中，城市的普通工人中物色基层领导人物，而对上一个时代的几乎一切成功人士进行打击，就是一种极其错误的逆向选择与淘汰。
      当然选择的机制必须保证中庸与平衡。统治机器中，尤其是代议机构中，必须保证社会各阶层的均衡代表。不是数人头，而是数团头。比如，一个社会，农民占 40%，工人占30%，中产阶级占25%，上层占5%。议会中，四个阶层的代表可以各占四分之一。如果谁还应当享受更多的优待，那就是中产阶级。因为唯有 它可以居中调和社会底层和顶层的利益冲突。反之，不是上层的独裁，就是底层的专制。前者的失败，就会导致后者。后者的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会回归到前 者。只有中产阶级的统治，才可长可久。但是一定要绕开普选。因为正如白驹蚁君所说，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立场温和理智中庸的中产阶级都是很难长久占据多数 地位的。
       二、关于官民利益的平衡
       白先生认为，“民主制的原理基础就是当民的永远正确，当官的永远邪恶。人要是当民就是永远地直戳他人，要求他人；而一当上官就得永远受人直戳，永远认劳认 怨。拿当官的不当人看待，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当民的吃吃喝喝，拉人情，走后门，尽量为自己的膨胀搜罗；当官的就得清清白白，勒紧裤腰带。你们在当官，当民上双重标准。怎么就忘了，大家都是人嘛？”
      这一点我也有类似的表述。（西方民主制度的第二个迷思：多数人民永远拥有正确、正义。）但我只讲到人民的自私和短视，并没有讲到人民习惯“吃吃喝喝，拉人 情，走后门”，也是中国贪腐盛行的根源之一。但是这个方面的改善，恐怕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原因正如白先生所说，法不责众。广大民众所拥有的坏习惯，必 是很难改造的。
      不过“一当上官就得永远受人直戳，永远认劳认 怨。拿当官的不当人看待，召之即来，呼之即去。”这种状态可不是当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官吏阶层可是太嚣张，所以才会有“你们顶个屁”，“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发生。
      至于讲到高薪养廉，好像也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已经极度热门。公务员本来已经偏高的薪酬含金量远高于寻常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公款吃喝 、公款用车、公款旅游都在违法花费这纳税人的天文数字的税款。而官员公布财产则永远都不能实行。这些都还与民主选举并无相关，在中国都窒碍难行。中国的官 民利益的确不平衡。但是并不像白先生以为的是“当官的顶个屁，老百姓是天王”呀。
      中国现在应当努力的方向，还是限制官权，加强民权吧。
      三、关于民主制度挑动社会对立
     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十年文革都是永远记忆犹新。把那社会掩盖着的矛盾都放肆地揭露出来会是什么场面都有亲身体验。当然把各种社会 矛盾都用高压压住所造成的暗潮汹涌，当今的中国人又有更直接的体会。正确的方案当然是中道而行。既不能太过高压，也不能任其泛滥。“壅民之口”，的确“如 壅川”。但只管把堤坝扒开，那也会冲毁房屋田地。正确的途径当然是修渠“导之”。
      直接选举、多党制的确有挑动社会对立之虞。现在的制度则有“壅川”之弊。还是要想办法折中吧。在现今的中国，以我看，大体说来，还是得用比马克斯、韦博所 说的“选主”制度更温和间接的选举制度，在这个中产阶级还远占不到人口半数的社会中，选举出以中产阶级代表为核心的，能够兼顾三方利益的领导集体，去实施 中国民本主义传统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仁政吧。
      四、关于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白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太多的政务太过事务性或者太过技术性。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没有功夫，或者没有能力去了解那些具体情况。“最后还不是得让别人做主”。
      因此白先生提出一个“民衡”的概念，就是用民权去制衡官权，但是并不直接干涉官权的行使。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值得以后仔细地发挥。
      五、关于人民利益的层次
      白先生认为，人民对民主的追求，远在财富之后。人们会轻易地为了富裕而放弃政治权利。（比如墨西哥人放弃公民权利到美国去打黑工挣大钱。）
      这一点我们所见略同。所以我说，第一秩序、第二（经济）发展、第三才是其它的社会政治发展包括政治民主权利。
      六、关于通过增加难度来实施制衡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见解。这是一个很有折中余地的途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性之恶。可以再好好思索，有没有其它类似的制衡途径。
              *************************************
      白先生其实很有思想，只是说话的口气稍微有点太冲。浩阳君封他的留言我认为还是太过了一点。你看我和他讨论得多么心平气和呀。
      这里还建议白先生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整篇的文章，比这样到处长篇留言就能更完整地表达自己的系统观点了。
      欢迎博联社的诸君再接再厉，共同来讨论我们心爱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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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主-共和理论纲要—兼与朱浩阳诸君磋商

 刘学伟 | 2009年12月27日,15:37

      民主制，更确切地说，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一直是我的核心关注。自来博联社一年半以来，我写了一共二十多篇文章涉及这个主题。其间还与宋鲁郑君数度商榷。这些文章如果没有上头条，也大都上过博联的精粹。但从来没有像浩阳君的文章那样引起过热议，比如说，留言从来没有超过百条。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是因为我的基本观点一直比较折中，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在博联社占大多数的自由派，当然也与宋鲁郑学弟直截了当地反对民主完全不同道。因此就不容易激起多数人的强烈共鸣或者挞伐了。我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时间相当有限，好像很难与博友留言反复讨论。这显然也影响了阅者留言的热情。时差似乎也有关系。中国的白天，这里基本都是夜间，因此也就不方便即时讨论。
      这次我换一个商榷的方向，想与自由派的诸君开展一场君子之争。看看博客文章，自由派的代表应当是余晓平、杨恒均、易道禅（可惜他已经走了）、李晨辉等（个人以为，李君的话语习惯稍微粗了一点。）我都很敬重的诸君。但浩阳君年岁比我等小了整整一辈，却能写出相当有深度，且不流于俗见的文章，真让我欣赏不已。因此我选他作为商榷的首位对象。希望浩阳君等不要见外、见怪。
      我与宋鲁郑学弟的观点差异，好像比与标准自由派的差距更大，我与他的商榷，都能做到谦谦君子相争，口不出恶言，也不伤和气。相信与诸君也能做到。如果有恶言出现，出言之人，那可真是太跌份了。
       我的这二十多篇文章，加起来，应当离十万字都不远了。重点涉及的有古希腊史，意识形态，西方宪政史和东亚尤其是泰国的宪政史。一部分接近于论文，一部分接近于时评，还有一部分是辩论。我是想建立一个体系，但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主要是我正业工作很忙，业余写作，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参阅足够的史料和先哲们的论述。发表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一孔之见，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
      无论怎么说，我思考过的内容已经相当庞杂。今天的文章只能算一个引言。把我的观点撮要介绍一下。以后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再逐步补充。本文末我会给一个我以前写的相关文章的目录。有兴趣的博友，不妨先过去看看。再回来讨论。
一、政治制度赖以建立的社会制度具有客观性
       人类建立政治制度主要是为了管理即存的社会。（也有用政治制度去改造，新创社会的。最著名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它已以失败告终。我的文章不详细论及此点。）现存的所有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私人社会。（如北韩等个别情形略去不论。）中国当下社会已是一个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换基本完成的私人社会。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存在巨大的阶级差异。社会上总是有穷人、富人和中产的人。就是说，社会上存在着客观的，不可改易的阶级差别。这个政治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来，就是要找到一种文明合理的途径，来处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集团，还可以有许多其它的分法。比如民族，比如宗教。但都不及阶级方便用来解析政治制度。故而不用。当然政治制度的成因绝不只阶级结构一端。但任何理论都是赶不上现实之复杂生动的，更何况我的理论还在草创之中。如果能描摹出有一定价值的某些方面，就可以庆幸了。）我认为，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要假设社会中的人都如同算数里的1，是完全等值的。其实每一个人都生存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他们之间千差万别。任何制度，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甚至以前的国际共运中实践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中，都不可能无视、漠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别。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客观地，不可能抹杀地，是拥有不同大小的权利、权力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那就实在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就只能去设计乌托邦，不用到这里来参加讨论的。
      为了简单而又有效，我只把社会分成上、中、下三层。这种分层现象在任何社会中都必然存在。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中，上层永远都握有最大的权力权利。中层次之，下层最少。这些好像是无聊的常识。但是有一些自由派的人士打心底是很不乐意承认这个常识。他们总是想根据基督教教义、或者那个先于经验的天赋人权的理念，认为人与人至少理论上应当权力权利平等。而现实社会做不到这一点，都是不对的，都是应当改造的。理想的天国就是应当人人处处权力权利平等的。我的理论当然反对这一点。我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客观存在，就如同山间的林木有高低，根本不可能敉平。真正平等的社会只能存在于虚幻中。不仅在事实上，同样在道义上，我不认为这种区别不合理。比如比尔、盖茨在微软公司贡献如何与该公司的清洁工算数平等。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地位也一样。真的要严格一人一票，如果这叫做公平，岂会真正符合正义。我们只能在各个方面，对这种不平等加以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的方式和程度，就是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之间差别之所在。
二、用集权与分权来划分的政治制度的最简史
      为了更确切的概括在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政治制度，我摒弃专制与民主的二分法，因为他实在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制度，而使用集权与分权的二分法。因为集权与分权这两个词道德色彩较少，而且可以用不同的程度加以精确化，这样它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制度都概括进去了。
      我们可以把自古以来在世界各文明中施行过的制度概括为建立在大河流域大型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集权制政治制度和建立在工商业文明基础上的分权制政治制度。
      在那个时代，建立在农耕文明中的大型国家实在只可能是集权政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实在只可能是仰望苍天雨露的良民。他们能保有自己的财产，就是最大的幸福。人民主权的要求，很抱歉，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明末黄宗羲的天下说，的确已是在市民基础上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可惜和当时城市工商业的规模与对农耕经济的从属性相适应，只能是长不大的萌芽。）
      就农耕文明而言，欧洲的中世纪可能是一个例外。那里没有大河，也没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型农业国家。
      工商业文明在古代、中世纪，直至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都只能是个别现象。不超过一个独立经济区域10%的城市人口，要想取得政治独立至少是自治，实在需要很多偶然历史条件的凑合。所以我说《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
      虽然偶然，但是民主政体在古希腊数百个情况各异的城邦中运行了数百年，可以说当时可能出现各种情形都已充分展现。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由发生、发展、极盛、衰落、灭亡的完整的正太曲线。而且有古希腊最伟大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用一本厚达500页的《政治学》一书做了详尽的总结。他的结论表达得最完整的是下面一长段话：“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唯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着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
      我再把这段话用现代的语言来概括一下：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社会基础，同时必须是民主制度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强大，民主制度就可以强大。中产阶级弱小，民主制度绝不可能健全。只有中产阶级当家，才可能同时照顾到所有阶级的利益。穷人或巨富人当家，都只能导致专制。
      还要注意：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就是工商业者+自耕农民。他们都是中、小私有者。中产阶级在那个时代，不包括为数极少的最成功的工商业巨头、不包括城市里的佣工和乡下的佃农。当然更不包括奴隶，也不包括外邦人。
      欧洲民主制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罗马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并没有完全抄袭古希腊的模式。那里的民主政制从来没有发展到雅典公民大会主宰一切的程度。长川集会，处理核心政务的是任职终身的退职执政官组成的元老院。这个元老院直到帝国时代都一直存在，一直对政务有着重大的影响力。罗马共和国的民主程度显然远不及雅典类型的古希腊城邦高。但是同样显然地，罗马共和国的成就比那些细碎分割的古希腊城邦大了数百倍。共和制，王（执政官）、贵族和平民三个阶级适当分权，没有过度民主化，是罗马共和国成功的诀窍。最后的过度民主化（格拉古兄弟运动），则是共和国覆亡的基本内因。
      自15世纪以降，现代工业文明诞生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逐步发展，市民阶级以复兴的名义逐步壮大，民主思想也开始在古希腊、罗马遗产的基础上复兴。可以说，现代民主的早期发展，每一步都与城市里的工商业者息息相关。他们为一切民主进步提供经济、社会基础，提供几乎所有的领袖人才，也提供几乎所有的思想家。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除了卢梭，并没有人强调主权属于算数平等的所有人的概念。在制度建设上，权力权利分散的过程缓慢悠长。英国的《大宪章》中，要求与国王分权的只是在城市资产阶级支持下的贵族。以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民主（不如说共和）都只是属于有钱人的事业。所有马克思把这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因为它的确始终都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工人农民什么事。
      民主，顾名思意，就（至少应当）是全体人民当家做主。而共和的概念的对立面只是王权。只要没有独裁世袭的王权，那就已经是共和了。几个人分权，那叫寡头制。几十个几百个人分权，那叫贵族制。几千个几万个人分权，那叫共和制。实际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群的占总人口的比例如果大到相当的程度，那就可以开始叫做民主制了。
三、当代资本-社会主义
       自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开始，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以后国际共运，更准确地说是国际工运分为两支发展。激进的一支以第三国际、苏俄列宁斯大林为代表。温和的一支以第二国际，伯恩斯坦，欧洲社会党为代表。其根本区别在于要不要消灭私有制，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领袖）专政的国家。
      激进的一支现在已经穷途末路。只剩下中国还在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另一支则全盘融入资本主义，形成了以股份制、社会福利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现代资本-社会主义。
      这个时代的西方社会，在我看来，是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三方共享的一个阶级共和制度。
      这个中产阶级，包括企业和政府部门中的绝大部分高级干部、所有中层干部、几乎所有的自由职业者，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主和自耕的农民。下层则是所有的工人。职员阶层算在中层还是下层比较为难。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在左右之间摇摆。他们处于关键的中间地位。他们中的多数倒向左派则左派胜。倒向右派则右派胜。
      西方民主政治的第一大迷思是：人民主权。其实，人民尤其是算数平均后的人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真正的平等的主权。很明显，只要财产私有制度不可能被消灭，富裕的阶级，甚至中产的阶级必然拥有比贫困的阶级大、甚至大得多的政治权利。算数平均后的穷人绝对享有不了同等数量的中产阶级人口更甭提大资产阶级人口可以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制度设计上的代议制的根本考虑至少最重要的之一，就是为了限制平民阶级的直接政治影响力。
     一位华人美国教授名叫王绍光的写过一本书《民主四讲》，一篇文章《超越“选主”》。认定西方的制度只是给予人民一个选择谁做自己的主人的权利。所以不是民主是“选主”。可惜他开出的解决药方是类似古希腊的“抽签制”，他还想实行“经济民主”。这就不能不使他陷入了纯粹的空想。
     西方民主政治的第二大迷思是：大多数人民天然拥有真理、正义。全体人类、或无差别的人类个体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最终服务对象。对这一个民本主义的根本标的，本人不持异议。看到机器在排挤人，本人也觉得十分的诡异。民主主义的要义在于认定主权属于全体人民，治理必须经由全体人民授权。而这个全体人民是由无差别的算数平均看待的公民构成。对这一点，本人持有异议。
      大家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的民主制度运行到今天，已经呈现衰老之态。其最明显的标识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而他们的制度无法有效地因应这个经济困局。人之天性，好逸恶劳。一人一票，人民当家做主之后，在欧洲大陆迅速建立起的福利制度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现在他们打死不退。甚至一部分人在如此困顿的大局下，还想争夺更多的物质利益（比如巴黎地铁司机罢工）。权利和利益只能加不能减，就是这种制度的根本毛病之一。人民只顾眼前利益，选任的官员为了选票也只能只顾眼前利益。是毛病之二。
      一个企业，为什么不让全体员工来投票决定大政方针？为什么也不由全体员工来选举领导？一支军队，为什么不由全体战士来投票决定战和，或作战方略，也不由他们来选举将军？当然这两种情形与治理国家并不相同。但是用全体公民的平均智商来决定大政方针或最高领袖人选，真的就比比如间接的选举更靠得住吗？不要忘了，美国数十年来无怨无悔偏袒以色列招致的911恐怖袭击。不要忘了美国当下在中东脱不了身的两场战争都曾有美国民意的支持。现在他们还支持奥巴马增兵阿富汗呢！再过两年他们又要后悔了。欧盟改制的事也是。公民投票咋也通不过。一个个绕过去，都由议会来通过，就搞定了。
       我说这些，绝不意味我赞成专制独裁。我说的只是西方现行的制度已经过度民主化，是过尤不及。他们应当退。但是他们退不下来。
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的民主
      我已经说过，分权的政治制度，是城市-工业文明理所当然的政治形态。一个现代文明是不可能在过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正常运转的。
      问题是，当今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还占不到主导地位。中产阶级，还远远占不到人口的多数，或哪怕是接近多数。真的施行起一人一票的多党民主来，中产阶级绝占不到主导地位，泰国、巴基斯坦那样的局面，就实在会太容易遭遇。问题是，人民主权的民主话语体系势力太大，这些国家的精英阶级似乎没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在我看来，只要不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国家领袖和国家议会，改由多级间接选举，民粹主义的问题就会轻微得多。比如，人民可以直接选举村长，乡长，至多县长和乡、县议会。省级议会、首长由县级议会、首长递选。全国的又由省级的递选。人民的直接意志的确会被阉割很多。但我上面说到的哪怕在西方发达国家都会严重呈现的过度民主化的病症就会轻很多。或者至少，政制就可以正常运转而不至于造成周期性的大规模扰攘不安。
      一个西方社会学家睿智地指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人群也一样，国家也一样。对不发达国家而言，最要紧的事是建立秩序。比如索马里，最要紧的不是民主也不是发展，而是要找到一个强人，能够用武力荡平所有割据势力，建立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权。对已经建立了基本秩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其余的一切社会政治发展，都要以不妨碍社会秩序，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衡量。总之要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戈壁，到了那有丰美水草的地方，进一步的第三层次，形而上的发展才真正成为可能。只要城市人口超过半数，中产阶级占到了至少接近半数，人均收入到了8000-10000美金，那民主制的春天就该到了。
      西方人要把它们那一套政治制度无条件地强行推行到无论何种发展程度的其它国家，我认为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他们，也是失之于天真。正如马王爷所说，强扭的瓜儿甜不了。我们且看比如阿富汗的局势如何演变吧。
五、中国的民主化之路
      现在到了最具体之处了。中国人不屈不挠追求宪政，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至今已有111年。六次冲击，统统失败。不能仅仅认为是中国人愚钝，统治集团自私而已。经历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人均已达3000美金，城市，尤其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抵达民主政治的临界水平。中产阶级也已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香港，早已抵达发达水平，实在是可以试行宪政了。说来也真好笑，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依然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拥有过的最好的宪法性文件。其中表述了当然的阶级共和的观念以及长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路线，可惜很快遭到抛弃。以后的历次宪法，包括现行的都没有恢复阶级共和的提法。那里还写着阶级专政呢！
      一人一票，数人头，就是民主。一个团体一票，数团头，就是共和。为了建立稳健的民主-共和宪政，在中产阶级不够半数之时，依循西方人宪政发展史的先例，必须在政制设计上想办法为他们加权。其实中国有一个最现成的办法就是强化政协。政协委员无一例外，都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只是首先委员们的来历不清楚，其次政协依现行宪法并没有实权。建议政协上议院化，与人大共享或分享立法权或法律批准权或行政监督权等。
      具体的设置大可集思广益，逐步摸索。
      我的中心思想是提供一个与现行的官方路径不同的思路。主张阶级共和入宪，强化中产阶级地位，逐步试行真实的间接选举等等。最终目标是找到一个排除了西方政制缺点的，吸收了中国民本传统精华的，能够引领中国30年后进入世界一流强国境界的，能够向发展中国家适度输出，甚至可以为发达国家提供借鉴的新型政制。
六、本人相关部分文章目录
 （都是超级链接，点击即可打开。）
81.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
73.你相信吗？眼下的泰国民运主张开民主倒车！
64.普世价值之我见      
63.关于民主政治的五张表格
62.社会形态与民主
58.论发展中的民主（初稿）
54.国家属于谁？（修改版）
53.再论“阶级共和制度”
48.从本届人大看人民主权之新定义
47.中国还需要向西方学习吗？
39.东西方核心价值体系之初步比较
43.泰国的乱子与发展中国家的艰难民主之路（补充稿）
44.再论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
36.与王绍光教授商榷《超越选主》
20.西方政治传统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
18.未来大预测 — 一场和平的新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在露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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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本哈根峰会看世界大国格局之变动

 刘学伟 | 2009年12月20日,15:20

       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艰难落幕，结果远不如预期。
       我想把这次会议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气候的部分。这部分技术性太强，本人打算基本不予置评。另一个部分是这个复杂外交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大国格局的变动，则是本文的主题。
      大 家都知道，邓小平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给中国的新时代的外交定了一个基调，叫做“韬光养晦”，他还更具体地阐述到：“不当头，不抗 旗；不和美国搞对抗。” 在金融危机以来的几次20国峰会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邓公外交路线的最后遗绪。自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我则不得不断定，为了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中国这个第三世界的头是当仁不让，不得不当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态势，也是不得不提前承担了。中国在会上的表现，真的是十分的高调了。
      为什么不得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呢？那是为了避免过分的孤立。中国已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发展太快，又拥有比西方发达国家雄厚得太多的外汇储备，而且在节能技术发展方面，中国也处于领先之列。这四条决定，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已经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不一样。也是因为这四条，西方国家千方百计要想把中国从与代表第三世界的77国集团的结盟中割裂出来。这个事情他们并没有完全得逞。但也迫使中国承诺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向发达国家索要任何资助。当然实在说起来也太可笑，大债主还会向他的大债户们要求资助。
      中国的地位真的很像蝙蝠，不属凤凰管，未归麒麟辖。一方面，若按人均，实在还只能是个货真价实的发展中国家。但更显眼的另一方面，按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外贸份额、外汇储备等，还有谁相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呀？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7日说：“在所有主要经济体采取有意义的减排行动并保证执行透明的前提下，美国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到2020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 这个所有主要经济体，自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其中不肯承诺透明的，好像也就只有中国。
      发达国家出资也肯接受监督嘛。中国只管一味地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以自筹资金为由去规避监督会越来越困难。这个身份早晚会丧失的。不如未雨绸缪，与其与第三世界结盟还不 如慢慢转向与东亚不论穷富的邻邦结盟。中国不能孤立，必须有一帮朋友。但是随着长期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会越来越与以前的穷哥们儿有异。比如争取发展援助，中国有可能分享吗？从今以后，中国怕是只有出钱的份了。这样，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就和发达国家靠近了吗？比如就会关心不被抽血抽得太狠，关心那些好不容易捐出来的钱财有没有得到恰当的使用，以及能否给本国带来外交和经济利益等。
      在我看来，中国这次是过早地暴露了实力，提前成了众矢之的，至少是部分地错失了再继续 “韬光养晦” 那么三五年的机会。最大的一个可以商议之处，就是中国的自主减排，可不可以接受适度的国际监察，是否有必要一口拒绝？这是不是导致哥本哈根破局的最大因素 至少之一？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这个筹码去交换尽可能多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提供减排资金或减排幅度方面的正式承诺？中国不用出钱，顶多是让人看看，就可以为第三世界换来大笔的真金白银，为地球减轻可观的排碳负担，为什么不可以商量、妥协？我觉得这并不是如同台湾、西藏主权那样的国家核心利益，是可以商量的。
      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花边，即苏伟团长对三次不得会场之门而入，表示“不高兴，非常不高兴，极其不高兴(unhappy, very unhappy, extremely unhappy)。” 这种说话的口气，大概以前只有在美国代表那里可以听到吧？
     18号的深夜，美、中、印、巴西和南非五国开闭门会议，搞出一个文件。五国峰会，居然把欧洲都抛到一边。发达国家仅仅是被美国代表。欧洲人能不吃味吗？无处不在的萨科奇哪里去了？
      相关文件中，发达国家承诺，在未来三年，将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三百亿美元减排资金，其中欧盟出资106亿、日本出资110亿，美国出资36亿。人们不禁哀叹，再开几次峰会，美国是不是会要求加入第三世界行列，改而申领补助款了？
      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评论家注意到，中国的减排承诺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 2005年减少40-45%。注意中国的口气: “这个减排幅度不容谈判。” 问题是这15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GDP，照8%的年增长率计算，1.08的15次方约等于3.4。再乘以1-0.4~0.45，到2020 年，中国就算承诺全部兑现，其碳排放绝对值，也还会比2005年，增加整一倍左右！中国现在的排放量占全世界的25%。美国是21%。11年后，中国的比例肯定远超美国，占到全世界的30%以上。至少在这个方面，头号超级大国是铁定当上了。
       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经济规模又如此庞大，饶是以单位GDP作为基数，减排压力依然及其巨大。这和那些小岛国，恨不得全世界付个十万亿，也不可以让海平面上 涨10公分，从而损失那么几平方公里的国土，或非洲穷国，眼睛盯着的，就是那减排补助，基本利益方向可是太不相同了。
      我的感觉是，中国在这次大会上的做派稍嫌生硬了一点，太过提前地进入了那个超级大国可以不用充分讲理的境界。更要紧的是，我感觉，（首先声明，一孔之 见。）中国一方面是口气向超级大国的方向转得太快了一点，另一方面则是立场向出资国的方向转得还不够快。这大概是因为至今中国还没有开始被要求大笔出钱。不过那个日子可是不远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呀！
      一方管出钱，一方管花钱。可是花钱的一方国多势众，比出钱的一方还强势。我的家乡四川有个极俗的熟语可以十分贴切地形容这种态势，就是：“吃屎的人还把屙 屎的人估（意思是辖制）住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已经不是 “吃屎” 之国，而很快就要变成 “屙屎” 之国了。看到人家要来强迫你多 “屙屎” 供他们吃，不管他们有多么大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能舒服吗？设身处地，也许就能更多一点地去理解发达国家的心境了。
      这最后一段话，我很想学学夏河年博友的幽默风格。我的文章真是经常失之太过严肃。可惜天性不同，学得不好，幽默可能太黑色，请大家不要见笑！
       本人乃小小诗家。循例以诗作结。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有感   刘学伟   
            哥本哈根热度升，东西南北闹纷纷。
            欧希减碳中难肯，非欲求银美不抻。
            老去豪强羞囊涩，新来大款亮高声。
            今当 G2 磨合世，难免凡人莫可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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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收到的圣诞礼物—高速地铁罢工

 刘学伟 | 2009年12月19日,18:30

     几番犹豫才提笔写这个题目。因为我知道相当一部分博友是不喜欢听人说西方不好的。 写这样的题目很容易挨骂。但是为了用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助国内的同胞对西方有一个更全面也更真实的了解，我实在觉得我不应当隐瞒这一方面不愉快的事实，仅为了不伤及国内一部分同胞对西方的过于玫瑰色的想像。
     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个地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一场数十年未遇的经济危机，整体经济已经在负增长中徘徊多月。现在收缩似乎已经见底，欧美都已经准备好，为那可能出现的百分之零点几的正增长而欢呼雀跃。
      西方民众的总情绪自然是一篇愁云惨雾。人人都在捂紧荷包。今年的圣诞节，那还用说，当然是一个最节俭的圣诞。在我们看来应当大家共体时艰的时刻，巴黎的最享特权的贵族工人，500位高速地铁司机，给大家送来了恰到好处的圣诞礼物-罢工。罢工至今已经历时差不多一周，至今也还没有消停的意思。RER A线，是巴黎，也是全世界载客量最大的地铁线路之一，除了早晚上下班高峰时刻，有大约一半左右的车次在干部顶岗的情况下保持运行外，其它时间都是完全停摆。为什么高峰时刻还有一半的车次可以运行呢？那是因为由于前些年地铁全面停运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过于严重，法国议会于去年通过了一个《最低限度服务法》，硬性规定了各项公共服务必须保持的最低服务的数量。工会方面对此当然是大表遗憾，但法国国民总算是可以长出了一口气。饶是这样，巴黎的经济活动也是大受妨碍。数以十万计的员工不能上班，各个商场中的客流量大为减少。对整个法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自然是以亿欧元计。现在的情况实在是比几年以前，没有那个《最低限度服务法》之前好多了。那个时候，地铁一罢工，极大部分人都无法上班，所有的公路都会严重堵塞，经常四个小时开车也无法到达上班地点！那才真是地狱场景。 那么工会方面的要求是什么呢？这500个工人每人每月增加120欧元固定工资，30欧元活动工资。他们现在的平均工资是2500-3000欧元。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层干部的工资。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区区三个小时！就这样，他们还嫌工作条件不够好，还需要改善呀！大家可以想象，火车在轨道上运行，连方向盘都没有，要管的只是开和停。而且据我所知，法国高速地铁的行驶已经电气化自动化。司机在那里，只负监督之责，出现紧急情况时，再恢复手工操作而已。那个驾驶室里必有空调，冬暖夏凉，没有气味，没有噪音，只是多少有一点晃动。他们还要什么样的工作条件？
      为什么他们能这样？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特权的地位，很少的一个数量的人，可以绑架一个极大数量的人的利益，因此具有要挟的价值。记得好多年前，巴黎要打足球世界杯时，地铁工人也抓紧这难逢的机会闹了一回罢工，并且很快如愿以偿。他们罢工最常使用的理由是要保住他们的特别退休制度。一般法国人都要至少60岁才能退休，而铁路工人则可以早两年并领到全额的退休金。这是多少年以前，铁路上工作还是比较艰苦的时代留下来的传统。但现在早不是那样。多得很的行业，比如总是露天作业，日晒雨淋的建筑行业，比今天的铁路行业不知艰苦多少。但他们从来享受不到特权。原因大致有二：这里的建筑工人如同中国的农民工，都是最弱势的人，比如外国人，他们哪里横得起来。再者，行业特点，他们若罢工，并不能拿大批其他人的利益做要挟。妨碍的除了资方就只能是买了期房的未来的房主。因此实在是不太有效。还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呀。
      最后我要说到一点制度了。在西方的制度下，至少有一部分的人民的确是过分地强悍。他们不仅不会受欺负，还可以经常地欺负别人。什么事都有一个恰当的度，过尤不及。西方制度现在的运转出现困难，就是过尤不及的一种表现。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都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刚性，你一旦给予，就极难收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假设绝大多数人（比如人民的全体）的意见总是正确的，并没有足够强有力的机制去防范多数人犯错或者更常见的是目光短浅。（比如911后，美国民意支持小布什打阿富汗、伊拉克，现在又后悔了。）甚至像这篇文章讲到的少数人滥用罢工权利，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的方式去谋取并不正当的私利，它也无法有力地制止。这类制度有一长列大家都知道的优点，尤其是与我们现在的制度相比。但是这类制度也有好些现在的国人很难注意到的缺点。比如这个制度难于由奢返简，就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除非万般无奈，要减我的工资福利，我和你拼命！）我们的制度在向前迈进时，一定要好好研究先行者的经验与教训，才能事半功倍，而不蹈覆辙。而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制度，实在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这三十年来取得的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难道就没有我们的传统的贡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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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菊荷谈诗之一:楚辞

 刘学伟 | 2009年12月17日,00:11

      一位女性网友，自称菊荷，认真来信，要与我讨论中国诗史。我当然喜欢诗歌，但也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艰巨任务。为不使其失望，只好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这第一篇，应菊荷要求，先谈楚辞。

      中国的古典诗歌，渊远流长。其源头，风、骚并称。风就是《诗经》中的国风。骚就是屈原写的《离骚》。
      一般的复杂事物，几乎无论哪一类，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都会多少符合正态曲线，就是说，其起源通常总是低缓的，要经过漫长的发展，才能达到高峰，然和开始衰落。
     但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则很不符合这个规律。比如学术思想，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以后直至今天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如那《易经》中的哲学，比如《皇帝内经》中阐述的经脉理论，似乎有着后世永远难以企及的奥妙。
     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中，也有着这样一桩不符合正态曲线的史实，就是在中国文学史源头上出现的楚辞和屈原，早早地建立了一个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屈原写下的 《离骚》的长度，其辞藻之繁复，感情思想之深度，其对中国历代后人的影响，在中国的文学史乃至一般历史上，都是后无来者的。大家都知道农历五月初五端午 节，要吃粽子，赛龙舟。这都是为了纪念屈原。在中国哪里还有一位诗人可能享有这样的待遇呀？仅次于屈原有名的诗人李白用这两句诗来表达过对屈原的无限景 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屈原的历史地位，是历代楚王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大部分的楚辞，我当然都读过。记得读的最仔细的是文怀沙介绍楚辞的一本书。开篇时文大师写的一首词，我至今还能背诵:“美人芳草，此语寻常都解道。争比灵君，文采昭然历劫新。      蛟龙不起，汨水至今清且弥。故事难忘，五月南风粽米香。”最喜欢读的是九歌，离骚、卜居、渔夫。那些名句，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成为无数代知识分子，也包括我在内的座右铭。大约1979年，我也写过一首七律，纪念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不堪忧国去层霄。天池龙马虚中啸，悬圃宓妃梦里娇。荃不察余刳肝胆，众尤琢汝善淫骄。此身不去彭咸处，是念贾生湘水帩。” 我也模仿屈原的风格，但抒发的是自己的类似胸臆，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于家无意徒温饱，为国有心捐肺肝。一握芳馨无处现，江流东逝恨难还。”
     以我的理解，诗歌的本质在于“运用形象，表达感情”。在这两个方面，屈原都达到了极致。他的诗歌中，形象极其丰富，感情也极为真挚。屈原的诗，很大一部分 都是政治抒情诗，他是一个政治诗人。这一点说句实话对我影响极大。他和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都是我最景仰和刻意模仿的诗人。当然我得赶紧申明，我 如果有那么一点点成绩，比起他们，只能是萤火之光对太阳。但我还是有权利表达我对他们的景仰之意以及有意识地去模仿他们吧。我最欣赏的就是他们的入世、阳 刚、慷慨激昂，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一类的阴柔诗词，是我欣赏不了的。当然我不反对别人欣赏这类的诗歌。但我不欣赏屈原太多的愤世嫉俗和清高孤傲。“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些句子虽千古传诵，但我认为对人对己，乃至对于社会，这样认为，都未免太过嚣张狂妄。他在他那个时代，有这样的感触，也许有更多的道理。但今天的我们，是不可以照样仿效的。
      我是一个男性，天生的就会有更多的阳刚之气，对艺术审美的偏好，自然会与女性不同。这些见解，不一定对你有太多参考价值。而且我有一份繁重的工作，时间实在有限。不可能谈得系统。不妥不周之处，还祈见谅。
      把这封信放到博客中，自然是希望与喜欢诗歌的博友分享兴趣。也欢迎大家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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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业》迟观有感

 刘学伟 | 2009年12月12日,20:39

   《建国大业》早在九月份国庆节前就已公映。我等在海外，也是远不用等到今天才能看到。之所以没看，是因为那场轰轰烈烈至少前30年给我等带来太多的苦涩的回忆，因此缺乏一点与有荣焉的兴趣。昨晚在我那香蕉人的儿子的要求下，才在家里看了此片录影。以下是几点基本感想。
      第一个感想针对电影的基本情节发展线：竭诚劝服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共襄建国大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实这件事哪里有中共的军队打败国民党的800万军队那么重要。但片子中对此的着墨似乎比战场还多。我觉得，这是该片的编导人员多少有些自作多情了。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请你民主党派不来，他还不坐了不成。何况共产党如此竭诚，你能不来吗？记得邓颖超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时说的话吗？“我只是先遣队。如果不行，周恩来会亲自来请。再不行，毛泽东会亲自来请。再不行，政协会做一个正式决议，然后派一个代表团来请。”哎呀！我实在不由想起了我们祖先的经典，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我的遗憾就是，这个千古宿命，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怎么还是逃不过呀！
       第二个感想是：不是说共产党的态度，而是说，事实上，那些民主党派和他们代表的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们的人数比起工人、农民，在今天也是少数，在60年前，就更是少少数。从政协会议上，从《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看，他们当然很重要。有了他们，才有了联合政府，才有了那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五星红旗，才有了不消灭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可惜的是，过桥以后，造桥的英雄们很快就觉得，这个桥还留着就碍手碍脚了，于是就要开始拆桥，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和其的代表势力了。这个《建国大业》如果要拍续集，只怕就会让我党很难为情了。因为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妄想在中国消灭私有制，是费尽九州铁，铸就的中国第一大错。而那国际共运，则是费尽七洲铁，铸成的天下第一大错。这个错，持续了30年，改革开放以来，才迅速地改了过来。似乎有点矫枉过正，这里不细谈。现在，民主党派的地位有所恢复，但还远没有到建国初期的地位。比如中央政府中并没有两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党外的部长也远没有那时多。更重要的是，在现行的宪法中，并没有恢复《共同纲领》中关于阶级共和的提法，而是依然写着“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与现实已经大相径庭的提法。政协也一直没有实权，从未恢复建国初期的等同于人代会的权力地位。
     我认为，共产党在执政前三十年犯的连串错误就这两个主要根源。第一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的专横霸道。（那个时代腐败则并不是心腹之患。）第二就是共产主义理念必然带来的“消灭私有制”的实践。30年过去，那条路线已经是惹得天怒人怨，被撞得头破血流，才有了回头的转机。
      第三个感想是，国民党也实在腐败过头，不中用，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竟在三年内让没有后方的共产党打了个一败涂地。共军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来源于缴获，蒋介石当的就是一个运输大队长。国民党不肯与共产党、民主党派分享政权，最后则落得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而中国则错失了一个民主宪政的机会。因为有效的契约是必须有至少两个可以互相制约的方面才能签署的。当时的民主党派太弱小，即监督不了先前的国民党，也监督不了后来的共产党。不过国民党没有共产教条，至少是不会搞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公私合营的。这个共产路线对国民经济的伤害，只怕比腐败还严重得多。从根子上开始，中国第二共和，一如中国历史上的无数王朝，就是打出来的。（不像美国那个联邦，是谈出来的。）我感到最痛苦的不是流了那么多的血，而是那流成河的血水，并没有换来人民和国家的真正幸福繁荣。（吃亏最大的是农民。他们的小米，把共产党送上了台，换回来的却是糠菜30年。）国家在成串的全局性错误中动荡了几乎整整30年。最后才换来了这个我认为可以打70-80分的改革开放新时代。现在，我的最核心的企盼就是，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除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外的绝大部分资产阶级），何时才能真正足够地壮大起来，并推出他们的足以主导政局的代言人?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民主宪政就真的有机会了。宪政的梦，中国人已经做过太多的次数了！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运动、第一共和初建、老政协、新政协和第二共和初建，五次惨败。现在要开始的是第六次了。同志们，努力吧！唉咳，我怎么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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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阿富汗先增兵后撤军计划有几成胜算？

 刘学伟 | 2009年12月02日,18:01

 

      奥巴马经过数个月的长考，今晚宣布，他将于6个月内把驻阿的7万美军增加到10万。并确定于2011年7月（即区区18个月以后），开始撤出在阿富汗的美军。加上他早已宣布的明年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他已经是宣布了两场计划中的撤军的诺贝尔和平奖总统。可惜他现在先要做的还是增兵。
      美国总统，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权力，拥有世界上最充分的资讯，还有一大堆军方民间的智囊机构，若说他看不出来这个如意算盘胜算不大，我真的不相信。但是他的另一个选择就是不管那里是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立即全面撤军。以现在还未山穷水尽的态势，美国实在抹不下这个面子。那就赌一把，拖一拖，没准天佑美利坚，三年之内，让塔利班和基地成员或者束手就擒，或者改邪归正。这样美军就能凯旋归来了。可是以我之愚见，这样的场面似乎只可能出现在奥巴马总统或者驻阿富汗的美军司令麦克里斯特将军的梦境里，而不是现实中。
      我是学历史出身，为了协助大家温故而知新，忍不住要提供一些有关的战争历史资料：（这些材料各处抄来，可能不尽准确，尤其当不致引起版权纠纷吧。）
      美国1964年开始武装介入越南战事。以后逐步升级，到1973年，美军在越南的峰值是54万。（也就是说，是现在驻阿美军的7倍，增兵以后的5倍。）仗一直打到1973年，美军真的只能说是一败涂地，最后与越共签约巴黎“体面撤退”。那个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还捏住鼻子哄眼睛地说：“应该加强南越军队，使之替代美军把战争进行下去。美军的撤离取决于南越军队承担美军作战任务的能力，‘越南化’是用越南人的伤亡代替美国人的伤亡。”美军撤出后，北越如摧枯拉朽般地在短短两年之内，击溃了南越军队，于1976年7月越南完成南北统一。
       越战期间，美国向越南投下了800万吨炸药，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场投弹量的总和，造成越南160多万人死亡和整个印度支那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但并未征服、也未赢得越南的人心。美国自己也损失惨重，5.6万余人丧生，30多万人受伤，还有2000人失踪。
      下面来看看伊拉克的情况。伊拉克战争虽然把独裁者萨达姆赶下台，但是美国付出的代价似乎也太大，尤其是其侵入并无足够的正当性。美军最多时17万，现在13万。截至2009年9月1日，确认美军死亡人数，至少4337人；截至2009年8月31日，美军受伤人数约7万人。与越战的损失相比，伊拉克战争看起来是个见大巫的小巫。
      至于阿富汗战争，规模更小。截至 2009年7月20日 ，美军在阿富汗的伤亡人数超过3600人，其中死亡669人。
      再算一算经济账，据报纸资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耗资253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6%；二战耗资4.1万亿美元，占35.8%；朝鲜战争为3200亿美元，占4.2%；越南战争为6860亿美元，占2.3%；海湾战争为960亿美元，占0.3%；伊拉克战争为6480亿美元，占1%；阿富汗战争为1710亿美元，占0.3%     
      再征引远一点：1979年12月27日至1989年2月15日，苏联派兵入侵邻国阿富汗。历时9年多，伤亡达3.5万人，耗资多达400亿美元。
      阿富汗早就号称侵略者的坟墓。再往前数，1839-1919年，英国曾向阿富汗发起过三次入侵，统统以失败告终。还可以往前数呢。这里就免了。
      在我看来，一个有生命力的，有信仰的民族，只要有了足够的人口规模（不可能被灭族），加上有利的地形，最好是崎岖的山区，其次是浓密的丛林，就足以抵抗一切入侵。有没有作战的后方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拥有不可能被摧毁的抵抗的意志。
      一个故事我永远记忆犹新，就是当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军事上是完胜，但奈何不了人民的坚不合作与游击战。有一次一只失去给养的法军，下乡劫掠，发现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婴儿看守着一摊正在晾嗮的煮白薯干。法兵想吃，又怕中毒，就要求那个妇女先吃。妇女吃了。他们还不放心，又要求她喂她的孩子吃。妇女依然照做。然后法兵一拥而上，分食了这些白薯。最后的结局是所有的人中毒身亡。想想今天美军在阿富汗面临的局面与当年在西班牙的法军有无相似之处。他们可能压服抑或是赢得阿富汗的人心吗？卡尔扎伊靠那样的选举或任何其它的方式可能赢得被足够的本国民众承认的合法性吗？美军一旦撤走，他的结局能比南越的最后那位总统阮文绍（逃亡）或苏军侵阿时留下的最后一位总统纳吉布拉（被塔利班处死）更好吗？不要夸耀美国给阿富汗送去了卡尔扎伊式的民主。在阿富汗人看来，那哪里可以与民族独立相提并论。美军也给伊拉克送去了民主。但是它扶植的什叶派总统塔拉巴尼和“被解放了的伊拉克人民”似乎也不喜欢美国人呀。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打阿富汗呢？它可以不打吗？大家都知道，打阿富汗是1991年911事件的直接后果。在那起事件中，被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庇护的国际恐怖组织“基地”是元凶，而且阿富汗拒绝交出。理由似乎是充足的。但是如果再往前追溯，基地组织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如此野蛮的行径杀害平民呢？那又要再往前溯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血海深仇了。而美国是以色列的唯一铁杆后台，那他们有理由报复美国吗？战争超限？不合西方制定的规矩？在弱势的一方看来，生死相博，自己的老弱妇孺的性命尚且不顾，何况对方的。
      恐怖路线成功了吗？可能成功吗？我不能说它已经成功了，但我得承认，它有相当的效果。首先美国耗尽国力，发动两场战争，颠覆了两个政权，可是并未能把恐怖势力犁庭扫穴，它们依然在世界各地猖狂活动。而美国的国力，尤其是意志力已经被大大削弱。大家都看得到，现在这两场战争的规模，比当年的越战、韩战都小得多。但是美国已经就打不下去了。现在加上金融海啸，美国真的很可能就此走上了下坡路，很可能最终如同抛弃越南一样地抛弃阿富汗。你说是谁赢了呢？
      我的堪称伟大的同道，最近过世的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确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的当代地缘政治现实。不同的文明之间，如果不可能征服，就只能想办法求同存异，互相妥协。我当然是觉得西方，尤其是在以阿冲突中的美国和以色列一方还妥协得不够。你看那恐怖分子全球也就几千个人吧。他们凭着信仰，不顾性命，与美、以死磕，美、以不是也没办法吗？武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难道西方人到今天还不明白这一点吗？（还有比如索马里。）尽量不要招惹他们，否则可能讲不清道理。这是我的一个深刻体会。
      恐怖主义的根子在巴勒斯坦。解决那里的问题才是釜底抽薪。（我有一篇文章很仔细地讲过此事。《巴以冲突—国际安全棋局的棋眼，恐怖主义的根》链接http://liuxuewei.blshe.com/post/7639/315776。请参看。）我十分地诧异，奥巴马上台已经近一年，已经进行了许多的外交活动。但是关于巴勒斯坦，实在未见他有任何大手笔出笼。他怎么可能不及我聪明呢？继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扬汤止沸，我真的不知道这场文明的冲突什么时候，又如何能够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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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梦的幻灭能给我们一些什么警醒？

 刘学伟 | 2009年11月29日,14:54

    众所周之，十多年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就是当今世界中东产油国繁华富裕的一个梦境，一个超越西方最富裕国家的紫醉金迷、穷奢极欲之神话所在。请看下引这些令人咋舌的照片。 
迪拜的那些“疯狂”建筑 (8)
 
     
      一夕之间，随着迪拜最大的国有企业迪拜世界（Dubai World）宣布延期付款，这个神话梦境就如玻璃般地破碎了。全世界的股市都因这个噩耗而心碎。现在世人全力防范的，是已经在危机中挣扎的世界，不要因此而坠入更可怕的深渊。其实我相信这是过虑了。迪拜毕竟只是一个城市，债务也就在几百亿美元之谱，比起雷曼兄弟倒台时留下的6130亿亏空，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这个繁华美梦就破碎在身边，可是应当给我们留下许多警醒的。
      我想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一个警醒就是：那些来得太容易的富贵，实在很可能去得也飞快。中东产油国的富贵，起自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Opec成立后的油价飞涨。我不好说石油就应当卖几个美元一桶。但是我看得到，如果没有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些深深地下埋藏的油气本是一文不值。那些产油国如同中了LOTO般得到的巨额财富，实在是像现实生活中的穷人中的巨奖一样，那同样从天上掉下来的钱财实在是很难保住的。要不了多少年，他们十九就会被打回原形。那个油是会被采尽的。而如今，油还没有采尽，他们的好运就可能由于无尽的挥霍，在一场风雨中提前耗尽。
       我想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二个警醒是：还是实体经济更靠得住。从吃的、穿的、用的，到火车、飞机、轮船，凡是实体经济强大的国家，在今次金融危机中就损失较少。经济越是虚拟的，活该就损失越大。至于房地产业，我想也得分成至少两个部分：一个是大众享用的，这个自然比较稳定，因为它就像粟米布帛，是生存之必须，需求弹性很小的。另一部分就是上面的照片中展示的。那都是超级的奢侈品。一有风吹草动，最先被人们抛弃的就是它们，因为绝不必须。
       我想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三个警醒是：自己拥有的钱，实在还是比借来的钱靠得住。西方的经济发展到今天，一切都建立在借贷之上。这个迪拜那么有钱，它还是去借了更多得多的钱去搞那超前的建设。这经济寒潮一来，外来资本的潮涌一停，他们就傻眼了。
       我想我们可以得到的第四个警醒是：就是消费也要多指靠自己，而不是只指靠别人。你看迪拜的豪华房地产业，完全立足在全世界的顶级富豪身上。现在抓瞎了吧。
      中国与迪拜比，有相似，有不似。相似处至少有三点：第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和迪拜类似，爆炸性发展得太快，因此自然根基也就不够稳，不均衡之处就很多。第二个，房地产业也泡沫巨大。迪拜是已经爆裂，中国则不清楚将是何时。而且崩盘以后，究竟对中国的整体而言，是祸是福，方家也莫衷一是。我倒是倾向于该崩，哪怕GDP付一份代价，当然也不可过于沉重。还有就是中国的经济对外部世界也是依赖太大。这次危机大概坏事变好事，中国也被逼在内需上下功夫了。不似处当然也不少。比如中国的经济规模比迪拜大出数十倍。比如中国的经济门类比迪拜宽阔出无比，因此部门风险就小得多。比如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农耕文化根深蒂固，风险勇气可比迪拜小多了。还有一点，其实中国与迪拜挺相似，就是，双方都有规模极为庞大的主权基金。在大国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不差钱”的经济体。就算哪里有了较大的窟窿，也不难堵起来。比如中国政府拿出那四万亿，似乎轻松无比。而西方国家的救市基金，除了在已经堆积如山的债务上，再加一座山外，还有其它的可能吗？而在小国中，迪拜所属的阿联酋也真的“不差钱”，它的主权基金规模据说超过五千亿，这个坑也应当是可以填起来的。阿联酋由七个酋长国组成，是联邦制国家，互相之间，至少当如兄弟。据知大哥阿布扎比已经出手救援。但迪拜要恢复昔日的梦幻繁荣，只怕就太难了。其实迪拜除了高端房地产，还有一个极大的物流中心，是东亚商品面向中东和非洲的最大集散地。这个商业地位，经此之难，应当还是可以续存的。
      这次金融海啸，吞没的小国，继冰岛之后，迪拜（阿联酋）已是第二例。其它大一些的、比较结实的，都是程度不同地受伤，但还没有谁真的死掉。但让人能发“时移世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感慨的场面就太多了。
      中国的崛起列车隆隆向前，连这次号称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也未阻住分毫，事实上反而增加了崛起的速度，以致有位评论家说这场危机对中国的效果是“妙不可言”。回观历史，那些暴起的势力，实在绝大多数都以暴跌告终。中国如此迅速崛起，如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得那七十二般变化，是“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不知有多少难以凑齐的机遇同时降临中国才成就了这个奇迹。我真的实在随时担心，那些很多项的必要条件中，如果哪天缺去一项，中国的梦也会像迪拜梦或者日本梦那样破灭呀！中国实在随时要戒慎恐惧，小心翼翼。因为中国实在太大，若真是犯下什么类似迪拜、冰岛的大错，比如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那不仅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救不了中国，这个灾难如果泛滥出去，可真不知地球将怎样去承受哟。
           走笔至此，意犹未尽，草诗一首，以抒余韵。
迪拜梦醒  
海湾之畔巨沙东，黑色黄金铸异功：
怪诞楼群超梦幻，神奇岛屿赛瑶琼。
穷奢极欲疯狂里，紫醉金迷想象中。
一枕南柯今破碎，换来举世尽怔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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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2之我见-不结盟政策可以商榷吗？

 刘学伟 | 2009年11月19日,08:42

       G2之说，始于美国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Fred Bergsten，一年以来，这个概念已经甚嚣尘上。昨天，中国总理温家宝向刻在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表示，“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提法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有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温总理提出的三个理由，第一个是最确实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到如今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也只及欧盟的三分之一。要跟美国平起平坐，实在还缺条件。眼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超常表现，主要是遇上了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势。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金融不够开放和国民-企业储蓄率超高。）让中国在危机中表现一枝独秀。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消退，这个国力放大作用也就会减退的。
    温总理提出的第二个理由在我看来则好像可以商榷。中国的不结盟政策由来已久，肇始与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的“反帝反修不称霸”的外交路线。当时就不能称正确。不结盟国家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国家集团，号称“不结盟集团”。这个称呼本来就自相矛盾。好像有一个餐厅号称不吃饭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双反的外交路线迅速被放弃，但不结盟的路线则被继续继承下来，还被邓小平发展为实在卓有成效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壮大，外交上已经开始“有所作为”。比如说，与俄国和中亚三国共同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比如说，10+3已在密锣紧鼓，步步发展。比如说东北亚三国也开始在筹组联合组织。还有那个刚开完的两年一会的21国的亚太经合组织简称APEC。当然这些组织都还相当松散，可以不认为这已经是与什么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但是以后呢？真的在以后的比如可以预见的数十年中，中国都不打算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吗？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那不就是画饼了吗？那个鸠山由纪夫似乎注定是空欢喜一场了吗？怎么才叫做结盟，本来就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可松可紧。温总理这里否定使用的肯定是紧的一种（例如北约）。但松的结盟也是可以向紧的方向发展的嘛。欧盟那样算不算结盟呢？东亚可能向那个方向发展吗？温家宝总理的这些话相信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表达的中央的既定共识。我觉得这真是有点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了。一个国家成长到世上少有比肩的地步，就会对世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一个客观情势，并不是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中国既然不想遏制自己的发展，就应当对将来必会出现的外交态势未雨绸缪，至少要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包括结盟）保留开放性。为什么要把世界通行的结盟之路先行堵死呢？我不能理解。想想这种前景，我觉得只有大英帝国在19世纪晚期奉行的“光荣孤立”政策有些相似。英国当时海外势力独大，不参与欧洲大陆内部之争斗，孤立但并不窘迫。身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不与它国结盟。这难道就是中国将来要采取的外交基本态势吗？
      温总理提出的第三点理由当然成立，就算中国将来有一天成了超级大国，也必须吸取美国的教训，不可以太独断专行，而必须尽可能地王道。不过这种情势还相当遥远，并不需要现在就考虑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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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柏林墙的倒塌和两种制度的竞赛

 刘学伟 | 2009年11月11日,20:52

—兼与宋鲁郑学弟再商榷
      柏林墙倒塌20周年，西方大肆庆祝，中国则似乎无言以对。好在柏林墙毕竟离中国一万里，中国对此实在没有什么责任好负，顶多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而已。
      博联社有多篇文章讨论这一时景问题。本未打算发言。但看到宋学弟两篇文章似乎在杀偏枪，而其他自由派网友似乎又缺了一点辩证法，因此不揣冒昧，迟了数天后，来一个补充发言，希望或能补苴一些罅漏。
一、我的柏林墙缘
      说起那道柏林墙，仔细想来，本人实在还不算缘浅。那道墙从1961年到1989年共存在了28年。我1985年和86年两次路过柏林，都亲眼目睹过这道墙和墙两边的现实故事。本世纪以来，我又曾有两次机会路过已成为统一后的德国的首都的柏林。那位置如同北京天安门的勃兰登堡之前的大道，已经畅通无阻。
    第一次过柏林，已是24年前。我还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念研究生。好不容易给夫人办好来法国陪读。那个时代，飞机票对我们穷学生来说，还是天价，而火车票价，几百元人民币，就还可以想象了。火车从北京到东柏林，在莫斯科还要换一次车，要整整行驶六天。我则从斯特拉斯堡出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东柏林的火车站去接她。她告诉我，一路走过来，田野越来越绿，人群的衣着也越来越考究。这东柏林，已经是最富的了。拿着到法国的签证，排大队穿过设于地下的海关，坐了一站专用地铁，我们就到了另一个世界，西柏林。逛了一小圈，发现那里除了到处金碧辉煌，一切物品的价格也足够让人惊诧，反正比法国都要贵许多。想想刚才坐过的东柏林的地铁票价跟不要钱一般，东柏林的旅店大概会同样社会主义吧。拿着还没有过期的签证，我们顺利地又回到了东柏林。一问旅店，人家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星级旅店有权接待“外宾”，而那价格，就比西柏林有过之无不及了。这样，我们就只好再次回到华丽的西柏林。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商业中心中的有顶棚的花园里的木椅上坚持到了天亮。
      不到两年以后，我们因故回国，再次乘火车回法国。这次路过东西柏林，就从容许多了。在进入柏林之前，路过东德许多城镇，看到房舍都十分的破旧，问一个偶然同路，会说法文的德国人，这是何故？他说：房子都属于国家，自从造好，就再也不会装修外部，自然就只能这样了。到了东柏林，也看到许多高楼大厦，形状大都方正，色泽大都浅灰。参观了那座高耸入云的白色电视塔，人们在下面井然排着长队，没有喧嚣。还在议会大厦前看到一个长明灯左右站着两位盛装警卫，两脚一字叉开，两手后背，面容肃穆，身形极稳，尤其是连眼皮似乎都不眨一眨。让人实在疑惑是不是真人。曾亲眼看见有人上前把手放近卫兵的脸庞，一直到离其眼不足一公分时，卫兵才急眨眼示意自己是活人。让人依稀想到当年普鲁士的军威。这里的日用品供应尚属丰盛，比起莫斯科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但高档商品则看不到。这一侧的柏林墙我们未敢靠近，自然老远就有铁刺网、哨兵、警犬、岗楼伺候。到了另一边，大楼的形状开始多样，色泽也多了许多。行人的打扮也花样多多了，比如还能看见胶头染发，遍身刺青挂环的青年庞克。这在东柏林可是看不到的。也到了那座大名鼎鼎的位居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往前走不到200米，就是那阻断大路，割开城市的柏林墙了。从这边，你自然可以一直走到墙根，墙上满是涂鸦。就近还有作为旅游设施的瞭望台，你可以上去望望对面的无人区铁刺网岗楼哨兵警犬。
       再来已是21世纪，那道墙已经全部拆除，到处大兴土木，柏林正在努力恢复它昔日的荣光。不过柏林说什么也还是比不过巴黎的风情万种、体态万方。但是有一点则是巴黎不能比的，就是安全。记得有一次我们深夜路过一个相当广大的林荫密布的市区公园。按照在巴黎的习惯，我们充满戒备，不停地左顾右盼，计划如果看见一两个人影，就先认真揣测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再定行至。如果看见有一群多个青年男子出现，那我们必会掉头回避。事实上，我们一个人影也没有看见。正在庆幸有惊无险时，突然发现左近绿影深处，一张长椅上有两个人影。可把我们吓得不轻。因为在巴黎的夜深人静时分，这种地方是绝看不到人影的。再仔细一看，原来一男一女，正在那里搂抱呢喃呢。我们这才放下心来，庆幸刚才没有贸然暴走，吓到莺燕呢。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不都是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吗？
       若要给这道柏林墙定性，我当然认为这是人类的耻辱，德国人的耻辱，更是前社会主义东德，前苏联，尤其是已经终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奇耻大辱。把本国公民，强制拘禁，不许离境，否则枪弹伺候。这当然是典型的专制主义。其实有自然规律调节，比如台湾、比如香港，他们也不可能让内地大陆人自由移居的。大体像现在的移民政策，才是王道嘛。
二、关于美国墨西哥之间的柏林墙
       以这个事实来指责西方，我实在觉得宋弟引据失当。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二款：“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东德的做法显然限制公民权利。而美国的墙是为了阻止非法移民偷越国境。任何国际法并没有赋予一国公民自由进入非其国籍国的权利。 这中间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富裕国家没有义务，也没有可能收容一切与其说投奔自由不如说投奔富裕的穷国人民。墨西哥不自由吗？以宋弟之聪明，我实在不能想象，他不明白这两种情形之间的明显区别。但他还是要这样写得振振有词，就未免让人质疑其动机了。美、墨之间地理环境、制度、人种如此接近，却有如此大的贫富差别。这实在值得深思。记得美国西南部的许多个州的地盘，包括如今最富裕的加利福尼亚州，都是在历史上用战争从墨西哥夺占。建议墨西哥尽量向美国学习，看看能不能有一天缩小差距，然后效法欧洲，与美、加成立邦联。否则以他们一亿人口之巨，请美国吃，美国也咽不下呀。至于那个卡斯特罗要送15万难民给美国，那也值得你宋弟拿来炫耀？好像一个叫花子，把一身癞疮，摊在一家富翁的婚宴宾客面前，逼着人家拿钱来打发他。丢人呐！
三、关于两条道路的竞赛
       关于这一个部分，我们两人已经经过许多次的磋商，真的已经是互有影响。对西方民主制度陷于困境的现状、原因和前景等，都有了一部分比较接近的看法。但是中国政制发展的前景，则还存在着十分巨大的歧异。宋弟观点中最受多数人排斥的是，对现在中国政治当局的太过无条件的捧场。正如我在许多文章中表达过的，我对中共近三十年来的整体表现，持强烈肯定态度。如果要打分，应当是在百分制中的70分以上了。你能给现行政制打个分吗？是多少呀？是95还是98呀？如果居然还少一些，那我就很欣慰。请给我说说这扣掉的分数大概是哪一些？
      我打出的70分，主要由中国政府有效提供的安全秩序和经济发展环境组成，也包括所有恰当的经济决策，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三十年前作出的放任私有制发展的划时代决定。党放弃了它的最大教条，才换来了中国这三十年来飞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外交方面也可以打很高的分数。现在的中国既不反帝，也不反修，全世界寻找朋友，寻找一切发展的机会，引进一切急需的技术、资金、能源、资源。（除了政治文化，那时有害的。）到今天我们除了出口大宗商品外，已经可以开始出口资金和部分技术了。
      我扣掉的那30分，大体是这样构成：
      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正如胡总书记都说了的，枪杆子打下来的合法性不能永远有效。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宪法，应当从现行宪法中删除所有的有关无论什么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之类的字眼。应当落实现行宪法中已有的关于人民主权、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的条款。《共同纲领》中的阶级共和概念应当重新入宪。政协应当拥有一部分实权。最起码人民的各项言论自由权应当得到更多的保障。共产党在获得选民支持的前提下当然可以长期执政，但必须在宪法框架之下。选举可以分成很多级和区域执行，但必须是真实的，有竞争的。
      第二个问题是贫富过分剧烈分化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第四个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第五个是城市房价高企问题
      第六才是涉黑和官员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等问题。
      第七才是官本位，官员财产公示，公款吃喝、用车、旅游等问题。
      好了，已经够多了。请宋弟评估一下，我说的这些问题，是否都严重存在，大概得扣掉多少分？
      当然我清楚，我们的分歧主要在第一点。就是宋弟认为现在中国的制度已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制度，就算还要修改，也只是装修而已了。而我和很多人自然不这样认为。反倒是认定在这个第一条上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下面罗列的六个问题都极难取得实质性的改善。
      为了显示公允，我倒还可以罗列一下我与宋弟意见一致或接近之处如下：
      第一、我们都同意民主制度是需要社会基础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绝建不出合格的民主政制。
      第二、我们都肯定最近三十年中国，自然也包括中国的执政党，中共的成绩大大。但对这个成绩的度，有似乎70分到95分之间的差距。对前三十年，宋还是三七开，基本肯定。而且认定以前犯过的那些大错都不可能再犯。我则是倒三七开。错误至少有七成。而且我认定如果对这些以前犯过的大错，连坦然面对，赔礼道歉的勇气都没有，这些错误就是可能再次复犯的。
      第三、我们都认定西方的民主制度存在内生的基本性的弊端。主要就是过度民主化。多数人就拥有真理。西方人其实明白这一点，想了很多办法来弥补，但是还不够。这个制度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都只能走向日益分散。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找出回头的办法。这一点倒真的分歧不大。
四、为宋的不屈不挠捧臭脚而实在感到难受
      又看见俺宋弟新文在为长春围城饿死数十万人辩护。又一次感到恶心。为什么不能放那些平民出城呢？把他们撵回城里，就是为了早一些把粮食吃尽，让国军早一些投降吗？人命真如草芥？真的可以拿来当放火的干柴使用吗？没人说国军不投降是如何仁义。但他们绝不是饿死那么多人的罪魁，因为他们是放平民出城的。决心让那么多民众饿死的人在城外！
      宋弟还说共产党的军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当然是事实。因为共产党宣布打土豪分田地，用无偿剥夺消灭农村有产阶级的方式，事实上是骗取了贫苦农民的支持。这样大的骗局天下真的是少有。大家都知道，中共建政以后，的确是实践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诺言，还家家都发了土地证。可是好景有几年？土地，很快全部被充公，直到今天都没有归还其所有权。更有甚者，这个政权还用二元户口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许他们自由迁徙，不许他们进城务工。而他们生产的粮食油料猪肉，则被强迫长期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强制卖给国家。让他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有几分像农奴。一个农民出身的领袖，靠着农民的支持，打下了江山，居然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报恩，我实在不知道XXXX何在。其实最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农民拥有土地，哪怕仅仅是使用权，13亿人口的粮食都够吃，何况当初只有四亿人！哪里需要统购统销，剪刀差剥夺？但是那25年造成的城乡鸿沟，直到今天用了30年都还填不平！回头想想，当时那个政府真是瞎了眼呀！如果不是改朝换代，至少这个城乡的共产革命都不会发生。更多的我就不想说了。我的宋弟，你那么聪明，你真的都看不出这些吗？我实在是不想口出更肮脏的语言。但捧臭脚之前也可以先闻一闻，实在太臭的还是可以选择不捧的。每一只都要捧，真的不怕难为情呀！良心呀！良知呀！   
      踹口气，先说一声抱歉！我实在不习惯在文章中用难听的字眼。这次实在太冲动，不过我已经在努力克制了。 知道吗？宋弟最近又有一篇文章上了《红旗文稿》。题目叫《“民主”与“贫穷”的一个荒诞悖论》。宋告诉我，文章原题是《民主何以是鸦片?》这篇文章始终没有在博联社刊出。那样的官方刊物能登这种论点的文章，尽管是改了题目，真是让我恨不得把茶缸砸掉。也要对宋弟说一声抱歉。我们虽然道不相投，但他一贯对我十分尊重。在巴黎就那么几个文友，他的才气我也十分欣赏，只是恨他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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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海外华人心灵震颤的原创歌曲《妈呀！中国》

 刘学伟 | 2009年11月08日,11:14

     近日网上又在蹿红一首点击无数的新歌，是两个旅居美加的清华学子的原创歌曲《妈呀！中国》。以我们的类似境遇，实在难以不起心灵波澜。 这歌曲的链接就在下面。您就先听听吧。我相信，您不会觉得这几分钟浪费了。
 
以下是歌词全文。
(T) - Timothy  (F) - 我爱微风  (C) - 合唱
(T)我生在新中国，我长在红旗下。(F)我戴过红领巾，我爱国如爱家。(T)十年寒窗苦，我好不容易进清华。(F)我成绩不算差，(C)可我户口落不下。
(F)阴差又阳错，我出国象出家。(T)为了养家糊口，我得赶紧办绿卡。(F)出国护照难拿，回国却偏要VISA。(C)入了外国籍，但我做梦都说中国话。
(T)我的大中国，(F)我的大华夏。(T)尽管我在外飘泊，(F)总是把你牵挂。(T)我的大中国，(F)我的大华夏。(C)风里雨里同度过，我只认你这个妈。
(F)我曾经爱闯荡，现在却很想家。(T)爸爸已经去世，家里就剩妈妈。(F)我很想做海归，怕你嫌我年纪大。(T)可是你看那谁，他八十二能娶二十八。
(T)在国外住得越久，我心里就越放不下。(F)好不容易请了假，我兴冲冲地飞回家。 (T)北京欢迎你。(T)看着立交桥发傻，我迷失在高楼大厦。(F)江河流着黑水，天空下着黄沙 (T)妈呀，这也算是晴天啊。
(T)老同学一见面，感觉亲如一家 (F)哥们，喝酒！(F)可陌生人对我，有时冷眼有时骂。 (T)嘿！你长不长眼啊！(T)车比纽约还多，路比伦敦要大 (F)那当然。(F)到处奔驰宝马，坐进去那真叫害怕 (F)找死啊你！
(C)不管怎么样，是你把我养大。即使跑遍了全世界，也忘不了这个家。只希望你更好，原谅我有时乱说话。儿女发点牢骚，当妈的根本不用怕。
(F)我的大中国，(T)我的大华夏。(F)尽管我在外飘泊，(T)总是把你牵挂。(C)我的大中国，我的大华夏。风里雨里同度过，我只认你这个妈。风里雨里同度过，我只认你这个妈。风里雨里同度过，(F)我只认你这个(C)妈。
以下是个人评论。
      这首歌的最大动人之处是它的真诚。它的特色呢，则是有那么一点调侃。两位作者也不知是60后还是70后。从歌曲表达的阅历看，肯定比我等年轻，而又不是80后。这里的曲风，是我等完全可以接受的。幸好没有太过摇滚。那些插话，也没有喧宾夺主。
      至于它表达的人生故事，与我等大概是更老的一辈不完全契合，但与比我们这一辈多得多的他们一代自然更契合。我们出国的时候（1982-83年）自费还完全不存在，也不可能。他们出国的时候已经更自由。记得那时的清华北大，一些热门的理工专业，大概都是倾巢出国。“我成绩不算差，可我户口落不下。”清华毕业生在那个求贤若渴的时代，会落不下北京户口？这话恐怕有点矫情。出去的时候，自然是谁也不会说，大概也不会都在想，我将一去不归。但那结果，则是众所周知。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实在不好说是爱国不爱国，还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还太大，不仅生活水平差距大，学术环境差距也大。祖国真的是在失血，靠着那回去的少数精英和没有出来的多数精英，还真的把中国搞了一个风生水起。没有回去的人，至少拿公费的那一部分，应当还是问心有愧。
     “阴差又阳错，我出国象出家。为了养家糊口，我得赶紧办绿卡。出国护照难拿，回国却偏要VISA。入了外国籍，但我做梦都说中国话。”这几句话的确概括了很大一部分出国人士在某一阶段的经历。我们自然也在内。如果讲祖国有什么责任，那就是89、64，那以后有好几年，中国在世界上和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是大大贬损。很大一部分留学生滞留未归，都与当时的这个情势有关。这就是那维稳的代价。当时实在没有人能想象到，二十年后的中国会是如今这么一番景象。
     自新世纪以来，风向就开始徐徐转动。海外游子归国，才会“看着立交桥发傻，我迷失在高楼大厦。”感慨“车比纽约还多，路比伦敦要大。”当然他们也绝无可能看不见那些代价：“江河流着黑水，天空下着黄沙。”“老同学一见面，感觉亲如一家。”“可陌生人对我，有时冷眼有时骂。”这只是一首短歌，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没有说到的长处和短处，还可以罗列出很多。但是综合起来说，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子觉得后悔了。但是人生苦短，哪里又那么容易，就可以从新来过呢？因此，“我曾经爱闯荡，现在却很想家。”“我很想做海归，怕你嫌我年纪大。”
     “我的大中国，我的大华夏。尽管我在外飘泊，总是把你牵挂。”“风里雨里同度过，我只认你这个妈。”这些情怀，我的心中都实在是太多太多。所以我才会写下那么多关念故国的文章，真的是祖国的每一点动静，都和自己有着血肉相连的感觉。每有一点大的好事或坏事发生，我都可能激动得夜不能寐。比如，我们会半夜两点起来，看国庆阅兵实况。我会今晨三点就醒来，开始构思眼下这篇小文章。难怪国内有人不明白：“为什么海外的华人，比在国内的人还要爱国？”因为他们没有身临其境，无法亲身体会到，祖国的兴衰，是那样关联着海外华人的荣辱。
     当年费翔的一曲《故乡的云》，不知勾起了多少海外游子的惆怅缱绻。如果《妈呀！中国》这首歌有机会上春晚，相信又会有许多的年轻一些的海外游子要心潮澎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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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强就是黑社会！

 刘学伟 | 2009年11月05日,08:42

      昨天晚上，CCTV 2高调播出半小时专题，被媒体转载的题目是“CCTV披露黎强血迹斑斑发家史 如现实版《教父》”。里面有很多受害人证言，直陈黎强大量使用暴力，欺行霸市等等。而且，在视频中我还看见好些签字盖章的出租车转让合同等，那都是上好的物证。链接如下：视频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57346359841887
文字 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45/1/1048505.shtml
      我的主要疑问是，在长达6天地庭审中，在控方苦于证据不足，以那已经收集的240本案卷还难以坐实黎强黑社会罪名的时候，为什么这些证据都没有被提出？这些证言现在还是一面之词，证物也还需通过质证。它们没有经过法庭控辩对质是不可能在判案中被使用的。CCTV的这个节目，涉及那么多的事件人物，根本不可能是在短短数天之内仓促制作。重庆的政法委，统筹此次审判，他们对这个准备中的节目，全不知情吗？他们为什么不提醒控方使用这些证据？苍天不语呀！我很担心，我和与我有类似想法的人都有的这个疑问，是不会得到任何答复的。当初杨佳案中，杨佳的母亲，如果没有精神病，在庭审关键时刻，被拘禁于精神病院数月之久，是否犯法？如果其母真有精神病，她委托的律师是否有效？这样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任何答案。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重庆重演。让重庆当局最忌恨的，肯定是那个出租车罢驶的群体事件。但那个事件中并没有多少暴力，不好作为黑社会的证据的。黎强的罪名多达九项，但并没有故意伤害罪。黑社会不伤人，也不太符合逻辑。
      CCTV在庭审已经结束，正在等待宣判的当口播出这样明确定调的节目，似有干涉司法之嫌。大家都知道，罪行法定，在法院宣判之前，所有被告都只是犯罪嫌疑人。民间新闻机构如何说话，的确难以管完。但CCTV这样的最官方的媒体，这样大力发声，就实在让人遗憾。看来中国的法制法治道路还相当漫长啊！当然我也由此看到，至少重庆方面对央视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
      我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就是，官方是一定要判黎强黑社会了。如果CCTV所说大部属实，黎强应当相当疑似黑社会。确认这个，是法庭的责任。但这个司法的程序就不够正义了。以已经经过法庭控辩程序的证据而言，控黎强黑社会，明显证据不足。如果一审判决，黎强有黑社会罪，黎强肯定不服，定会上诉，就那些新的证据又会有一番新的控辩。中国人民又可以看连续剧的下一集了。在CCTV高调播出黑社会指控之后，如果撤销了黎强的黑社会罪名，那不是让太多的人看太大的笑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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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强是黑社会吗？

 刘学伟 | 2009年11月03日,01:05

      黎强案是重庆这次打黑中的除了尚未审理的文强案之外的第一大案。这个案若搞不定，那重庆的打黑光环就会失去相当大一部分的光辉。遗憾的是，从庭审的过程看，说黎强偷税漏税、贿赂官员等都不难证实，要证实他是黑社会，似乎还真证据不足。
      刑法第294条第一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要件界定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
     这是法律条文。在我的理解中，要称黑社会，必须够黑。第一就是手段黑，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讹诈，持有武器，豢养小弟，收保护费，街头斗殴，绑架勒索、抢劫杀人。以上这些，只要有一条，有组织地、有规律地持续进行，那就是黑社会。第二是从事的行业黑，比如黄、赌、毒、贩卖人口，走私军火，高利贷等。这些行业，只要与固定的组织和定期的暴力挂上钩，那也是黑社会无疑。
      问题是从这两方面看，控方都没有提供出足够的证据。首先，黎强从事的公共交通行业，是一个正当行业，不是黄赌毒，更不是贩卖人口枪支。其次，他的公司与其他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时，暴力性质很弱。闹得最凶的那次出租车罢驶，也并没有发生激烈暴力冲突，控方也拿不出证据是黎强在操纵。而且就算是黎强在组织，也无法因此说他就是黑社会。宪法上不是写着，人民是有罢工的自由吗？那组织罢工也不犯法，更不能说组织罢工就是黑社会吧。
      这次重庆审案，有一个亮点就是，有大律师出面真为被告辩护。黎强的律师是75岁的西南政法大学著名退休教授赵长清。家属要求做有罪辩护，他在研究案卷后，居然选择为黎强做无罪或轻罪辩护。据说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一个多小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包括法官听得“如醉如痴”。他最出名的一句话是：“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不是犯罪的组织。不能说这个公司犯了罪，把这些行为加起来，他就是黑社会。”该案31名被告，均对涉黑指控予以否认。大部分律师也就代理人涉黑罪名，进行无罪辩护。
      这次庭审，长达6天。各种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接下来的文强案，也以类似的方式庭审，那我以前的那些担心，就是多余的。至少在黎强案上，我相信律师是可以见被告，看案卷的。而被告的自我辩护权，也受到了充分的尊重。为了封口，被躲猫猫以致与监狱墙壁亲密接触丧命的事，想必还不致发生。
     看来重庆市政府方面，至少在这个案子上，是有点骑虎难下了。没准是下面的经办人，希承旨意，主题先行，预定罪名，再凑证据，最后煮成的这锅夹生饭吧。不过薄书记已经有言在先：“在办案过程中对每个案子的性质，不压低也绝不拔高；对团伙涉案人员，不缩小也绝不扩大。简言之，不压低、不拔高；不缩小、不扩大。怎么办呢？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如果最后的判决，取消了黎强的涉黑罪名，（其它的罪名自然不可能都逃脱。）那也是公平正义的一大胜利。因为，在中国，政府太强大，任何它方，经常会处于“有理也无处可讲”的境地。如果在如此强大的政治高压下，还能有公正的庭审、判决在，检方公诉人还会就主要罪名败诉，那中国的法制法治，也就算是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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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¼条款之取消与阶级共和

 刘学伟 | 2009年10月31日,18:49

      近日传闻，现行的选举法要修改，要取消有名的四分之一条款（即在基层人大中，农民的代表权比照市民的代表权四分之一计算），建立全体国民一律平等的投票体系。
     对此事我有三方面的意见。
一、在现在的中国，选举法，选举，重要吗？
      首先，众所周知，中国的选举问题不在选举法，也不在有没有四分之一条款。而在于根本就没有切实透明的选举制度。在城市里，哪怕是区一级的选举，都不能自由进行。农村除了村委会，又哪里有真实的选举。然后，在只有政府清楚是怎样产生的各级人大中，代表们并不能自由地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代表人民的主权。据有关报告，他们的任务是“确保”（确保什么，请自行参阅有关报告）。链接http://club.militaryy.cn/viewthread.php?tid=4215
      如果这个选举（我说的不是选举法，而是事实上在运作的选举）还有什么大的问题，那就是以现行“确保”的办法选上来的代表中，并不存在城乡代表比例失调的问题，而是存在官员的比例绝对超重的问题。
      如果还要说第四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第二个民意机关，政协的代表产生的办法就更是模糊，政协大体上就是由政府出面遴选的一个收拢了各类有成就的专业人士的荣誉团体。这个荣誉团体的任务则是清谈。它并不会作出任何决议。政府也没有必须听取其意见的义务。
      与这四个问题相较，那个四分之一条款，真的重要吗？把这个条款去掉后，中国的人大的生态会有任何可以看得出的变化吗？比如说，农民的代表会大大增加吗？我当然相信不会。
      现行体制下，对于这个选举法的重要性，我真的是生不出敬意。倒是对另外一个东西，我还敬重得多。这个东西就是国体。国体就是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一个国家中的真实地位的结构。
二、新中国国体的三度改变，这才重要
     这个东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可是有过三度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度，是1949年人民中国建立之前的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中规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这是一个以阶级共和为基础的宪法性文件。（据说，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上的大星，代表共产党，而四颗小星，则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在我看来，是直到今天，以致数十年，数百年以后，中国都必须坚持的基本秩序。可惜这个基本精神从1954年的宪法开始，就迅速地遭到削弱，直至完全废除。
      从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统购统销，1956年的城市公私合营开始，到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是第二度。这一度的基本国体，大家都知道，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叫做公有制计划经济。而在事实上，这期间的相当长的，也是人民最痛苦的一部分时间，都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
      这第三度当然得从1978年算起，直到今天，直到以后不知哪一年。中国的国体迅速地恢复了阶级共和的实质。中国现在的政权的阶级性质，我说是阶级共和，恐怕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还不会同意，他们大概会认为现在的当局其实更多地代表的是统治阶级自身。当局恐怕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恐怕还得蒙着眼睛说，我们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引自现行《宪法》）”呢。不过还有人相信吗？我确信，30年来从无到有成长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已经在政府中、社会上拥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农民的话语权，至少比起毛泽东时代也大了太多，至少他们已经不是在被残酷剥夺（剪刀差），而是在受到照顾了。只有工人阶级的话语权似乎受到了相当大的压缩。
      现在我要说的是政体。都说政体应当表现国体。但在我看来，30年来，虽然国体已经有极为深刻的变化。政体则变化得十分地不足。官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代表，其实已经瓜分了绝大多数的人大和政协的席位，（在高级别的人大中，普罗大众的直接代表真是凤毛麟角。）但是他们对政权的约束力依然是十分地弱小。比如让他们“确保”时，那些人民主权的名义代表者，根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任务他们从来都会完成得很好，想想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就知道了。这块橡皮图章要真的变硬，那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呢。
      今后数十年内，中国铁定会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想到今天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权力还是被那么少的一群人所把持，实在担心它会不会又一次在哪里误入歧途。（不知诸位有无注意到今年1月19日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的文章《我国决不能搞私有化》。如果这个见解被“确保”成了国家的意志，乖乖隆地咚，那我们又得去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了。）我坚信，中国的政体还会有相当大的演进。总之政治权力会进一步地分散，人大政协作为民意机构的权利自然还会增长，而各种选举的真实性也会有实质性的增加。舍此，中国绝成不了必须得到世人自愿敬仰的一流大国，人民也绝不会心气平和。至于具体的细节，这里就不去猜太多了。但是我想象，如果有普选，也一定是分成很多级的。万不可妄想一蹴而就，弄成泰国那样城乡激烈对抗的局面，就后悔莫及了，尤其是在取消了这个四分之一条款之后。
三、讲点哲学
      这个政体与国体的关系，应当是相当于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推动国体发展的是社会变迁。（以至少十年计算的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比如城市化、老龄化、第三产业化、社会阶层分布由宝塔形向橄榄形演化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像是更深一层的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强大地重新生长了出来，这就表现了真理终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只要当局和人民都需要国家更加富裕强大，中产阶级的继续成长和要求发言权就不可能真的长期受到遏制。我认为这就是下一阶段真理要显身手的舞台。最可贵的，是那长时段的不可遏止的社会变迁。这就像，一旦温度够暖和了，花花草草们，就会无可遏制地满山遍野地生长出来。那临界的一天终会到来。不过我可不期盼颜色革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安康，我真的是企望找到一条折中妥协之路，能够保全我党和人民的共同利益。
     很遗憾这个取消四分之一条款并不是这个临界点到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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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书记讲了话，我还是有许多不明白

 刘学伟 | 2009年10月30日,00:46

      重庆的薄熙来书记28日亲自出马，慰问打黑第一线干警，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读了这些讲话后，我还是有许多地方不明白。
     第一、关于规定动作
     薄书记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是我们重庆的发明创造，是中央有明确要求的“规定动作”。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近期在中央级的报纸刊物上，中央的电台电视台上，依然看不到中央领导的类似讲话？看不到社论或评论员文章之类的真正代表中央的，对重庆打黑正面肯定的明确表态？这些话仅由重庆方面来说，好像分量不够，也不太名正言顺。
      其它省市也一样。报道当然多的是。但各省督抚本人，或报纸电台社论有过表态吗？
      没有。这说明什么问题？
      还是我和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难道黑社会问题，真的只有重庆才有，或者只有重庆才这么严重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其它地方都至今不动呢？中央的“规定动作”会只针对重庆吗？真的是让重庆做摸索经验的试点吗？以后会在全国铺开吗？
      薄书记说，重庆有500名在逃的杀人犯，1400多起未破的命案，900多起涉枪案。说近日缴获各类枪支79支，冰毒60多公斤。就算重庆的记录是全国平均的数倍。全国会有多少？为什么它们都不动？
       第二、关于历任市长的责任
       薄书记讲那些话的动机实在不难理解。但从老百姓的角度看过去，以前各位市长应当至少有失察的责任。他们对此应当有一个态度，而不是默不作声。 
       第三、薄书记强调，打黑的过程也是法制教育和实践的过程。每个环节，每个程序，都要严格依照法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辩护、申请回避等诉讼权利，不能因其罪大恶极而被剥夺。
      但是我们听被告辩护律师周立太说，“这次重庆审案，不许律师见被告，看案卷。”这事全国哄传已有多日，未得重庆官方澄清，让人民极度疑惑。恳请市府官方与周律师对质，让人民得知真相。  
     第四、关于文强，关于更大的保护伞
     已经揪出的最大的保护伞是厅级的文强。他的安全有无问题？对他的审理会否公正公开并及时？他的辩护律师是谁？以前有过陈希同、陈良宇。我们当然无权妄断任何人可能犯事。但我们很难相信，文强就是最大黑后台。我们要的就是事实，要的就是文强开口说话。
      第五、人民最期待的还是制度建设，而不是运动式打黑或者一个青天大老爷。记得一句读书谚语：“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教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全中国人民都需要一个清平的世界。薄书记则到今天还是只有一个。我们期待第二、第三、第N个薄书记。我们更期待一个能受到公民社会足够监督约束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才可能与黑社会和贪腐势力划清足够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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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审案，不许律师见被告，看案卷，什么意思？！

 刘学伟 | 2009年10月23日,23:51

      这次重庆严厉打黑，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有我近日所写两篇文章为证。
      在今天看到被告律师周立太声言：“这次办案出现了一些情况：第一，办理本案的律师，不得会见被告。被告人不管犯了什么罪，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他都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律师有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有会见权，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会见。第二，在审判阶段，所有律师都看不到案卷。第三，所有的案子都是快起诉，快审理。律师看不到案卷，会见不到被告人，如何发挥辩护权？”他还坦言：“现在是21世纪了，不是1983年的严打，更不是完全没有法制的1950、1960年代。我们不但要求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也是必要的。”
      这个情形，让我十分震惊。它至少牵扯到两方面的公正。首先是被告的合法权益。如果被告始终在警方的控制下，如果直到被处死，他都无法和辩护律师自由交流一次，其中可能隐藏多少对他本人不利的风险，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想象。比如说，他的很多可能立功的机会，就是交代“保护伞”的情节，就最可能被“贪污”掉。而这被贪污掉的情节，就与公众利益大为相关了。这是第二方面的公正。现在挖出的保护伞，最高级别不过是副厅级的文强，他已经说了：“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我很担心，他会和他以前的囚犯，或者说今天的同案犯一样，得不到公正的辩护，很可能根本见不到他可以信任的律师，很可能有关当局不愿意让其曝光的话语，根本就到不了阳光下、法庭上。他那些威胁话语，很可能根本无法兑现，也就勿需什么人和他一起去死了。
      我对西方的制度，是有很多微词。但是在司法制度上，他们发明的无罪推定、律师辩护乃至慎用甚至废除死刑等制度，我都十分欣赏。而且他们的这些制度，已经有相当的刚性。比如，上面周律师说到的，不许律师见被告，看案卷的事情，在西方已经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中国好像还是家常便饭。法制法治都到哪里去了？这样办案，能保证公正公平吗？我的确十分地怀疑，很多这类的做法，是为了保护文强的“保护伞”。文强啊，你可要抓住一切可靠的机会，比如见律师，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不过我也真担心，你如果所诉非人，会不会从此就会紧急地变成了哑巴或白痴，甚或躲猫猫碰上了狱中的石墙。这样你丧失了立功保命的机会，公众则丧失了知道真相的权利。我们的利益还真连在一起了。因此，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文强能见到一个有公信力的律师。可是那个“公盟”已经被封，我们还能指靠谁呢？ 有律师敢站出来吗？我提前向您致敬！
      我还看到，好些黑社会头目都已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有关法律。案犯还可上诉，最后还要由最高法院复核，犯人并不可能真被马上处死。但回想到上次上海杨佳案，犯罪嫌疑人，还有其母亲，都是在自始至终没有机会与外界自由交流的情况下，走完了司法程序，最后把许多公众想知道的秘密，带去了天国或另外的谁也不知的地方。
      公民们，让我们一起要求程序正义，司法公开！我们不愿意只是得到被安排的公平正义，我们希望得到全部。如果这个做不到，那就力争更多吧。薄先生，人民在背后力挺你，你可不要让人民感觉受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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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对重庆扫黑的民粹主义分析

 刘学伟 | 2009年10月22日,22:37

      关于薄熙来重庆扫黑，已有文章无数。我数日前已作过一篇，反映尚佳。今日续作，自然必须更深入一步。为了不与别人重复，我必须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民粹主义。
       为了不起误会，我先来解释一下我心目中的民粹主义。这个词的英文写法是Populism，直译应当是人民主义或平民主义。它把人民或民众视做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其集体意志就是所有个体意志的算术平均值。而且它习惯把这个众意视作当然正义。
      谁都知道，人民其实分成很多的集团。其中有些集团或者富裕权势，或者富于钱财、或者富于知识，但人数有限。有些集团虽缺乏权势、钱财或知识，但人数众多。民粹主义计算的就是人头，不计算权势、知识和财富等。它和纯粹的民主主义在本质上相通，和精英主义本质上对立。我不认为Poulism这个词本身具有贬义，但这个主义的实践表现出大量的弊病，尤其是当它与普选制相结合之时，比如台湾的陈水扁就赖以操弄族群。
      在现代，纯粹民主主义的实质通过普选表达，缺陷在无法有效防范多数人的错误。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无差别的民意之价值的最大化，缺陷也在于民意经常欠思考易冲动，可能被巧言令色的政客煽动操纵，缺乏反思节制的机制等。由于它不一定依赖普选机制，因此操作上有更大模糊性，这一点近似于民本主义。民本主义则在理论上把民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但这个第一位却缺乏制度的保障。
      我现在要讨论的地域是大陆中国。在中国的当代史中，人民（算术平均的所有中国人）的意愿强烈表达又相当一致的情况一共出现过四次。第一次是1976年的4.5运动，表达的是对文革路线的强烈愤慨。它的发生奠定了半年后，文革路线被推翻的民意基础。第二次是华国锋时代的挺邓运动，它轻而易举地推倒了华的“两个凡是”路线，为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民意基础。第三次是8964。这次却是失败的。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不再细说。
      两个月来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引起的民意井喷，已经称得上是第四次民粹主义发作。大家应当可以看出来，我并没有给这个词下贬义定义。前面两次，从普通民众到各层精英，民众共意的范围都极为广大，对立面实在很小，因此胜利得都相当地彻底。第三次还是不谈。现在的第四次，情况则比较复杂。在占压倒多数的力挺民意之外，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心里估摸，有20%左右的网上帖子）对薄熙来的动机、对大轰大嗡的运动方式、对个人而不是制度的过度介入等，表达了不满意见。这些话显然都有其一部分道理。
      我要说的是：以前那三次民意井喷，都是自发的民众运动，当然有精英集团与民众的配合，但是并没有一个可能去操纵的主体。第二次邓集团太强，而华集团太弱，双方的对垒本不成比例，但民众当时的挺邓，的确发自内心，并不是被操纵的。而这一次，则的确有些可疑之处。但我并不想去追究此点，因为“诛心”是不可能找到证据的。而且正如华炳啸先生所言，“即便是这个英雄挺身而出制服歹徒是为了‘见义勇为奖金’，或者是为了名，或者是‘另有所图’……”，只要他眼下做的这件事，符合公平正义，我们就应当支持。我想强调的重点，正好相反，就是薄熙来极其成功地掌握了舆论和民心，为他显然艰难的打黑壮举，找到了一个至高的道义支撑点。我下面要论的是，这个做法，从行为学（就是不论动机）的角度看过去，有多少制度意义，有多少难关要过，有多少成功的机会？
      如果是在施行普选权的国家，薄熙来眼下拥有的民气，足以把他送上大位。但今日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有普选民主的国家，薄这样做，就实在有点像背水一战，孤注一掷了。大家都知道，现行体制下，民意只是拿来做参考的。当然民意如果太强，当政者也无法不“参考”，一如1976-1978年，民意不是连胜两场吗？但现在的民意可还没有强到那样的地步。这个民意，越到上层，就会越遭到过滤，薄得到的支持，就会越打折扣。而且，就我一贯的观点，我并不赞成，“多数就是真理”，“人民永远是对的”，这种标准的恶质民粹主义论点。就是具体到打黑，我也认为“黑”和“贪”一样，是不可能治到完全彻底的，如同你根本做不到，要让庄稼地里，永远寸草不生。但是必须把它们压制到一个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之下，中国才可能长治久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支持薄熙来打黑，也欣赏他对民意的精准掌握。
      主要的困处在于我还难以预测，重庆的打黑风暴还会如何演进，这民意井喷还会不会进一步壮大？直到迫使中央和其它各省督抚表态响应，打黑风暴然后蔓延全国。这种态势可是20年来未有，是我们下一步观察的重点。
      这种民意的声张，对于民主意识的发展，自然是极好的营养。但也同样蕴含这很大的风险。这最大的风险就是可能酿成官民之间的激烈对抗。现在的中国缺乏调和折中的机制和力量。中产阶级、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官民之间的调停能力还实在是相当地有限。民意如风如雨，有盲目冲动性和可操纵性。官意则经常太沉重迟钝甚至颟顸。我们当然只能寄望于两个方向的良性互动。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百姓的方面，还没有任何过激之处，除了对重庆扫黑大加赞扬之外，有人质疑薄的动机。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开始质疑为何中央和其它省市对重庆的事没有任何表态？人们在寻思，这种沉默到底有些什么意味?后续又会如何发展？我大致估计，不会有人傻到要找借口或寻毛病把薄给撤下去。因为这样必会导致舆论大哗，民情汹汹。但我也很难乐观到预计重庆扫黑大获成功后，中央会大力表彰，然后在全国推广重庆的经验。重庆的动作实在好像是太过猛烈了一点，好像是冲撞了好些潜规则。比如，（模仿可能的某些方面的口气和心里意识）“这个官商勾结，警黑勾结，大家都明白，说穿了，必是无处不有，只是各处程度不同。如果真想彻底到处铲除，还记得‘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侣’的古训乎？如果牵拉出来的官员和企业太多，这个中国还能正常运转吗？那位薄市长如此搏出位，还能给糖鼓励吗？”还有人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呢。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在中国现行的制度下，好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勉为其难似的，没有一个是主动争来的。官员没有公开竞争上岗的精神和传统，这在现代社会当然是一个缺陷。有一个薄先生敢为天下先，把风气变一变，又有何不可？这样做，有多少正作用，多少副作用，都要在实践中才能检验出来。这次民意井喷，并没有取得前两次那样的压倒优势，其演进都还有待考察，那不正好拿来做试验吗？如果一方表演不好，有了明显破绽，不是正好收手吗？在中国大陆，民粹主义的过分泛滥始终只是虚拟式，并没有真正对中国的政治演进造成过真正的危害。这次的事情不是太大，风险也就不是太大，可能正是一个检验和让当局练习应对民情冲动的好机会。我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双赢而不是双输的结局。
      我觉得现在的要点是中央和各省市应当对强烈的民意有所回应，就算中央不便大力表彰，也可以小力表彰一下。就算各省市不必都搞得重庆那么轰轰烈烈，借一下东风，把自己辖区的黑恶势力清理一番，也总是于国于民有利的。尤其是对纾解正在积聚的民意有利。如果总不回应，百姓的质疑就会越来越多，空气就会慢慢地变得更加紧张。最后如果民意亢奋积累到第二次挺邓时那样的程度，中央就会很被动了。还是要像大禹治水那样，对民情要疏导而不是湮堵，也不是漠视。古人早已说得十分地清楚：“壅民之口若壅川。川壅则溃，伤人必多。不如导之。”现在水已经开始壅积，就看天庭里的人打算如何处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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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东亚共同体—日本的主动带来的宝贵契机

 刘学伟 | 2009年10月14日,16:57

一、新的时局
      由于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近日的全力倡导，“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现在舆论界风头甚健。其实这个概念已经被人们讨论了多年。在下一介书生，也一直十分关注这个话题。
      早在1993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曾登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报上，题为《试论下一世纪初叶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中国在其中的机会》。（若点击，可打开。）这是我在本博客中的第一篇文章。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博联社。这文章自然是我开博后抄进去的。
     2008年2月，我又写过一篇《关于东方大同盟的一些设想 》。（若点击，也可打开。）这篇文章在2009年4月，又重新改过。（你若在此点击，打开的是09年版。）记得这篇文章的前半部，曾在《欧洲时报》上刊出过。整篇文章，则在多家网站上刊出过。
      现在再写同样的题目，自然是第三论了。
      第一论中，以当时的局势，我实在还不能设想，中国的GDP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赶上日本。因此假设中国和日本在拟议的亚盟中，如同法国和德国在欧盟中，将分别但当政治和经济领袖的职责。
      这个局势到写第二论时，就已经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已经可以明确地看到，中国的GDP，很快就要超过日本，几年之后，就会超出许多。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明摆着有资格同时担任拟议中的亚盟的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领袖。当时我提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把日本从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争取出来。认为这将是一件艰巨而费时的任务。
       这回不过半年过去，形势居然就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民主党鸠山内阁的上台， 日本已经以超出世人包括中国人预料或期待的幅度修改了自己的亚洲政策和美国政策。说句实话， 日本要与美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现在还不宜置喙。但日本摆明了的要与中国努力亲近，要回归亚洲，还要更深刻地反省历史。这些明确的表态，怎能不让中国和其它的亚洲邻国喜出望外。鸠山长期以来就热衷中日友好，还提倡似乎有点天真的“友爱哲学”。有网友套用现在网上的流行语说：“日本，亚洲喊你回家吃饭！”在在看来，日本这次的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背景和足够的诚意。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当局对日本主动伸过来的橄榄枝，似乎没有作出足够的反应。在G20芝加哥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似乎根本就没有回应鸠山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倡议。这次在北京的中日韩三国会谈的最后公报中，虽然提到了这个设想，但显然放在远景规划之中，而不拟在近期对此构想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我的猜测是，头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兹事体大，胡锦涛并不便自行回应。而且，一直到这次北京三国高峰会时，中央仍然没有就此事做过认真的讨论，或者讨论只得到一个不确定的结论，因此只能做含糊回应。
      个人对此表示极度遗憾。 以下开始第三度，更详尽地、更符合今天时势地重申我所理解的这个仍在拟议中的东亚同盟对中国、对亚洲的重大意义。
二、结盟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当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松紧程度不一，适用范围各异的联盟。先说以地域为基础的：欧洲有欧盟，非洲有非盟，阿拉伯国家有阿盟，美洲有美洲国家组织，俄国有独联体，东南亚还有个东南亚盟，南亚也有个8国南盟。再说跨地区的盟：有欧美之间的大西洋联盟、北约，有美日、美韩、甚至美台之间的盟（日美、日韩安保条约，与台湾关系法）。中国参加的盟约，似乎就只有那个10+3和上海合作组织。这两个组织都太松散，在我看，都还称不上真实的盟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结盟的传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太大。在古代的政治环境下，周边国家谁都没有和中国平等结盟的资格。有的就是那个历时逾千年的中华朝贡体系。1840年以来，中国长期挨打。但挨打的份儿都太大，还是没有与己类似的国家可以结盟以共抗列强。1894年，为了帮自己的属国韩国出头，还惹来大祸，陆海战败，割地赔款，日本开始兴起独吞中国之念。
      这以后，二战中中国参加同盟国体系，共抗法西斯，实在得到过美国的不小援助。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得到的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转手的美援。建国初期，在与前苏联闹翻之前，得到过不少苏援。我至今也没有闹明白，中国与苏联翻脸是否充分必要。
       总之自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宣布反帝又反修以来，直到今天，中国就一直是一个没有任何真正盟邦的（阿尔巴尼亚不能算吧？）的主权独立国家。我们这个独立国家，自1973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政治上联美反苏。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全面倒向西方，但在政治上则保持独立。谁也不反了，但同样谁也不亲了。包括与以前的共产邻邦，俄国，越南，蒙古，都只有一种邻居关系。只有与北韩特殊一点，但如果把它称作中国的唯一盟友，亲密兄弟，我想只会让国人感到受辱。 至于非洲那些遥远的兄弟，似也疏远了一些，像是远房表亲了。现在与中国最利益攸关的国家是美国。这个美国于中国，同时是对手和朋友，但怎么也不能称之为盟邦吧。与俄国的关系，面对西方，是自然的战略盟友，但国家关系则并未深刻结盟，经济上相互依赖也相当有限。
      现在先一般地考察一下结盟的基础条件。那自然是盟友之间，相似之处越多越好。从古至今，有些成绩的盟约，大致都是这种相似之盟。前段提到的那些盟邦，除了最后三个，（日美、日韩、日台。这里不是平等的盟邦，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都是这种物以类聚，国以群分的相似之盟。
       讲到自然条件，中国和自己在东亚的邻邦，可是有着与大西洋联盟不相上下的同质性。首先，地域完全相连。（不像大西洋联盟，还被大西洋分成两半，也不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孤悬太平洋中心。）其次，人种高度同一，都是黄皮肤黄瞳孔的亚洲人。再次，都受到儒家文化的长期深刻浸润，同时都使用筷子，号称儒家文化圈。当然东南亚10国中，南部尤其是印尼，相当一部分已经出了儒家文化圈的范围，更多的是进入穆斯林文化圈。但那里依然有数量巨大的华人居住。 这三个基本条件，在万千年的历史中形成，500年后也不可能改变，这是中国建立自己盟邦势力的最基本条件。这些国家（地区）又得分两类：日韩新加坡香港一类，他们已经相当发达，不属于发展中国家（地区）了。其余的都是发展中国家，但除了缅甸、北韩、蒙古，都处于相当高速的发展中。这个高速发展，甚至包括越缅寮三个前共产国家。除了它们本国政策得宜的因素外，中国的高速发展都是这些国家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外部因素。中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和高速发展对这两类东亚国家的笼罩性辐射力，是中国建立这个盟邦的第四大基本条件。
      再然后，就是几个不利条件了。第一、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有日韩新（香港、台湾）那样的发达及准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好些发展中国家，还有那几个不发达国家呢。第二、有制度对立。这里面还有几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还有北韩、缅甸那样的拒绝改革的死硬派。第三、在这个区域的南部，有不小的伊斯兰势力，存在潜在的宗教冲突可能性。这几个不利条件决定了，东亚结盟的历程，将会比欧洲更加艰辛漫长。 
      有人主张这个拟议中的盟邦把印度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包括进去。我的看法是这样盟邦内部的异质性又会大大增加。就算将来有那一天，也要放到再下一步。
      现在我要谈为什么当下中国必须着手开始筹建这个盟邦，而不能再无期限地拖下去了。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崛起已经开始进入决定性的阶段。 再过15年左右，中国的GDP就会赶上美国。以后假设超越速度降低一半，30年左右，也会赶上欧美的总和。而如果把黄种人的东亚合并在一起计算，15年后，就可以赶上欧美的总和；而30年后，就会远远超出这个总和。看到这个令人晕眩的，就算是可能打一些折扣，但更可能提前超额完成的数据，您不觉得我们包含那么多同质性的东亚人有联合起来做一些什么事情的必要吗？ 至少日本的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是这样认为了。
      搞这个亚盟，对中国的最大意义，在于实习领导国家集团。为将来很可能会面临的领导世界的职务做预习。如果亚盟内部已经复杂，那整个世界必然更复杂。如果中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经济增长，不愿意放弃继续崛起，直至回复祖先的荣光，那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必修课。古话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搞这个亚盟，对东亚的其它国家的意义，自然是共组一列高速火车，同中国一起，向世界的最前列，最高峰挺进了。舍此，这里的大部分国家，是不会有机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
      中国是这个拟议中的盟邦的当然领袖，会有争议吗？以前还有一个日本可以来争。但从现在的趋势看，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15年后，当中国的GDP赶上美国时，就是日本GDP的数倍，再加上幅员人口军力等其它因素， 日本就没得争了。相信鸠山首相已经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带领日本转向中国。日本的民族性格似乎是愿赌服输。感觉它是可以谨守本分当好老二的。韩国自然是老三，就算将来把北韩统了过去也是这样。三个老大的位置天生已经注定，余下的盟友规模都还要小许多，再争座次，事态也就不会大了。许多盟邦内部七拱八翘，座次之争不断。亚盟将来不会有这种事，那岂不是天大的好事。感谢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大一个高度匀质的国家。东亚这些盟邦，连日本算上，全部加起来，其幅员、人口和GDP，20年后，都很难超过中国单独一国。这个大哥的位置，会有它国来争吗？
       由主权平等的国家组成的联盟，简单地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当然的大哥的，一种则没有。古往今来，绝大多数的联盟都有当然大哥，没有的只是少数。一群差不多一般大的兄弟要长期结成一个稳定的盟邦，不互相杀伐，还要繁荣昌盛，那难度实在不是一般地大。似乎只有欧洲人在这种类型的联盟上，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有一个当然的大哥，只要他不太霸道，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现在接着讨论意识形态和政体问题。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大国。以至有人说：“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但是事实上，至少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份，比起欧陆式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少得太多。中国的特色，既不在公有制，也不在社会主义，而只是在共产党的集中领导。“四个坚持”中，只有这一个坚持是绝对不可以动摇的。而且我假设，既然共产党已经不共产了，那么这个名称有一天是否也可以商量呢？现在我们来简单探讨一下，一党制是不是一定得破除，才能让中国顺利成长成一个世界一流现代国家，甚至执地球之牛耳？16年前，写一论东亚共同体时，我还大体确信，西方的多党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合理政治形态。16年以后，在看到西方制度运作中的大量缺陷和看到中国在一个还是在不断得到改良的一党制下取得的惊人成就以后，我的观点已经有了修正。我现在十分殷切地盼望，中国能够在走向世界一流大国的过程中，独创出一套综合和东西方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又排除了双方的缺点的新型政治制度。对此，我的基本建议是两面作战，东西折中：“将权力关进笼子，把民粹阻于境外。”“排除多党轮替的，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实施间接选举、两院制的，阶级共和国”。关于这个方面，我有多篇其它文章详述，请参看，这里不再重复。毕竟，我确信，稳定与发展，比民主更重要。我们必须在不妨碍稳定，有利于发展的前提下，追求民主。不得已就追求有限的民主。但一定不要破坏稳定与发展。用一个扰攘不安的台湾式或泰国式的民主来交换繁荣昌盛、但民主少一点的强大共和中国，您乐意吗？当然在均富、社保、反腐、言论自由等方面，中国还必须通过艰苦努力，取得巨大进展，才能取得国民的衷心拥护，世界的心悦诚服。这些点，我与国内公众主流意见，并无分歧。
      在国际外交层面，自这次金融危机以来，鉴于中国制度的优异表现，已经听不到有哪一国的领袖还在指责中国的一党制如何如何地不灵。这正如他们没有身份可以指责，中国的银行系统如何地僵化、危险而夸耀他们的银行体系如何地灵活、安全。如果中国的制度继续有长足的改良，如果中国超出一切其它国家的发展速度得以持续，直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同时如果西方的发展停滞长此以往（且不谈每况愈下），如果再来几次只有中国可以幸免于难甚至因祸得福的经济危机，那么，20-30年后，这个制度优劣的争论，只怕就会掉过头来。地球人要研究的政治学课题，可能就不是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如何西方化，而是西方的制度要如何向中国取经了。而那无数的发展中国家，要仿效的只怕也不再是西方而是东方了。当年美利坚合众国一鸣惊天下，世界上从此都成了共和国。中国如果成功地和平地压倒了美国，那世界为什么不会蜂拥追随中国的一切包括制度呢？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以成败论英雄，又能以什么来论呢？比如说这次日本的鸠山倒向中国，他有向中国提出制度方面的问题吗？日本不是直到一个半月以前也是长期一党执政吗？      
三、具体建议：10+3改为3+10，亚盟就有戏了
      现在我开始对实施的细节提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的核心是：把10+3改为3+10，东亚共同体就有戏了。
      东南亚同盟至今已有40年，成绩不能说没有，比如东亚的三个大国居然都要向他们靠拢，就是近乎奇迹的成就。如果就这么接着走下去，走到类似今天的欧盟，哪怕是20年前，有一个布鲁塞尔行政中心的欧共体那样，也会遥遥无期。这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东盟10个国家都太小，向他们靠拢的东北亚三国都比他们大得多。三匹大小也不一的马要由10只兔子来领导甚或是拖动，直观地想想也知道不正常。
       造成这种反常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东亚的三个大国之间存在太多心结，尤其是中日之间。大家都知道，自隋唐日本开始派遣唐使以来，中国一直是上国。直到西方人的炮舰在19世纪来到亚洲以后，这种局面才发生了变化。我当然不会也无法否认，日本的明治维新比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成功得太多。才短短30年，日本不仅免除了被西方侵略，而且还可以加入列强的行列来一起欺负母亲般的中国，甚至再然后竟然想独霸中国了。这真是如同蛇想吞象一般地狂妄，儿霸母一般地残忍。二战战败之后，日本居然又有了一段经济飞跃，政治上也被美国改造成了一个算是及格的民主国家。这就是日本史上最大的两个骄傲。只是这最后的30年，中日之间的竞赛竟然变成了加强版的龟兔赛跑。因为那先跑的兔子的确是睡了觉，而长期落后的乌龟则不止是一直努力在爬，而是居然变成了跑得飞快的兔子，眼看新兔子今明年就要追上老兔子，然后一溜烟地把它甩开了。
      突然之间，日本也开了窍，知道了形势比人强，明白它称雄亚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也明白了它长期倚靠的山姆大叔，很快就会自顾不暇。它也看见了联合起来的黄种人的东亚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确有机会取欧美而代之，从而领导世界，这样一个庞大的机遇。它已经明白，现在与亚洲联合起来，才最符合日本的长远根本利益。他还想明白了时不我待，如果现在出面倡导亚盟，至少在起始阶段，它还可能取得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以后嘛自然也能以首倡者的身份保留一些特权或优待。
      至于中国不太热心，有人认为是中国觉得现在还不是组盟的最佳时机。再过比如10年，当中国的实力已经明显超过日本时，就可以独自倡盟了。个人以为这种打算不高明。首先中国就牺牲不起这10年。一个盟邦，以欧盟为例，须得有数十年的时光才能成熟。晚开始十年，也就会晚成熟十年。与西方的竞争中的先机损失，就会不止十年了。其次，西方有欧盟，有北约，有精神上根深蒂固的大西洋联盟。中国若不结盟，单枪匹马和西方斗，那吃的亏得有多少呀！第三，如果把日本推出去，日本就是西方的一员，就是我们的对手的一部分。如果把日本拉过来，西方的力量就弱了一大块，而东方就会强出一大块，里外里会差多远，这个帐不难算。日本毕竟仍然长期会是仅次于美、中的超级经济大国，经济实力比整个东南亚合起来都大呀。这次日本主动来亲热，中国岂可置之不理。第四，这个亚盟也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中国一国的优势太大。除了眼下的日本，谁也没有与中国较劲的分量，因此它们怕成附庸，就可能畏缩不前。现在日本肯带头，这个机会很可能是不再来的。10年以后，日本也成了小兄弟，它就可能没有身份和热情来和中国一起倡盟了。而这个盟一旦搞起来，中国的主导权哪里可能动摇。中国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谦让谦让再谦让。举个例，假设亚盟宪法中建立一个计算议席的公式：总代表席位为500席。每个加盟国不分大小，先各取固定席位10席。余下的370席，一半按各国的人口比重均摊，一半按各国GDP比重均摊。是否还要加上国土面积的权重？总之无论怎样计算，中国都吃不了亏。议会5年一届，议员数量按上述公式每次先行计算。议员的选举办法各国自行决定。如果按照这个公式，中国（是否别国也可能遇到同样的情况？）一国的席位现在或将来哪一天比重太大，就必须自动削减。可以在亚盟宪法上就明确规定，任何一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占据议会40%以上的席位。40%是天花板，超出的部分无偿捐出由其余国家按现有席位比例分配。
      一旦日本诚心诚意地向亚洲国家道了歉，获得了邻邦的真正谅解，中国完全可以全面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包括获取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和辞退美国驻军。亚洲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安全保障体系。只要中国的国势明显强过日本，只要日本踏踏实实与中国结盟，这样做自然会给亚盟的势力，也就是中国的势力加分，而不会给中国造成任何威胁。
      日本还提出一个亚元的项目。个人以为中国也可以积极支持，理由跟上述相仿。亚元可以作为亚盟的初期重点项目，可以先像当年的欧洲货币单位一样，只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计价结算单位，并不需要在任何加盟国中取代本币。以后也可以在部分国家中先行流通。这样，合东亚之力，马上就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取得与美元欧元鼎足而三的地位。上面再加盖屋顶世界元（IFM特别提款权），逐步把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挤下去，就会顺畅得多。日元已是多年的国际硬通货，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自然比中国多。这不又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吗？至于这个亚元不可能完全由自己操控，这个牺牲似乎是值得的。想想美国的教训，只顾自己的利益，是美元地位盛极而衰的基本原因之一。学会分权制衡，股东共事，是东方文化必须补的一门大课。国际国内都是这样。在国内我倡议的阶级共和也是同样的意思。中国人做生意总喜欢独资，合股生意难做好。这是中国人不及西方人的地方之一。但是要做大生意，不合股又如何能成？
      中日韩应当以东盟为榜样，先弄一个定期协商机制，再建立一个权力逐步扩大的常设机构，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然后再与东盟谈合并。总之不能继续10+3，十只兔子后面加三个马尾巴，而要改成3+10，三匹马来并驾拉车，亚盟就能有戏了。这个三国同盟的常设协调机构，建议设在韩国。因为韩国地理位置居中，又比中日两国实力小，协调机构放那里，三方都可以放心和不觉得吃亏。
     日、韩与美国都有军事盟约。这个东西初期最好尽量回避。待时机成熟以后，由日韩自行与美国协商解约，名义自然是成为正常独立国家，不再需要外国驻军了。想想看20年后中国一定可以与美国在世界上分庭抗礼。美国怎么可以在中国的家门口驻军？试想中国可以在古巴或委内瑞拉驻军吗？
      至于一定会有的13国的亚盟的盟址，建议设在香港或台北。首先这两个地方地理位置居中，又不在大陆中国境内，至少比北京上海可以让别人放心一些。若谈不拢就只好仍放韩国或东南亚任何一国。总之不要放在中国本土或者日本的境内，其它国家就能放心了。这个权衡就和当年欧盟选择布鲁塞尔而不是巴黎做欧盟首都是一样的。
      【附注】关于台湾，我建议以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方式谋求统一。在第二论中有详述。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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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诸君可能认为我不过是娟狂书生，放言狂想。不过您若还有闲暇，不妨看看我的前两论，想想我当初的设想有没有相当一部分应验。山野之人，若有自己以为的宝贵见解，如何让大方之家知晓，从来都是一个难题。现在有了互联网，此事就容易一些了。欢迎大家来讨论。如果形成一点舆论，天上有人听到，对当局的决策，有那么一丁点儿参考价值，我就深感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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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噻！奥巴马得了诺贝尔奖，真好运！

 刘学伟 | 2009年10月09日,17:50

      一个震撼世界的消息，几个小时以来，在世界哄传：才当总统9个月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为加强世界外交和世界人民合作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据说他在梦中被叫醒告知此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自觉“惭愧”。
       以下是我的反应。我的确感觉，奥巴马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真的是有心为美国，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一番贡献。他在去年的当选和今年初的上任，也的确给处在一片金融危机带来的愁云惨雾中的美国和世界带来了一丝振奋，甚至为西方的制度带来几许沉入人心深处的合法性。当选这几个月来，奥巴马也实在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在为美国和世界摆脱经济困境，在为中东谋求更多和平前景，也为美国的人民在争取全民医保等作出非凡的努力。他做得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的成绩还没有出来，一个也没有出来，连从伊拉克撤军也一个兵都还没有撤出来。夸大一点说，他可还算是“寸功未立”。如此就颁给诺贝尔奖，未免让人觉得不够严肃。
      不过这奖项既然已经颁了，自然也没有可能收回。那么世界人民是否可以由此对奥巴马有更多的期望呢？我想那是应该的。
      要讲到世人可以对世界唯一超强，美国的总统有什么期待，那可就太多。概括地说，举凡世界范围的跟和平与繁荣相关的大事，美国都得有头号的担当，在美国则自然是总统有首要的责任。说到当今世道，大的战争还是没有的，局部性的紧张则所在多是。那个金融危机，好像倒是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一点曙光。但是出了隧道之后，又能否赢得新的荣景，西方人士则似乎没有一个人敢抱乐观。
      在这篇不可以太长的文章里，我不想对这些紧张点一一道来。我只想提供一个宏观的供大家思考的架构。
      自911以来，美国开始步上了衰弱之旅。奥巴马是在一个很不走运的时刻接下的小布什留下的一大堆烂摊子。他到处“倾听”，多方收缩，好听的话，说了许多，似乎还是很明白，他的总任务是“组织撤退”。这个撤退当然也有很多讲究，总而言之，就是要力争保存尽可能多的实力，少受损失了。这里面有哪些要点呢？
      在我看，这第一要点是要改变美国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美国以这么少的人口，消耗了世界上这么多的资源，欠下了恐怕比世界上其它地方所有的人自古以来曾经欠下的债务的总和还要多的债务。如果他们再不改弦更张，地球真会跟着他们一起玩完。这次的经济危机至少在这一点上，好像是给了美国人相当的教训，他们已经开始省着一点花钱了。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做出的努力好像还很不够呀。
      这第二个要点就是美国人要改变思想方式。“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实在应该收拾起来了。不仅对他们传统的西方盟友，对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必须拿出比以前多出无数的尊重。7国集团玩不转了。20国集团中有一半都在西方之外。更可畏惧的是，这些发展中的非西方国家，比西方发展得快得多，无论按什么方式计算，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世界的经济重心，肯定会跑到西方之外去。这可是西方500年来所未遇的变局。如同在晚清，中国所面临的也是500年所未遇之变局。奥巴马们可是要好生应对了。
       第三个更重要之处是西方的制度，似乎也面临必须改变的临界点。简单地说，西方的民主制度，数百年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或者说越来越民主化。这种发展方向，必须有一个一直向上发展的经济环境来支撑。这个制度下的民众，可以共享繁荣，却很难同担困顿。以前的民主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博弈来瓜分经济进步带来的红利。从一些时候以来，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已经变成如何分配治病所必须咽下去的各种苦药的分量。我们在欧洲看得看清楚，这里的发展红利，在左派的长期斗争下，已经被瓜分得太多。（社会再分配率，法国64%。）现在要叫吐出来，那岂是一个“难”字了得。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社会福利的负担轻多了。现在奥巴马要在美国搞全民医保，道义上岂有不应该的。但是，现在这个经济背景，困难重重自是必然。或者还是等到经济形势好一点再来吧。
      至于西方数百年来一直确保无虞的经济竞争力为什么丧失了呢？可以回想一下古希腊末期的希腊化时代。东方被希腊化了，他们也掌握了希腊人的技术，但是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低得多，同类产品的竞争力自然就强了。亚历山大征服了东方，大量财富涌入了西方，但这只是一次。以后的长期经济往来就不可能老是靠武力掠夺了。但希腊人已经习惯了的享乐生活水准又如何降得下来？怎样才能恢复经济竞争力？那就要像中国一样，等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不过这样的机会，古往今来，世界万国，中国可是独一份呐。中国人知道，那个过程有多少的艰难困苦。今天的西方人自然觉得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不过我真为他们担心，等到大难临头，再明白恐怕就太迟了。
      在西方现有的体制下，任何想未雨绸缪的方案都不可能通过。为了挽狂澜于未倒，就必须在病入膏肓之前通过必要的治病方案。为此，制度恐怕得进行痛苦的修改。问题就在于，已经分发出去的民主权力，有没有可能收回来一些？这恐怕是西方人要面临的最重大的制度难题了。当年的数百个古希腊民主城邦，就是因为已经过度民主化的政体无法恰当因应由于东方的竞争造成的长期经济衰退而崩溃。我实在是希望现在的西方不会重蹈覆辙呀。
      如此看来，奥巴马和萨科奇等西方领袖的任务可是不一般地沉重了。我祝他们好运。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我建议，所有的西方国家一起凑钱，给他们每个有功之人，颁发一个重量至少一吨的超级诺贝尔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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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预测 — 一场和平的新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在露出端倪

 刘学伟 | 2009年10月05日,21:49

向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推荐一种新型共和政体
一、解题 
     关于世局的发展，西方人数百年来，一直有一种强大的理念，就是他们可以将世界全部西化，他们也将永远处于这个必将被彻底西化的世界的顶端。
     这个基本无人质疑的前景，现在第二次开始遇到严肃挑战。（第一次是国际共运和前苏联集团。后面还有描述。）这个挑战自然来源于30年来中国模式的崛起。这个崛起的经济势头已是众所周之。对今后的数十年，我和许多人其中包括大量的西方人士认识一样，断定这个势头不会停止下来。没有看清楚的另一个问题是，将来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全面的制度竞争抑或对抗？
      再具体一点，中国的前景有三种，第一种，崛起因任何原因中止。第二种，中国继续崛起，但包括政治制度全面西方化，这样就不会形成制度对抗，中国就会真的全面融入西方，甚至在其中当头。（这种前景不可能出现，下面将解释为何。）第三种，也是西方人最忧心忡忡的一种，就是中国全面崛起，但并不全盘西化，而是创造出一套与西方有显著区别的，但同时是吸收了东西方制度精华的，明显具有强于西方现有的以及将来可能演化出来的制度的竞争力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样，西方文明就会真的全面落于下风，失去对世界的已经持续500年的支配地位。
      对欧洲古代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古希腊史上有一个极为著名的博罗奔尼萨战争。以民主更多的雅典同盟为一方，以民主较少的斯巴达同盟为另一方，双方进行了数十年大战，最后的结局竟是斯巴达同盟一方完胜。
      我想把这场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出现在地球上的制度之争，比拟为“一个和平的新博罗奔尼萨战争”。因为在当代，世界规模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了。但制度之争则完全可以发生。大西洋联盟与前苏联集团的争斗以西方的完胜而告终。下一场争斗的结局则很可能两样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三十年实在还太短，看见的一些趋势未必就能持续下去，真正成气候。但有眼力的观察家可贵之处不就是见微知著吗？我的这项大预测完全有可能兑不了现。但如果兑了现，你们可别忘了是我在今天第一个提起这个话题。
       下面开始比较详细地阐述我的观点。
二、大势
       西方意识形态的基本长处在于活泼可爱，公众有自由平等的自我感觉，社会上广泛洋溢着自主，自发精神。这种制度在其成长期和鼎盛期，实在是充满了另一种制度所不可能具有的活力。缺点是，广泛传播的人权平等的观念漠视了人类社会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基本事实，授予了社会下层太过广泛的权力。几乎一切制度约束都面向上方。这个制度的另一个致命缺点是分散主义，它们永远都是四分五裂，致多能够形成一个邦联。面对内部一致度高得多的正在成长期的大国或其同盟，处于衰落期的这种邦联一再落于下风。这种制度，非常娇贵，所费不赀。一如在古希腊，在罗马共和国，在它还可以向外扩张，从全世界收刮财富的时代，可以顺利运行。一旦这种财富汹涌而来的局面结束，这种制度却一再地无法组织有效的退却，最后落得一败涂地。（下面也会解释为何。）我不预言现代西方将来会一败涂地，但我预言它们很可能会全面落于下风，失去对世界的支配权。
      东方的制度的基本缺点是太过死板，太过高压，太过自上而下，民间社会缺乏活力，社会缺乏分权制衡，制度的正常运转对高层的得人与否依赖过大。这个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前，具有极其广泛的适用性。可以管理几乎一切的无论规模大小，发展程度的社会。在其衰落期之前，它可以凝聚起庞大的整体力量去应付面临的几乎任何重大挑战。
      我对现在世界态势的基本判断如下：自2001年9.11以来，西方文明正式开始走上了下行的曲线。911是拐点。要证实这一点，证据蛮多。就美国而言，最明确的证据自然是美国打不赢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这两个国家都那么小，战争的规模不要说与二战比，与韩战、越战相比，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是美国却对付不下来。不止是军力上对付不下来，更严重的是意志上对付不下来。其恶劣后果还要过些年才能完全显现。第二大证据则是整个西方已经陷于长期的难以摆脱的经济增长不足。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把英美模式的例外戳破而已。（前些年，英美还有5%的平均增长率。现在已知道，这是泡沫，是假象。）他们的经济体制已是高处不胜寒，所产商品与服务已经大范围地丧失竞争力，余下的很大一部分优势领域（比如汽车）看去也是来日无多。第三大证据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已经过于成熟，权力已经过度地分散到太多的民众手中。如果要有效组织退却，则必须大规模吃苦药。（比如增加劳动时间，缩短假期，减少福利等。）在现有体制下，这条路，一如既往地必遭占选民多数的社会下层的顽强抵制。而要改变体制，即压缩社会下层的参与决策的权利，又根本找不到合法途径。他们已经钻进了一个宪政的死胡同，退不出来了。第四，西方文明一贯建立在对世界的资源掠夺之上。现在这个一直所向无敌的趋势正在被迫逆转。首先资源出产国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资源，（Opec即是显例。）西方早已不可能予取予夺。现在又加上中印巴西等新兴工业国家加入竞争。西方的经济发展既陷入长期停滞，这场资源竞争它们又怎么可能不落于下风。
       而中国的崛起，则在2000年以后，进入了全速状态。要证明这一点，证据也蛮多。首先，文明的发展，和几乎任何复杂事物，庞大系统一样，遵循正态曲线的一般规律，有起始、发展、兴盛、衰落、灭亡的诸般阶段。在人类诸文明的历史上，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例外，即第二度开始兴盛。这个大循环长达数百年，一旦势头起来，是不可能很快就停下来的。第二、中国广土众民，现在才人均3000，世界排名殿后。这当然不好看，但也就为中国今后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人均一万，就赶上美国，人均二万，就赶上欧美的总和。中国内部的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梯度也很大。等把这些梯度基本拉平，那又不知创造出了多少的财富。第三，中国有举世绝无仅有的5000万华侨散居海外。他们过去为中国带来为数极巨的资本和技术，也能为中国将来的海外扩张提供巨大的纽带平台。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真的坐稳了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位子，一百年后，地球上会有多少中国人，头都会晕。第四，阻碍中国和世界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真正瓶颈是能源，是化石燃料的几十年后的枯竭。我相信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在这之前，人类一定能找到合适的替代能源。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相当努力。我认为还应当加倍努力。如果再占领了这个制高点，那世界的未来不属于中国还能属于谁？关于汽车产量销量勇夺世界第一、大飞机正快马加鞭上马、外汇超储、人民币面临长期升值压力之类的话题，已是小菜，这里就不细说了。 
三、把权力关进笼子，将民粹阻于境外
      为了赢回祖先曾有的荣耀，中国还需要完成的前方课题，也还有一大堆。其中我能说得出一点话的，也是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能凝聚整个国家力量的，能让全中国大多数人民，大多数阶层心情舒畅的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必须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就解决的严肃课题，时不我待。但是中国现在还完全处于一种莫衷一是，几乎一动不动的状态。以这个步伐，我确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会遇到制度危机。
      制度进化的方向，当然是更多的分权制衡。但完全不一定走西方人现在走的普选、多党制模式。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在他们那里已有许多弊端；在发展中国家，到处水土不服。
       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功，原因多端。但无可否认的是，政府的强势主导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将来的政制无论如何改动，千万不要把这个长处给改掉了。新加坡、韩国、香港、前期日本和台湾、大陆中国这三十年的成功，都有这个要素的重大功劳。而台湾在后期的发展减速，则与这个优点的丧失明显有关。
       几十年内，中国的总产值虽然必会登上世界第一。但是人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只能是在发展中，至多能达到中等发达。（人均1-2万美金。）在这个前提下，制度的设计，必须以发展中，农民+工人在人口中始终处于绝对多数，中产阶级再发展，也远占不到人口的一半以上，也就是橄榄形社会还成不了型为前提。我们必须避免西方发达国家，橄榄形社会已经成型以后，依然面临的，社会下层过于强悍，政府受到挟制，进退失据的窘境。
     我们应当仿效取经的，不是人均收入已在3-4万美金之谱的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选模式，而应当到人均收入没有那么高的古代的斯巴达、罗马共和国、中世纪的威尼斯、300年日不落时代的英国，和早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制中去吸取灵感，同时要照顾到已经普遍流行，不益公然对抗的普世人权观念。
     现代的西方和古希腊的雅典类型的城邦一起，构成了纯粹民主制度的两个阶段。在那里，数量巨大的，算数平等的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不过一边是直接参政，一边是通过代表。
     而我前面例举的另一些模式，都没有达到数量极大的公民直接参政的民主水平。公民分有等级，或拥有完整公民权力的人口数量，受到各种限制。这种制度下，社会的各阶层，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不像集权制度下，只有至上而下的管辖。也不像民主制度下，对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下层，没有足够的制度约束。对民主制度的中坚，中产阶级，在他们还不占人口多数时，则给予制度性的优待。我把这种受到限制的民主，称为共和。（关于共和与民主的区别，请参看王天成的两篇文章：《论共和国—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再论共和国：一次夜半对话》。（点击可打开，有超级链接。） 
      应当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罗马的等级共和国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国成功得多。罗马帝国又比罗马共和国成功得多。（公元1-2世纪，地中海沿岸一片和平繁荣，史称罗马和平。这是欧洲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长时段的统一与和平。而这样的论世纪的和平，在中国的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五次：东汉、西汉、唐、明、清。）虽然这三者之间，民主的程度在递减，但和平与繁荣在递增。记住一句颠扑不破的古话：“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太平的价值，在民主之上。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为了没有把握的政治民主，去冒太大的社会失序风险。
      必须看到，共和制度拥有巨大的弹性，具有向各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历史上看，它也取得过绝不亚于民主制的现实成就。一个人专权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的确不能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容。但不是那么十分普罗民主的共和制可以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容则已经有很多的证据。在这种制度下，也许社会下层没有那么心情舒畅，也许他们的眼前利益没有得到立刻的充分的满足。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则会更加的井然有序。整体的发展会更加迅速，其实社会下层的利益从长远看也必能得到更多的满足。
      如果要立宪，首先必须达成共识的，是立宪的基本意图。比如说，西方宪法的最基本意图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其逻辑出发点就是自由主义的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个体系发展到现在，出现一个漏洞，就是没有正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一国的公民都是社会的人，无论如何他们都有无法弭平的太多的不平等。在今天西方的政治制度下，所有的公民都被算术式地简化为一模一样的人。二战后的头三十年，西方一片荣景。现行的政治制度，都是在那一片荣景中建立起来的。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就开始陷入困境，制度的演化也就陷入了困境。人民的政治权利，如同工资福利，具有刚性，加上去，就减不下来。只有在经济一路向上发展时，这个制度才能正常运转。他们没有事先考虑好，如果经济不能一路增长了，怎么办。而这一切的依据，就是那个不考虑任何经济背景的人权理念。这个理念认为，叫花子和亿万富翁人权平等。就如有人讽刺的：他们都有权在桥洞下过夜。在另一个方向，这个制度，对古典思想家反复批评的，在民主制度下，社会下层滥用选票多数，却没有足够的制度性防范。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甚至代议制的根本设计，除了技术考虑外，防范下层滥权肯定是基本考量之一。但事实证明，这些设计还不够。在这个制度下，社会各阶层，只能分享繁荣，不能同担困顿。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社会福利，在法文中，叫做 acquis sociaux，直译就是社会获取物。稍微详解，就是：劳动民众，通过社会斗争，从资方的利润中争夺来的物质利益。这就像吞到肚里的肉饼，如何可能吐出来。除非体制真正面临崩溃，就是说船真的要沉了。那时恐怕一切都太晚。未雨绸缪？没门！
      当然，事实证明，西方的制度对资本的贪婪也没有足够的防范。这方面也需有重大的完善。
      国内有一位学者王天成，对于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我这里引两段。更多的，请大家自己去看。
      亚里斯多德说，有一种民主，“进行统治的是人民，而不是法律；因为一切都由多数投票决定，而不是由法律决定……人民拥有国王的权力进行统治；他们至高无上,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集体。”“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大多数人的意志真的就是正义，人数一多难道就不会犯错误吗？ 
      正义是普遍的原则，是正确理性的命令。它之不一定在多数一边，正如其不一定在少数一边，不能简单地以人数多寡来论断。许多论者指出，民主社会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危险就是，多数压迫少数。所以，一个坚持“共和”原则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包含某种反民主、牵制民主的平衡措施，为少数基于正义抗衡多数提供程序性、机制性安排。    
      由于中国大陆并没有在实际运转的真实的民主制度，民粹主义的危险还只是虚拟式。但这显然是当局畏惧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心考量之一。台湾的那些民粹故事肯定也让他们心惊胆战。如果在将来早晚一定会到来的民主化浪潮中，能够切实地考虑到民粹主义的危险，而加以细心有效的制度性防范，这很可能就是将来中国的现代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的核心内容之一了。
      概括起来，我提议的立宪意图，应当有这相应相称的两条：把权力关进笼子，将民粹阻于境外。
四、间接民主，两院制，阶级共和
      现在的中国的上层，保有着80-90%的社会权力，中产阶级又保有剩下的权力的80-90%，下层民众拥有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我假设的改革目标，是让上中下三个社会集团，各保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权力。如果谁还可以更多一点，那就应当是中产阶级。问题是，这三个社会集团的人口并不是各占三分之一。于是在共和制度的设计中，就需要安排加权了。
      我是一介书生，所有建议，都可以不用当真，启发思考而已。
      从操作层面如何完成这种宪政意图呢？那就是要大力加强间接民主的发展。切不可搞大规模的普选，不仅不要普选国家领袖，也不要普选全国人大代表。选举要逐步真实化，但局限于多个层级。直选最多到县一级就可以了。省人民代表由县人代会选举。全国人代由各省人代会选举。各级都行内阁制，政府向人代会负责。
      仿照西方的成功历史先例，民主试验应当首先在城市，在工商业者，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政权机关内部试行。而不是在最缺文化与财富的，最落后的农村。选那个地方试验，本身就是缺乏诚意的表现。
      选举应当首先在一切匀质性的社会团体内广泛试行。比如大学生选学生会，教师选教师工会，工人选工会代表，干部选干部工会代表，行业协会选会长理事。还有党内民主，比如党员选书记，党代会选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选总书记等。在不匀质的复合团体内，则应施行共和原则。比如，在企业的有10个代表的董事会中，应当有员工代表，大体上可以是工人和干部各选派一个，虽然企业中工人的人数显然会比干部多得多。至于高管和资方的代表，一般会占据剩下的8席，这就是企业内部的共和。试想，如果在企业内部行民主，全体员工，一人一票决定大政方针，这个企业能活下去吗？社会和国家与企业难道就没有一些相似之处吗？
      在中国，政府一向不乏监管人民的手段，这方面我不想建言。倒是公民尤其是在言论方面的自由，必须大力保障。
      西方最伟大的先哲亚里士多德早在2300年前就对民主政治的基础有过深刻的研究、亚氏认为富人“骄横”，穷人“狡诈”，“这两者对于国家都是有害的。”唯有中等阶级“乃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他们不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的东西，别人也不觊觎他们的东西，像穷人觊觎富人的东西那样；他们既不谋害别人，本身又不遭别人的谋害，所以他们很安全的过活。”在政治上，他们“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唯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着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持久。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说得很清楚，穷国不能行民主。
      其实亚里士多德就是没有想明白，如果把公民分出等级，就像以后罗马共和国做的那样，邦中穷人多一些，也是可以应付的。他更没有想到，如果长川集会，处理国务的不是不分贤愚的公民大会，而是卸任执政官组成的元老院，那个共和国的规模居然可以达到所有希腊城邦加起来都没有的规模，而且还可能管理得井井有条。按照亚氏或他所处时代区域的思维定势，他无法把公民分出等级。他也无法让由于希腊化的东方的竞争日益衰败的希腊城邦起死回生。（这是亚历山大胜利东征的经济后果，讽不讽刺？）中产阶级的优势没有了，希腊城邦的民主政制也就无可奈何地花落去了。比比看，今天西方面临的局势，和亚氏的时代，有没有相似之处？亚氏找不到出路，今天的西方人能找到出路吗？比如，他们能让居于少数的中产阶级的选票加权吗？我看不能。多数票的决定权如同泼出去的水，已经授予，如何可能收回。因为从逻辑、法理上讲，除非这个多数同意自愿缴回权利，那不跟自宫一样吗？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世界就在希腊，在那分割成数百块的希腊城邦之中。他的学生就是那位伟大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他有生之年，亚历山大已经统一了希腊，打到了东方。可这些新历史现象对亚氏《政治学》毫无影响，一字未被提及。同时，他把希腊以外的国家，都看做野蛮人，对他们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屑一顾。其实那些地方（比如中国，太远了，当时的他看不见，倒是情有可原。）也有很多灿烂的文明，那里的政治制度，管理着庞大的繁荣的国家，怎么可能一无是处。     （关于古希腊城邦民主，关于西方政制眼下的窘境，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困局，我还有好多篇文章论及，欢迎大家参看。）
     雅典类型的民主城邦，和今天的施行普选的民主国家一样，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中产阶级的数量很难占到一国公民的多数。就是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如果不算职员阶层，也是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一人一票投起票来，中产阶级的意志还是很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主导大局。于是才有了发展中民主国家如泰国那样永远处理不好的乱局。于是才有了斯巴达、罗马共和国、威尼斯、以及实施普选权以前的近代西方国家发明的种种制度，为中产阶级加权。至于社会的最上层，他们的数量太少，民主制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共和制当然是相对而言比较可以接受的制度了。
      统而言之，在我看来，在历史条件没有成熟的前提下，推行普选制，是发展中国家民主政制窒碍难行的症结所在，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今日的治理进退维谷的主要制度性原因。（除了经社问题，外交也同样可以被多数民意绑架。比如美国的偏袒以色列政策，至今在国内有足够民意支持。但攻打伊拉克又不一样了。当初民意支持打，现在又悔之晚矣。）权利和利益一样，一旦给予，就难于收回。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但在给予之前，就考虑周全，留有余地，事情就好转圜得多。在民主政治上，西方人是唯一的先行者，他们的每一样经验和教训，都对我们无比宝贵。他们今天可能后悔莫及的事情，我们在仿效之前，可要三思了。我真的认为，只要不搞普选，或只搞间接的普选，共和制度（受限制的民主制）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可以有相当大的适用性的。而传统的集权制度，在工业文明的大潮之中，在中产阶级迅猛发展的局势下，是不可能原封不动的。至于具体的做法，就要各自摸索了。关键是我们要先认清这个折中的大方向。
      关于对中产阶级的优待，我认为，在中国，最可行的就是让各级政协上议院化，让他们与人大共有或分享立法权，对政府的监督权等。政协的成员则由各专业团体按专业，如同今天的香港，像选举行会那样单独选举，或直接由各行业协会自行协商选派。
      在意识形态方面，应当摒弃个人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的最基础价值，而应把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抬高到至少与个人自由主义同等的阶位。（关于意识形态，我还写过《我的基本人权理念》，《东西方核心价值体系之初步比较》两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中，都可以找到，欢迎参看。）
      至于法制，宪政等西方概念，则应当尽量吸取。那可都是东方传统欠缺，而西方城市商业文明中长期积淀出来的，为现代文明所必须的有益营养或基因。
      从中国的第二共和的传统看，1949年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是最接近于我的上述设想的。这个宪法性纲领主张的就是阶级共和。相信不少人都看了国庆献礼片《建国大业》，应当看到当时的民主人士起过多少作用。而且，如果共产党不背弃他们，以后那一连串滔天大祸，又如何可能发生？那个时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分量太小。意见再正确，大腕不听，你有什么办法？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上的那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而四颗小星则分别代表加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54宪法以后，中国的国体则逐步变成了阶级专政。宪法也是这样演变的。如今中国的国体，重新变回了阶级共和，但宪法上却还没有做足够的相应修改。如果再修改，迟早应当把有关无论什么专政，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之类的话都去掉，因为那已完全不符合事实。而恢复乃至进一步完善《共同纲领》中有关阶级共和的根本条款，并在政体设置上予以保障，那才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伟大事业。
五、东方大同盟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两个联盟之间的争斗。在当代，西方人的大西洋联盟一直都存在。而我们东方人的联盟那“小荷才露尖尖角”，就是10+3。
      自古以来，中国缺乏结盟的概念。因为中国太庞大，强盛时万邦来朝，自然无需结盟。就是衰败时，如晚清，又有谁可供结盟以有效地共抗强权呢？没有。周边的国家，都比中国小太多，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中，只能是中国的藩属。今天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主权独立的平等国家。就需要平等结盟了。
      其实中国的崛起并不孤立，也不偶然。东亚地区，在第一波日本，第二波四小龙，第三波中国，第四波其它东南亚国家的连续催动下，已经有数十年的普遍荣景。这在当今地球的地缘经济上还绝无仅有。如果整个东亚联合起来，东方压倒西方，就完全是可能的了。如果再能成功地联合就在身边的俄国、印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东亚的整合进程很慢，主要是因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互相猜忌所致。人人都知道，数十年前，日本有一个留下了无数血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若日本主导新的东亚同盟，邻国岂能不噩梦连连。中国现在已然崛起，虽然温和得多，但也难免让邻国回想起历时愈千年的中华朝贡体系。因此中国的出手也十分地谨慎。时移世易，如今随着日本鸠山新政府的上台，中日在高层的猜忌可能很快就能得到实质性的化解，民间的新仇旧恨至少是我希望也能迅速地降低。中日同心，共倡亚盟的机会可能千载难逢地来临。中国千万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有日本打头，其它国家对中国的畏惧就会大大减少。而由于中国的整体实力很快的就会大幅超出于日本，和任何其它的东亚国家就更没有可比性，中国其实也大可不必担心，有人抢了中国在这个同盟中的当然大哥的交椅。日本的地位，就有点像当年斯巴达同盟中的科林斯。是商业大邦，民主也更多。但出于地缘和竞争对手的原因，它成了斯巴达的忠实盟友，最后也大享了击败雅典的商业利益。（关于这个题目，本人有一篇《于东方大同盟的一些设想》，也欢迎参看。）
六、结语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向中国，向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推荐一种政体，叫做共和制。王天成先生引用历代西方思想家的称呼，把它们称为“混合均衡政体”（mixed constitution ，balanced constitution）。典型例子是斯巴达，罗马和威尼斯。混合均衡的意思是，这类政体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的要素，互相制约，达到均衡。这类政体的第二批实例是近代西方国家推行普选制之前的有限民主制。突出的成功实例是300年日不落的英国（这是一个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制，又叫君主立宪制）和前一百年的美国。（这里声明我对美国曾经的黑奴制度和种族隔离不表任何认同。这也不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还存在的问题。）我关注的实质是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加权。我认为普选制是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水土不服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治理上进退维谷的基本制度原因。我们应当想办法回避这个陷阱。人权思想当然伟大，但在经济方面流于天真（这个思想根本就消除不了贫富悬殊的现实），在政治方面则留下隐患。（就是过度民主化。它已经毁掉了古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也对当代的西方民主政体造成有可能致命的伤害。） 
      我提出的宪政理念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将民粹阻于境外”。这前一半自然是抄自西方民主经典。这后一句也不能说是我的独创，但我实在是想格外强调。我们将来的政体改革，一定是朝着更多民主的方向，但千万要防范民粹主义。不仅是思想上，而且是制度上。
      为了满足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参与要求，可以搞普选，但一定要限制在低层。以上的层级也可以搞选举，但一定不要规模太大。要分层，逐级，分界别搞。这样当然复杂得多，但可以排除民粹主义，可以让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加权不显得那么触目。
      这是一个很大的中庸，追求的是一种和谐，是集权制度与民主制度之间的一种妥协、折中。但它可能比那两种制度都更好，至少是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概括起来，就是“间接选举，两院制，阶级共和”。其关键就在于，一定要让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核心，不管它在这个国家中人数所占的比重大小。要迫使社会上层向中产阶级放权，中产阶级则必须尽快地学会民主运作。所制定的政策必须同时照顾到上中下三个方面的利益。
      中国要想进入世界一流强国的境界，尤其是如果还想领袖群伦的话，一定得实现制度创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能够摸索出一条不仅适合于中国自身，而且可以让其它发展中国家成功仿效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甚至让西方发达国家也可以从中学到窍门（没准是救命的法宝呢），那中国要做世界的领袖就真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了。 
      民主这个话题，永远宏大。我这篇文章很长，立论也相当另类。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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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G20期间中国得到了些什么？

 刘学伟 | 2009年09月27日,22:30

      第三次G20已经如期顺利结束。成果丰富一如预期，除了那三起略带桃色的花边新闻（奥巴马吻布吕尼、米歇尔吃醋；贝努斯科尼欲抱米歇尔、奥巴马愤怒；奥巴马、布朗夫人合影牵手），好像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还是认为世界格局因此次峰会又有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古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倚。”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对中国都有这样的意义。对于世界，处于共同抵抗危机的必要，欧美之间，欧美与发展中世界之间的各种紧张、摩擦乃至对抗都被相当程度地收了起来，大家携手一致，共克时艰。很多以前难以达成的妥协都顺利达成。而且这种气氛时间一久，就会慢慢地固化。比如，911以后，处于共抗恐怖主义的大局，中美之间的摩擦大部分都收了起来。几年过去，世易时移，美国原来那些整治中国的主意就已经拿不出来，因为中国已经坐大了。这次也是，在共同面对的巨大经济困难面前，世界和衷共济的局面反而得到了加强。对中国而言也是这样，本来中国的一枝独秀，又一次渐渐成为众矢之的。危机以来，西方有求于中国之处急剧增加，他们就更凝聚不起整治中国的共识，中国又有机会继续坐大了。以至于有一位评论家竟认为，这次危机对中国的意义“妙不可言”。我认为中国在这是峰会的第一大收获。
      第二、一直以来，都有个西方8国集团（俄国是配相的）在主导着至少是世界的经济大局。这次危机让8国集团实力大损，反倒是发展中国家受的损失小得多。彼消此长，20国集团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主导世界的强国俱乐部。以前8国集团数次邀请中国参加，中国都兴趣缺缺，大概主要是觉得自己去了一定只能当配角，因为那里欧美国家始终占压倒多数。而这20国集团的构成对中国就有利太多了。首先发展中国家就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与西方集团的日益衰落恰成对照。中国在这里面说起话来，响应者就多得多了。其次，20国中，亚洲国家有了5个。东亚国家有了4个。和8国集团中只有日本一个就又好多了。这样玩起地缘政治来，中国的地位也有利多了。
     第三、以前一直与中国格格不入，顶多面和心也不和的日本，在新首相鸠山由纪夫的领导下，立场180度大转弯，一时间似乎比中国还更热衷于中日友好了。这次鸠山与胡主席在美国见面，气氛亲切，前所未有。日本方面还主动提起仿效欧盟发起东亚同盟之事，胡主席似乎还没有接茬。对此我只能表示深感遗憾。不过我相信这个东亚同盟一定还是可以慢慢搞起来的。以前这个东亚结盟由东南亚十个小国主导，东北亚的三个大国都当配角，这实在是不正常，也难以成事。中国不愿意出头，主要是因为中国一直恪守不结盟政策，还没有出来当头的足够意愿。另一方面，也是怕把东南亚的小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吓着。这回有日本愿意出来带头，那中国的地位就妥当多了。何况中国的发展态势比日本好得多。10年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就会数倍于日本，也不用担心日本会真的抢走了中国的那个当然的龙头之位。
      第四，这次峰会，已经决定要调整各国在IFM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欧洲国家要让出份额给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中国。而且，IFM的总裁也不能再被欧洲垄断。这当然是大好事。其实我认为还不如直接达成一个结构性的决议，即每两年根据各国DGP在世界GDP总和中的比重，直接自动调整出资权和投票权。这样不就可以一劳永逸，也不用每一次都费劲去争那点投票权了。
      这次峰会还达成了好些其它的协议，比如金融监管，比如平衡贸易，比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多有不少利益。总之，一次次G20峰会开下来，中国的大国地位真是迅速巩固。看那全家福照片，那个最体面的东道主左手的位置还真是非中国莫属了。只是让我奇怪，下次，下下次的峰会地址都已经确定，但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我们中国当东道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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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

 刘学伟 | 2009年09月23日,13:46

 —再与宋鲁郑学弟相商
      宋鲁郑学弟一直在不停地发表文章，指责西方民主制度实践之不规范。反复谈到西方大国只有美国有比较均衡的三权分立。讲英德日等国实行的内阁制中，人民只能选议员，议会多数党领袖组阁，政府对议会负责，行政权根本就不独立。还曾讲到过瑞士五党长期共同执政，没有反对党和政党轮替。还讲到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与虚伪。还反复论及西方国家人权制度的局限。统而言之，宋学弟基本上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批了一个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了。
      我很欣赏宋学弟对西方制度之细节有相当多的了解，但我十分遗憾地看到，他对西方制度的实质内涵，并没有明确的把握。举个例子，新加坡有选举，但没有政党轮替。西方传统一般不接受新加坡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体。但是瑞士也没有政党轮替，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会质疑瑞士是一个民主政体呢？瑞士的政治显然有一种精神，与新加坡不一样，是在实质上更符合于西方的政治传统核心精神的。比如五党领袖轮流做总统。
    西方国家的政体简单地说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法国式的总统制，人民是要直接选举握有实权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另一类是英国、德国、日本式的内阁制，人民只能选举议员，而国家领导人是由议员们在议会中间接选举的。这两种制度中，政府的运作方式，实在是有着相当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有着一种制度精神，因此合并被称作民主政体。
      再者，在不发达、发展中国家中，现在有一多半也至少在形式上施行这上述两种民主政制中的一种，人民或者在直选着总统，或者在直选着议员。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几乎总是不能像他们所模仿的对象，那些发达国家那样正常地运转，几乎总是会有无计其数的纰漏出现，总而几乎一定会使那个宪政精神受到实质的骟割，从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制。
     还有就是宋学弟也反复提到的历史上的西方政制，还没有普选，还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财产歧视等等，那它们又是不是民主制度？尤其是那时西方的制度与世界上其它地方施行的其它制度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有没有优劣长短之分？有没有与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更相适应之分？有没有不同的发展前景之分？ 
     西方的政治文化与东方或世界其它地方的政治文化的根本的或基本的区别究竟在何处？能够一言以蔽之吗？我觉得这不是民主和不民主的区别。而是集权和不集权的区别。西方政治传统的主流共性，在于对最高政治权力的非神圣化，在于反对一个权力的过度集中，无论这个权力是掌握于一个人、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党的手中。权力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分散的。如果几个人分享，就叫做寡头制。几十个或几百个人分享， 就叫做贵族制，几千个几万个人分享，就叫做共和制，当参与分享的人数达到总人口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比重以后，就可以叫民主制。这些所有的有所分享的制度的对立面，就是只有一个权力的集权制。在整个漫长的西方政治文化传承中，堪比东方帝王集权专制者真的是屈指可数。而在东方，不集权的帝王则可以说根本就找不出。这就是东方的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区别。人民主权的概念其实比这个对最高权力的非神圣化、然后分割制衡的概念历史要短得多。西方历史上，只有古代的希腊罗马有过直接民主制；而十分晚近的现代，才称得上存在有大范围民众通过选举参与的代议民主制。在这两端的中间，在西方作为主流政体存在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早一些的，统治广大国土的只有王朝，但国王很少集权到与东方类似的程度。迟一些的，治理城市的，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的，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国，都还不民主，（因为参与选举的公民远远不及成年人的半数。）但已经是真正的共和。这个共和的精神与实践，有着悠远的历史与宏大的成就。（比如英国300年的日不落帝国，是在选民范围极受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下实现的。）现代的西方民主制度，只是之前的共和制度的扩充与成熟化而已。而中国，不要说民主，（就是有一个相当庞大的民众集体可以有效参与政治治理。）哪怕是有限的但真实的共和，（就是一个相当数量的社会的中、上层人士，能够有效地分享、共享政治权力、权利的制度。）都还有待我们作出艰巨的努力去争取。我们要打破的就是那“最高政治权力事实上不能被分享”这个关键性的魔咒。对于这个共和传统，国内学者王天成有两篇很好的文章，建议参看。《论共和国—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再论共和国：一次夜半对话》。（点击打开，有超级链接。）在我看，这两篇文章的水平至少比王绍光的那个《民主四讲》高10倍。      
     这个权力分享的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众所周知，古希腊神话系统中的主神宙斯，完全没有基督教中的上帝-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安拉，佛教的释迦牟尼那样的无上权威。他的兄弟如海神普赛顿，冥王哈德斯，儿女如阿波罗、雅典娜等都分享着他无法统治的权威。这个神话传统在古希腊罗马工商城邦时代得到发扬光大，正式奠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根基。在民主制的城邦中，那个分享权力的范围最大时一直扩大到了一个城邦中的除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之外的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在罗马帝国中，这个分享权力的传统至少一直被元老院所保存，帝王从来没有像东方那样地至高无上。
     在中世纪，这个分享权力的传统由两个方式传承：在农村，由层层分封的封建制用“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的方式保存。在城市中，则由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的城市共和国保持。
    在近代，在英国《大宪章》以来，又开创了一个贵族与国王分权的传统。“王权不是无限的”这个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就如同在东方“王权无限”一样根深蒂固。
    在这长长的历史渊源之后，才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和三权分立。宋学弟实在无需去指责英国的内阁制没有三权分立。但是它有民主制度的更根本的实质内容，就是一个为数巨大的人群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分享。
    如果从历史的这个角度看过去，你应当能够看见，既然一直没有无上的权威，他们的不同的政党、司法系统、新闻系统和公民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着比东方式社会大得多的生存空间和社会能量。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朝廷议政时，皇上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群臣站在下面讨论甚或激烈地争论。最后皇上参考大家的意见，一个人“乾纲独断”。西方国家中世纪时如何廷议，我还得去考察。
    上面只是陈述事实，从这里开始进行一点效益评价。集中权力的政治制度和分享权力的政治制度究竟哪一个更有效？这个问题就如同下雨对庄稼好不好一样，要因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简单地来梳理一下历史。
       在古代，绝大多数文明都生长于大河流域的一马平川上。当文明成熟时，都结成了一些幅员巨大人口众多的帝国。这些帝国无一例外地都是集权制。在那个时代，实在不能设想大型国家中可能施行民主制。事实上，除了古希腊一脉，地球上其它地方的任何文明，从古至今都没有产生过像样的民主意识形态，更别说实际成功运行的政体。
     这个意识形态只在古希腊发扬光大过。我有一篇文章很仔细地解释过这件事：《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点击打开，有超级链接。）相信宋弟看过这篇文章，其他朋友或可参看。在古代，民主政治必须在独立的工商业发达的小型的城邦国家中才可能产生。而这种民主制的小城邦，在整个地球上，只在地中海东北角的古希腊和罗马地区发展过，（还有腓尼基、迦太基，不细述。）历时在古希腊有约500年，在罗马也有约500年，两者并存了约200年，因此加起来就有约800年。以后这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就沉寂了差不多1200年之久，直到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的文艺复兴时代，才又开始在波河流域和欧洲其它一些地方，但规模更小的相对独立至少自治的工商业城市中复兴。除了这前后相隔千年，同样都是局限于工商业城邦中的两串民主-共和制度实践，一直到现代工业文明起来之前，地球上的所有其它地区，所有的时代，甚至不分形成的国家之大小，发展之程度，一言以蔽之，没有出现过民主政体，甚至连像样的只在中上层分权的共和制都没有出现过。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我们再来看，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对抗：我们不得不承认，那种建立在细碎分割的城邦中的民主制，打不过集中统一的大帝国。古希腊城邦被马其顿灭了，罗马共和国也被帝国所取代。而整个欧洲的中世纪，由于在罗马帝国崩解之后，又重新恢复了细碎分割的古老传统，而且回复了小农业的自然经济。失去了工商业的滋养，5-12世纪的战乱不休的欧洲的发展比起当时世界上的其它许多地区，尤其是有汉唐宋元明等巨大繁荣文明的中国相比，实在是落后太多。那被东汉人窦宪打得抱头鼠窜的匈奴人还可以跑到欧洲去耀武扬威就是这种文明发育程度的鲜明例证。不过后来的蒙古人可是把我们东方西方都打败了。
      简单地说，共和-民主制度，必须依赖城市，依赖工商业，依赖健康茁壮的中产阶级。在出现现代大规模工业文明之前，只能在人口上居于绝对少数的工商业城市能够面对庞大的农村，和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大帝国，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至少是自治，实在带有偶然性。而在庞大平原上发展的农业文明，在那个时代，只能采取集权制。
      但这一切，随着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远航而开始根本改观。从此而后就开始了欧洲工业文明征服世界的500年凯歌行进。一切不想被灭绝的民族都被迫向西方全方位地学习。那种相隔天远的优劣之分，早已被枪炮所充分证明。何况枪炮后面还有火车轮船汽车，电灯电话无线电……。但是一旦学习进入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情况就远不是那么所向披靡了。
      我们一定要把现代化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但是经济基础一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长足的进步，上层建筑老不进步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衡诸当代历史，在经济基础没有足够现代化之前，就搞的上层建筑现代化，可以说没有成功的先例。反过来，先经济基础现代化，然后再上层建筑现代化，则还可以数得出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韩国、台湾。 两方面齐步走，也许最好。但是如果不能齐步，那实在经济那一条腿可以先行，而切不可反过来。问题是西方以外的国家，把经济发展到堪比西方的成功实例并不太多。
      宋弟始终对台湾的民主不分蓝绿进行猛烈的抨击，这在我实在难以认可。台湾的特殊情况在于存在一个比如韩国没有的国家认同问题。如果民进党没有这面旗帜，那它也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反对党，台湾的民主政体也就可以发育得正常得多。要打分，台湾的政治也是在及格以上了。台湾至少在经济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和比如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基本判断是，台湾的民主政体也会慢慢地成熟，不至于每况愈下，直至崩解。
      我的根本论点是，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农业文明（欧洲中世纪似乎要除外。）中正常运行了几千年的集权式政治体制，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遍发展中，已经正在不可抵挡地失去正当性。工业文明不可抵挡，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同样不可抵挡。这个地球上的政治文明，就只有两个基因：集权和分权。分权的西方政治文化驾驭了迄今为止的工业文明，你能说它是一无是处吗？现代工业文明不可能在集权制下发展成熟，广泛得多的社会阶层的积极主动参与是这种文明真正繁荣的必要条件。你同意我这个结论吗？北京模式有再多的独创性，人们也实在很容易看出，除了源于自己祖宗的传统，有太多来自西方分权政治文化的因素。比如最高权位的非终身制、任期制，比如人权、人民主权观念的传播，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至少名义上的对政府官员的选举权和对施政的审核权。而且这个方向只会日益强化。号称中国制度的根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如果不是抄自西方的议会制度，还能有其它的渊源吗？
      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中产阶级大大发展，社会形态由一贯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迅猛演进。集权制之不可能永远昌盛至为明显，扩大权力参与范围，分权制衡是一个不可能逆转的政治发展方向。有没有三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比如企业中不就总经理和董事会两权吗？但那里同样有分权制衡，同样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你该不会主张只要一权吧？中国当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与政府强势大大有关。但政府强势过度也是人所共知的弊病。政治改革的方向能不是对这一点加以更多的约束吗？我并不主张一步到位搞西式民主。但我主张逐步地扩大权力参与范围。我不认为西方现行的制度就是唯一的目标模式。我真的很希望中国能够创出一种综合了东西方制度优点的更好的模式。不用走太快，但要看得见在往前走。我反对的是一步不肯前行，甚至还想倒退。那样矛盾就会越积越深，总有一天就可能出大乱子。我是主张把高压锅上的减压阀的重量逐步减轻，终至一天就可以把它去掉。须知炉内火在烧，锅中水在沸，蒸汽在不停地产生，它需要有地方出去。这是改变不了的客观情势。
      还想说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确实有一种东方文化所不具备的尊重。在这里的人的确不会感到自己是"子民"，没有任何官员敢说民众“你们顶个屁！”相反地公民常常显得过于强悍。那是过犹不及。当然，实质上，到处都一样，还是精英们在掌权。不过这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那就大不一样了。一边的人民还是可以做不少的主，（这个自己做的主是不是都那么好又当别论。）另一边则是有人在为民做主。他能为民做主而不只为自己做主就谢天谢地了。
      最后谈几句道德。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对好的要赞，对错的要责。不得已还可以打折扣，说不了十分话就说七分吧。再万不得已还可以闭嘴，但是不可以说昧良心的话。说得对不对又是另一回事。绝不可以两个凡是。（凡是政府的举措就要赞，凡是有关民主就要批。）我以前也看见过你对政府的某些批评或谏言，不过这样的话很遗憾已经久违了。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永远宏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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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楼群，故乡的桥……

 刘学伟 | 2009年09月21日,19:49

      1987年费翔的一曲《故乡的云》，不知勾起了多少海外游子的惆怅缱绻。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至今已是22个春秋，我已经从一个中年人变成了一个接近退休之龄的准老年人。那“歸來吧　歸來喲”的呼唤，不知多少次，在梦里的母亲口中传来。我也“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倒也不致只有“空空的行囊”。但是回顾我们在海外完成的一点事业，再回望祖国这数十年的变化，实在是不能不有太多的感慨系之。
      故乡在我梦里的形象，倒实在不是一朵云彩，它的形象多变。但我的故乡重庆毕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因此这些形象中大致都有高楼大厦。我也一直都为重庆在整个中国西半部首屈一指的工业地位而自豪。
      这个一直的自豪的感觉在一年以前的某一天突然得到了一个爆发的机会，其原因是我偶然从互联网上看到了下面的这张照片。照片下的题词是：这不是曼哈顿。再看仔细一点，人家告诉我，这是我的故乡重庆！我当时的震惊，真是不可言喻。
     我离开故乡太久了吗？26年了！可是我也会去过好几趟呀。最近的一次回去是2002年，再上一次是1995年。每一次回去，都感到极大的震撼。到了更具体的故乡，沙坪坝，我发现，连大街都挪了走向。以前的标志性建筑，已经一个不剩。以前从石桥铺到小龙坎，十几里山路，荒无人烟，唯一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是火葬场。而如今，那楼房一栋挨一栋，从山上连到山下，竟没有了一个空隙。
      我在法国巴黎郊区的Noisy le Grand居住了超过20年，也不能说，这里就一点建设都没有。只能实实在在地说，20年来，建筑面积增加了20%左右。而在中国，在重庆，在故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说是增加了10倍以上。
       我们初到法国时，实在感到这里比中国先进太多。我们后来生意也小有所成，遂买了一栋不错的别墅居住，也自感得意洋洋，觉得比起多数的法国邻居，已经好多了。然而多次有国内亲友来访，也不见他们有什么艳羡的表示。上次，回重庆，看到父母居住的小区，院子封闭，楼内有门房，电梯有司机。已经觉得不可思议。待进得房间，发现室内装修，实在是比我们在法国的居室还要考究，比如说还有多重的帷幔窗帘。而我们只有一层纱帘而已。我当时真的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我父母只是中层干部，退休多年，可不是什么达官或显贵。三室一厅，百余平米，家具陈设的质量，实在出乎我的预想。记得在法国有个华裔朋友接待国内访友，质疑他们自以为已经装修得不错的房间是否没有装修，让他们大跌颜面。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据说很多私家住宅客厅还有“灯池”，我们在法国可是孤陋寡闻，从未在私宅中见识过这等设施。
      记得苏东坡的《后赤壁赋》中有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东坡的惊讶，来自于冬夏大江水位悬殊造成的自然景观差异。而我的惊讶，则来源于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建筑奇迹。
    重庆两江环绕，记得小时候一座桥都没有，过江都得坐轮渡。1958年造了第一座桥。到1977年记得已经有了两座桥。据网上查来资料，到如今，跨江大桥已有39座，在建的还有8座！让我们比一比：巴黎，世界第一旅游名城，塞纳河回环其中。有多少座桥？37座。但是，塞纳河上的桥平均长100米，高12米而已。而重庆的桥，平均长度应有1500米，高度得有80米。也就是说，重庆的桥的平均规模，是巴黎的10倍以上！
       我在网上搜寻一番，看到许多重庆大桥的惊人靓影。限于篇幅，我就留下这最漂亮的一幅吧。

        不过我还是得承认，我那令人惊叹的故乡，还是有许多地方恐怕永远也赶不上法国的。比如气候。众所周之，重庆夏天是火炉，最高气温35°C以上的日子，平均每年在40天以上。而在巴黎，30°C以上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比如人口的密度。我们就住在巴黎近郊，别墅区内的街道上，经过的车的频度已经远高于行人数。行人则实在寥寥无几，以至于若要问路，在这里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故乡的街上，那永远是连衽成帷，挥汗成雨。
      但是，故乡还有许多让我眷恋的事物。
      比如美食火锅。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就有，不过的那时可远没有现在名气大，数量多。记得上次回重庆，满街的火锅店，煮的东西没有一样认识了。小时候吃惯的猪牛羊肉等已经完全上不了台盘。那麻辣香烫，想着就流口水。我有一个中国胃呀。
      比如故乡的安全。这个东西以前没感觉。现在这里居住，看见本街区的店铺没有一家未经持枪抢劫，想到自己在街上打手机之前，必须的前后盼顾，也还是觉得故乡好呀。
      又比如故乡的文化生活。年年看春晚。家里有老人，天天看的还多是中国电视。开车时听的，也多是中国歌。那些洋歌洋剧，我们还是欣赏不了。这一辈子，至少在文化上，我们还是成不了西方人了。
      讲到文化冲突，海外华人都会有养育子女的苦恼。由于中国文化比起西方至今还是劣势，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在家中坚持讲中文，也督促孩子多年课余进修中文，但孩子们难免还是会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想到自己一辈子辛苦积攒的那一大堆中文书，包括自己花费心血写的东西，将来都不知道可以送给谁。那份苦闷，也真是难与外人道也。
      看来看去，故乡对我们的吸引力实在已是越来越大。叶落归根吧。费翔母亲的召唤，早晚会把我们也唤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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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二阙 庆祝国庆 沁园春 满江红

 刘学伟 | 2009年09月20日,16:50

沁园春  恭祝祖国六十年华诞
开国难忘，天安门上，一语铿锵。*
惜整风反右，千君钳口；炼钢毁树，百姓投荒。
毛袖红标，林挥语录，九州黎庶痛遭殃
终盼到，那三朝鼓响，万户酒香。**
-- 
邓公何等担当，领亿众同心奔小康。
望楼升赛笋，攒天矗立；车多逾蚁，匝地徜徉。
货掩七洲，银壅大内，人称G2岂俺狂。
再戮力，眺中华世纪，已现曦光。
*毛泽东云：“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四人帮倒台之时，举国游行，锣鼓狂欢三日，酒肆为之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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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 献给祖国的六十年
小序：中华民族第二共和喜临华诞60年。我的这首词，则有心献给1979-2039。
巨难方停，时人议，“开除球籍”。
是邓公，两翻挥手，唤来活力。
似海粮棉乡里聚，如山财富城中积。
看摩天楼宇遍神州，真奇迹！
--
欧与美，已老去；大东亚，正雄起。
我炎黄，领演风光大戏。
几数巅峰等攀抵，无穷宝库需开启。
待卅年逝去再征名，啥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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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脱美入亚”开始了吗？

 刘学伟 | 2009年09月06日,21:57

—评日本外交新路向和东亚共同体
      日本民主党党魁鸠山由纪夫在议会选举前夕投书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的新道路》的文章（详见附录）。
     个人以为，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因为它清晰的描述了即将上台执政日本民主党的外交新路向，有对制定这些政策的背景的分析，也有对制定这些政策的整体理念的陈述，也有具体政策描写。
     背景部分很简单，但并不肤浅。第一句话就说到了“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繁荣的东亚是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 国土又不能搬家，这个日本位于东亚，自是自古已然。然而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至今已140年，日本一直忙于“脱亚入欧”。为什么现在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亚洲国家了呢？这是因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东亚的繁荣和欧美的长期经济困难。日本的外贸在亚洲国家的份额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欧美的份额。日本已经意识到，它的未来在亚洲。鸠山接下来的文章中说到了美国势力的衰落，中国势力的上升。说到了日本处于美中夹缝之中，如何恰到好处地对应这个变局，是保全其国家利益的关键。
      他提到筹建一个和欧盟类似的东亚共同体是解决诸般问题的良好途径。然后他提到了东亚统合的困难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程度和规模乃至政治制度都差异很大，觉得这个统合过程会比欧盟困难很多。但是他没有明言东亚只有中日两个大国，比起欧洲有德英法意西五个5000万人口以上又相差不多的国家又好协调得多这个现实。
    然后他提出一个积极的亚洲共同货币的概念。这个概念可是很有意思了。如果花上他预计的10年时间，把这个货币搞起来，中日就能亲近很多，也可以结起一帮兄弟了。而这帮兄弟的共同实力，10-20年后，真的是可以与欧洲加美国的大西洋联盟分庭抗礼的。
     然后鸠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领土争端，当事国之间直接谈，越谈只会越僵。只有欧盟式的地区一体化，可以化解领土争端。他把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作为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适当道路。
      从这里开始我把评论的目光拉得远一点。早在1993年，我就写过一篇长文，题为《试论下一世纪初叶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中国在其中的机会 》链接如下：http://liuxuewei.blshe.com/post/7639/212907 有兴趣又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去看一下。2008年2月我又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东方大同盟的一些设想 》。2009年4月，我又把这篇文章重改了一遍。链接如下http://liuxuewei.blshe.com/post/7639/371819。当时看来，那一大堆设想还很像是一相情愿，更土一点但更形象的说法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看了日本侯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文章，我十分欣慰地感觉到，两厢情愿的时代终于要开始了。这真的是一个量变导致质变的十分经典的范例。中国人都知道，自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长期欺凌中国。二战以后，仗是不打了，但小小日本依然一直是亚洲首富。看中国的眼光，自然居高临下。改革开放初期，日本还在大规模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当然实质上是在为二战中对中国的伤害进行间接赔偿。随着3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惊人成功，加上日本自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以后的长期停滞，到今年年底，至迟明年初，中国的经济产出力度，就会追平日本，而后迅速超出。大约6-7年以后，就会是日本产能的两倍，10年后3倍，再晚一点，就会追上美国。而且，中国的飞跃并不孤立。在整个东亚，整个儒家文化圈，绝大多数国家（大概除了北韩和日本），都拥有着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这个过程已经持续数十年，而且显然还将继续下去。如同中国会在20年内追上美国一样，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总量，就会追上欧美的总和！而这，就是让日本重新心服中国，心折亚洲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日本想当世界第一的美梦只做了10年（1980-1990）。现在它要力保的已经是亚洲第二，世界第三了（还要小心不要让印度巴西等国追上）。但它做了100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现在看来已经越来越要成真，只不过主导者不会是它了。但这个气不服也不行呀。比如，鸠山先生文中力倡的亚洲共同货币，如果要出资建立发币央行，在今天，日本还有资格，有底气说：我们日本和中国一样，出大头，比如各35%。如果再拖10年，才来讨论出资问题，日本的GDP只及中国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它又如何有身份来与中国平起平坐呢？所以，有些事情还是宜早不宜迟，抓紧的好。
       最多只要再过5年，中国的GDP就会远远超过日本，自那以后，日本就不可能再起心来和中国争抢对拟议中的东亚同盟的实质上的领导权。中国实在是从现在起就可以拿出大哥的风范，诚心诚意地邀请日本（还有韩国）来和中国一起共倡类似欧盟那样的有实质内容的亚盟。可以就从日本首倡的亚元开始。日本这样做，是因为它明白，人民币的地位很快就会超过日元。与其让人民币在亚洲独领风骚，还不如乘现在还有实力，掺和一把。对日本，对韩国，对东南亚诸国，中国都应当拿出高姿态，在拟议的东盟中，让它国拥有比它们按实力应当拥有的稍多的表决权，而中国自己吃点亏。只要这个东盟能搞起来，中国的表决权按无论如何谦让的算法，都必然会拥有最大份额。拉上几个兄弟，自然就能主导大部分议题了。中国永远都不会真正吃亏的。至于那些复杂的领土争端，我看还是能拖就拖，拖不了的就先搞共同开发吧。但是至少不能让人家自行去开发，而中国只是发表几个“严正声明”而已。
      中国也许有独自把人民币搞大，而不与邻邦合作搞亚元的选项。但我觉得合作搞亚元显然利益更大。因为中国实在需要搞起一个国家联盟。而这亚元实在是一个学习搞国家联盟的好机会。中国的外交孤立，时间已经太长，现在都快轮到当庄家的机会了，还没有一些铁哥们，那怎么行。中国一国再兴旺，也是不可能对抗整个西方联盟的。有了东盟，那就大不一样了。
      至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想来掺沙子，那可不能答应。其中的道理和大多数欧盟国家不欢迎土耳其入盟一样：“他们和我们不像。”
      为了让日本人口服心也服，中国手里其实还有好些牌。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支持日本担任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这要以中国的国势明显强过日本和日本与中国结盟为条件。因为那样日本就不再是中国的对手而是帮手了。还有就是支持日本和韩国逐步辞退美军，逐步成为真正的独立主权国家。对韩国，中国还可以打支持统一的牌，但要以美军完全撤离为条件。当年中日争夺朝鲜，不就已经演过这样的故事吗？现在对手换了，态势也对调了，但情节还是类似。
      必须明白，要做到这些，光有经济实力还不够的，就如同做人不能只认钱。就是再加上儒家文化圈的文化亲缘关系，蒙古人种的血缘关系和都使筷子也不够。那个制度的差异必须想办法敉平才行。
      说句实话，若论产权制度，各个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大家都是混合经济，所不同的只是公有制的比重。就是在中国，这个公有制也已经占不到一半。以后只会更少。但中国和各国的实践也证明，公有制在一些场合下也有优越性，并不需要全部取缔。恰当社会福利制度是中国必须建立的。当然吸取欧洲大陆国家过度福利化的教训，也不可太过。
      现在就剩下公民自由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了。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迅速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也必然迅速提高，不让人民自由讲话就会同样迅速地变得越加的不合时宜和难以承受。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有实质性的改进才可能获得东亚众多各种不同发展程度，但人民享有更多自由的兄弟国家的认同。
      最后一个是政治制度。我实在并不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制是唯一的目标模式，尤其是对尚不够富裕发达的国家而言。但中国应当在未来的数十年间创立出一个优秀的，能够反应人民意愿的，相当自由的，相对均富的，足够廉洁的，普罗大众和中产阶级都有发言权，都有代言人的，完全可以是一党长期执政（像日本和新加坡）的，能够为大多数中国民众和世界各国接受欢迎的，甚至能够输出（就是说被别的发展中国家成功仿效）的新型制度。否则，这个东亚同盟也搞不起来，中国称雄世界的雄心也无从实现了。
      以上说到这些，都是中国在今后30年间，必会面临的历史任务。总之，中国有得忙了。
      
附录：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摘要。8月28日，《纽约时报》

      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

      很多人从金融危机中认识到，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也许会终结。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对于美元作为关键全球性货币的永久性地位产生了怀疑。

      我还认为，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时代正走向终结，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 

      当前的事态明确表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

      日本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并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呢？

      这个问题不仅日本关注，而且亚洲的中小国家也关注。它们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有效地发挥作用，以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但是也希望约束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过分行为。

      现在，不管怎样，超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全球主义政治经济哲学的发展已经陷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却再次开始对各种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在我们设法建立国际合作的新架构之际，我们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度的问题，走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之路。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这个地区的国家大小、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各异，因此经济一体化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然而，我们应该有迈向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追求，使区域性货币一体化作为快速经济增长的自然延伸（快速经济增长始于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紧随其后，后来又在东盟和中国得以实现）。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建立对巩固货币一体化至关重要的永久性安全框架。

      建立亚洲共同货币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样一种单一货币带来政治一体化所需的时间无疑会更长。

      东盟、日本、中国（包括香港）、韩国和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占世界的1/4。东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和该地区内部相互依赖的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因此，成立区域性经济集团所需要的架构已经存在。

      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安全利益互相冲突以及存在历史和文化冲突，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军事化增强的问题和领土争端无法通过类似日本和韩国之间或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得到解决。双方对这些问题讨论得越多，情绪被激发、民族主义加剧的风险也就越大。

      所以我认为，只有迈向程度更大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的经历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

       我认为，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在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多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利益应该遵循的适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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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改朝换代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

 刘学伟 | 2009年08月31日,20:31

    众所周之，日本改朝换代已成定局。而且是民主党一党就取得压倒优势，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一下子丢失了大半的议席，可谓惨败而归。
      日本是东亚的唯一大型发达国家，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唯一有资格和中国争夺对东亚的领导权的国家。在那里发生如此重大的政局变化，自然值得中国人仔细思考。
      我想把我的初步思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策，第二部分是体制。
      先谈政策。这里我也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国内政策，第二是国际政策。
      这个日本新政府的国内政策其实我们并无需讨论过多，因为它与我们的关系并不大。简略地说，日本是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各项国内的政策制度都已经相当规范，实在不可能也不必要做大幅的改动。我的感觉是，新上台的民主党和以前的自民党之间的国内政策差异，只怕还小于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当然日本的民主党似乎还是稍微偏左一点。具体的就略去不说了。
      至于讲到国际政策，那就比较有意思了。大家都知道自民党一贯是美国的铁杆追随者，而日本的大多数在野党都主张对美实行更自主的政策而对亚洲邻国首先是中国实行更友好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综合国力终于压过日本，连中日之间的贸易额也已在几年前就超过了美日之间的贸易额。凭此实力，到今天，早晚应当实现的把日本从美国势力的笼罩下争取过来的伟大战略任务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起点。至此以后，我相信，日本的首相不会再参拜靖国神社，也不会公然与中国为敌了。当然这个过程肯定是渐进的，中间也难免会有一些波折。但是大方向不会再变回去，哪怕是自民党从新执政。首先是日本要慢慢的脱离美国的控制，然后才能是慢慢地与中国结盟。这个过程只怕得一二十年。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日本民主党的上台是这个过程正式开始的明确标志。这一天对中国的外交也实在是意义重大。中国可得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努力释放善意，把这个刚开始的趋势巩固起来，以后的棋就会好下了。
      下面开始讨论制度层面。
      第一个想说的是，日本的这次改朝换代的程度远远小于台湾的民进党轮替国民党。日本民主党的相当大一部分骨干包括现在的领袖鸠山（这个名字由于样板戏《红灯记》在中国很臭，但相信这个集体下意识会慢慢改过来的。）都来自自民党。自民党本身就历来派系众多，轮流坐庄、分裂合并如家常便饭。这次败得那么惨，主要是连续几个首相的个人魅力或能力都不足，再加上经济危机必然带来民众不满，应当不是制度之过。民主党的大批领袖都有足够的从政经历，接管政权应当不会出现台湾民进党初掌权时的严重菜鸟现象。
      第二个想说的估计是：日本的自民党败选这可不是第一次。但这次民主党以如此大的优势夺得政权，应当可以稳住政权相当时日。日本的两党制想必至此就比较成型了。就算哪天自民党再夺回政权，相信上面谈到的日本外交缓慢脱美入亚的总趋势也不可能逆转。形势比人强呀。
      第三个想说的是，衡诸战后日本的发展史，自民党长期的一党独大体制，并不能说一无是处，它起码保障了日本政局的长期稳定。其过分僵化，缺乏竞争的缺陷，又由自民党内派系的合法竞争轮替给予了相当的弥补。可惜的是这个党由于未能足够的与时俱进，终于老迈，被从自己家中分裂出去的更有生机的力量所击败取代，应当说是咎由自取。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党就已经推出历史舞台。它还是强有力的有建设意义的反对党，它也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第四个想说的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民主制度出现的多种变型。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还有香港是这方面的五个典型。它们的共性是并没有把西方的制度全盘照搬。都有兴革，当然这些变异之处也有成功与不成功之分，甚至还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比如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它们的共同之处还有一个就是制度转型都是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时才进行，而不是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巴基斯坦菲律宾等的早熟型。
     第五个想说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香港至少法治成功）的政治实践证明，民主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可以和东亚的儒家文化传统相容，儒家文化传统可以和现代工业文明相容。儒家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最伟大贡献，这两个相容尤其对中国有着极其重大的政治学意义，值得中国的政治学者深入研究。而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国的近期政治发展所必须参考的最重要借镜。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中国都有比起真正的西方国家的经历更为切身和宝贵的价值。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上所有上规模的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制国家。这绝非偶然。我们中国有着自己极为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其中当然有极多的精华（比如民本主义），必须继承。但也有许多与现代文明的需要相冲突的糟粕（比如官本位主义），必须革除。中国前三十年已经实现的和今后三十年还将实现的飞速发展，已经让我们肩上了一个严肃的世界性的历史责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继承了各文明主要优点又有足够独创性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才能不辜负时代寄予我们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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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新选举能给我们一些什么警示？

 刘学伟 | 2009年08月25日,18:19

   阿富汗的新的总统选举已经结束投票，但选举结果还要几天才能出来。我的感觉是，这次选举的结果并不重要，无论是现任总统连任还是前外长阿卜杜拉当选，都对阿富汗的国内局势以及美国和北约盟国的态度不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一切都将一如既往。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个选举的过程能够足够合法地进行，产生一个美国能够与之合作的合法的政府。

      我们其实可以关注的是一些其它的问题。
      比如：在一个如此不发达、且处于战争和分裂状况的国家，我们可不可能指望选举能解决战争、分裂、和平、安全等对于这个国家显然是存亡攸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又比如，这个选举能否解决美军和北约盟国军事进驻阿富汗的合法性问题。这个外国军事存在的合法性的关键不在于国际承认，而在于阿富汗国内民众、部族、地方势力的承认。
      又比如，这个选举是否能增加西方支持的阿富汗现中央政府与塔利邦势力进行军事斗争和合法性斗争（争取人心）时的实力。
      很遗憾，我的观察是，对这三个关键问题，答案都非常的可疑。且不说会有什么副作用，至少正作用相当地有限。
     概而言之，阿富汗有两个大而且难的问题：一个是国内的无法统一问题。一个是国际的美军及其盟军无法撤出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与阿富汗的选举与否无关。
     第一个问题其实来源于第二个问题。阿富汗的现政府是在美军的武力支持下，由本来割据北方的地方势力为主组成。原来控制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塔利邦势力已被美军赶进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大山之中。但是8年过去了，对山区的清剿毫无进展，而塔利邦似乎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重新开始扩展势力范围。反倒是在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开始被迫打出招抚的新牌，然而对手并不接招。100%确切的事实是，塔利邦一方并不认为合法性来源于外国枪杆支持下的选票，他们会直斥那是一个傀儡政权。他们始终把希望寄于美国招架不住长期游击战的伤亡与开销，最后灰溜溜地退出阿富汗。那样喀布尔政权的预后就实在是凶多吉少了。
      第二个问题答案好像也相当明显。美国如果不想接受彻底的失败，就只能长期在阿富汗驻军，这无论在军队伤亡与经费开支上都可能是一个无底的深渊。而像奥巴马设想的加强驻军，彻底清剿塔利邦，然后安然退出的三部曲，则实在是一个难以兑现的梦想。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认识到，如果一个悍不畏死的极端势力已经庞大到你不可能全面剿杀的规模，如果它已经得到数以百万计的百姓的支持，何况还据有一个易守难攻的广大山区，那单纯的军事镇压手段就不再有效。你必须攻心，就是瓦解它的信仰基础，让那以百万计的民众认识到极端之为非，或至少认识到天威之不可抗拒。这就是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一定要孟获口服心也服的道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得检讨自己为什么会与那为数巨众的百姓结下死结，而与对方认真妥协了。不要跟我说，塔利邦占据地区的百姓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或都是受到武力绑架的被迫者。
      现在我来问第三个问题。那么美军为什么要去阿富汗呢？当然谁都不会忘记那极端戏剧性的一幕：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的两架飞机和两栋大楼。而那惊天恐怖案的策划者基地组织的总部就在阿富汗。从直接的军事道义而言，美国攻打阿富汗的理由比攻打伊拉克要充足得多。也因此当时国际上对此的反对之声并不强烈。但是战事进入南部山区后的困难则显然出乎了美国当局的预料。而且如前段所述，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这个僵局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就如同下一次的LOTO号码一样难以预测。
      美国已经决定明年就会完全军事撤离伊拉克。以后伊拉克人能否自行善治其国还难以逆料。我实在是真想越位祈祷他们的真主安拉能保佑该国不会打起分裂内战，最后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分治。如果库尔德人真的有了一个国家，那土耳其又会抓狂了。这些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故事里又会有多少生灵涂炭？我不敢想。
      现在我来问第四个问题。就是本 · 拉登及其死党为什么会那么疯狂？这就会牵扯到整个中东问题的病根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了。以色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用枪炮说话的根本态度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上述态度的严重偏袒则是导致中东长期动乱和恐怖主义殃及世界的深度根源。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对此似已有清醒的认识，就看他能不能把认识付诸实践了。
      最后我们再回到阿富汗的总统选举。我的结论是这次选举只是对美国重要，因为它实在需要一个按西方的意识形态合法的合作对象。其它的一切都不会变化，美国的难题依然在那里。美国就像一只左爪和右爪各抓住一块糍粑（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猫，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才能脱爪。
      如果讲到我一向关心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道路问题，我觉得阿富汗的这次选举对这个课题不会有太多的贡献，它欠缺的条件太多。肯定能证明的是这一条，民主选举并不能解决那些太根本的大问题，就像前文提到的有关当下阿富汗的三个比如。我还没有去谈发展问题，因为安全显然是一个比发展还要优先得多的课题。没有安全，遑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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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间的较量，靠的是什么？

 刘学伟 | 2009年08月15日,11:54

                                   —与石华宁易道禅两君商榷

    看了最近石华宁先生和易道禅先生论辩的几篇文章，很感兴趣，也想来插几句嘴。说得如果不好，请两位先生，众位看官，不要笑话，尽情指正就是。
     初次看到石先生的文章是这一篇：《英德法：唐朝之前还是没有文字的野蛮民族》。看到题目时的第一个感觉是想到中国的一句俗语：“打人莫打脸，骂人莫揭短。”这位先生不太厚道。等看完了文章，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则是：“我对西方文化知道的越多越卑视西方文化。就像扒掉了他们的衣服，才能看到那浑身的毛，才能明白他们多的是野性少的是人性。 ”这话真的不像出自一个知识分子之口，而像是在MJ了。
      我是学历史出身。先生讲的那些，“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4000年的文字。文化一脉相传，香火不断”，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民族语言的成熟远远晚于中国”等等常识，自然也是烂熟于心。不过我觉得，对当代中国人更要紧的不是去证实“我们祖上曾经比你们阔得多”，而是要弄明白，为什么那些只有这么浅短文明的国家，能把我们这样的泱泱文明古国，一百多年期间，打得如此地不堪。
      仅仅比文字的历史长短，是不是太浅薄一点。比如中国的饮食文化我也认为比西方丰富多彩。但是我们能用那有4000年历史的方块字或煎炒烹炸的中国饮食去抵御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火车轮船吗？
      单比文字历史长短，怎么会科学。各种文明都会各有长处。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任何人都有资格趾高气扬。叫花子还可以说，如何在街头露宿他懂得比谁都多呢。
    国家之间的较量，比的是综合国力。文明之间的较量亦然。要讲起综合的文明力量，那个历史的悠长与否，实在就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举个极端的例子，蒙古人当初纵横万里，靠得就是一项，马上的武功。他连经济力量都可以不依靠，更不靠文字、历史。一般而言，综合实力，由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许多方面加权构成。文化力量的排序，一般并不靠前。自古以来是武力第一。但武力一般还需经济力量支撑，经济力量又需科技实力做后盾。然后再谈其它因素。这中间就是硬、软实力的分野。
      西方的强盛，从哥伦布时代算起，至今的确只有500多年。但我们无法否认，这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所有方面的全面的强盛。西方人创造的文明，是当今地球上的主导文明，虽然只有几百年。你需要我证明这一点吗？
      关于易道禅先生的《谁是优秀民族不能自己说了算》一文，我觉得过于纠缠技术细节，未足够从大处着眼。对东西方狭义文化优劣之整体评价，也嫌有些失去公允。怎么还停留在5.4时代对中华文化全盘抹杀的位置上？易先生的文章看过不少，一般还是很赞同的。
      我十分看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取得，和接下去的30年中将会取得的成就。文明之间的较量，说到底，是成败论英雄。现在有了核武器、全球化在保卫世界和平，世界大战总是打不起来的。这样文明的较量，首先就成了经济力量的较量。30年后，如果中国一国的GDP能超过或接近欧美的总和，其它方面的实力（军事政治外交科技文化……）自然也会大大提升。到那时，中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就不会再受欺负。也不用像石先生那样去扒人家的衣服，数人家的体毛，从而为自己增加一点底气了。我很希望，中国到时能为世界树立一个与当下的美国不一样的，更加王道的领袖国家形象。（极端的例子：征东夷则西狄怨，曰：奚后我？）
     最后，关于石先生的《 自由民主：为何生根西方？》一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弄一张持枪照。这不也太强势一点了嘛。关于民主，是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我已经写过不少。这里不重复。我只想指出，一国之众，不是只可以分为臣民和皇帝两方，实在也可以像西方传统那样分为国王、贵族（精英阶层）和民众三方。贵族-精英阶层向国王争权，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合理阶段。没有这个阶段，怎么可能有建立在人民主权和分权制衡两条柱石上的现代宪法政治。西方的文明，从古希腊起，就是一种城市的文明，工商业的文明。它当然更契合现代的科学工业文明现状。但中国的传统，自然也有许多的可贵之处，比如强调和谐，中庸，和而不同。我们未来的制度，当然应当是一种取长补短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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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运动民众

 刘学伟 | 2009年08月06日,22:56

      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可以说任何民众运动都是有人领头的。没有精英出面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像样的民众运动。因此可以说，民众总是被运动的。
      但这民众被运动也可以分成至少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下，民众和精英的基本利益实在还是一致的。比如各国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中。比如中国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运动。比如美国的独立建国运动。前面有精英们在号召，后面有无数民众的追随。然后是历史上留下的丰碑。
      十分遗憾的事情是，我在历史上还看见了太多的不是这样的运动。它们的基本特征是：领袖运动精英，然后精英们运动民众，民众先是盲目地追随，然后是被迫地服从，然后是消极地抵抗，最后的阶段则是公然反抗。在这种时候，这个动词运动的实在意义其实就是操纵。
      这个公式的经典范例之一是中国的文化革命。毛林四人帮运动民众。民众先是盲目地狂热地追随，等到明白自己上了一个超级大当之后，却发现根本无力反抗，只能被迫服从，至多消极抵抗。这最后一个人民积极抵抗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毛的路线随着他的去世而轰然倒塌。
      19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城市公私合营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大体都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精英们舌灿莲花，运动民众阶段。第二、恶果显现，民众不再愿意跟随阶段。第三、反省至最后根本推翻阶段。
      这些小的运动合在一起，是一个大的运动，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进入社会实践，是从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开始的。不过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共产，而只是推行打土豪分田地，用小土地所有制度取代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度，从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共产党进城以后，迅速地反悔了给予农民土地的诺言，也反悔了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合作的诺言，开始消灭私有制，真搞共产主义了。其后果众所周之，此不赘述。
      其实当时在掌权的共产党精英当中，还有相当大一个部分，是不主张共产，至少是不主张如此快地共产，而主张（至少相当）长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就是刘邓路线。实在可惜他们没有赢。否则，中国今天就应该已经赶过美国了。损失的20年时间，正好够赶过美国。
      当然实事求是，我还是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至少是做了两件太大的好事：一是在1949年统一了其实也只是分裂了38年的中国，二是成功地领导了这最后3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虽然还有太多的不足。
      现在再把视野放大，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斯大林为代表，也出现过大量的领袖运动精英-精英运动民众，民众除了消极抵抗，毫无更多办法的局面。当然最后的结局还是，错误的路线最后必然崩溃，真理的光辉还是会显现。不过时间实在拖得太久，社会的损失也实在太大。
      我把俄国放在东方和西方的中间，不算是正统的西方，这样我的论述才能周延。
      我们再来看正统的西方，你会看到，在哪里，精英或领袖可以把民众运动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整个西方历史上，个人的能动作用发挥得最大的是古希腊后期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他实在是地球上人类历史中古往今来的第一军事天才。他只用了短短十一年的时间，就打下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而在他死后，这个帝国就立马分裂。但他所依托的古希腊先进文化，则在他所有的占领地留下了广泛的烙印。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罗马如此灿烂的文化，在西亚和北非依然没有扎下根来，以至于今天，我们也只能到那些断井颓垣式的古迹中去凭吊了。
      精英运动民众的又一个典型例子是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实在繁多，从最开始的拉法叶特、丹东，到中期的马拉、罗伯斯庇尔，到后期的拿破仑。他们又开始大规模地运动民众。那些惨烈的情境，比起我们的文化革命，实在也不遑多让。拿破仑则是一个小一号的亚历山大，他在整个欧洲的现代史上都刻下了深刻的烙印。法国大革命当然还有很多正面意义，这里不拟全面评价，仅只批评它运动民众的一点。
      然后是德国的希特勒，他是西方人运动民众的最后一个巨型负面范例。在他的体制下，人民也是首先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狂热追随。等到发觉上当时，就已经下不了战车。最后整个民族都只好为他们的领袖的胡作非为痛苦买单了。
      通观东西方的历史，我察觉到，个别的领袖可以操弄整个民族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局势的机会已经不少。而精英集团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时代就太多了。
      而现代西方民主文化的最大可贵之处就是，它创立了一个广泛得多的决策群体。个别领袖运动精英团体，精英团体运动整个人民的可能尺度和范围，都小得多了。似乎只有在这类制度下，精英以下的民众团体，才有法定的，规范的发言权利和方式。但他们还是只有通过精英才能被代表参政。
      在西方，二战以后，已经没有再出过可以高居人民之上，像毛泽东那样任意运动人民的领袖。不过精英集团的领导作用，精英集团意见、利益，与广大民众不一致的现象则一直广泛存在。比如在对于欧洲统一的态度上，精英阶层就比民众阶层积极得多。而精英们的意见又实在未必不对。
      现在回到中国，我总是痛苦地感觉到，精英集团掌控着太多的权力，社会的中下层对他们的约束力太过有限。常常都只有等待自然规律起作用，就是说，只有撞了南墙才会回头。不止是人民大众，很多时候甚至知识分子群体都没有地方可以去说话。比如那个如此学术，并不偏激的《天益网》为什么，又是经过什么样的合法程序被关掉的？我们有地方去问一个所以然吗？前几个月的“绝不”运动也是一例。那些大员和屈指可数的几个应声虫的放肆话语，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所想绝对是南辕北辙。双方在舆论上能打个平手，我实在要感谢互联网，也要感谢掌权的对方没有对不同意见赶尽杀绝。毕竟现在不是“谁要敢说谁不好，马上叫他就灭亡”的文革时代了。
      总之，如果没有足够的上下交流，如果只能用一味的高压来维持稳定，如果没有持续的向社会逐步交还权利的深刻运动，再有多少的经济发展，中国也成不了一个现代化的一流强国。而且这个崛起的过程，很可能被少数人的利益，引向歧途；或者会在某一天，栽进精英与民众之间越裂越深的鸿沟里。这个领袖-精英为一方，中产阶级-广大普通知识分子和民众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寻求共识的必要性，首先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至于具体的寻求共识的方式，当然大可探讨，实在不一定是那依然充满缺陷的西式民主。运动民众的时代实在是应当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应当期待的是领袖、精英和民众三个方面的同心同德（如同胡耀邦时代），共同来开创那中国在世界上再度辉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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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之意涵

 刘学伟 | 2009年07月23日,17:14

并如何对应中国人民众多怨怼之建议
一、中国奇迹方兴未艾     
      根据本月以来陆续公布的国内外经济数据，在本轮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中国率先复苏已成定局。经济增长上半年同比7.1%，其中一季度6.1%，二季度7.9%。外汇储备已超2.1万亿美元。第三、第四季度增长保守估计，会分别超过9%和10%，全年保8已毫无悬念。而西方世界依然是一片愁云惨雾，鲜见几抹亮色，全局定然是一个负数。
      面临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如同面临世界大战，参与各方无疑都会有损失，但如果某方损失相对小得多，那么相对而言，就是胜出。
      2008年元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根据当时的情形，估算中国的GDP离赶上美国还有多远。结论是，把当时的情形线性外推，中国的GDP可以在12年后，就是2020年赶上美国。年内赶上德国，2012年左右，赶上日本。
     时间过了才不过18个月，但其间已经经历了一次惨烈的金融并实体经济危机，各方面的态势又大有变化。现概述如下：
      2008年，美国GDP14.33万亿美元。当然居首。但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4%。2009年增长率定定为负数。
      日本2008年GDP为4.844万亿。这次危机，日本深度衰退，但日元却大涨，账面结果如上。
      中国2008年GDP为4.222万亿美元。这样美国是中国的3.4倍。上一次计算，不过一年以前，以2007年的数据，差距还是4.1倍。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威力，这个威力在2009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中，还会更加显著。依然线性推算，中国的GDP会到4.7万亿上下，而美国则依然在14万亿之谱。差距就会缩到3倍左右。有言在先，我有预感，届时实际差距很可能会更小。最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中国的全年增长率十九会超过8.5%，人民币增值也很可能会超过3%，美国的衰退也恐怕不止-1%。
      而且拜这次经济危机之赐，中国的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已大为增加，对外贸过度依赖的窘境已有明显好转。头疼的是外储总额在严重危机之中依然超速增长。
      然后是德国3.818万亿美元，法国2.978万亿，英国2.787万亿。这些国家单独看待都已然不是中国的对手。我们还是把它们捆到一起，以欧盟为单位，接着作为赛场上的对手看吧。
      下面看长期发展态势。
      根据日本方面的普遍计算，早则今年内，最迟明年，中国的GDP总量就会超过日本。因为总量差距只剩15%。而追赶的速度，就在10-15%之间。
       2008年，中国实际增长率9.0%，美国1.4%，差距7.6%。今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预估为8.5%，美国为-1%。差距9.5%。去年人民币增值7%，今年大概3%，长期的增值态势恐怕还得有年率5%左右。三项数据叠加，线性外推，增长差距还是在12-14%之间。以12%计，11年之内，3.48倍，赶过美国。以13%计，10年已是3.39倍。以14%计，9年3.25倍。若其间再有经济危机，（很可能的。）则追赶时间，如同这次对日本，还能缩短。因此，比较靠谱的计算，11年，2020年前后，中国的GDP可以赶上美国。这个日期，比上一次推算，并未提前，但已然更为靠谱。因为距离越远，变数就越多；越近，变数就越少了。如果接着线性外推，到2030年，中国的GDP会超出欧美的总和，重新取回世界总产出30%左右的，即清朝康乾时代曾经达到的历史高峰。
      如果为了审慎，留出大量余地，10%，13年，3.45倍，8%，16年3.42倍。6%，20年3.40倍。也就是说，哪怕我们悠着赶，中国的GDP至迟也可以在20年后，即2030年以前，赶上美国。而后再要20年，超过欧美的总和。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欧美大体相当，都等于中国的两倍左右。就算是估计到中国的物价比西方涨得更快，肯定不要10年，中国就会超出美国，不要20年，就会超出欧美的总和。
      当然若按人均算，中国的追赶之路，就还很漫长。但我们还能期望发展得更快吗？
      概括起来，就是说一个占世界1/4人口的大国，在50年内，经济总量增长50倍以上！这实实在在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奇迹。
      当然我们必须明白，要想真正成为超级大国，经济方面的强势当然第一重要，但远远不是全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军事政治外交乃至意识形态，都必须是世界一流才行。这些方面，中国要登顶，那都是任重而道远。限于篇幅，今次就不详述这些方面我的见解了。
二、中国人民的四大怨怼，和应对建议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超速增长中，中国人民还有着大批的合情合理的怨怼。追根究底，这些怨怼大部分都来源于由于发展太快造成的发展的不均衡。不均衡的方面很多，最深远的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不均衡。这个题目今天不谈。今天只谈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不均衡。说句实话，有了超速发展创造出来的总是基本上留在国境之内的巨量社会财富，在分配领域下下功夫，这些不均衡（换成一个网友给我提示的另一个表达方式：不公平不公正），都是可能相当快地加以相当程度的纠正的。 
      在我看来，根本的差别其实只有两个，就是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不过这两个差别的内涵都过于庞大，削减这两个差别只能列为战略目标，要通过具体的战役去达成。
      作为首要的战役，我想可以先列出四个。
      第一：以台湾地区为榜样，建立全国健康保险。这件事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心病之一。只要能把把全国人民的重病开支都包下来，就是花上个几万亿人民币，全国人民也必是掌声雷动。小病可以少报，大病必须多报。但无论如何，病家也要分摊一点比如5-10%的费用。如果毫无负担，就会形成浪费。医药必须分家。基础医疗必须和基础教育一起，如同消防公安，成为社会公益，脱离商业环境。
      第二：住房减负。中国房价又开始一轮疯长。一线城市的住房均价已经超过1.5-2万元/平米。世界上有个标准，就是无论哪一个国家，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应当和一平米的住房的价格大体相当。这样加上利息，15年的工资就可以买100平米的住房，这也就是一个员工平均工作40年的35%的总收入了。而在中国，则至少3-5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到一平米住房。这样一辈子的收入就得几乎全部拿来供房了。房价太高的基本原因是地价太高。这笔钱都被地方政府拿走。名义是那70年的国有土地使用税。请问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买房时一次收走70年的地税？  建议把这地税分70年征收。房价就可以低下相当一部分了。已经收取的这项地税还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银行中介退还。政府以地税保证还款就行。这样真是可以解放出很大一笔消费能力。
       第三：教育公平。私有制下，每个青年人的私人出发点根本就不可能平等。但教育是公共财富，国家应当力保青年人人生竞争的公共出发点的公平。中国的经济如此繁荣，但在教育领域的国家投入，据说还是全世界最低之列。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个人以为，中小学，尤其是农村的中小学还需大幅增加投入。须知那些最杰出的儿童，是小概率分布事件，与家庭背景几乎毫无关系。你到最精英的人群中去看看，就会发现他们居然一多半来自农村和小城市。（请回忆一下从毛泽东开始的所有的知名的领袖，想想看有几个出生在大城市。）对于高等教育，国家也应当保证每一位杰出的青年绝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助学金应当更加慷慨地发放，对北大清华等一流学校，对困难学生的助学金的金额甚至可以超过学生本人所需。因为解除他的家庭后顾之忧也是保证他的学业所必须。可以开放私人教育，让有钱人把钱化到那里去。法国就是这样，第一流的和第三流的学校都是公立的。再好的收费的私立学校，也只能是第二流。最好的公立学校甚至会给学生发工资，但以毕业后必须为国服务若干年为条件。
        第四：连续两年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暴乱说明，中国的民族政策还大有改善的余地。仅仅指责达赖和热比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外因永远只有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蚊子是不可能在无缝的鸡蛋里下蛆的。要治他们的心病。诸葛亮当年在云南七擒七纵孟获，要的就是少数民族口服心也服。比如要真心实意地扶植少数民族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比如新疆盛产棉花，但是否也盛产棉纱、布匹和服装。我们是否应当全力扶植新疆地方纺织业的发展，全力培养当地的技术干部，技术工人，而不必费尽心力把他们挪到内地来就业。比如当初苏联还扶持中国发展了156项基础工业。如果中央有类似这样的诚心诚意，相信少数民族是可以比现在的心情好多了。
       除了上述这些，中国人民的合理抱怨还多着呢。比如对高干子女经商、官员公布财产、言论自由、民主选举。这些都以后再谈。说句实话，我上面谈到的四大战役，都和更难以处置的后面四条关系不大，概括起来，只是要求公平公正。但这四个方面若是作出成绩，甚至哪怕只是作出要认真从事的架势，都可以大舒民怨，为晚一些在更严峻的方面着手，争取到时间，并提供更为温和的气氛。
       如前半文章所述，中国现在正十分幸运地处于一个急剧上升的通道，世界第一强国的前景，真的已如朝日在地平线下喷薄欲出。但在走到这一步之前，中国实在还有极多的课题需要解决。GDP只是第一层的地基。这层地基当然最重要，但它远不是一栋宏伟建筑的全部。只有把这些拦路的难题一一解决之后，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再一次登上那灿烂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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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族兄弟痛苦病根的诊断和药方

 刘学伟 | 2009年07月18日,13:57

      关于7.5事件，文章已有无数。似乎是已经难以找到未有人言的有价值的切入角度了。经反复思索，我觉得找到一个。为了给大家一点新鲜感，我这里再来个文体以旧创新，写一篇当然是简化了的八股文。
      我先来个破题：维族人心中痛苦的最深的根子在于落后。解决这个痛苦的根本途径就是赶上。
      现在承题：对新疆的这次暴力事件，要深入分析，当然决不可就事论事。一定要把主要精力，花到挖掘事件赖以发生的背景上。热比娅等人的挑唆，只能是外因，而绝不会是根本原因。（比如有人若挑拨东北或广东或上海独立，可能成事吗？）对这个背景的最深刻概括应当是，维族人相对于汉族人的全面的落后，是他们心中愤懑的根源。而要消除这个痛苦的根本途径无它，只有两个字就是“赶上”。说详细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全方位落后的距离给赶上。如果永远赶不上，那就只能是永远的痛苦。
      以下起讲：为了让维族兄弟明白我的诚意，我将举大量汉族人的例子。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受尽西方列强的欺侮，不要去用那些道德辞令，原因归根结蒂无它，就是中国比起西方，落后太多。受到欺负时，没有自卫之力。而这个巨大落差的出现，你有办法去怪罪西方人进步得太快吗？为了不受欺侮，170年来，中国人打掉牙和泪吞，诚心诚意拜那些强者为师，经过一波一波的学习运动，不知走了多少弯路，交了多少学费，流了多少血，多少泪，直到短短不过最后的这十来年，中国人才开始感到，不那么受欺负了，可以开始（也只是开始）和西方人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了。这就是我对维族兄弟的最根本建议，一定要竭尽全力，迎头赶上来。中国人都赶得上曾经落后得无法以道里计（大刀对洋枪，骡马对火车……）的西方，你们为什么就赶不上汉人。要倚靠的不是高考加几分，企业里保留的名额，而是全民族的志气、刚毅和智慧。
      以下起股：中国人为了追上西方，不知牺牲了多少固有文化。比如看服装，中国的传统服装除了女人的旗袍，还剩下多少？男人要是穿长袍马褂，中国人都会说你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再看建筑。现在中国的城市，高高鸟瞰，如果不注意公园里那几处亭子的式样，你有办法把它们与欧美的城市相区别吗？再看教育，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哪样不是从西方学来。再看经济，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电灯电话电视电脑，哪样不是从西方学来？再看政治，马列主义，共和国，民法刑法宪法，又有几样不是从西方引入？优秀的人才派出去，有多少都没有再回来。为了不受欺负，为了迎头赶上，中国人做了多少努力，多少牺牲！
      那么维族人，为了赶上，可以做哪些努力牺牲呢？我不想说太多，以免你们不高兴。总之，就比比汉族大哥为了追赶西方作出的努力牺牲吧。至少本民族的科学家，学者，企业家要多多益善。要办出自己的大企业来，要训练出自己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来，这样就不用仰别人鼻息了。汉人是快要成功了，你们跟着一个成功的大哥上，应当还会容易一些的。
      以下中股：古往今来，历史就如大浪淘沙，相当的无情。有多少民族曾经烜赫一时，然后归于平淡。比如古希腊，他们的文化传给了罗马，然后传给了整个西欧。但是，创造那个灿烂文明的希腊人，现在已经沦为了一个第三流的小小民族。比如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可不是现在住在哪里的阿拉伯人，从当时留下的壁画看，他们是黑人。可是8000年后今天的黑人，也造不出那座150米高的实心金字塔呀！比如蒙古人，他们的铁蹄曾经横跨欧亚，四个金帐韩国，跨地数万里，统治过无数的民族。今天不就只剩下外蒙那一隅草地了吗？又比如你们的亲戚土耳其，曾经也建立过横跨欧亚，囊括巴尔干和中东的奥斯曼大帝国，如今又安在？说句实话，经历5000年风雨，始终占住一大块土地而不中断的文明，只有中国独一份。就是中华文明，也历经过无数的磨难。北方草原上下来的游牧人，多少次击败过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汉人亡国，实在也不是一次二次。好在中国的文明的根基是独创的，它有极强的包容力。那些进来的外族人，不退走，就只有被同化一条路可走。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难关。我们第一次遇上了一个比自己全方位更优秀的异质文明。好在这个关口总算熬过了。
      民族真有大小，不可能泥鳅黄鳝扯做一般齐。大的民族文化，是可以把世界文化全都大体翻译过来的。比如一直到大学，可以只用民族语言教学。这样就必须把世界各国的主要文献，学术统统翻译成本民族语言。包括数理化生物医学法律哲学文学……。做得到这一点的民族全世界大概就几十个。还有更多的民族他们实在是做不到这一切。就只好双语了。本民族语言只有在语文课中保得住。在各种科学课程中，就只好接受大语言的统治了。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数百个民族，但科学语言只有外来的两种，就是英语或法语。据说，也有些民族学者曾经试图把西方的科学术语本土化，但是实在发现民族语言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素材可以利用。只能大量地使用外来语。到头来，还是脱不出西方语言的词根窠臼。在实践中，也就根本推行不起来了。中国有56个正式的民族。但其中有好些甚至连独立的语言都没有。比如广西壮族，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与汉族有多少区别。宁夏回族稍强，还有宗教区别。还有相当一些，甚至没有传统文字，好像汉族学者还帮他们编纂过好些套拼音文字，也不知用不用得起来。就算有些民族有完整的传统文字，但能像汉文那样，把全套的世界学术都翻译过去的，足以胜任大学各科教学以及在科学经济社会全方位实践需要的文字，好像还没有。使用蒙语藏语维语的知识分子兄弟们，不知你们有没有那个雄心壮志，像汉语那样，把全世界的文明都翻译过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其它语言（在中国就是汉语了）的强势地位，又如何撼得动呢？因为你毕竟每天都需要呀！除了这三个民族，我想在中国境内的其它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怕梦里面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宏伟蓝图。那么他们应当怎么办呢？融入呗。不过本民族文化自然可以长期保存。哪怕在汉族内部，地方文化比如方言，都还会长期保存下去。只要那些少数民族有足够的愿望，他们的民族文化自然也可以保存下去。不过洞观历史，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彻底融入汉族文化和血缘的史实也实在太多，为免伤和气，我就不例举了。
      这里是后股：讲到融入，西方人有很多的经验可供中国汉人，也包括少数民族吸取。欧洲大部分主要国家，都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习，方言只在生活中使用。（当然也有几个国家，比如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比利时有两种。）比如法语，法国本来就只有500公里方圆，到如今，除了山乡僻壤，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中使用的语言，已经听不出任何明显的口音。地方文化已经不绝如缕。比如美国，任何族群都可以自由地保存其传统的文化，但却不存在任何以族群为基础的区域自治，也就完全不存在以族群为基础的分离意识。至于英语的统治地位，则从未遭到任何的挑战。这就是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它并没有消灭多样性，但是保持和加强了共性。
      讲到文化失去传承，我们海外华人体会最深。我那儿子和大部分旅居欧美的华人子女一样，都成了香蕉人，黄皮白心。英文法文呱呱叫，中文也能说得不错，但课余补习学中文多少年，到今天，斗大的中国字，大概也就能够识上几罗。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还需强大再强大，一直到如同中文在东南亚，成为世界的强势文化，子女们就肯传承了。
      这里是束股：学恐怖分子杀人？实在是脑子进了水。那能占到便宜吗？不要说汉人在中国有十三亿，就是在新疆汉人的实力也是占压倒优势。真的闹翻了天，血流成河的能是汉人吗？ 眼看着就有几十颗人头会落地。但那是咎由自取！有人会心疼，那又怨得谁呢？
      这里是大结：落后民族的痛苦，其根源是在落后。这个落后的缘由，不能责怪先进民族。为了免除是项痛苦，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迎头赶上。不再落后，就不再会有落后的痛苦。若能后来居上，那就还会有居上的荣耀。落后若太远，赶上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若没有卧薪尝胆的勇气和毅力，百十年的不懈而卓越的努力，这个任务恐怕是完不成的。不可能全面赶上的民族，就应当退而求其次，与先进主导民族（大哥）精诚合作，谨守本分，努力争取作为兄弟可以拥有的利益的最大化。不要妄想武力挑战，那样吃大亏的只能是自己。还有那明摆着全面赶不上的民族，则全心全意地融入也是一项实事求是的可行的选择。全面融入成功以后，自然就可以分享主体民族的全部荣耀。（比如土家族的宋祖英，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女歌唱家之一姐，还有谁过问她的族裔？）而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根，就如同地方文化，还是可以长期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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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我的读书故事

 刘学伟 | 2009年07月16日,20:18

     《欧洲时报网》要办一个读书专题，专栏频道编辑盛情邀约，要我为当下的年轻人写一篇关于读书的稿件。若论资历，我还不太够格去谈自己的读书史。但盛情难却，我就只好勉为其难了。也不知道这些今天听来显然比较另类的故事对年轻的朋友们会不会有一些助益。

      今天该专题已经刊出，整得很漂亮的。我这篇文章放的头条，自然很高兴。不过文章也很有一些删节，相信都有道理。我这里自行转载的也是他们删节后的版本。我的文章一般都在《欧时网》，《选举网》和博联社三处同时首发，也不要求版权，喜欢的人尽可自由转载，但要保持文章完整，注明出处即可。这篇文章也一样发往三处。请网编一如既往，不要歧视。

      思来想去，我的读书历史，最精彩的居然是在四十年前，文化革命期间，那个书荒的时代，读的一些书，至今念念不忘。

      先得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我生于1951年。父亲在农村出生，仅读过数年私塾，1938年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共产党干部，1967年他生前的最后一个职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X军医大学X附属医院政委。单位只有不足1000人，但军队级别高，是正师级，上校军衔。以我父亲的文化程度，居然可以在一个十分正规的大型军医院中当上一把手，在今天已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则还算正常。当然我父亲算是十分努力的工农干部了，否则也坐不住那个位置。共产党打下江山后，无数土八路在城里找上了如花似玉的对象，我妈也算其中之一。我妈出生不好，但是文工团员，年轻漂亮，又有文化，自然就般配了。

     文革开始是1966年，我刚15岁，初中二年级。文革初期，父亲所在单位师级以下，没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67年一月，到北京开会，与林彪合影后，（那张照片还在家里。）突然开放搞四大。父亲很快成为走资派，拳脚侍候。我那父亲性格宁折不弯，类似北京的老舍，结局自然也就类似。失踪之后，在河中捞起过棉大衣而已。这时我的母亲在一个区政府里当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负责人。这种学校也是当时才有的事物，因为共产党进城以后，有极多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实在不高，所以需要补习。文革以后这样的学校就完全不存在了。

      这样1967-1968年，学校停课以后，知青下乡之前，整整两年时间，我待在家中，读尽了我可以找到的几乎一切书。（间或还有参加一些文攻武卫之类的事情，因与读书无关，都略去不述。）那时我可以找到一些什么书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反帝又反修，横扫四旧，《新华书店》里，大概除了马恩列斯毛，就没有几本书了。我还算是很幸运的，找到两个书库。第一个书库就在家中，是我父亲的收藏。我这时才发现，虽然父亲正式的文化水平那么低，但他收藏的书数量很大，程度很深。这些书大体也就两类，马列经典西方哲学著作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仔细搜寻，我发现哲学书除了马列经典之外，居然还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小逻辑》。古典文学书中，竟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线装的全本《庄子》。这样的书很深，是在我历经两年的努力阅读之后才明白的。当然我也并不清楚父亲能不能读懂它们，我已经没有机会与他交流了。

     我找到的第二个书库在妈妈的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里。既是学校，当然会有一些藏书在那里没有哲学书，我感兴趣的基本都是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当时出过一套很有名的中国古典文学《活页文选》，先出的是单张，然后汇编成册。还有大跃进时大学生编的好几套《中国文学史》以及北大王立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最深的一本书也是他写的--《汉语诗律学》。

     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囫囵吞枣式的苦读。这些书的缺点是，你不可能一次就读懂。优点是，它们值得你一再地去读。有道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那些书，一百遍我肯定没读到，但读到十遍以上的可不在少数。当时的环境很奇特，我的阅读，没有老师，没有同学，就是自己关在家中苦读，死读。实在要讲方法，那就是把喜欢的诗抄下来，尤其是把借来的书中的好诗抄下来。文章就不抄了，就是死记硬背。年轻的好处是记性好。最多读个几十遍，都能背下来。很快的我就开始有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慨。

一、扎下了中国文化的“根”

      我先读《中国文学史》，然后从《诗经》《楚辞》开始读历代诗选，再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三大本文言夹行标注的《聊斋志异》。（那时实在不像今天，很多书是找不到的，但我有幸能找到的已经不算少。）当然还得加上以后在乡下三年和回城以后在中学教书时继续的积累，到我1977年考上四川大学历史系时，我的古汉语功底，在全系学生中实在是当之无愧的首屈一指。我当古汉语课代表，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复习，考试要拿满分，还要第一交卷。这个标准不是每一次都做得到，有时未能第一交卷，有时也会错一点点。但我的古汉语水平早在进大学之前，就远超出了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水平。

     有句旧谚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此话肯定不假。想年轻的时候，我能背下来的唐宋诗词肯定不止三百首，其中包括白居易的《长恨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长篇歌行；律诗绝句小令长调不能计数，无法列举；能背颂的古文也有数十篇。我倒可以说说我最喜欢的一些古文：范仲淹《岳阳楼记》，王勃《滕王阁序》，苏轼《前后赤壁赋》，骆宾王《讨武曌檄》，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李华《吊古战场文》，李密《陈情表》，杜牧《阿房宫赋》，韩愈《进学解》，欧阳修《秋声赋》……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早在20岁以前，我就有了相当的领会。这一辈子，我就有了一个根，一个中国文化的根。

     读多了，自然就会忍不住学着写。刚开始时写的诗词，自然很幼稚，今天已经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了。可以让人看的第一首诗应当是这一首：

七律 登峨嵋山观云海 （1968年4月）  

栉风沐雨勇登攀，山顶雄踞风雨巅。俯瞰白云铺玉野，仰观碧宇挂金盘。

松涛阵阵来深海，银浪排排走巨川。顿悟人如能立志，何谈无路上青天。

以下再引数首早期作，有关抒志，无关时事的。

沁园春 归州抒感 （1970.3.21）

重踏归踪，舟激雪浪，帆趁长风。喜日升东宇，红披大地；山行两岸，绿入晴空。碧水中流，天山共映，大好河山春正浓。经砥柱，看琼涛碎处，日影如虹。

青春烈火正雄，君不见千年杰俊丛。忆屈平诗峭，喻徒芳草；刘桢节劲，赠弟苍松。工部台东，卧龙祠上，云雨巫山十二峰。待来日，俺攀临其顶，目尽寰中。

其时，初下农村当知青，豪情尚壮，自然也不免幼稚张狂。

 上山行 （1971.3.2）

江边磨剑十八日，此去定将霜刃试。誓取螭龙颔下珠，以酬慷慨平生志。

已经当了一年知青，壮志犹存。

断句 （1972.12.10）

于家无意徒温饱，为国有心捐肺肝。一握芳馨无处献，江流东逝恨难还。

     再当一年知青，豪情已见消磨。前两句，是我今生之座右铭，可惜并未实现，也就留下后两句至今的感慨。

      如果要给年轻的朋友们一些读书的建议，那么中国的唐诗宋词，和那些像《岳阳楼记》那样文以载道的一流散文，是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文化底蕴之一，具有万古不磨的光辉，不可不花时间认真领略，否则你真是枉为中国人。（未完待续）

 

     下面开始讲我读的第二部分书，就是马列经典。说句实话，一直到最后，我都还没有达到读懂康德、黑格尔的程度。但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可以说已通读数遍。这些书其实不到十本，是可以读完的，我都可以给你们开书单了。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不提。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不好看），《哲学笔记》，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联共（布）党史教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章，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这些书中，最好看的是《费尔巴哈……》、《两个唯物主义》和《论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的学说，列宁的阶级专政的思想，说句实话，我都已经摒弃。但德国古典哲学归纳出来的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尤其是那一大列对立统一的范畴，我还是觉得颠扑不破。至于讲到历史唯物主义，我也至今基本认可它的一些核心原理，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 “。

     当然我也发现，这个决定作用和可能的反作用的现实表现，如同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有时会十分地曲折漫长。这里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当然是上层建筑。这个政权力行共产主义，在短短几年内，就把中国城市乡村的私有财产制度摧毁殆尽。这可是在”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意识决定存在“。当然这个错误的反作用并不能真正成功。所以才有了最近三十年的”回头路“，知道了”私有产权制度“是摧毁不了的。在此基础上，才有了这三十年的繁荣。这就是客观规律的力量。它可能暂时被扭曲，但终将显示力量。

     读着这些书，再对照严酷的现实，我极快地完成了从一个狂热的红卫兵到对这条错误路线的倾覆的热切企盼者这样一个根本的转变。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在文革中实行的一条路线极其唯心主义。当年有一首盛传是毛泽东所写的诗：“核子蕴胸中，精神弹最红。不施工可造，有所憾斯通。侵略能防御，支持奴共同。富豪如美帝，影制未成功。”就是这种哲学的经典表达。林彪那有名的“四个第一”，也是一个比一个唯心。这些和我读到的正版马列唯物主义哲学完全背道而驰。现实中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破坏就更不用说了。

     我读哲学书的办法就是记笔记，把自己的感想都记下来，以后再反复回味。倒是没写过什么成篇的文章。但是到今天我能写这方面的文章，回忆起来，根基当然还是那个时候就扎下的。

      当然我读的书不只是哲学，也看了不少的历史书。 如周一良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已经算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历史书了。总之我是什么书都看，当然涉入深浅有不同。反倒是小说看得不多，不过中国的四大奇书《三国》《西游》《水浒》《红楼》也都读过不止一遍。其中《红楼梦》中的诗词曲，到现在我都还能背诵不少。西方的《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战争与和平》等倒也没错过。我上大学时，《川大》有七千大学生。一次举行有三千人参加的“百科知识竞赛”，我居然拿到了头名，还真有点意外。

     读这些书读到林彪垮台以后，到75-76年文革那最后的年头，感觉就已经到了洞若观火的地步，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毛泽东在晚年的众叛亲离，预见到了他的路线在他死后一定会迅速土崩瓦解，而邓小平将是新路线理所当然的领袖。这三点当时也是太过明显，能预见到此的人肯定不在少数，但不敢如此预见的人显然还会多得多。如果大家对我有此预见表示怀疑，我可以用我这一生中写过的最好的一些诗词来作证。

锦江楼即景（代序)）（1976.2）

花近高楼伤客心，远游到此默登临。静观雷雨刷天地，长忆风云乱古今。

剑北黄尘将树染，江中浊水把堤侵。无穷榛莽犹前路，且把小诗当史吟。

注：步老杜原韵。

青玉案 轻雪 （1975.12.09 ）

未闻一夜风飘絮，推窗眺，山如玉。屋顶孝巾松裹素。嘉禾四野，犹依地气，笑挺寒中绿。

峨山曾见冰蜂聚，似此轻寒何可惧。不过暂凭冬夜暮。哪需计日，阳光稍露，坐看伊消处。

是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吹响“ 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第一声号角。

水调歌头 咏雪  并序 （1975.12.12）

【序】初谓轻雪速尽，不期其势汹汹，连降三日。山皆失翠，人尽忧寒。今午携学生登寨闪摄雪景。迎霜风，眺远山，逸兴湍飞，感慨无穷，归赋斯篇。

数夜阴霾盛，苍穹斗玉龙。败鳞残甲，连日瓢坠卷寒风。一望葱葱绿野，三日天公不爱，化作广寒宫。未见履霜客，几个有欣容。

携后辈，踏冰雪，上高峰。远山极目，埋首多把素巾蒙。回视东麓低处，无尽嘉禾犹绿，暖意起寒胸。且耐隆冬尽，会有万花秾。

《人民日报》连日发表社论，向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右倾回潮”全面开火，只是暂时还未触及生产领域。

七律 悼周总理逝世 （1976.1.8）

千山今日树皆枯，仰首北空欲痛苦。噩信凛如雪风举，哀情黯似夜云糊。

癌魔怎忍折天柱，后彦谁能继大局？且看余潮何处涨，匹夫敢道事关吾。

七绝 感时 （1976.2.11）

狂飙阵阵自天来，乱卷群芳遍地摔。哪信此风能百世，青阳终会化阴霾。

七律 诗代柬寄邓公 （1976.2.18）

一丛总理病躯沉，阵阵狂风欲倒君。强令虚拥人共鄙，直言正辨世同钦。

无功岂可居高位，有道偏能得众亲。莫惧严冬此时峻，终需我帅挽经纶。

这首诗我当日真的给邓小平寄去过，当然是匿名，八分钱邮票嘛。我还为此惴惴不安良久。他有否看到就不得而知了。

以下两首长调，应当是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巅峰之作。

摸鱼儿   武斗  （1976.3.24）

算韶光，已消八载，当年烽火长忆。棍棒戈茅何足数，坦克肆行无忌！阳关路，无人立，枪子儿不认金兰契。伤心战地，惯血染颓墙，尸填断堑，累月莫人瘗！

封松下，丘墓森森密密，皆民生父胞弟！九州何处无悲语，十万冤魂枉毙！清明至，有谁祭？！渝州飞弹常如雨，“败家而已”。怒问是谁云：“文攻武卫”，此债亿人记！

金缕曲  体罚干部  （ 1976.3.24）

造反今成故。想当权，忆及昔日，梦中常怖。喷气飞机翼高举，动辄一百余度。拳脚狠，何怜胸腹。墨抹张飞舌不免，痛青丝，旬日成华雾！扫厕所，等地富。

几多“牛鬼”圈中痼；若许年，初回阳世，见人股觫。走投无路奔阴府，夜啸冤魂莫数！纵有错，宁遭此酷？寄语诸公须记取，地壳中，早见溶岩贮。君且待，火山怒！

四人帮垮台后，两年之内，政争的主要线索是邓派与凡是派的斗争。与同四人帮的斗争相比，这场斗争真的如同儿戏般地容易。

诉衷情 看大型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1977年1月）

音容笑貌暖肝肠，谁不泪粘裳。永忆清明素挽，广场汇汪洋。回首笑，谁跳梁？谁流芳？人民有眼，历史无情，岁月何伤！

五律 怀念周总理 （1977年1月）

中天陨巨星，华夏泪横倾。一世英雄业，千秋日月勋。

污泥焉玷玉，黄土岂充金。不朽丰碑树，神州亿众心。

以上两首，改自街头无名氏所做，惜原著已不可考。

满江红   电影《甲午风云》观后  （1977年3月）

看罢《风云》，谁不赞，邓公刚介。津衙内，抗声怒斥，敌酋胆摄。但用国仇激致远，自能连弹摧“吉野”。为驱夷，何惧免冠归，心如铁。 

萧声咽，琴声烈；忧民泪，忧国血。匾中词（保国护民），化作汗青一页。挺舰逐敌拼共尽，壮风毅魄逼贼却。到如今，浩气凛然高，冲星月。

七律 《甲午风云》邓公赞 （1977.4.14）

《风云》看罢心激荡，血涌毫端赞世昌。甘为黎民捐赤胆，敢将宦竖剖黑肠。

奸邪扼要人同愤，忠勇夺翎世共伤。长忆邓公身殉处，清殇和泪奠汪洋。

     这四首诗词应当是我的又一个高峰。注意，我时年25岁。自此之后，江郎才尽，我似乎就再也写不出这样水准的诗词了。

     当时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感慨，那就是我十分痛苦地发现，其实那些真正决定着国家命运的关键斗争绝大部分都只在天庭里发生，人民往往只是这些斗争的背景或者工具。作为人民的一员，我至今无力感极深。比如最后抓捕四人帮也只是在上层秘密进行，并没有，也不需要很多人曾期待的人民起义发生，人民似乎只需要事后敲锣打鼓地去庆祝胜利就行了。这样当然损失最小，但人民的力量未得到体现，这岂是没有后果的。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太深的历史课题，人类好像还需要长期地继续探讨下去。

      马列经典这类的书推不推荐你们读呢？我不知道。但这些书给了我对政治的洞察力，也让我关心上了政治这个在中国直到今天仍然带有风险的题目。对于大多数的青年朋友，我只建议你们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对政治进行业余的关心，未必需要去啃那么多的艰深的理论书籍。当然我也想告诉你们，当你发现自己能够洞明世事的时候，心情也是很愉悦的。

     这种对时事政治了然于胸的感觉，一直到83年出国的时候都还在。但自 1989年以来就没有了，而且至今没有。当时大家都以为当局会挺不下去，可是事实却并不如此。邓小平再度南巡后，经济改革大潮再起。大家都忙着去挣钱。经济是起来了，但也带来了一大堆的副作用。这些都不是今天的题目，不细谈。我想要讲的是个人努力与历史机缘的关系。也许对年轻朋友有更多的参考价值。

     我15岁有志于学，前面的路上文已有略述。28岁大三，开始写毕业论文，（题目《古希腊民主政制成因试析》。）我一鼓作气的为自己规划了人生，要去西方做一个取经的唐僧，精研西方民主制度，以期对中国将来必至的民主化贡献一份看得见的力量。这一条路，我前后努力走了20多年，其间真也取得过一些难能的成绩。比如高分考上大学，四年后又考取第一批出国公费留学生，再过6年顺利以优秀成绩拿到博士学位。第一件事如探囊取物般地容易，第二件事就靠了几分侥幸了，第三件事则是应分而已。

     然而，事实上，历史的道路比我当年的预计还是要复杂曲折得多。我在西方浪费了大部分人生，只是培养出了一个一定会有出息的儿子，为自己攒下了一笔养老的资产，学业上几乎一无所成。等到两年前，想再拾起丢失的学业，开始写文章，重新探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却处处都感到为时已晚。但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形势虽然出奇地好，但政制方面至今未能出现明确的民主化趋势。

     前途怎样走，还在迷雾之中。除了我等主张的也是莫衷一是的渐进民主化道路，还有没有其它可能更为创新的路可走，谁也不清楚。总之，全盘西化我相信绝对是不行的。我也不认为，现行的制度，无需任何重大改动，就能让中国真正走上世界一流的强国之路。现在，我不得不悲观地承认，这一辈子所剩2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这方面，可能已看不到清楚的结局，也可能出不上什么像样的力了。不过无论任何，我对中国今后二三十年的整体前程倒是相当看好。若要细说，那又会严重离题。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我的其它文章。

     读书，读父母给我留下的那两柜书，就这样决定了我人生的基本轨迹，但是这个预定的轨迹却未能和历史的现实发展恰当的吻合起来。89年那件事，太过意外，打乱了国家政治发展的既定方向，也打乱了我和许多人的人生规划。我们毕竟不是那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的伟人啊，就是伟人也要应时乘势。（比如邓小平，他也会遇到很大的办砸了的事。）如果像某人那样逆历史潮流而动，那就只能落得一个被历史抛弃的下场了。

      从1989到2009，我又足足等了二十年，我期待的那个机会还是没有到来。我是凡人，未能追逐上时代的潮流，就成不了大事了。我为此心中之痛苦，只有自己能够全部明白。我建议年轻的朋友，请努力去理解 “因时趁势”这个词的深刻含义，就是要明白时代的潮流趋向，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趁上了，必能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像我一样，不止事倍功半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位大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一个白发苍苍，但精神抖擞的老叟，言谈之间，发现他文才武略非同寻常，然而却碌碌一生。问他何至如此。他说：“时不我与也。当吾幼时，天下尚晏然。及到吾将进学时，天下始纷乱。吾乃弃文习武。二十年方有成。是时也，天下复归太平。武学何用？是天不容我成事矣，非人力可移。” 这种感慨，清人焦亮的词也表达得很好：“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恨都空 。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

      总结起来，我这一生，倒了两个大霉，就是碰上文化革命和89.64；交了两个鸿运，就是因改革开放而考上大学和公费出国留学生。但是，我一生的最大愿望仍尚未实现。现已近退休之龄，不知我还会不会有最后一个机会，我正在做主观的努力，而等待着客观的情势。

      当今的中国，无论有多少缺点，都是一个繁荣昌盛之世。大局面无可质疑的是自1840年以来的最好。这个局面的形成，当然是中国人民在走了不知多少弯路之后才找到了至少相对正确的路径，也有赖于国际环境难能凑齐的有利条件（比如全球化）。

      问题当然还很多，但是，总体而言，年轻人生在今天，就比我们那一辈幸运多了。至少大部分人都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学校不会关门，不会把你送到“广阔天地”去好多年。那个令人头疼的民主化道路问题，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去全力关注。祝大家好好读书，努力在时代的潮流中去寻找自己的恰当位置，在为社会作出一份应有的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一份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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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真相充分说话，是处理新疆7.5事件的最佳途径

 刘学伟 | 2009年07月13日,19:19

     新疆5.7事件，我至今没有发言，主要是觉得事件太大，想等等，看到更多的真相被披露，更多的评论分析，自己再发言，也许就能少些偏颇，多些周全。7.5至今，已有一周。我还是觉得许多真相不明，深层的原因全面分析起来还是太复杂，不敢贸然进行。不过我还是想急急提一个建议，就是最大限度地公布那已经确认的184个死难者的尽可能详细的资料。最好每一个死者都列一个小传，写明如下事项：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比如企业职工、个体户、无业等），家庭状况（婚否，有子女数目，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比如是否唯一的家庭经济来源等），长期居住地（比如乌鲁木齐，比如西安，比如和田。如非本地人，则加注到乌鲁木齐的时间和缘由。），遇害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形（比如7.5当晚10左右，于某小街，回家途中。），受伤情形（比如刀伤；多少处，正面背面，何处致命，遗体是否完整。比如枪伤：伤何处，有否弹头遗留，是何种弹头。），随身物品（比如手表，钱包）有否被夺走。还可以公布其具体住址，家属联络办法，以便第三方核实，或提供救助等。说句实话，还可以一一公布遗体照片，为怕刺激公众，不妨把太过血腥的照片公布在官方网站有密码封锁的特定目录中，必须经过审查资格后才允许查看。所有184人的资料最好一无遗漏。当然实在一时弄不清的也不妨暂缺。这些资料，都是警方处理死人案件时必做的常规记录，警方一定有现成，根本无需专门另作复杂工作收集，公布与不公布，全由当局权衡利弊而定。
      在我看来，把这一套资料全面翔实公布，可以说明极多的问题，利益极多而弊害很少。最主要的弊害自然是当局怕激起民族仇恨。但是让大家一直“不明（确切）真相”，难道这类仇恨就会少吗？如果没有确切的无可辩驳的真相公布，那么自然会有无数的不可靠的、甚至出于偏见的所谓“真相”流播。而建立在这些“真相”基础上的仇恨，可能会更有建设性吗？官方已经非常习惯于用大量的个别实例来代替真正符合科学的统计资料。问题是个别的实例实在太容易被任意地曲解，实在缺乏证据力。举个极端的例子，沙是什么颜色，尽人皆知，何需证明。但是如果用个别举例法，我可以轻易地证明它是你指定的任何颜色，而且要多少个别实例我都可以给你找到。因为一桶沙就有亿万粒。从中找出几粒或几十粒红的黑的或绿的都是不难做到的。而如果真的公布了这184个死者的上述全套资料，那你就完全不可能去进行非统计学的曲解。而用常识，用统计学的科学方法，你就可以得到许多无可辩驳的重要结论。比如，各族群有多少，就可以知道谁是受害者。枪伤有多少，什么时间，就可以确定政府的武力镇暴有否过当。刀伤严重到什么程度，肢体缺损的、无头的尸体有多少，又可以确凿证明凶手的凶残程度。有无财物损失又可证明凶手杀人的至少一部分动机。如有争议，还可以让各族群，甚至国际机构派代表（法医）参加，一一核实原始材料。比如7.5以后，还有无人非正常死亡，其情况如何，又可以摘清有无严重非法报复发生。死人中的外地人有多少，也有指标意义。比如如果枪伤致死的人中某族群多，来自某些特定城市的人多，又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也可以给警方办案提供重要线索。这184个死亡实例，不可能出自政府选择安排，具有无可辩驳的客观性和整体性。数目所幸还不算太大，就不用抽样了，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统计分析对象。以后警方抓出来的杀人凶手当然也可以公布背景资料，但是其客观性公信力就差多了，因为别人很容易就可以说这些是有选择的。而热比娅不是说有400个维人被枪杀吗？请她列名。这当然是为难她。不过也可以请任何境内的任何人例举还有什么死亡维人或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在政府公布的死亡名单之外。如果没有人举得出来，那她的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如果真有遗漏，那就一个一个补充，相信事实可以胜于雄辩。
      总之，我认为让真像充分发言，是中国政府赢得公信力的最佳途径。这次出事之后，马上让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就十分出彩，但是还不够。如果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相信中国还可以赢得世界大大的掌声，赢得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声喝彩，也会让那些居心不良的故意曲解，甚或捏造事实者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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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个兵团二代：告诉你真实的乌鲁木齐

 刘学伟 | 2009年07月08日,22:28

倾力推荐：一篇有内容，有见解的关于新疆的好文章！ 

听到乌鲁木齐发生了暴乱，心里面一直无法平静，一天都在不断的搜寻各种信息，无法静心工作。因为这里，对我的意义，和大多数人并不相同----这里曾经是我的家园。

网上言论铺天盖地，有过激的，有平和的，但是我想，对于这里大多数的人来说，那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到甚至连想象都会出现两种极端，或者认为那里的人都在住帐篷，或者认为那里和其它城市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即使是有心人，也只是从网上查一些资料，然后得到一些统计数据

虽然已经有九年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以我的经历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乌鲁木齐。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本来想弄一幅地图出来，结果当我打开go2map时，却只能哭笑不得，是城市弄错了或者是地图的格局变成上东下西了？但是很快发现不是，城市还是那个城市，街道还是那个走向，只是街道名却全都错了。一个公认的国内地图竟然会将国内省会城市画错到如此地步，倒可以看出，乌市确实是令大家太陌生了。

好吧，还是让我们打开google的地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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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地图上,有一些地名没有标出来,但是却是乌鲁木齐的地标,

南门:就是人民路和解放南路交叉口.

北门:就是解放北路到方艺路交叉口.

大十字:就是解放北路与中山路交叉口.

小十字:就是解放北路与民主路交叉口.

大西门:中山路上和新华北路的交叉口.

找到这些方向标,你大概就能明白,乌鲁木齐的老城有多大了,这也是乌鲁木齐市的核心区,现在最繁华的地方,也都在这儿.

我想大家经过这两天，对乌鲁木齐的资料应该已经知道一些了，乌鲁木齐，现有200多万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各项统计数据放在城市堆里都不算显眼，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项数据却和别的城市不同，那就是城乡人口比例，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80%。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城市（即使是北京），基本上都是城市人口少于农村的。

 

这个80%的指标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东西。第一个，可以说明，乌鲁木齐是一个完全移民化的城市，而第二个，更重要，乌市更是一个几乎由平地生长起来的工业化的城市。只有在很短的时间，通过大量的投资，才可能造成这样悬殊的城乡人口比。

实际上,自从49年中央政府进疆之后,便开始了持续的汉人进疆活动,一开始是王震的一兵团分赴新疆各地,然后就地驻防.

不过在整个五十年代,似乎并没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因为这个时间段来新疆的人,都基本是零散的,.我父亲的单位,有八千职工,五十年代来的很少,问起他们的经历,一般都会自称为盲流进疆.

而占单位绝对多数的职工,则是六十年代来新疆的，这个时间段，大概是63年到66年间，因为66年之后，再来新疆的人，就没有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作了（家母正好赶上这个点，于是虽然有工作，却是集体所有制，一辈子都十分郁郁）。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即入伍、复员转业、不愿意回家乡、然后就来了新疆。

而复员转业的军人，似乎来自各地的都有，但是最多的是陕西和四川，甚至到现在，老陕和川帮的斗争仍然在很多单位里反复出现。

在六十年代之后，新疆的移民就基本上停止了，不过这批人是有组织的移民，而且带有半军事化的性质。

现在，大家知道新疆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当初新疆的兵团要比现在大的多。现在的兵团都是一些农场，又叫农垦兵团。而在80年代之前，新疆的大部分工业也是兵团建制的，新疆现在的很多局前身都可以追到工业兵团的某个师。可以说，新疆的汉人大都是兵团的后代。

比如父亲的单位，是建筑公司，而在80年代的很长时间，都是以工一师工*团*营**连这样的名称存在，然后才改称新疆第*建筑公司*工区*队。虽然他们自从退伍之后就没摸过枪，但是这种建制，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准军事性。

当父亲们复员转业到新疆后，自然就遇到结婚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托朋靠友，从内地介绍，而当时的政策，这种婚姻的女方，仍然是由国家分配工作，并且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政策的取消应该是66年或者是67年。

于是，大批的家庭就这样出现了，随之出现的是婴儿潮，这一点倒和全国同步，在64年到78年间，无数的家庭以平均4到6个孩子的速度生育着中国的人口，一举将中国人口推过10亿大关。

这批第二代，就是现在新疆汉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我们这些第二代而言，新疆就是家，而父母的出生地则十分遥远，虽然我们现在说起来，都会说自己是陕西人、湖北人或者四川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新疆的印迹都已经被留下了，因为一生的记忆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前面介绍过，最早的乌鲁木齐其实很小，城外就是戈壁滩了，好在有一条河从天山流下来，叫乌鲁木齐河，经过人工修筑之后，宽阔的河滩被约束成了和平渠，而原来的河滩则被改建成了公路，如果看地图，就会看见，城市被一条道路纵贯南北，这条路就叫河滩公路。而其实城市的发展，也是沿着南北展开。现在乌鲁木齐有很多个城区，而最主要的城区还是原来那三个，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所有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这三个区里。

在父辈们刚来到乌鲁木齐时，这里就是南门北门那么大的地方。自然容不下那么多单位，而各单位唯一得到的政策，就是城外的地方随便选，于是大家采用的差不多是跑马圈地的方式，划出各自的红线，然后在里面开始盖房子。从半截在土里的地窝子到土房到砖房再到楼房，即使你现在去乌鲁木齐，仍然会发现很多地名实际上是一些单位名，比如地质局、物质局、二建之类。我们一般都会称单位的住地为院子，也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等到我们懂事时，乌鲁木齐已经很大了，北边越过了红山，发展出很大一片新市区，南边则一直可以到雁儿窝列士陵园。而实际看来，乌鲁木齐就是一座汉人的城市。在八十年代，曾经由政府下过一个通令，所有的牌匾上必须写上维族文字处理。这大概也是成立民族自治区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结果吧。不过对于小商铺而言，想让装修工翻译出那些曲里拐弯的文字，确实很麻烦，所以现在的大街上，仍然是到处都只有汉文。

我在这上面，好象多次说到八十年代，想一想，这个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前，新疆的汉人的感觉中，维族人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很老实，也很善良。甚至以后的很长时间，我们也都在说，是汉人把他们带坏了。父辈们流传着六十年代的一些传奇故事，都是说一只钢笔换一头羊，或者一个什么小物件可以换两面袋子杏子。但是自从八十年代之后，这一切都在慢慢改变，也许，今天的悲剧确实是那时候种下的。

而在这之后，维族人在我们的心目中，逐渐变的凶恶起来。强卖现象就不说了，这是每个汉人都会遇到的。打架时成群上，不管有理没理。应该说，即使有很多抱怨，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前，我们和维族人还是经常打交道的，到自由市场买牛羊肉，还有买葡萄干，还有好多土特产，都是和他们打交道。当时的说法就是，在他们那儿买东西，要就是问一下价不买，如果是讨价还价了就得买，不买的话，就可能打架。但是如果你狠一点，他们也不会怎么样。比如维族人的刀铺里，他们经常会拿着刀在你眼前比划，似乎是威胁，又似乎不是，反正好象你硬一点也就过去了。

当时，在整个乌鲁木齐市，随处可见维族人，也随处可见汉族人。就象这次出事最严重的二道桥（就是国际大巴扎），当时，初中的我们，也是成群结队地过去玩。

但是，当我2000年回去探亲时，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闲着无事，就决定去我最熟悉的路上去走走。由二道桥，经解放路到南门，曾经是我们最常走的地方。然而这么长的一段路，竟然发现全是维族人，而很少见到汉人了，所有的店铺都是维族的，甚至连招牌都有很多只是维文。可以说我是在一种恐惧中走完这一段路的。而当我走到南门之后，再往前走，就出现了大片的汉人区。一街之隔，对比之明显，让人触目惊心。其实所谓民族的融合，说到底就是双方自由往来，那怕相互之间有矛盾都不要紧。而最差的情况，就是双方各自聚居，老死不相往来。而乌鲁木齐，经过多年所谓的民族团结局面之后，反而真正的形成了双方民族各自收缩，集中聚居的现象。

说了这么多乌鲁木齐的历史，还是让我们回到google地图，看一看乌市现在的局面是什么样子。

乌鲁木齐的道路中，最明显的一条，是外环路，大家找到外环路的南段，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路，然后再找河滩路（南路）。以外环路和河滩南路的交叉点为中心，放大地图。然后，就可以看见更细致一些的布局，东面的第一条路，是新华南路，再往东，是解放南路，再往东，是外环路（东段）。再向北，找到人民路。维族人的主要聚居区，实际上就在新华南路、外环路（南段）、外环路（东段）、人民路这四条路的范围内，而解放南路，则是其核心区，如果你看了新闻报道，就会发现，所有出事的地点，也都是以这个范围向外扩展的。

解放南路，由外环线到人民路，是很长的一段，前面说了，解放南路上已经看不到汉族人了，但是不幸的是，很多辆公交线路还是会经过这里，更不幸的是，当时正应该是下班时间。我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惨境，那些能够躲到武警队伍里的，是幸运者，或者说，在解放南路上的，恐怕还多数是幸运儿，而那些在小街巷中行走的人们（这个圈的外沿，仍然住着很多汉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当暴徒们向他们涌来时，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本能的警惕和畏惧（这种本能是几十年生活的经验），但是当英吉莎小刀划破他们的喉咙时，他们会想到什么？也许，这就是命吧。

暴乱发生之后，就不断打电话给那边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包括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死这么多人。这边炸两个车，杀一两个人是常事儿，但是聚众游行发生骚乱，好象还是自八十年代最后那一年之后的头一次。

那一年的事，其实不用说了，内地闹的更凶，新疆自然也一样。大家都在人民广场示威，不过，当学生们发现，竟然有几千维人也来凑热闹时，就知道势头不对，不能和他们搅和，立即撤回学校去了。而果不其然，没多久，维人们就忍不住本性，冲进了市政府，将所有的东西砸了个稀烂，也由此开始了这里长期的动荡过程。

ZXB说，这次行动是由境外组织策划的暴力活动，这个结论真的不太对。要知道，在现今的世界局势下，想通过针对平民的暴力来促成地区的独立，不但达不到结果，反而只会起反作用，让那些支持者们都无法再支持。科比娅老奶奶，毕竟还是个上等人，大概确实只是想让新疆的维人们，站出来，表明一下态度，起码不能对内地的那件事毫无反应，因为这也不附和维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要说，科比亚就是要让维人去杀汉人去把乌鲁木齐砸烂，这个就是十分的错误了。因为，在我看来，这短暂示威之后的不受控制的暴行，恰恰是街头维人的本性暴露，因为，由古至今，他们还从未有过不把和平示威变成一场暴行的先例。

暴力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其有不可避免性，还因为，其实这样的暴力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分散的，而7.5日，则是集中的。街头几个维人将一个汉人打的死去活来，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儿，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从开始的义愤到现在的麻木，都已经成为新疆的一大常态。这也是我们举家东迁的重要原因。看来我们走对了，因为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不担心家里人的安全了。 

前面说过，所有的改变都开始于八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倾斜政策，是全面的，从工作职位安排，到高考加分，再到底层的“少抓少杀从宽处理”。其实这些政策，对于个体的有利，却造成了对民族整体的全面侵害。尤其是“二少一宽”，要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败类，对这些败类的清除是本民族的一种优胜劣汰。而如果针对民族之间搞什么不平等的话，受益的是坏蛋，而受损害的整个民族。在河里的争论中，无数的人为民族倾斜政策鸣不平，说这对于汉民族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你去新疆看看，就知道，这些优惠政策是如果在多年之后，使得维人作为一个族群彻底地丧失了社会能力的。

到新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汉族的节日，比如春节、中秋什么的，维人也会放假，而维人的节日，比如古尔邦节（汉人放一天）、肉孜节，维人放假，汉人不放假。大家都会说，这真他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即使维人放假了，汉人依然可以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

而再实地的考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工矿企业，领导层中，都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指标是定的。但是，也只会有这么一个少数民族。这个人其实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那时我曾经在炼油厂工作，在基层员工中，几乎很少有维人，即使有，也是十分熟练的汉语，而那个维人的厂长助理，在讲话时坚持用维语，可想而知，他能在厂子里获得多少威信。

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义、奎屯，只要有工矿企业的地方，就是汉族占到80%以上。而更有意思的是，主要的岗位都是汉人占据，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里，维人都是很特殊的，他们可以不请假就不来上班，而且不扣工资。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而这些维人，其实都是维人中最出色的人，他们都是经过大学出来的。

实际上，正是这种所谓的优惠，造就了现在这种个体上占优，而整体反而被排挤的现象。我觉得这种优惠政策在很多国家似乎都造成了反作用，就比如法国对于解雇劳工的约束。优惠政策实际上将一个群体的弱势给突现出来，让主体社会见到这个群体，就会想到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个体区别对待。在新疆也是一样，企业招工，是需要考虑民族，但是所有的企业都会以这个政策作为上限，多一分优惠也不加上去。比如企业，15%必须是少民，那就是15%，养着他们就行了。其实如果是计划经济，这样还会有成效。问题现在国家是以私营企业为主了，私营企业绝不会管政府的这些规定的，除非是政府给好处。就象这次的韶关事件之后，我想就再没有企业敢去新疆招工了。人家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

维人的传统是农业和商业。但是正是因为“二少一宽”，造就了汉人对于维人强卖的印象，而这种印象造成汉人根本就不和维人做生意。而工业的发展，也严重压缩了维人的商业活动，维人的商业，主要是土特产、手工艺品。但是1998年，我回家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遍布大街小巷的土产批发店，几乎没有了，改换后的门面，基本是买工业品的。仔细一想也是，一店的葡萄干能顶的上几筒油漆的利润。自此之后，维人的商业活动逐渐集中在自由市场中，并且越来越集中在那么有限的几种商品上。

在新疆的大西门批发市场，还有上次着火的国贸城中，还有整个火车站附近的几大批发市场里，内地来的商贩们，最早以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方式批发零售各种服装、小手工品，现在大的已经开了店面。可以说，这是个纯汉族的领地，汉人的第二代们，其实也没有铁饭碗可端了，但是大家从这里批发东西，然后开各种店面去卖，新疆各地的商人，也到这里拿货。这是一个完全越过当地经济结构的商业网络。但是背靠这一经济网络，你可以想象汉人将比维人拥有多大的优势竞争力。

随着旧城改造的进行，很多古旧的商街被改造成精美的店面。但是这种改造，可以想象中，也意味着维人商业的进一步退缩。在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有一家很小的凉皮店，那曾经是大十字最兴盛的店面，每天买凉皮的人排着队。但是随着大十字的改造，这家店不得不搬到现在这个称不上商业街的地方，惨淡经营。也许，咱们可以说，全国的城市改造，都造成这种结果。但是在乌市，维人看到的，大概只是维人的店铺不断减少，而汉人的店铺不断增加。

法之所以为恶，在于其导人向恶。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暴虐的人，也有善良的人。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仓廪足而知礼仪”。我不知道，在这一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维人到底有多少失业，但是从市面上那么多只有汉字没有维文的店面，就可以知道，维人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而这种冲击，将大批的青年维人推向街头。所以，如果你说维人比汉人暴虐，这肯定是对的。因为对于一个整体民族来说，其实决定这个民族特征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极端特征，而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的比例。一个拥有更多街头少年的民族，自然远比一个大多数在为挣钱和学习而忙碌的民族显得凶狠的多。 

应该说，给少数民族加分，给企业设定招工比例，这些都是对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的一种补偿。无论这些政策有多少反对声，基于国家考虑，我们都是应该给予的。看看现在的世界，美国白人在说黑人和墨西哥人，法国人在说北非移民，德国人在说土耳其人。都是说国家给了他们太多的优惠，但是，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受照顾人群绝对的贫困，似乎除了在街头争斗中之外，他们百事无成。

而且，这些优惠其实真改变不了什么。民考民根本就与汉人无关，而民考汉，对于一个不同种族的考生，对于一个语言不通却希望融入的考生来说，这根本就是一种鼓励（当然对于那些把自己民族改成少民的人，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毕竟，连孔子都说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而且，即使最终，我也看不出，他们会占什么优势。不够分数的人，都会先去民族学院上一年，那里，本来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在内地的各大院校里，那些民考汉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抱团打架虽然不对，但是并不限于维族学生，前几天，我的同事一样在宣扬他们海南人在学校的同样的壮举。

最新看《新宋》，说其实自古以来，对归化的少民历来都没什么好办法，一种如汉唐，奉而养之，一种如晋，视如奴婢，不过好象就是晋的政策，才造就了那么多民族仇恨，才会有那么华丽丽的血时代。何况如果真把中国历史看一遍的话，其实汉唐那些归顺的番人，反而是国家政权最忠诚的保卫者，无论是金日蝉还是阿史那社尔。既然我们不想去学当后清，那么也就不要想着去屠族这种事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真正应该反对的，是“二少一宽”的政策，因为这是彻彻底底的恶法。人之所以从万物中脱离出来，就是因为“劳心者制人”，即智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所以，人类所有的法律，都是在抑制强个体对弱个体的侵害。可以说，任何的与此相背的法律，都会是恶法。

前天理发时，和理发师聊起现在的年轻人，他说，现在的小孩了不得，不是比谁学习好，而是比谁进去的次数多。我说，这其实只是不同群体的不同标准罢了，街头少年自然有与学校少年不同的标准，军队还以谁杀的人多为标准呢。那些优惠政策虽然很让汉人不平，但却是针对学校少年的。而“二少一宽”政策则是来纵容街头犯罪的，我不知道这一政策出于什么考虑，甚至这都不符合西方的原则，因为在当年看过一片文章，那个亿万富翁的纽约市长（或州长），上台之后大力宣扬的就是“零容忍”政策，认为街头实际上就是“破窗子”法则，如果有一扇玻璃破了，没有补，自然就会有第二扇。

当经济改革政策将更多的维人赶向街头时，“二少一宽”政策却又在为这些维人的犯罪开绿灯。打个人没事，捅个人也没事，杀个汉人也没事。其实又有多少罪犯天生邪恶，广州的那些“背包党”以前不也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每个城市街头的罪犯，不管是汉人还是维人，说白了，都是政府的失职造成，如果他们的第一次犯罪的想法，能被法律吓住，而没有实施，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这许多事情。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一次事件，竟然将最南的省和最西的省联系到一起，而这两个省，最大的相同，就是他们拥有相同多的治安事件。

其实，人思维中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喜欢将群体中的一个代表的光荣看成自己的荣耀。比如看着姚明球打得好，个长得高，自己也觉得好象长进了不少。其实你1.67的个，即使姚明长的再高，打得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即使想到这一层，下次当姚明得了什么荣誉，我还是会觉得特别高兴，所以我是姚蜜，并且不喜欢天涯杂谈。这种思维，叫群体无意识也罢，叫从众心理也罢，反正在很多人的思维中都存在。然后对于社会性而言，有一条理论，叫存在就是真理。既然所有的人都这么想，那么至于真象是什么样子，那就不重要了。

乌鲁木齐的暴乱就是这样的，ZXB说的对，确实是一小撮，3000暴徒，如何能代表800万维人，要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农耕民族，能够举刀杀人的都是极少数（所以即使战争时期多的也是炮灰而不是英雄）。但是，没有人会这么看，就象我们见了姚明得好处我们也瞎高兴一样，我们见了这些维人杀汉人，就会把帐算到所有的维人头上。甚至即使我自己对我说，维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下次再见到维人，我还是会由心底里生气。我想，新疆的汉人肯定会是这样的想法，而且新疆的维人感觉到这种想法之后只能会和汉人更远离，即使那些想亲近的也不会，因为人都有尊严。为什么兵强马壮的南黎巴嫩军在以色列撤离之后连一天都挺不住，这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尊严，这样的人也被我们称为汉奸。 

所以，这一场的暴乱无论对汉还是维都是一个悲剧。其实维族的独立意识根本就不怎么强，因为历史上他们也重未建立过一个国家。我们经常说库尔德人的悲剧，拥有5000万人口的民族却没有自己的国家，而维族也差不多。所谓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是二战之后美国体制下的产物，大家有没有发现，二战之后小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大的国家还有往小里拆的想法。甚至出现了独立的另外一种潮流，就是发达地区希望独立出来，不和那些穷哥们一起过（比如意大利北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领土完整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其实造就了几千年来的大变局，弱小民族不再需要托庇于强势民族，也能够生存，而且小国家更易生存，起码对于上层领导者来说，做一个国家元首肯定比做一个省长强。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很多分离意识都与此有关。

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第一位的。宣传很重要，如果你的周围全是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而乌鲁木齐的解放南路，恐怕充满的就是这样的声音。那儿买的书我都不认识，但那种情绪能够感受到，我能看到的就是那儿新修了很多寺，但是整条街的建筑，几乎还都是以前的老样子。有人问，那儿难道没有警察，说实在话，真没有看到，问题是，你在汉人的城市里，走过三个街区，又能看到几个警察。

族群的形象是对外的，在一个族群里，一样会分出无数个小群体。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每一个族群都有街头少年，也有学校少年。汉族的街头少年比之维族，其凶恶程度一点也不差。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社会，将族群看淡，那么整个社会，先分出来的就是街头少年和学校少年。而不论行为，先看族群，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某族人在杀人，而最终的后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现在的新疆，恶果已经结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们，仍然将头扎在沙子里，喊着什么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暴乱就是暴乱，暴乱就有暴乱的解决方式。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韶关的领头者要杀，而乌市的暴乱中所有的杀人者，也一样要杀。只有这样，才能将族群的概念淡化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将天平摆回来的根本做法。问题是，有司们，能做到吗？

前面，我曾经发了一篇聊斋上的小文《盗户》，现摘给大家看看。“顺治间，滕、峰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将这个盗户，改名维人，是不是就是现在的状况。“二少一宽”的政策错了，纠正是必须的，但是以后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做法能变吗？其实何止是民族矛盾，我们的葫芦官们，又判了多少葫芦案子，远的不少，最近福建的那个医闹的案子，不也是这样。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上文是摘自《晁错论》，其实我们的国家，无论成立时间还是发展，都已经到了汉景唐玄的那个时代，第一代打天下的老人已经谢世，而下一代承平日久，见血光不知所往。二战的老兵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好战，也不怕战，因为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在何时运用，知道生命珍贵，不是韭菜，但是更知道，要想获得持久的和平，有些人的头，就是必须要拿来示众的

其实上一代人已经将那些血腥的事情做了，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我们做的，就是将那些公平的政策执行下去。“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同时尊重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而最重要的是，国家更应该知道，沉默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哪些人，才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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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十三层新楼之完美倒下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

 刘学伟 | 2009年06月29日,00:11

      本月28号，上海人为中国的建筑史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必能在《健力士大全》上获登多项记录。也再一次印证，十三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下列照片中这栋楼已基本完工，售空，数月后就可入住，照片上可以明白看出，房屋至少外观质量实在不差。房屋就这样在凌晨时分，在无任何外力作用下，整体"卧倒"。整栋楼，躺在地上，居然看不到一丝伤痕，连玻璃窗都没有一片破损，实在堪称奇迹。有人说，地基重做，然后整栋楼吊起来，安回原处，就可以重新入住了。唯一不好看的地方就是地基。所有拔断的管桩显示，里面根本没有钢筋！我非专业人士，已知这绝非正常。据报，此楼离河约百米，河堤已在前日坍塌。据我的常识，房屋的基础有很大的安全系数，土建非高新技术，有着极为成熟的各项规范，出这样的事故，实在如同陨石打中人头一般地稀罕。倒塌新楼在连片楼宇中，安然倒下，居然对周围楼群未造成任何损伤，人命损失仅一人，人云:这栋楼的"自杀"实在已经是考虑得十分的周全，对所有的外界的损伤已经达到了奇迹般的微小。除了的承建这栋楼的众欣建筑公司必是和三鹿奶粉公司一样被历史扫地出门之外，大概就只有中国人民的信心受伤最重了。   

      人人都知道高大的房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楼盘的地基和楼房本身，必是由一家公司承建。它在人们能看见的部分建出这么漂亮的楼面，却在人们看不见的地下埋藏一个如此不堪的地基。它还在建的和以前已经建好、售出，正居住着大批人口的其它楼盘，其质量隐患能不让人担心吗？它不知道，历史的报应可能很快吗？引而申之，罗卜快了不洗泥，中国在这三十年的超速发展中，又会有多少类似的基础不牢而又外表光鲜的建筑矗立在那里而保不齐哪一天也这样轰然倒下，而不会只造成这么少的伤亡呢？那河堤的坍塌，已在建筑公司的责任之外，则正像我们的社会基础，如果都不牢固，就算是建筑公司不偷工减料，又如何能造出安全可靠的建筑来供国民居住呢？

      再引申一点，GDP实在不是一切。如果没有商家的良心，没有人民的信心，没有政府部门的公心，没有在经济以外其它许多方面比如政治领域的足够进步，我们这三十年的奇迹真的是随时哪一天都可能像这栋楼一样轰然塌掉，就如同西方战后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日本的经济奇迹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中国这三十年的超速发展，已然透支了太多的中国和世界的资源，利用了太多的十分难以凑齐的各种有利条件（比如全球化）。这些众多的必要条件中，若有一项悄然逝去，那中国的奇迹就真的可能嘎然而止了。中国人啊，你们小心吧！

      以下以此事为题，戏为打油诗一首，请笑纳。

建筑世界出奇葩，上海新楼连底塌。
门窗玻璃无一碎，整楼质量实堪夸。
时间考虑无错漏，全楼尚空无住家。
方位选择零差错，邻楼全都零擦刮。
地震倒楼若如此，定少许多伤心娃。
地桩无需钢筋助，拔楼易如将葱拔。
买房切勿贪河景，小心螃蟹把洞挖。
众多特色世罕见，健力士记录整页加。
勿需挂齿偶然事，和谐社会无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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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坝”事件的根子深着呢

 刘学伟 | 2009年06月25日,11:52

      大家都知道，中国工信部近日发出指令，要求所有在中国出售的电脑，都必须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此举在全国激起骂声一片。成为近年频生之官民对抗的最新实例。
      其实，微软的Vista版Windows的安全功能中，已经有了一个“家长控制”功能。以下是Windows关于此功能的说明：“您可以使用家长控制功能来管理您的孩子使用计算机的方法。例如，您可以限制您的孩子上网的时间、可以玩的游戏、和可以执行的程序。” 当然这个现成的工具的性能会比绿坝简单很多。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个功能和Windows的许多附加功能一样，是一个选项，并不会未经你的有意选择而自动地装到你的电脑里。如果工信部宣布：“有这么一个软件，如何有利于保护儿童。可以在本部官网免费下载。”相信决不至于激起如此巨大的民怨。问题就出在工信部使用政府权威，强迫商家一体遵行。从中就引起了无数的疑云。大家也知道，Windows的垄断地位导致极多的官司。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任何应用软件，哪怕是免费是，都必须允许竞争。比如网络浏览器，除了Windows附送的“领航员”，就还有“火狐”等竞争者的存在。如果第一不强迫，第二有选择余地，这个绿坝的出现，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在一片抗议声中，在还未到规定的正式启用日期7月1号之前，工信部就已经被迫后退，现在似乎只是要求商家必须附送该软件的拷贝，而不再要求预装，并且一再保证，这个软件只针对孩子，可以完全卸载、可以临时停用等。
      现在我们跃出就事论事的范围，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更大背景。这件事情的性质我把它归纳为“随机敏感事件引发的官民对峙”。这样的事情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多起，几乎是各种由头都可以引发。由近及远我举上几例：
    逯军的“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石首抢尸案。邓玉娇案。深圳林嘉祥“你们算个屁！”瓮安俯卧撑。杭州欺实马…… 在在都表现的是社会上层对民众情绪的无端的漠视与民众对政府一方的深刻的不信任。
      这种上对下的无端漠视与下对上的深刻不信任感来自何处？这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又重要的问题。全面分析起来太过复杂，我只能尽量从简。
      限于篇幅，更远的不说，就从30前说起。改革开放的初期，胡耀邦当政的时代，官民之间曾经有过一个蜜月期，那无数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全国上下一心一意发展生产的初期，相当大一个多数的人的心情都数十年未有地舒畅。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短短的几年。八十年代后半的价格双轨制，导致大量官商非法牟利，物价飞涨，民怨沸腾。然后是众所周知的那场风波。自那以后，相当多的年头，人民不再讨论政治，胡耀邦时代的上下同心同德自然也不复存在。邓小平南巡以后，经济大潮再涨，老百姓的心思全部被引到了做生意发财之上，经济的发展迅速恢复，但其它方面的副作用就日益凸显。其要者有以下数端：一、90年代的中国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放养出一个肆无忌惮的大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的来源极不公正地有极大一部分是以前的高干子弟。二、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迅速地与受不到足够受监督的地方权力阶级串通起来，腐败之泛滥成为人民心中一大病痛。三、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瓦解。经济繁荣没有足够均衡地泽及所有社会阶层，相对贫困化大量出现，个中之人情绪愤懑自不待言。
      其实人民方面也绝不是毫无发展。一、大量的城乡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了对权贵阶级（包括公私即政治和经济权贵两个方面）客观制衡力量。二、随着对外开放，人权和人民主权的概念日益深入中国的人心。人民开始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当家做主的愿望。三、互联网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一个难以被封锁的、极为平民化的舆论渠道。
      政府方面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努力亲民的表现。比如去年的汶川地震，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各级领导，着实大大地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展现了一番真切的关爱，其整体表现得到全世界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肯定。人们还把这次救灾与美国的卡特琳娜风灾后美国政府以及是布什的表现相比较，觉得胜出悬远。胡锦涛还提出了“以民为本”、新三民主义等有重大影响的执政理念。但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面则步履实在过于迟缓，这也是官民对立情绪日益滋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眼下正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大环境依然是一枝独秀。据最新消息，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恢复到8%上下，下半年自然会更好。这与西方发达世界在0%以下挣扎实在是形成太过鲜明的对照。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如此困顿，却并没有引起重大的动乱，社会依然有序运行。比如，美国去年的总统选举就在危机高潮的大背景下并无窒碍地顺利举行。这说明，他们的社会、人心稳定并不只是建立在经济繁荣一根支柱之上。就是贪腐如陈水扁，无能如布什，只要他是按法定的程序上台，他的统治的合法性就不会受到质疑。这是民主制之长，也是民主制之短。长处是领导人的错误绝无可能发展到毛泽东那样的远。短处自然是你不得不忍耐到他任满，才能把他撵下台。
      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爱民如子”是最高的境界。按照西方的传统，则是“公仆”话语系列了。按照我一贯的主张，折中一下，中国的政府至少可以把人民看成已经成年的子女，想到他们也有管理自己，管理自己未成年子女的权力和能力，不要耳提面命过多。况且，把那些情色网站统统封杀，那成年人也不可以看啰？如果真的雷厉风行，不知道又会制造出多少不育症患者哟。这回头路是不是又走得太远了一点？至于“公仆”话语，虽然事实上还难以做到，但是至少“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那样政治上不可能正确的话还是不要说出口。在心里面也要慢慢地收拾起来，否则，中国那一年才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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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这次总统选举能说明些什么？

 刘学伟 | 2009年06月18日,13:39

    伊朗总统大选已经结束，还有余波。查票可能会花不少时间，结果还难以预测。不能再等，先做个临时总结吧。这个伊朗的局势，和前些日子泰国的局势类似，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发展故事。属于我的核心关注。不能不说。

    为使分析有较深的依托，先简单介绍一下伊朗的基本情况。  

    伊朗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始建于1979年。再以前是巴列维王朝。始建于1925年，历两任国王。再以前和中国类似，曾是西方的半殖民地，但未像印度那样亡过国。再以前则是一个文明古国，丝绸之路的要津。 

    伊朗人口总数至今已有约7000万。城市人口已比农村人口多出一倍，说句实话，城市化程度比中国可是高出许多。人均收入约4000美元，比中国也还略高一筹。伊朗是Opec的主力成员国，石油收入构成其出口收入的绝大部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民族构成其中波斯人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其余为少数民族。这比中国汉族占绝对压倒优势要差。伊斯兰教为国教，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为什叶派，7.8%为逊尼派。这一点，保证了伊朗不会有严重的宗教冲突，但伊斯兰教的保守性则一直在阻挡着伊朗世俗化的过程。 

    在伊斯兰世界中，只有土耳其、伊朗、黎巴嫩、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阿富汗6个国家在举行定期的竞争性的选举，可算是民主制。（还有巴勒斯坦，情况太特殊，不述。）众所周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制是美国的枪杆子所创，也仅靠美国的枪杆子的支持才能续存。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都是欧洲的长期殖民地，黎巴嫩还有不少的基督徒。西方的影响都很深。土耳其国土小部分已跨入欧洲，自1920年代凯抹尔改革以来，力图欧化已经90年。西方的影响已经深入他们一半的骨髓，他们的民主制度可以说已经及格。说来说去，伊朗居然是中东伊斯兰世界中唯一的自生的，并无西方强力支持就（甚至在反西方的潮流中）建立的，而且能够自行运转的民主政体。

    1979年制定的伊朗宪法规定政教合一。最高权威是终身任职的宗教领袖。至今两任，是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这两人在伊朗的地位，实在和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中国的地位很类似。宗教领袖地位崇高，但统而不治，且没有闯过毛泽东那样的大祸。伊朗共和以来30年，已经经过10届总统。伊朗的总统掌行政实权，和美国一样，甚至没有政府总理。议会是一院制，议员普选产生。这样的政制设计很激进，很利于民粹主义的流行。但事实上伊朗也有多党制，也有政党轮替。现任总统之前的哈塔米和拉夫桑贾尼都是温和派，与其他的多任总统属于比较保守的政治派别并不一样。  

    从这次总统选举的竞选过程看，好像相当的平和，至少感觉比台湾还要平和。竞选后期的电视辩论，大型群众集会游行，都进行得很正常，没有什么人提出过什么严重的指控。穆莎维甚至有夫人牌的精彩演出。当时我在想，如果能选出一个温和派的总统，那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罕有的民主政体的面子和里子就都有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了意外。竞选连任的内贾德的胜利受到对手穆萨维一派的严重质疑，国内一片骚乱。类似国王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下令在各有关方共同监督下，对争议严重的部分选区重新验票。似乎也十分地公允。后续如何只有看事实了。  

    内贾德似乎是一个穷人的总统，十分亲民，得到农村人的大力支持。可是伊朗的农村人口并不占多数。落败的总统候选人穆莎维，则备受妇女、青年人和城市居民的支持。从人口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他的胜算其实应当更大，这一次没能赢，可能公道可能不公道。查票如能正常进行，得出一个当事各方都能接受的结论，不管是内贾德还是穆萨维最后胜出，伊朗的民主都可以说是及了格。如若不然，始终扰攘不休，或一方遭到强力压制，那伊朗的民主就还是不及格。我们现在还是只能先讲程序正义，再看实质正义。 

    如果讲实质正义，我当然赞成穆萨维上台，因为内贾德的外交立场实在还是太过偏激了一点。如果换成穆萨维，外交政策肯定会更理性化。与美国奥巴马的温和外交新立场如果一共鸣，那中东、世界岂不是能太平许多？穆萨维的国内政策走向也一定比内贾德自由温和，这真的是伊朗政治发展应当有的走向。内贾德搞经济并无突出成就。这是他的软肋。其实国际上听得见的关于伊朗似乎就是核争端一件事。 

    随着伊朗社会城市人口和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温和派的胜算就会日益增加。直到形成只有细微政策差别的中左和中右两派，君子礼貌相争的地步，这个民主制的演进才能算完工。  

    内贾德有两个标签：第一是“穷人的总统”，第二是“反美英雄”。这两个标签有一个共同的实质，就是他还太民粹。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的民主的一个最典型特征。政策如果太过倾向穷人或农村，就会过度伤害城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一定会妨碍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甚至政治稳定，（一如泰国前些日子那样。）从而也会妨碍穷人和农村人的长远利益。但是这种政策取向在农民和穷人占多数的发展中民主制国家可以赢得大量选票则是屡试不爽的绝招。在外交上采取激进立场则是另一个赢得选票的同样灵验的高招。这两招都只有在直接的选举中才有效。如果行英国式的内阁制，民意经过代表们的一层过滤，人民并不能直接选国家领袖，以上两项绝招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因为精英们不会那么意气用事，也不会那么急功近利。当然他们又可能谋私。两方面的利弊，只能想办法权衡折中了。  

    发展中国家政制的另一类典型就是威权制。或者根本没有像样的选举，或者选举可以被精英阶层操控。以上说的民粹主义不会出现，但又很可能会出现官商勾结，腐败公行，贫富分化严重，精英阶层垄断太多利益等另一套毛病。例子我就不举了。其实民主制下这些毛病也都可以有，只是有了较好的制衡，情况通常会收敛一些。  

    最好的办法还是折中，在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找出一个中庸之道。对于中国，我的基本意见就是先搞有限的，间接的民主制。还可以分两个阶段：各匀质的社会集团内部的选举（比如律师协会、学生会、工商会、工会乃至共产党的党委会等等。）先行搞起来。跨集团的选举则要行共和制，要数团头，不要只数人头。（比如城市农村代表的比例，不能只看人数。阶级之间也是一样。）让大家逐步适应民主政治的各种形式，然后再依形势审慎扩大范围，直至摸索出一个成功的模式。就像当年摸着石头过河，搞经济改革一样。两个要点：一是不要一动不动，总得有有诚意的向前摸索的动作。现行的中国政制，似无可能不经大的改动，直接长入发达社会。二是不要搞大规模的普选直选，以防范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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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绍光教授商榷《超越选主》

 刘学伟 | 2009年05月29日,17:10

      王教授写了一本极有意思的书，名叫《民主四讲》。我看后实在获益匪浅。尤其是其中以一个专业学者的学养收集的历代先贤和当代大量学者对民主这个重大课题的见解。再有就是大量的统计图表，让我们免去了主观臆想，而有相当数量的统计数据去印证或修正各自的臆想。
     后来又看到了王教授的一篇文章，叫做《超越选主》。看后的感觉是，这篇文章是那本书的浓缩。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样讨论起来就方便一些，因为那本书的篇幅毕竟相当大，要比较全面地商榷，篇幅也就小不了。
     说句实话，我对王教授的这本书和这篇文章有两个互相冲突的基本印象。第一、王教授学养深厚，对这个题目下了很大的功夫研究。收集的材料真是足够丰富，足够我好好喝一壶的。第二、 王教授的基本结论（抽签民主制最理想）实在是太过乌托邦主义，实在不像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大教授可能作出来的结论。
      文章中，王教授基本都是以美国为例来展示现代民主-选主的大批缺陷。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如何可能恰当地移植到发展程度明显较低的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如果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这套制度都有如此多的缺陷，我们又如何能够设想它应当“放之四海而皆准”？
      王教授难道发现不了，他所那么钟爱的抽签制度如果真的广泛实施，它将暴露出来的缺陷肯定会比选主制度更多。当然问题会不一样，但总的社会效果肯定会更差。我甚至想断言，以抽签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当代社会根本就是不可能运转的，这只是一个梦呓而已。
      我对历代的前辈，都有一种尊重，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先贤们那样思考问题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历史上的那些时代，施行的是那样的一些制度，肯定也是有它相当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任何人的思想、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太过异想天开是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现实的。人们超越时代而又被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是正确的机会并不是很大。我们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王教授好像没有。您似乎主张“知难行易”。您主张的抽签制，似乎从古希腊就应当一直应用到现在。不仅应当在历代的当时的公民全体中施行，而且应当在当时的全体成年人中施行。比如在古希腊，王教授的“真正的民主”就应当给予所以成年奴隶选举权。在现代也一样。您真的相信一个抽签产生的国会能比选出来的国会把国家管理得更好吗？您相信一个军长是抽签从全军将士中随机选出来的军队能比按现有制度逐级提拔起来的军队更有机会打胜仗吗？
      王教授不仅主张在政治领域搞抽签制，还主张把这个制度向其它领域推广。比如说企业、比如学校。不要说远了，大学里，一个学生班有几十个学生，那个班长如果抽签选，能管得了事吗？一个系的教职员工得有几百位。系主任也抽签选，那清洁工当选的机会会和正教授一样。那个清洁工系主任如果要领导你，你会听吗？ 
     王教授主张的实在是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是“宁要真民主的草，也不要假民主的苗”。在我看来真的不是这样。民主还是不民主，实在不是人类的唯一追求，甚至不是第一追求。我认为它至多能算是人类的第三追求。人类的第一追求是安全，是秩序。第二追求是发展，是富裕。民主还是选主，选举还是抽签。这些东西，至多也只能放第三位。
      人人都知道，除了希腊、罗马、西欧一脉，世界上所有的其它文明发展，都没有运用到民主这一个基因。这些无数的民族、国家，在西风东渐之前，压根就没有人想到过“人民主权”这个概念。这些民族难道就没有活过吗？就不能活吗？他们就没有过辉煌吗？
      现代科学电子民主其实已经可以做到每家装一个表决器。您是否相信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抽10分钟时间，就倡议者最多的10项议案进行投票，一切都可以搞定？
      我来举几个例子。
     a项议案，关于每年的法定假日数目：请就如下提议表决：10天、15天、20天、25天、30天。
     b项议案：关于职工的法定年假：2周、3周、4周、5周、6周、7周、8周。
     c项议案，关于每周法定工作时间：48小时、40小时、35小时、30小时、25小时。
     d项议案，关于退休年龄：65岁、60岁、55岁、50岁、45岁。
     e项议案，免费义务教育的年限：到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 
     f 项议案，公费医疗报销比例：80%，90%，100%。
      请相信我的估计，如果每天都投一次票，每次删除支持者最少的一个选择，只需一个星期，全面的共产主义就可以建设完成。如果每周投一次票，那建成共产主义就需要两个月。
    我们还可以在外交领域举一些例子。比如，中国南海有人抢占中国岛屿。有公民提议开战。网上投票，人民主权， 至高无上，于是战争很快就会打起来，至于能不能胜，长远后果如何，那就不在网上投票那功夫公民多数的视野之内了。如若遇上美国“误”炸中国使馆，或南海撞机那样的事件，如果不由江泽民、政治局，而由网上公民大会来投票决定应对措施，那又会是如何结果？如果让全体公民直接投票决定日常事项，平均智商、急功近利、冲动反复，这些毛病绝避免不了。当然个人专制，又会有另一个极端的一大堆毛病。所以我主张建立在中产阶级核心之上的中庸的阶级共和了。
      这篇文章的最后，王教授讲到了经济民主，最后的最后，讲到了“财产拥有的民主”。他还明确到，这不是主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是主张“生产资料私有产权的平等分布”。在这里，王教授的整套理论的最大漏洞就露出来了。这是可能的吗？
      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记得，王教授也应当不会例外。30年前，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日子。中国的城乡的公有制都还未解体。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所拥有的财产都是大体相等的。可怜的是近乎等于零。（这真是符合王教授实施他的抽签民主制的理想初始条件。）然后万马奔腾开始了。最先下海的都是个体户、劳改释放犯等等，然后其它人等逐步加入。然后开始迅速的分化。（这里不谈公有权贵的参与。因为就算是他们不参与，以下的结论也不会变化。）少部分人迅速地发家致富成为资产阶级。更多的人则挤入中等阶梯。而绝大部分人则依然只能是当工人农民。不过在这个万马奔腾的过程中，绝大部分人都向前方前进了很大的一段。只是比起30年前的共同贫穷，现在有了太大的差异。所以有人觉得，“辛辛苦苦30年，一下回到解放前”。
     除了那些权贵姑且不论，还是有极多的企业是正当致富的。比如在温州。那里根本就没有多少国企可供权贵们瓜分。人人有权下海，成功与否，责任自负。王教授主张的“生产资料私有产权的平等分布”在比如温州应当如何去体现？比如说，下海经商的机会，要用抽签的方式去平均分配？比如说不同成功程度的工商业者赚到的不同程度的财富是否应当用反复抽签的方式还是一刀切的方式，向那些不占有或者占有得比平均值低的人转移？而且这个转移的规模必须足够巨大，一直到任何个体户以上的私营企业都不可能出现的程度，王教授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私有产权的平等分布”这一小私有制万岁的伟大构想。这的确和苏联模式，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因为这毕竟是私有制。历史上法国的普鲁东设想过类似这样的制度。不过我知道，现代社会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是根本不可能运转的。那么还有股份制呢？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平均的分给每一个国民吧。但是私营大企业的股份呢？强迫每个公民购买？然后还不许转卖？因为他们一旦买卖自己的股份，就会有赔有赚，很快的财富的占有又会变得不平均。看看中国的这三十年，（财产的）平均主义可行吗？当然我并不赞成过分的两级分化。我主张的是有节制的私有制，有节制的社会阶梯。总之我不知道王教授还得动多少脑筋，才可能做到“财产拥有民主”，和“生产资料私有产权的平等分布”。  我在法国听一个小老板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工会工作者向他推销每周4天工作日，说这样收入不会减少，可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这位小老板回答，每周可不可以工作第8天？因为我有太多的工作做不完。
      王教授也明白，“实现民主要求所有人都具备大致同等的能力，这就要求每个人占有的资源不能太悬殊，虽然不可能完全平均，但是也应该是大致平等。”
      王教授在这里倒因为果了。首先，“所有人都具备大致同等的能力”，就是一个实在是背离常识的凭空假设。请您向任何一个有植被的山头望去，你会不会发现那里“所有的植物都具备大致同等的生长力”，也就是说他们都长得大致差不多高？有乔木、灌木和草的存在，是否违反了王教授的世间平等民主定理？您是准备用什么肥料让草长得和灌木一般高？又准备用何种大锯，把那些乔木锯得和灌木一般矮？
      现在我们再看向人间，您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别，会比草与乔木的差别更大？您是否发现，有人能把论亿人的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以至于国民会恳求他一再留任（比如华盛顿、罗斯福）；有人却管不好他扫大街用的几件撮箕扫把，以至于还会被解雇。比尔·盖茨能管理好十万人的企业，有人却管不好一个炊饼摊。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能让数亿人民吃饱饭，而太多的人却只能沿街乞讨。到底是企业家的才干为企业的无数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还是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工人在养活资本家？ 如果“实现民主要求所有人都具备大致同等的能力，这就要求每个人占有的资源不能太悬殊”，按照王教授的安排，比尔·盖茨那样的人就是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一支军队中，有大批必须去冲锋陷阵的士兵，也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他们怎么可能“具有大致同等的能力，占有大致相同的资源”？
     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要发展一些公有制，而是用暴力剥夺私产，消灭有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实践证明，消灭富人，并不能使穷人富起来。创造的只是共同贫穷。造反成功，只是使少部分打下天下的英雄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富了起来。但这并不能消灭贫穷阶级继续存在。这以后还可以分两种情形。一种是不触及私有制，那么就会有贫富等不同阶级的一如既往的存在，只是富人换了另一批，这就是改朝换代。一种是消灭私有制，那就只会有穷人。这就是共产革命。当然官家总是有的。少量的在特殊情况下“共同富裕”的实例如“南街村”并不能改变“齐头并进”式的共同富裕始终是一个梦想的基本事实。
     我不是学经济专业出身，不会使用复杂的经济模式来分析社会问题。但我自认历史直觉不错。下面想用一些浅近的比喻来表达我的基本经济立场。
     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有点像万人马拉松比赛。首先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参加比赛。好像多数人并没有勇气去开创自己的企业一样，虽然人人都有这个权利。马拉松一开跑，差距就不断地出现。最优秀的如比尔·盖茨，第一个在三小时内跑到终点，赢得冠军的一切荣誉和利益。还有很多人四小时内跑到终点，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5至6和小时跑到的自然更多。他们的企业都可以存活下去。不过跑不到终点，中途弃赛的选手，在生意场上可比在跑步场上多得多。据统计，90%以上的企业，存活期在三年以下。发财梦的确是人人都可以做。但能够梦想成真的，永远都只是那最聪明和最勤奋的少数人。（凭借权力发财的权贵资产阶级是另一个问题，此不论。）他们的子女继承财富是否正当，是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禁止继承，则每一代人都要从头开始，这肯定也不符合公益正义。结论大概只能是有所限制吧。这不可能符合王教授的“经济平权真正民主主义”。
      而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把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编成一支队伍，要他们齐步前进（共同富裕），而且指望这种跑法能胜过那个可以个人自由加速的马拉松赛跑法。在道义上，我无法指责至少是那些共产主义的倡议者的仁善。但一到实践，可疵议的地方就实在太多了。
      由于父亲是军人，我幼年时在军队呆过。给你们介绍一种当时看到的显然只有在军队中才可能进行的体育项目，叫做“蜈蚣竞走”。数十个人，每人的左腿（右腿当然也行）都用绳子隔30公分连起来。然后一二一整齐踏步，然后慢跑起来。各支队伍，比的当然是谁跑得快。但事实上，很少有一支队伍能成功抵达不过100米外的终点。经常比赛的输赢是由哪一支队伍能跑得最远而最后因一人的绊倒而整个停下来决定。要知道，这是长期集体训练有素的军队独享的体育项目。共产主义运动的设想就相当于要把这项需要高度纪律的体育运动推广到老百姓中去，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公有制除了国有，还有集体所有和股权均等的股份合作等形式。集体所有制玩不转，已为规模并不大的中国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的彻底解体而充分证明。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在改革开放后也迅速或者在与真正私营的企业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或者被领导层以种种方式化公为私了结，现在想必已极为罕见。我在西方也看见过几起类似的故事。经营困难的企业，老板欲放弃，而员工不舍。集资把企业买下来，变成合作制。经营状况极少因共产而改善。员工-股东们很快都会没有勇气参加股东大会，去面对那些头疼的问题。最后少有例外以悲剧收场。实践证明，中小型的企业，独资最有优势。这个优势是通过100家新企业，只有10家有3年以上的存活期，1家有10年以上的存活期的严酷方式考验出来的。而大型企业则以股份制最能胜出。但企业内部，则总是资本当家。任何变形都少有存活的机会。如果企业活不了，那劳工阶层的利益又从何保证呢？据说，现在马上就要倒闭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倒闭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劳工待遇太好，劳动力成本太高，以致所产汽车价格太高，销路不畅。打个比喻，桑树上的蚕胃口太大或太多，把桑叶啃去太多，桑树活不好，或活不了，那蚕们的利益又从何得到保证呢？
      假设在一家1000人的私人企业中有一个老板，9个高管，90个中层干部，900个工人。如果企业的大事都要按照卢梭的主义一人一票来决定，且不说公不公平，用脚趾头想一想，就知道这可不可行。事实上，如果有一个十人的董事会，只怕资方和高管会占到八票，中干一票，900个工人有一个代表就不错了。
      我的结论与王教授不同，我主张阶级共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简单言之，比较类似于罗马共和国。我还写过《国家属于谁？》《再论共和》等多篇文章，阐述这个理论。欢迎参看。
      王教授还主张“平等的参与，得到平等的代表，对决策有同等的影响”。问题是这可能做到吗？王教授居然谈到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鞍钢宪法”。还认为那里有很多闪光的东西。您为什么看不到，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依靠“五七指示”、“鞍钢宪法”，也没有依靠王教授鼓吹的“真正的民主”，却取得了那么大的经济成就，那又得有多少闪光的东西呢？王教授连“宪政民主”、“自由民主”、“代议民主”、“竞争性自由选举”等中国人日夜渴求而不可得的“西方现代民主形式”都批了个体无完肤。他鼓吹的“抽签民主”我怎么看去看来都像是书斋里的梦呓，没有任何的可行性呀。
      王教授一再坚持那种毫无让步，毫无妥协的彻底的真正民主。他为什么看不到，哪怕是在以少部分人中间（比如白人，有钱人，自由人）中间实行的有限的民主，也是民主的一种，或者说是共和。它也有着一种与东方的专制传统完全不一样的平等、协商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一步步扩大，才有了今天的西方民主。我热切盼望的，就是一点一点地开始学习西方的这种共和精神，并不妄想一步登天，更不妄想把我们实际上还远远够不着的东西先批得一无是处。王教授主张的“真正民主”我觉得在遥远的将来以前，都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我们先说，您有没有能耐把阶级消灭掉？如果消灭了阶级，这个社会还有没有结构？这个结构的上层，又如何能不是新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精英统治铁律”，你根本推翻不了的。对精英阶层的特权，我们真的是只能设法限制，而完全不可能妄想根除。
附录：以下一段是从网上抄来的一篇文章，讲的是美国加州如何在现在的代议民主制下破产。注意，这还不是王教授钟爱的抽签民主制。我只能说：如果是抽签民主制，它只会破产得更快。 

加州州长施瓦辛格

      毫无疑问的是，加州怪异的政治体制没有带来帮助。特别选票制对治理任何一个州来说都不容易。尤其是加州议会还规定要有三分之二的选票才能通过一项预算案。

加州州长施瓦辛格(Schwarzenegger)昨天说，我尊重民众的意志，他们对我们预算制度的运转失灵感到失望灰心。他谈到了这个体制一片混乱，这点说的没错。

     但施瓦辛格不应当只是归咎制度。归根结底，错就错在加州的民众以超过自己收入、违背经济学定律的方式生活。

      你不可能给警察开出一年19万美元的薪水和福利，或是给学校员工支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5%的工资，同时还要保证加州收支平衡。

      你不可能给300万非法移民提供社会福利──人均社会福利支出比美国平均水平高出70%──同时还要保证加州预算平衡。

     你也不能通过全美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来保证加州免予破产。

     这就是为什么加州预算赤字会在仅仅几个月内从150亿美元急剧膨胀至210亿美元，涨幅高达42%；也是加州赤字为什么还在继续扩大的原因。

     更夸张的是，或许加州民众没有吸取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美国其他地方也一样没有。纽约州正忙着紧步后尘。该州给工会加了3%的薪水，还新增了一项针对百万富翁的税项。不过，纽约州的预算赤字只有大约60亿美元。

      再说联邦政府，它甚至都不必假装要平衡预算。因此，它为什么要阻止自己重犯过去的错误？

     上周，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制定了一个计划，向首次购房者支付的头款提供至多8,000美元的现金抵税额。这样的话，一个准购房者只需要数千美元就可以贷款购买一座15万美元的房子了。

      这样的情形如此熟悉：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梦，极少的先期付款，以及急切热心的放贷商。和五年前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在生活中不断学习？

     显而易见，加州不懂这个道理，美国其他地区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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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故事的两个版本，真让我伤透了脑筋

 刘学伟 | 2009年05月28日,16:46

    现在出现的两个版本之邓玉娇故事的对垒让我们伤透脑筋。我在上一篇《10个疑点》中一大堆疑问似乎都还未得到澄清。又有新的出现。总之已经提过的不再提。这里只陈述新的。
    现在我的最大疑问是两位夏律师提出的在水疗室中发生的新情节好像是孤证。只有一个唯一的来源就是夏律师代表邓玉娇做的正式指控。而且据说，邓母已代表邓玉娇否认在拘留所见到两夏时做过这样的陈述。这样两夏律师的处境就极为惊险了。我希望两夏律师千万不要说，他们的指控只是根据他们记忆中所及的邓玉娇的陈述；千万不要说，当时既未录音，也未笔录，或者是笔录上并无邓玉娇阅后表示认可的签字。希望两夏律师赶快就此发表意见。说句实话，录音公布不公布都是其次，只要你们手里有，就太好。否则，就太糟糕。
      如果两夏手中有录音，千万多复制几份，分别存放到不同的，安全的地方，这可性命交关。如果有签名笔录，也千万复制几份，尤其把原件永远随身携带，这也同样性命交关。如果这两个护身符两夏都没有，那么他们“捏造证词”的罪名就会难以逃脱。这个新版故事只有两夏和邓女两方口出耳听私密授受。如果邓玉娇不承认，而两夏又提不出证据，那他们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鉴于两夏高调提控，众目睽睽，如果最后证实是子虚乌有，不只是他们这一辈子恐怕再也当不成律师，负上刑责也是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结果实在会太伤广大善良百姓的心。
    凭直觉，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结局。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邓玉娇在警局第一次笔录时会不陈述在水疗区遭到性侵的情节，我也想不通警方竟然敢公然“贪污”这么重大的犯罪嫌疑情节。当然我同样想不通两夏律师出于何种动机，何种勇气，敢于凭空捏造这样重大的谎言而置自身于万劫不复之地。
      那么两夏律师手头有录音或签字笔录啰。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想不明白，邓玉娇为何第一次在警局不陈述这些情节，第二次面对两夏时为何补充这些重要情节，然后，明知两夏有录音或有签字笔录的情况下又否认做过这样陈述。
    如果两夏律师手中有录音或签字笔录，庭审之时，邓玉娇再次重申存在水疗室性侵情节，尤其是如果她说，在第一次笔录时就已经陈述这些情节，一定有签字的原始笔录为证，那警局方面就会陷于极为狼狈的场面。如果真有这种风险，我不知道警方可能使出何种手段防止这种局面真的出现。
      总之，只要律师手里有录音，这个局面就已经及其戏剧性了。如果没有录音，那也同样极具戏剧性。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面。警方已正式宣布，应两位新律师的请求，邓玉娇已经离开拘留所，改为限制居住。现在的问题是，似乎除了警方，谁也不知道邓玉娇被限制在何处居住。据说她的亲属可以见到她。但如果除了警方谁也见不到她的亲属，这个问题依然无解。依据有关规定，在限制居住期间，除了同住人和辩护律师外，要见其他人都需经过批准。但鉴于外界有那么多的疑问，我建议警方拿出诚意来，让邓女或至少她的母亲或其她的亲属出来和比如记者们和两位夏律师见见面，澄清一些事实，比如解约，比如邓玉娇到底有没有在警局或与两夏律师见面时提到水疗室性侵，或者与夏律师他们面谈时，有无录音或在笔录上签字。这些都是程序性的问题，应当并无多大保密价值。
      实在地说，我十分十分地希望这件事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政府和人民双赢的结局。就让那些腐败分子去倒霉吧。
附录：邓玉娇故事的扩展版，但我觉得很像是根据一个短篇报告文学由编剧扩展出来的中篇小说。情节很完整，但可靠性就实在难说。
知情人透露：湖北省委书记亲自过问，邓玉娇案大致定性如下
信源：天涯社区｜编辑：2009-05-27｜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八阕】一个劳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地方:http://www.popyard.org
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地方:http://www.popyard.org
    5月19日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书记在四川登机前，致电省政法书记要其为准备邓玉娇案材料，他下飞机时必须看到。随后尚武副厅长赴巴东，询问了“梦幻城”服务员唐芹【所谓邓玉娇的“好朋友”】，拘留了“梦幻成”经理贺德江，使案子向正确方向进一步。为免党和政府再出错，发布此文。

【一】邓玉娇案的涉案人物：

第一层次【火线上的小人物】：邓贵大、黄德智，邓佳中。

第二层次【相关涉案人物】：唐芹【梦幻城服务员】，贺德江【梦幻成经理】，或还有【梦幻成老板】。

第三层次【核心人物】：周程【福成矿业公司矿长】及三名矿上人员，以及郑建武【镇人大主任、主管招商工作的副书记】。

邓玉娇案的核心犯罪是：逼良为娼，“强迫妇女卖淫罪”，引伸出暴力、流氓、侮辱、性侵害妇女罪，或曰涉嫌强奸妇女罪。

【二】案情如下：

1、案发日下午，福成矿业与当地农民发生用地纠纷，矿上打电话给镇主管招商工作的郑建武，要求派员协助解决，郑随即指示邓贵大、黄德智、邓佳中三人出现场。邓三人不辱使命，把事平的很快很好。傍晚，周矿长率三人尾随邓贵大三人来到镇上，喊上郑建武，举办一个答谢性质的宴会。酒后八人去梦幻城继续“消费 ”（先吃后洗，这是现在场面人请人“潇洒”的必然一条龙服务）。

是酒前、酒中还是酒后，商定“嫖娼”细节的，现在不清楚。但有一个主题：就是周矿长看上邓玉娇了，或者是听说是“梦幻城”有邓玉娇这么一个人，今天，要去“买春”“买处”，邓贵大等三人须在周程见到邓玉娇之前，把邓玉娇“摆平”。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邓玉娇在歌厅上班，这时（很可能还没到上班点）邓玉娇怎么会在洗浴房洗衣服呢？这很可能是唐芹、贺德江做内应，给邓玉娇下的一个套。（邓玉娇好朋友杨红艳不是说了吗，唐芹给她打电话，说给她妹妹今天过生日，请好朋友们来梦幻城洗脚，K歌嘛）。唐芹和另两个服务员在“水浴房”休息间，这时邓玉娇背着挎包来洗浴房洗衣服，这才有黄德智与邓玉娇在洗浴房“不期而至”的场面。

2、邓贵大八人到梦幻城后，周程等人进入包间等候，邓贵大三人去“摆平”邓玉娇。黄走在前面，进入洗浴房，把门插上，向邓玉娇提出“特殊服务”的要求。邓玉娇一正派女子，虽不得不谋生在此地方，但直接听此要求还是感到愤慨，但仍不失理智的、较强硬的拒绝了黄德智，黄德智遂拿出对一般小女子“买春”“买处 ”的手段，纠缠、猥亵、性侵害邓玉娇（就是抓摸乳部、下身等，不是指强奸；邓母与律师闹矛盾即在此），邓玉娇恼怒挣脱，躲避至休息间，黄德智不依不饶又跟进。跟在外边的邓贵大见如此，矿老板要求的“事”给安排不了，那还行？！对工作尽职尽责的邓贵大遂上来加入施压，并有炫耀、扇击邓玉娇那沓钱的过程（注意：一般嫖娼不用4000元的），威逼利诱邓玉娇都予以拒绝。这时，邓玉娇所谓好朋友唐芹上前解劝（很可能是站在邓贵大立场上）。邓玉娇一下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别人给自己下的套，遂大怒，要走出房间。这时邓贵大恼羞成怒（心理活动应该是：这工作还怎么完成），拦住邓玉娇往沙发上推，邓玉娇掏出水果刀示警，欲走；邓贵大二人仍上前拦推邓玉娇，邓玉娇这时已急了眼，挥刀刺向二人，混乱中邓贵大扑通倒地，黄德智受伤，邓佳中在门口吓傻了。

一时间时间凝固了，这时邓玉娇的好朋友杨红艳赶到了，看见这一幕，遂拉住愣住的邓玉娇，“你还握着刀干什么?”这时邓玉娇才醒过神来，掏出电话报警。

3、野三关派出所接警后，赶到现场，一看这架势遂控制了现场，郑主任、周矿长等人知道出了这样的事也害怕了，遂向韩谭所长告饶，要求圆场。谭报案至县局，政委张友刚、副局长宋俊带人连夜过来，例行公事，做了讯问、笔录、勘验现场、组织救护转送伤员（或在这之前人就不在现场了）等。事这么大怎么办？请示领导（下面周矿长、郑主任也电话不断四处找人），最后领导指示：周矿长、郑主任等人马上消失，邓玉娇带派出所留置；邓玉娇一见：我报的警，他们都没事了，反要带我走，什么道理？遂才有玻璃杯砸警察一说。

4、第二天，宋副局长等向县委、政府汇报的那个版本，基本上是原生态的，总的情况是清楚的（把饭店报销的饭单都取走了）。领导一听，这回丑丢大了！怎么办？他们素以“讲大局”“政治上成熟”在关键时刻励己，遂决定：首先把周矿长、邓主任摘出，小女子邓玉娇留置，剩下邓贵大等怎么善后，你们公安局拿出一个方案来再议。“控制局势，稳定大局，是其大政方针”。

【注：这时讲“人和事都不能逾越法律，要依法遵法，公民人权高于一切”，跟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邓玉娇这个活生生值得人们尊重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符号"；至于胡总书记讲过：“要科学发展观，绿色GDP,要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对此时巴东县正合适嘛？福成矿业与民纠纷（有没有污染和破坏资源、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黄雄的“梦幻城”娱乐业的负面效果，对生意人就这么惯着，好吗？这么对待一奇女子，对待一群为非做歹之人合适吗？真要善恶不分、黑白颠倒，激起民怨民愤来怎么办？哎！壮士断腕，不要这样的GDP也罢，以人为本，建和谐社会从今以后“科学发展”；这才是真正有“大局观 ”“政治上成熟”。你巴东县变害为利，因势利导，真正按胡总书记的指示，这么干下来，说不定正是时代典型呢。可惜，这种正反馈的思维模式，在这些干部身上，绝对是负反馈反映的】

调子这么一定，更周程、黄雄等人平日里纠缠不清的人，一听，精神一振，对，就这么办，我们马上具体执行。

【三】后面的话：

不知是提炼原生态的东西，必定会露出本色的东西，还是公安队伍中总还是有些天地良心的人，或者还是深文周纳考虑的不周全，总之“邓玉娇不是卖淫女，邓贵大等三人是在索要特殊服务被拒，还有‘一沓钱打脸’‘推到’等情节后，被邓玉娇刺伤致死的。事发后，是邓玉娇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报告的，邓玉娇受到了‘精神病人 ’的待遇”。这些基本情节和根本事实，就这样“公示”给了社会大众。

人民就有判断善恶是非的天然的良知良能，他们就从巴东官方的“通告”中，就能读出真实来。越描越黑，越掩盖越暴露，越回避越实质........;全中国人民现在都清楚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你们巴东公安和有关上级"还在侦查"。

够了，快止步后头吧，不然，你们和你们的上级都将被拖入深渊，一往不复。

邓玉娇暴露的问题是敏感、深刻的，《潜伏》中吴站长有句话：神奇的一跳，正跳在我的神经上，有点牙疼。邓玉娇的一刀，击中了邓贵大的要害（其实一个小小的邓贵大以致周程，何足挂齿），也击破了天。

1、基层公务人员（基层一级政权）沦为商财人等的工具，逼良为娼、犯强迫民女卖淫罪（期间涉及到流氓侮辱、性侵害妇女罪，以及涉嫌强奸妇女罪）。

（注：杨立勇局长讲“邓贵大不会强奸邓玉娇”，其实在“技术上”他并未扯谎，黄德志、邓贵大虽然拿出流氓手段，如若邓玉娇屈从了，邓贵大们是不敢吃“第一口”的，他们会将叼来的羔羊送到另一个大狮子面前）。

2、地方一些公务人员，与财商、黑恶等沆瀣一气，受害的只能是平民百姓（如此地方，色情场所必是泛滥，而黄雄类后面没有警方背景那是不可能的，周程矿长可以“ 买春”“买处”，邓贵大等也可以陪同嫖娼，被鱼肉的只能是受经济危机影响回乡，被迫在梦幻城处打工谋生的邓玉娇们）

3、片面以经济建设为唯一导向，经意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是被歪嘴和尚念经的典型代表，其实巴东县发生的问题也正是对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建和谐社会，倡导八荣八耻的发动。

4、民女邓玉娇被逼无奈，奋起反抗逼良为娼，英勇的与“强迫妇女卖淫罪”做斗争，如果不说是崇高的，至少在法律上是无罪的，如有不当后果，也只能有巴东地方当局承担。好女反成“精神病”，不是对人民基本价值观念的讽刺吗？不是对基本人权的侵害吗？

罗清泉书记5月19日看到了邓玉娇材料。

网民：字匠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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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邓玉娇案的10大疑点

 刘学伟 | 2009年05月26日,15:53

     

      邓玉娇案喧腾至今已是16天。最新发展是北京律师夏霖代表邓玉娇正式控告黄德智在水疗区（第一现场）性侵（有扒衣服等具体情节）。这很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陈述了。但我还是有许多疑点无法厘清。现罗列如下：

     1、事发之后，邓母与警察同时赶到现场。邓玉娇似乎没有机会向邓母详细陈述案情。但在邓女到警局之后，对案情经过必是有详细笔录，并且必有签字乃至可能录像。邓女有可能不陈述在水疗区发生的拉扯衣服触摸下体之类的情节吗？

      2、邓女在与夏霖两次见面时，是如何陈述：她在警局第一次笔录之时，有否指认黄德智性侵？

      3、如果在警局时她没有陈述，见夏霖时才补充出来，那是何故？这是最大的一个漏洞。我想不明白它的缘故。

      4、如果有陈述，有签名，那么警局就是“贪污”了这一段极其重大的情节。因为哪怕是涉案人有一人指陈如此，也必须调查，黄德智就绝不可以任其离去，水疗区有无打斗痕迹都必须记录，邓玉娇的内衣上有否留有黄德智的DNA痕迹就成了最重要的证据。

      5、夏霖他们可能忘了有必要与邓玉娇也签一个委托书，但邓玉娇的陈词，他们有无录音，如果是笔录，有否让邓玉娇阅后签字？如果这两样也没有，那他们这个律师也当得太不专业。

      6、从警局三次发布的案情通告看，他们似乎对这一段案情毫不知情。我真的有点难于想象他们敢把这段明知的重大案情完全“贪污”后，又让夏霖去见邓玉娇从而这段“贪污”就会完全曝光。

      7、第二现场（休息室）自始至终都有其他服务员在场，其后领班还来过。这里发生的事情都有人证。不像在水疗区发生的事情无法对证。为什么警局公布的案情经过（包括对话和动作）和夏霖公布的还是有很大的出入？我相信，这些在场证人都做过签字笔录。如果没有，那警局也是太失职了。

      8、邓玉娇的衣物，12天内，都没有人动过，似乎警局也不知道那上面可能有重大物证。那邓玉娇是没有说起过黄德智曾拉下她的内裤等情节啰？或者是有说过，而警局对此情节毫无反应，那也太过颟顸了。

      9、至少现在是知道黄德智有重大性侵嫌疑了。他应当和邓玉娇一样被立即控制起来，如果警局找不到他了，那是警局的严重失职。

      10、现在除了警局，其他人还有没有可能见到邓母？如果见不到，那必须报警。邓母大概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犯案，应当有人身自由。

     最新消息称，在两位新律师的要求下，邓女已由刑拘改为监视居住。如果消息属实，邓女除了不能离开指定居住地（比如自己家中），就恢复了相当的自由，比如可以见客、打电话等。这样两位夏律师就可以见到邓玉娇，也可以通过她见到邓母，很多情况就可以厘清，而不是老得猜哑谜了。如果真是如此，我就要赞一句政府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诚意了。

附录：对5.10案中涉嫌强奸犯罪的嫌疑人黄德智提出控告

（注：本控告书已于2009年5月25日20:00提交巴东县公安局，多家媒体在场见证）

控 告 书

控告人：邓玉娇

代理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夏霖 律师

夏楠 律师（实习）

被控告人：黄德智

控告请求：

被控告人涉嫌强奸，要求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立即将犯罪嫌疑人黄德智刑事拘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事实和理由：

5月10日晚饭之后，KTV服务员邓玉娇在雄风宾馆一楼水疗区五号房洗衣。邓玉娇说：“水疗区就是女性给男人卖淫的地方”。洗衣时，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的”（即黄德智）进入房间，走入走出两三次后，将门锁上，坐在房间床上，称其要洗澡。邓玉娇答马上出去，并向外走。走到门口时，黄德智说：“你往哪去，你要陪我洗澡”。

邓玉娇申明自己是在这里洗衣服，不在这里上班。欲开门离开之际，黄德智一把将邓玉娇拉倒在门口床上，脱邓玉娇的衣服。由于邓玉娇上身挂有斜挎式胸包，黄德智未能脱下其T恤衫，转而拉扯其裤子。此裤子为邓玉娇在浙江时所购，由于邓玉娇从浙江回巴东后身材变瘦，又未系腰带，裤子被黄德智一拉即下，内裤全露。黄德智又脱其内裤，并以手摸其下体。邓玉娇用脚踢黄德智，黄德智试图脱邓玉娇的鞋子，未能脱掉，被邓玉娇踢下床去。邓玉娇将锁解开后跑进休息室。

黄德智与一名“矮个子客人”（即邓贵大）先后尾随入内，黄德智骂道：“他妈个屄今天被个屄女娃子戏弄了。”邓贵大遂问，“哪个戏弄你的，给我看下，下不了场了，还不得了了。”黄德智便指着邓玉娇说，“就是她”。邓贵大指着邓玉娇骂：“你他妈的还挑人啊，你什么意思，嫌我们老了？我们就是来消费的，你他妈的就必须要服务！”

邓玉娇恳求道：“我有没有戏弄你你去问外面的领班，如果我真是在这里上班，我就是戏弄了你，那就是我的错。”另一在场服务员叫来领班，领班劝阻未果。邓贵大继续骂道：“什么上面下面的，不都是一样的吗，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又说，“你不就是要钱吗？你就是没见到过钱！你要好多钱，你开口，信不信我今天用钱砸死你！”遂拿出一叠人民币，向邓玉娇脸部搧击。每搧一下，邓玉娇便退一步，搧一下，退一步，一直退至身后沙发处，就说“对，我就是没见着过钱，有种你今天就砸死我”。邓贵大说，“我就是要用钱砸死你，就是要拉一车钱来砸死你。”领班再次劝邓玉娇离开，邓玉娇欲离开，被拖回。邓贵大说，“想跑，跑到哪里去？”邓玉娇再次试图离开，又被拉回。邓玉娇就从包中拿出水果刀，双手背在身后。邓贵大推邓玉娇胸前，将其推倒在沙发上。邓玉娇起不来了，遂双脚乱踢。黄邓二人扑上来，邓玉娇就拿刀向前乱刺，邓贵大伸出双手要来抓邓玉娇，因为邓贵大在前面，可能多数刺到了他。后邓贵大捂着肚子走到门口倒下。邓玉娇看到邓贵大脖子上有一道伤口，遂打110报警。110要其打野三关镇派出所电话，邓玉娇答说：“雄风快死人了，赶紧过来。” 又打电话给其母亲，要其母亲赶快来。

此时房中仅剩邓玉娇一人，后经理来将邓贵大抬走。邓玉娇坐在大厅沙发上等警方到来，后邓母与警方基本同时到达，邓玉娇交给其母一张欠条，要其母代为清欠，

遂上警车到达野三关镇派出所。当晚朋友给她送来衣服，邓玉娇将案发时所穿T恤和裤子换下，但高跟鞋、胸罩、内裤未换。当晚邓玉娇一直在野三关派出所办公室中哭，该派出所人员她全都认识，没有看到巴东公安局的警察。次日5月11日晚上巴东县公安局给邓玉娇做笔录后，于5月12日下午17时许将其送至恩施优抚医院。邓玉娇更衣后，其胸罩与内裤被邓母带回家中。期间刑警队未对其胸罩及内裤进行询问检查。

邓玉娇在恩施优抚医院受到的虐待暂略。有些还待本律师查证求实。

鉴于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本律师代理控告人特向贵局提出控告，控告黄德智涉嫌强奸，要求贵局立案侦查，立即将涉嫌强奸的犯罪嫌疑人黄德智刑事拘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致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公安局

代理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夏霖律师 夏楠律师（实习）

签字

200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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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核心价值体系之初步比较

 刘学伟 | 2009年05月08日,16:12

  第一节：东西方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比较

      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体系的全面良性竞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东方的代表，中国占领的第一个制高点似乎是竞技体育。接下去将要冲击的最重大目标自然是GDP。这最难冲击似乎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才是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西方靠着他们的民主话语体系，至今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优势地位。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价值概念处于核心的地位。我的这篇文章，绝无想对这些可贵的价值发起任何攻击之意。我只是有两个看法希望表述：第一，在当下，这些价值观念简单直接移植到中国似有水土不服之症，它们似乎应当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某种综合、融汇，或考虑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中的国情有所折中，才能对当下中国的进步有更好的助益。第二，如果数十年内中国真有领导世界的机会，中国也必须为世界提供一套与现行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完全相同的（完全创新是不可能的）革新版的价值体系。否则，中国的这个崛起也绝不是完整的。

      这两个任务都过于庞大，说句实话确非我能力之所及。但由于特别的情势，我必须就这个题目发表意见，就只好不揣冒昧，斗胆发表一些浅见了。说得如果有一点新意，大家不妨附和一下。如果说得离谱，也准备迎接板砖。

      在我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有一个最基础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都是从个人出发，个人天然拥有全部的权利，家庭、社区、国家的权利是个人让渡出去的。这个价值传统起源于古希腊，更确切地说是古希腊的城邦。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再早还有腓尼基人，说再多就太学术，打住。）为西方文明传统提供了另一个与几乎任何其它文明都没有提供过的在古代必是极为罕见例外的工商业文明、城市文化、市民精神的传统。那里曾有数目超过1000个的城邦，每一个都有至少数千，数万至十数万的人格平等的公民运作过自治的城邦政治。在古希腊的时代，当代西方人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特质就已经具备，比如理性、竞争、人格平等（奴隶除外）、人身自由（只用财产为债务负责，禁止债奴）、票选领袖、执政者任期限制等。古希腊也有英雄，也有神，但他们的英雄和神，比起东方的神，（也包括基督教的上帝，）离人间近得多，没有那种绝对的威严。我写过一篇长文讲述古希腊，请参看。我研究古希腊的结论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超级链接，右键点击即可打开。）我以为，那真是带有偶然性的。 这个传统被罗马共和国继承。但是自罗马成为帝国以后，一直到中世纪的晚期，这个传统湮灭了差不多1200年，其薪火直到文艺复兴（中国人习用的这个词不准确。西方人用的词是restauration，就是复兴，指的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一切传统，首先是工商业，而绝不仅仅是文艺。）时代才在南欧的城市中复炽，在大宪章以后的英国扩大到一个民族国家的规模，再经美国之手，成为大型的共和国，然后传遍全世界。

      东方（似乎也包括上述西欧传统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其它地方）的原生的文化、政治传统，则完全不是这样的。有完整主权的从来都是一个团体。最小也是一个家庭，大一点就是一个家族等等。至于政治权利，则几乎从来都完整地掌握在不同尺寸的国家手中。下级政府的权利总是来源与上一级的授权，个人似乎就只有服从从家长族长一直到官府皇上的管理的义务，而从来没有过人民主权那么一种概念。我可以把这种权利结构概括为蚂蚁主义蜜蜂主义。（据说，在南美有一种蚁群，当遇到森林大火时，它们会聚成一个大球，滚出火场。在外层的蚂蚁当然会烧死无数，但种群却可以活下去。）完整的价值属于整个群体，个体的价值只有从属于整体时才能体现。想象一下，一只蜜蜂或蚂蚁，离开了它的群体，能独自生存吗？从本质上说，人也是一种标准的群居动物，一个人脱离了社会，其结果比起落单的蚂蚁蜜蜂也真好不到哪里去。我把后一种价值体系称之为集体主义价值体系。

      可以明确判定的是，个人本位的价值体系，在前工业时代，只适合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而且这种城市必须是在政治上独立或至少是自治的。这种独立或自治的城市在东方的历史中完全没有出现过。在西方也只在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在中世纪末期的主要是南欧波河流域的一小批城市中出现过。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下，工商业城市必须以广大的农业地区为腹地才可能形成，在一个完整（就是说不依赖外方的）经济体系的人口中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比如说5~10%）。这样的在人口上占绝对少数的城市要取得政治上的独立或至少是自治，实在需要许多的特殊条件的凑合。在欧洲的古代和中世纪，这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大尺度的农业国家因各种原因未能像东方那样早早形成，给予了工商业城市独立或自治的机会。在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这种机会都会在数百年内消失，实在很难说哪一种价值体系更先进，因为这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总是以集体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告终。连古希腊城邦的最重要内战，伯罗奔尼萨战争，也是以更集权的斯巴达同盟战胜了更民主的雅典同盟。再后来也是君主制的马其顿统一了古希腊，灭掉了那些独立的城邦。罗马帝国也取代的罗马共和国，公民权利被几乎取消殆尽。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的繁荣也是以封建势力的脆弱，民族国家迟迟未能形成为代价的。欧洲人的普遍性格自古以来就是争强好胜，谁也不服谁。那种细碎分割的政治格局，几十万人口的国家规模，（这已经是超大规模的城邦。据说，一个城邦的理想规模是，站在一个山头上就可以看到全境。）几万人口的中世纪领地规模，必然导致无穷无尽的战争。（想一下你脑海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形象，是不是一个全身盔甲，不见面目的持枪骑士？）统一的和平红利在欧洲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就是罗马帝国前期200年。（现在的欧盟是第二次。除此之外，整个欧洲的历史，都是细碎分割，战乱不休，从没有过100年的和平。）城市文明的优势只是在15世纪以后才开始呈现。工商业，城市经济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只有从近世的大英帝国时代才开始出现。

      东方价值体系中最早出现也最基础的是集体主义。它应该在原始社会的氏族时代既已产生。集体的代表就是领袖。在中国哪怕最古老的传说中，原始氏族民主制的痕迹都极为稀有。（禅让也是领袖做主，只不过不是传给自己的血亲。）领袖们的地位一直极为崇高。从三皇五帝开始，都是大有功于人群的英雄成为帝王（比如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有巢氏发明房屋，大禹治水等）。领袖与人民间的距离，自始就比古希腊大得多。（不过还达不到古埃及的水平。金字塔那样宏伟的王家陵寝，在中国还不可以想象。）中国和大河流域的其它古文明一样，早早就形成了巨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城市只是行政中心，最大的城市自然是皇都。城市和手工商业从来都处于附属的地位。除了吕不韦一个唯一的例外，商人从未掌握过最高政治权力。官府、士绅、农民的三级结构根深蒂固。三纲五常、仁智礼义信等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就在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由孔夫子奠定。他的学说中，仁的概念无疑居于核心的地位。但他主张的仁，与西方基督教尤其是《圣经新约》主张的无差别的仁，甚至主张爱敌人的仁是有原则差别的。孔夫子的仁是有等差的仁，他在很多地方表达了这个等差。发展到最后，就是君臣父子，等级森严。这一套在农耕时代大河流域大民族大国家中是必须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价值框架内也取得了及其伟大的成就。一个庞大的，有至少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的农业国家，在那个时代，集权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结构。历史上无数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宦官手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可以立马解除一个统兵数十万的将军的兵权。太平天国被镇平之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汉人手里，握有清朝的几乎全部能战之军。然而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绝大部分军队，把剩余的也上交朝廷。1900年，已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末世，八国联军入侵，光绪慈禧西狩长安，中央权力瘫痪。各地督抚，尚无一人趁乱割据。与此相反的藩镇割据、同姓王异姓王掌有实权的年代，都是乱世。不可以说中央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郡县制）那一套毫无积极意义，否则绝不会有中国这么大一个民族国家存在于世，让中国彪炳于世的那些文景、汉武、贞观、开元天宝、康乾等盛世也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那样，（失去了皇权的民国初年差不多就那样。）就会有数十个国家，数百数千数万个公侯伯子男爵，（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无穷无尽的战争杀戮。到今天都还会留下一批像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那样的袖珍国家。那会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之福吗？

第二节：当今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

      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暴力打击下一败再败。救亡图存自然成了中国人的核心议题。学习西方的一切就成了当然的路径。一波波的现代化运动搞下来，最终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西方的器物，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比较容易学的。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则显然难学得多。中国人在这方面决不是没有付出努力。康梁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运动、中华民国初立并击溃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复辟、抗战胜利后的老政协和中华民国国会总统选举、中共建政初期的新政协和54宪法，100年来，中国人在这个议题上至少大规模地努力了五次，统统以失败终结，这绝非偶然。因已超出本文题目所限，这里不能展开，我只能引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的一个结论：民主当然是一个好东西，但它绝不能简单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种制度很娇嫩，它要正常生长，对环境条件有相当的苛求。举其大者如：至少小康以上的总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一个已经成型的稳健而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太过激烈的大规模的族群、宗教或其它的社会冲突，总之要有一个相对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氛围。我认定，在一个拥有庞大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落，农业人口多过一半的国度里，是建不成合格的现代民主制度的。然后是意识形态。没有对自由平等人权宽容契约精神等意识的长期培养训练，合格的民主制度也同样不会从天而降。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去寻找一种最好最快的过渡机制。条件不够时，我们就要寻找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戈壁）去取得那些必须的条件。这样我们就需要去构建一套过渡时期的核心价值了。

      中国今天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可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核心价值体系，个人主张：第一：应当把已经吸取了一部分个人主义精华的合理化了的集体主义视作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不是象西方那样把个人主义视作基础）。第二：把尽可能快而全面的并且可持续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放到一切施政的核心地位。（邓小平的话：发展是硬道理。）第三：认识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保证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不认同"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但我认同稳定绝对重要。第四：认识到各项基本自由（首先：a人身自由，b财产自由，c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条件。第五：认识到（无差别的，自然的，所有的）人的整体的公平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第六，在不发达和发展中的基本社会条件下，（比如贫穷人口还远占多数，比如农村人口还占多数甚至压倒多数，比如文盲还超过人口半数 - 这已不是中国今天的情况，但中国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还相当的不高。）在不影响稳定，有利于发展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各种合适的方式去逐步落实人民主权的伟大崇高理想。第七、以和谐（妥协）取代斗争作为处理各种分歧（比如阶级、文化、宗教、种族、国家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原则。认识到各个阶级、文化、宗教、种族、国家乃至各种自然生物（动物植物）都有在这个地球上合理生存的权利。互相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要寻找妥协之道，而不要妄想吃掉谁，消灭谁。推荐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下面开始简单而基本的阐述。 

      中华价值体系与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集体（本位）主义与个人（本位）主义的区别。 这两个价值体系，其实是各有优劣、各有适应性的。简单地说，在越是不发达的国家中，集体本位主义就越有更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个人本位路线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就日益呈现。当我们到达一个成熟的富裕文明社会之时，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很可能就应当占有一个相当主要的地位了。建议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基本人权理念》。（超级链接，请点击右键。） 

      个人建议，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以下，称为不发达社会。人均1000~10000美金称之为发展中社会。人均10000以上称之为发达社会。在不发达社会中，稳定与发展绝对首要。民主制度建设建议暂缓。进入发展中之后，稳定与发展的权份逐级递减，各项社会公平（比如公共福利）、法治、人权、民主制度建设都要一一逐步进入日程，找出恰当的解决途径。在人均达到10000之前，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否则必会出现新的社会紧张。 

      中国现在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全力渡过小康迈向富裕的中间偏下阶段。（人均3000美金。）因此，稳定与发展还是优先议题。为了保证整体能得到尽可能快的发展，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权利进行一些不过分的限制，还有一定得合理性即社会利益。但这个阶段正迅速地成为过去时。用不了几年，中国的总产值就会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人均就会超过5000美元，城市人口就会接近总人口的半数，中产阶级（除了权贵，所有工人农民以上的社会阶层）的总和也会迅速地增加。从这时起，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西方那一套价值体系的合理利益就会迅速增加。当局应当因势利导，努力主动地去寻找各种能够满足这类利益要求的途径方法，推进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更具体一点，个人认为当下的中国绝不可以急于去试行西式普选多党民主。但应当开始广泛地去实验摸索20-30年后，应当在发达后的中国广泛推行的适合中国当时具体国情的肯定是介乎于当今中国政制现状和西方现行制度的很可能带有某些重大创新的某种综合政制。这些民主试验，应当着重、先行在城市、在统治集团内部、在知识分子、在传统中产阶级（各种规格的老板们-除了最大的）中间展开。（而不应当让相对贫穷落后的农村先行。）根据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中产阶级-民主核心"理论，他们是任何健康民主制度的当仁不让的核心。（我有多篇论文阐述此论，请参看。）（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为了人民（for people, pour peuple）这个宗旨是没有分歧的。有分歧的是：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人民。民主主义一定是要经过人民，（py people，par peuple）。民本主义则可以由一个父家长式的政府来管理人民的利益。我们将来要去建立的政制，当然必须要通过人民。但怎么个具体通过法，就是要研讨的中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特质区别之一，是对概念的模糊与清晰的偏好。比如民本与民主。在东方，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放大。人民有服从政府的义务，政府有保护人民的责任。谁完成这个任务好谁就可以合法坐台上，称之为"得天命"。反之不论任期，随时都应该下台。但西方人则认为这个办法太含糊。他们一定要弄出一个选举制度来，50.1%就可以让那49.9%下去（比如陈水扁胜连战，小布什胜科尔），而且做满任期没商量。东方人则一定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其实这两种制度真的是各有利弊的，最好还是想办法综合。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我的确是不信了。但是对于它的哲学，辩证法乃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比如存在决定意识（网上看来一个有趣的表述：屁股决定脑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还有很多相信之处。价值观价值体系属于上层建筑的最上层，就是意识形态。它绝对要受到社会基础的层层约束，不可能脱离基础而独自存在。举例：饱暖思淫欲（比如今天中国到处泛滥的"小姐文化"），饥寒起盗心（比如眼下在索马里疯狂滋长的海盗行径）。

      当然我也看得到，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暴力机构，可以对经济基础进行极大规模的改造。负面的例子：比如共产政权可以在短短数年之内，把一个国家内的所有有产阶级连根拔掉。而意识形态的开放又可能何等灿烂地推动社会发展。正面例子：现代意义的自由概念在中国实在晚近。但在最近30年的改革大潮中，人们已经可以深刻地体认到，哪怕仅仅是让中国人民享受财产自由，就已经可以创造何等伟大的经济奇迹。调整的例子：这个自由的肆意发挥很快的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于是西方的平等概念再次开始登场。说句实话，平等这个概念有着极大的漏洞。因为它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多的不说，就说经济平等，所有的人都有大体相当的收入，这可能做到吗？回到共产时代，高官们的货币收入也比平民多出10倍，非货币收入根本无法计量。政治权利也一样，什么时候，在哪里真正平等过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大资本家在政治选举中的确也和失业者一样只能投一票（他们想必根本就不屑于去投票），但他们还有没有比投一票要强大得多的办法来影响政局呢？比如政治献金。不过相对的平等还是可以争取的，只是其间恰到好处的度又极难把握。其实和谐比起平等是一个模糊得多，也灵活得多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朝好的方向发展，它可以囊括进极多的恰当社会政策，而没有平等概念那么机械。比如阶级和谐讲得通，阶级平等就讲不通。当然如果朝坏的方向牵引，它也可以变成压制不同意见的强横工具。所以这个词在某些极有创意的网民笔下变成了"河蟹"，还有那只"草泥马"打败了"河蟹"得以在"马勒戈壁"上自由自在地生存。

第三节：未来的发达中国可能可以向世界推荐什么样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现在正在全速向着世界一流大国的方向挺进。如果一切顺利，很可能在20~30年之内，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至少是经济方面的）第一强国。那时的中国，绝对有义务为世界提供一个和今天西方的价值体系至少多少有些甚或完全可能有相当大不同的中国式的价值体系。构建这样的价值体系自然是一件极为伟大的工作，很可能需要孔夫子级别的伟大思想家来完成。如果出不了那样的伟人，就只有由一些平凡得多的人在现有的价值观基础上拼拼凑凑了。我这里好像实在有点不揣冒昧，斗胆先来试着凑一下。请大家不要笑话我妄自尊大。

      中国将来能向世界推荐的价值体系，无非有三个来源：第一是来自中国传统。第二是来自现代西方。第三是现代中国的独创。

      和上一节一样，我先把标的列出来。个人以为，中国将来应当追求，也可以向全世界包括发达世界推荐的核心价值，可以是：一种待界定和取名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有节制的自由。有节制的平等。有节制的消费。与鼓吹各种（比如阶级、宗教、种族）斗争相对立的主张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一种待界定的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之间的综合政治立场，一种兼有西方形式民主和东方实质民本各自优点，而尽可能地排除了各自缺点的新型的待创立的政治体制。 

      现在开始简单而基本的阐述。

      先说对西方现行个人主义的改良。西方个人主义盛行的弊端比比皆是，西方有识之士也多有批判。尤其是眼下正在进行时的金融危机更深刻地暴露了西方人人为我的社会意识和借钱不管还，"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的赤字消费习惯的提前破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以东亚诸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将在与他们相当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一定程度上包括日本，比如懂得节俭。）撵近甚至撵上他们的生活水平，却绝不会有他们那么多的负债和个人主义。中国提倡的集体+有节制的个人主义自然有资格去引导纠正现行西方放肆个人主义的弊端。政府应当更有权威，各种极端势力应当受到更严格的约束，而不是让他们以自由的名义扰乱整个世界。

      我说的有节制的自由是针对西方的过度自由。这样的实例实在多不胜举。比如G8，G20峰会无论在何处召开都会招来数十万的抗议民众。比如公交公司的工人为了涨工资就可以把公共交通完全停掉。比如长途货运工人为了改善工作条件就可以把高速公路堵起来。比如国营或私营公司的高管居然可以在公司亏损累累，拿国家巨额补助的情况下给自己发高额奖金。

      在中国，整体而言，人民受到足够的管束，相反的是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约束。发展的方向自然应当是逐步的增加人民的权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 

      我说有节制的平等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大陆的过度福利主义。这套制度已经在政府财政困难的压力下不断收紧。而在中国方面，自然还会逐步增加，（但千万不要过度，以免重蹈欧陆的覆辙。）最后双方就可能殊途同归，走向某种类似的局面。

      关于有节制的消费。总之东方人在得到社会保障之后应当适当多花钱。而西方人则只能花他们真正挣到的钱，消费他们真正创造出来的财富，而不能像现在这样，他们开白条消费，全世界买单。 

      然后就是和谐中庸哲学。这个概念有极大的内涵扩充可能性。因为不仅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利益集团之间需要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也需要和谐。和谐并不是要求完全一致，而是可以和而不同。不要求强行一致，可以保留多样性。比如音乐，完全一致的声音是极为单调的，三和弦五和弦，就是有差别又有和谐。不同的乐器音色不同，就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泛音体系。西方的传统一贯注重斗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从奥巴马开始，西方的专横就要开始收场了。以后中国假如真的成了第一强国，一定有义务为世界提供一种更为王道的领导。

      最后是综合了民本主义优点的新型民主主义。西方的现行民主主义实在有点太过于的误入形式主义，对程序民主的追求经常超过了对实质民主的追求。比如只要你是选出来的，就有充分的合法性（哪怕政绩差如陈水扁、小布什）。而蒋经国李光耀普京类型的虽有卓著政绩但在民主程序上有破绽或仅是瑕疵的领导人则会遭到苛责。能不能平心静气比一比比如陈水扁和蒋经国。一个是选出来的，一个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谁对人民的贡献大。还可以再比比叶利钦和普金。叶利钦把俄国搞得一团糟。两届好不容易任满，找来一个普京顶缸，赶快下台。西方似乎对他批评不多。普京政绩卓著，但他两届总统任满又换个总理当，于是西方对他大加抨击。这是不是西方人论政治重程式而轻实质的又一例呢？

      自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人自顾不暇，的确放轻了对东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批评。东方制度在应对危机中明显表现出的优势，又令中国人的自信心大为增长。但我还要说，东方的集体主义传统的确来源于很快就会大大过时的农村文化，如果不加大大的兴革，肯定不能支撑中国进入发达时代。一时的相对优势绝不是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充足理由。能从相对落败的对手那里学到优点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

      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补苴罅漏，西方人自己也有很多的讨论，其制度政策也在不停地修正。因已超出了题目范围，且文章已经很长，今次不再详议。

      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我未能赶上大家讨论"五四精神"的热潮。其实大体上各家的意见都各有一部分真理，我是真的想找到一个能有最少偏颇的"中道"。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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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方大同盟的一些设想

 刘学伟 | 2009年04月25日,17:05

一、时代要求，中国必须准备结盟

    当代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始于毛泽东与苏联闹翻之时，正在中国经济最困难之际，毛泽东同时扛起了反帝反修两面大旗，外加宣布不结盟，不称霸。时光不过十年，毛先生大手一挥，小球一转，又改行联美反苏之策。其成败利钝，这里不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迅速地再次修改了中国的外交总路线，总之是谁也不反了，而着重与欧美拉关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中国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需的海外资金、技术和市场。邓先生同时为执行这个路线制定了一套低调策略，就是有名的"韬光养晦，不当头，不扛旗，不与美国搞对抗"，这自然也就包括不结盟了。三十年来，这套路线加策略，得到很好的贯彻，成功地为中国免除了大量的外部冲突和负担，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让中国从海外得到了几乎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加上当然更重要的国内各项以向私有制敞开大门为中心的改革政策制定实施得宜，以至于在短短三十年内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了10倍，大大地超出了一切人也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最乐观的估计，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之余，深感不知如何对应为宜。这个"韬光养晦"的策略当然是大大的功臣了。

    但是现在情况开始变化了。这最根本的变化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加，无可推卸的国际责任也日见增加，再想韬光养晦下去似乎就要犯众怒了。去年就有一个典型的小例子发生：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不久，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表示，他将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他指责中国没有做出足够努力，结束苏丹达尔富尔暴力。苏丹远在非洲，离中国万里之遥，似乎风牛马不相及，怎么制止那里打内战会成为中国的责无旁贷呢？原来中国是苏丹最大投资国，也是苏丹最大军火提供方。苏丹生产的石油60%销往中国。可是中国却还完全没有去海外干涉别国无论是什么样的内政的习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类似的地方和事件也会相应地不断增多。而当今世界霸主，美国已明显开始盛极而衰。自民主党的奥巴马接任总统以来，他到处展开倾听之旅，布什的单边主义马上就被收了起来，伊拉克的撤军计划，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划。我只担心他还计划增兵的阿富汗会成为下一个泥潭。其实美国的外交只有一件紧迫的大事要做，就是全力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正真可实行的协议，让巴勒斯坦和平建国。从此天下就会太平许多，奥巴马就可以对世界有个交代了。自此以往，美国很可能就不再会有意志在国际上横行霸道。相反地，很可能会开始躲避锋芒，日甚一日地退进大西洋联盟之中，依托这个联盟的整体实力，尽可能地延长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转过头来看东方，从今年算起的20年内，一定会出现中美整体实力曲线交叉的一天。面对很可能日益抱成一团的大西洋联盟和因为实力下降而被他们主动被动甩出来的必会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如果到那时中国还在奉行不结盟政策，就会大有独木难支之感。要应付这种局面，中国就必须要找帮手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也就是说已经奉行数十年的不结盟政策就有必要改弦更张了。

    还有一个应当先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需不需要去主动争取或被动接受这个主导权？我觉得很可能需要，至少要为这种很可能出现的哪怕是被动的重大需要预先做好适当的准备。 

    出现这种需要的最基本依据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张。真的是在最早2020最迟2030年前后就会超过美国，然后越超越多。如果美国无法阻挡这个大趋势，它也就只能一点一点地让出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如果中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经济增长，12-20年内，它就必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与之相应的自会是一大堆无可推卸的国际责任。美国现在想仰赖的就是抱成一团的整个西方。如果中国一直只是一国单独崛起，美国的如意算盘真的可能打通。但如果中国早早地明白了它们的战略意图，也早早地预作谋划，西方的这个算盘就很难打通了。

    如比经济整体实力，要想中国一国就压倒整个西方，那真是太难了。不过现在的东亚在第一波日本，第二波四小龙，第三波中国的连续催动下，已经有数十年的普遍荣景。如果整个东亚加在一起，尤其是如果能把日本成功地整合进来，东方压倒西方，就完全是可能的了。如果再能成功地联合就在身边的俄国、印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西方数百年的统治，的确是给世界带来了科学与现代化，值得世界人民感谢。但其推行方式实在也是血腥太多，霸道太多。早年的奴隶贸易，种族屠杀，殖民掠夺，鸦片战争都不说了。就是到了今天，美国仅因偏袒以色列，就给中东和世界带来了多少的流血战乱与民不聊生。就算是他们最钟爱的民主制度，用枪杆子强制推行，给伊拉克带来的血腥，与萨达姆的专制相比，未必就有赢利。似乎只有在我们东亚一片地，我们黄种人有机会，有能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而把他们的长处都学会，然后青出于蓝，学生胜过老师呢。

    霸权转移，不可能没有痛苦，但完全不一定要动用武力。最近的历史上英国的霸权转移给美国，就十分的和平，实在是经济实力的转移就决定了一切。现在有了原子弹在保卫世界和平，就更不需要担心世界大战了。大家还是生意场上见真章吧。

    看了最近的热门书《中国不高兴》，其中表达的观点，我还是有赞同有不赞同。比如对"带剑经商"的观点：我一方面当然支持中国必须有足够的武备用以自保和威慑，但我不赞成他们认为一战必不可免的观点。现代的全面战争代价太大，谁也承受不起。一定只能"引而不发"，而不能真动手。这就是我对争霸战争的根本立场。 

    面对大西洋同盟，我们只能进行一种体育竞赛式的君子之争。要费厄泼赖，要大家都能活得好，顶多是我比你活得更好一些，绝不能你死我活。必要时，还得帮人家一把，就像现在面对金融危机。总之他们要是活得太差，对中国，对中国的盟邦，对世界，也绝不会是好事。

    一个中心原则，中国要取得主导权，不是出于野心，而是出于责任。既然现任的霸主已经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力不从心，当中国有了能力之时，就有义务为世界提供另一种更为精彩的领导艺术。简而言之，就是王道，就是用成功，用道义，用宽仁，用无私，用示范，用说服，用帮助非洲国家修公路、桥梁和码头，而不是只提供救济粮和维和部队，主张的是和而不同，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和谐世界，讲究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感化、同化，总之要攻心，要不战而屈人。万不得已要使用武力时，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就像当年武王伐纣一样。而且只能针对小国。对付稍大的国际冲突，都必须通过外交或经济手段解决。"乃知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中国有句格言，叫做“凡事预则立，不预则败"。这个中国必然需要的盟邦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抓紧这一二十年时间苦心孤诣地经营起来。
     
二、关于东方大同盟的具体设想

    中国有句谚语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无论什么国家要结盟，总是先找和自己相像的对象。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同盟，斯巴达同盟如此，现代的大西洋联盟如此，欧盟如此，东南亚盟非盟阿盟都如此。美日、美韩、美台之盟是占领被占领、保护被保护的关系，不是平等盟约，不在此列。中国要结盟，自然是首先与自己周边的，同人种近文化的东亚诸国结盟。自古以来，中国在它的亚洲世界里就是老大，更确切地说，是周边所有国家的父亲，是天朝上邦。现在时代不同了，父子式的国家关系已不合时宜，但兄弟式的关系则仍然广受欢迎。中国在它的周边范围里当个大哥还是绝不过分的。

    这个同盟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中国大陆加上台湾。最可能的前景是建立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联邦是一国，如同过去的苏联，现在的联邦德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我想，这是大陆可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与92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不冲突，也符合大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的底线。当然这就意味着，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可以这样表述：依据双方宪法，对整个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共享主权，分享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联邦共和国=一个中国。这样台湾可以保留它的总统国会，尊严、对等等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而大陆在这个联邦中，自然还是能够拥有主导权。大陆比台湾幅员人口多出50倍，再优待，也不可能让台湾拥有50%以上的话事权吧。以大事小，靠宽容；以小事大，靠智慧。当然这事真要做起来也并不简单，首先制定联邦宪法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这回才真的像美国当年的制宪了，各方得真谈，达成的协议也得真的遵守，而不可能只是一纸空文了。这其间，除了国号想来不会有争议，国旗、国歌、国徽、国都、元首称呼、联邦政府形式职能，立法机构产生办法结构职权，都得反复谈判，从头规定。为了国家统一的至高无上的利益，花上十年八年的功夫，做出若干重大甚至是不无痛苦的让步，我看都是值得的。如果一切处理得好，这也真是大陆中国大步走向民主宪政的大好机会了。这次台湾大选，不出所料，马英九顺利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从现在开始的若干年，就是大陆加紧释放善意，把台湾拉回祖国怀抱的最有利的关键时刻了。而我以上的建议，相信就是台湾人最能欣赏的超级橄榄枝了。而且有了这个联邦，也就预留了将来有一天，如果蒙古也想回归祖国时的位置。有了内部的统一，中国就可以全力向外发展了。

    第二层，可以称为小亚盟或初步亚盟。联邦中国再加上其它可能先后自愿加入的国家。当东亚邻邦在与中国逐步结盟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步伐不能齐一的时候，这个层次尤其可用。如同当年欧盟的发展过程一样，从六国到十国再到十五国和今天的二十八国。一部分是可以先行的。因具体情势尚未出现，勿需细谈。

    第三层，10+3，东南亚同盟加上中日韩，还可以加上朝鲜蒙古。固化起来，可以象欧盟当年那样，先搞一个经济共同体，再逐步增加其它共同政策。最终则可能建立一个类似今日欧盟的东亚大邦联，简称亚盟或东盟。一定要有的同盟的行政中心或可建在香港，或送台湾一个大礼，推荐设在台湾。因为这两个位置都比较居中，又不在中国本土之内尤其是不在北京，人家可能更放心一些。这个10+3，小国主导，大国参与，（而且缩手缩脚，好像生怕把谁吓着了。）实在比较特殊。在世界历史上不知还有没有类似的先例。

    第四层，亚盟（东盟），再加上与中亚俄国结盟的上海合作组织。最好再与南亚建立一个类似的协商组织，（这个事情比较难办，因为印度显然想与中国别苗头。中印之间还有难以解决的领土纠纷和达赖问题。）这样中国的四个方向就都得到了保护和缓冲。如果这些全部加在一起，就远远超出了东亚的地理和人种范围，而可以泛称为东方大联盟或大东盟了。

    第五层。在这之外，除了大西洋联盟，就剩下黑非洲，伊斯兰世界和拉美三块。这些就算是野战之地了。如果能让这三块地域相对于西方更亲近于或更受影响于中国或大中小东盟就是成功了。

    层次虽有五个，但除了第一层（实际是内政），最关键，也最现实的还是10+3。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如果中国再联合上几个国家倡议，先搞一个有常设的协调中心的东亚共同市场之类的东西，应当还是可行的。不是2015年，东亚共同体就要正式成立嘛。但现在已经谈到的只是一个自由贸易区，与我所主张的类似当年有个布鲁塞尔行政中心的欧共体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国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并推动这个进程，并要有意识地把主导权慢慢地拿过来。如果连这点雄心勇气都没有，那将来又如何可能去领导世界。据知一些国家对这个同盟中无论如何中国的份量都会太重心存疑虑。这一点中国只能用让权分利的方式来化解。（难不成把中国自己分成几块，好让别人心理平衡，不畏惧。）比如说在理事会中，开始阶段，一国一票，但一票就可以否决。晚一些，则可渐行多数决。或在共同立法机构中，按人口比重适当加权分配议席。中国虽然比余下的所有国家加起来都大，还是只要一票，和只要相对少数的议席。如果成立一个共同基金，中国可以出30%或更多的资金但只要20%的股份等。总而言之，只要中国持续稳定繁荣，就会带给周边国家无数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再加上充分王道的外交政策，应当早晚都可以把东亚国家先后不一，程度不同地拢（团结）起来。

    在这五个层次的同盟的建设过程中，最硬的一仗是怎样把日本从美国手中争取过来。几年之内，中国的GDP就会超过日本。在眼下这场金融危机中，日本经济深度衰退，中国赶超日本的日程必会大大提前。中日之间的贸易额现在就已经，届时更会远远超过美日之间。这是让日本服气和转意的两张最硬的王牌。12-20年后，如果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真能够超过美国，也就是说超过日本数倍，那时日本只怕是没法不低头了。日本当年在东亚推行的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是什么模样，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我们中国可以以德报怨，诚心诚意地邀请日本来与中国一道共倡共主亚盟。在日本真的有诚意与东亚各国彻底和解合作的前提下，我们也应当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也可以支持日本辞退外国驻军，成为完全独立国家。只要中国的整体国势明显强于日本，这些都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而中日一旦真正诚心诚意地联合起来，再加上其它东亚国家的合力，由我们东方来主导世界，那就绝不是一句梦话了。近两年来，在安倍和福田康夫两位日本首相和中国胡温两位领袖的推动下，两国之间已连续有"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四次高层访问，加上去年震灾中日本热心相助，积累了已有超过100年的中日积怨的冰山似乎也真被搬去了相当可观的一大块。现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本是个右翼。但格于大势，他也秉持了"不与中国搞对抗"的自安倍以来的新路线。一条路线，得到所有派别的公认，不会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这就是路线成熟的标志。中日顺着日益亲善的路子走下去，再过些年头，上述的目标模式就会浮出海天相接的那一线了。     

    韩国也是东亚的富国强国，这个民族国家的自尊心极强，但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也极深，其民心民意已经开始日益倾向中国。新加坡更是完全华人的社会。中国应当刻意经营，努力使它们成为积极与中国结盟，获益最多的榜样。

    第一要紧的是经济力。靠着经济上的强大，大陆中国已经成功击溃了以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又击退了以小泉为代表的日本疏华势力。只要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实力能以远高于西方的速度发展，一二十年后，中国就会取得对世界，也包括对日本高于美国的影响力，亚盟的整体实力也会强于大西洋同盟。到那个时候，让日本归心于亚洲就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了。                                              

    最后谈一谈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近来的金融危机一时间使得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受到相当动摇。不过这个金融危机，几年之内，就会过去。我还是以为，西方除了为人类贡献了现代科学技术以外，民主自由共和宪政那一套人所共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他们对人类的第二大贡献。问题主要出在他们要把那套制度吹嘘为超越时空的"施诸万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而否认任何制度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与之配合，由此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很多的混乱。这个主题（发展中的民主）我已写过很多篇文章探讨，此不细述。仅就中国而言，今后的20-30年，除了在经济上应当完成超越美国的伟大任务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上，也必需有长足的进展。舍此，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也不会有真正的资格去领导世界。

    如果将来中国建立的可良好运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与今天西方的那一套真有重大的原则性的区别，那我真是会喜出望外。如果区别不是那么大，那也不必痛苦。毕竟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幸福安康才是最高追求，其过程的独创性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这总是第二位的追求。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算到了中国领导世界的那一天，世界上也还会有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于他们，他们应当建设一种什么样的 "发展中的民主制度"才能更有利于他们的"尽快发展成富裕社会"的更根本的任务？ 这才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富裕强国的过程中，最有价值探索并贡献于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根本课题。这才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真正意义：即摸索出一条，有普遍意义的全套的从很不发达，到发展中，到发达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的，能向其它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发展道路。当然不要妄想它又能"放之所有发展中国家而皆准"，只要自己能够成功，又能有N个国家追随中国的道路也取得成功，就是大大的骄傲。如果真有这一天， 那中国当世界的领袖就真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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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萨科奇总统是否聪明得过了梭？

 刘学伟 | 2009年04月24日,13:12

 其人其事，其外交政策和我们的应对建议
    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实在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就任总统两年以来，他已无数次让世人大跌眼镜，惊呼意外。
    为了能理解得深刻一点，先讲讲他的生平。萨科奇1955年生于法国巴黎，其父是匈牙利移民。小小年纪就宣布自己的理想是将来要当法国总统。28岁时就做了巴黎郊区一个有数万人口的富裕市镇奈伊镇的镇长。35岁当国会议员，38岁当部长。在政坛上他以精于算计著称。他在仕途中最大的败着是在1995年押宝巴拉杜可以击败希拉克当选总统。可惜巴拉杜落选。萨科奇也就与希拉克结下了梁子。（就在他这个最不得意之时，曾来访中国，胡锦涛还盛情地接待了他。这是他欠中国的一个人情。）不过这事并没有拦住萨氏在政坛上的继续崛起。2004年在时任总统希拉克的侧目下，他居然以85%的选票当选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的主席，成为无可争议的下届总统候选人。他身材小小，野心勃勃，甚像法国第一伟人拿破仑，故而有人称他为小拿破仑。2007年，萨氏当选总统后，立马把聚集在协和广场等着为他欢呼的群众晾在那里达两小时之久，而和自己的几个挚友下餐馆吃饭去了。他以后的特立独行也不知凡几。比如坐着富豪朋友提供的豪华游轮度假，说是没有化纳税人的钱。在号召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之际，把自己的月工资从6800欧元一下涨到2万出头，说是总统的工作比总理繁重，工资也理应更高等。萨科奇爆粗口也是常事。有一回参观农展会，萨科奇正在表演亲民秀与观众握手。一人居然不赏脸拒绝与之握手。萨氏竟然答曰：“那就滚开，蠢蛋（Casse-toi, pauvre con)。”他实在时常信口开河，除了不批评自己，批评起别人从来都很大方。日前，他在法国议会的一个午餐上大批世界各国领导人，包括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软弱没有经验、西班牙首相不太聪明、德国总理见风使舵等。
    下面再讲讲他的家庭。萨科奇现在已是第三次婚姻。第一婚第二婚各给他留下两名子女。二任妻子塞西莉亚是个大美女，是他从一个朋友的手中生抢过来的。这个女人居然不爱当上总统的老公，一年前弃他而去，另有新欢。在这方面萨科奇岂是等闲之辈，郁郁寡欢没多少日子，就迅速又为法国找来一位新第一夫人布吕妮。而且未雨绸缪，在正式的婚约之外，事先签下了在总统任期间，决不离婚的补充协议。他的现任妻子模特儿出身，美貌风骚。不过结婚以来，还未有绯闻，而且在国际外交场合，穿着谈吐举止都尚称得体，还未给法国丢过脸。
    他的基本经济政见是，要把法国从走得太远的福利路上拖回来一些，把法国的整体模式向更靠近英美的方向改一些。这个基本方向我确信无错。只是他的做派太生硬，与工会等左派势力不停发生对抗，又运气不好恰逢金融危机。在他的第一任内，这个体制改革只怕是弄不出什么名堂了。还有没有机会连任，现在就说为时过早。这得看法国应对这个金融危机的结果如何了。到今日为止，他好像还没有大乱方寸，法国的情形在欧洲居然还算好的。    
          以下才是本文的正题，即萨氏的外交政策。 
    他执行的国际政策可分三个要点：第一是进一步统合欧洲，第二是重建大西洋联盟，第三才是与中国发展关系。
    他的总政策路向有一点是明智的，就是要抱团取暖。这个总意识在1958年签罗马条约，草创欧共体时，欧洲的有远见的领导人就已经明白。“欧洲国家多而小，如若不联合，就不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争取对世界的领导权。或者退而求其次，尽可能地保护欧洲的利益。”当时他们自然还没有想到，50年后会有中国这么一个对手出现。1966年戴高乐让法国退出北约可是极具个性化。以后四十年间，法国一直执行一条稍微有别于美国的外交路线，人称戴高乐主义。这个主义的最后一次辉煌则是在希拉克领导下的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国际运动。萨科奇上任以后，迅速修改了这个路线，不再与美国别苗头，力图重建完整的大西洋联盟。在这方面他最大的举措自然是重回北约军事组织。这个趋向正确与否，许多人包括我在当初都是有疑虑的。但自奥巴马上台，放弃单边主义，从各个方面明显地开始收缩势力以来，我发现萨氏的举动似有先见之明了。我把这称之为欧洲抱团取暖的第二阶段，对美国而言则是第一阶段。
    萨科奇实在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也确实相当地聪明狡猾。在折冲欧洲内部事务、与美国打交道乃至处理世界事务时，都屡屡得手。掌中明明只有很少的好牌，却能打出像样的牌局。他并不简简单单地就是一个不知轻重的蠢材。比如去年携欧盟轮值主席之身份，去格鲁吉亚调停俄格冲突，去中东调停最近一次的以巴战争，都全功而返，着实抢了超强美国的风采，为欧盟、法国和他自己都挣到了不小的面子。当然这些战事没人去调解也会停，但这样的好人为什么没有轮上别人当呢？上次的华盛顿G20高峰会，也是萨科奇带着巴罗佐跑到美国向小布什硬逼出来的。这次伦敦G20峰会是最近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已不是欧盟轮值主席，依然恰到好处地估量了自己的分量，尥蹶子宣布“如果没有真实的进展就中途退会”。逼迫英美方在国际金融监管议题上作出了大量的让步。反观中国力倡的“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话题，在会上则几乎毫无痕迹。说来中国在G20峰会上的站位本来比法国好出不知多少，这两个议题也都有足够的正当性。然而最大的风光却被萨氏抢了去，（他自称是喜出望外。）也足以让人对他的外交能力刮目相看。
    欧盟内部建设方面，萨氏的成就则相当有限。最大的挫败无过于“里斯本条约”因爱尔兰的否决而功亏一篑。说句实在话，欧盟如此庞大，能在“一致通过”才能成立的表决制度下取得迄今为止的成就，和中国那三十年的发展一样，实在堪称亘古未有的奇迹。修改欧盟基本法的事他们早晚当然还是会弄成。欧盟当还能维持其地位数十年。但即使欧美联合，要挡住中国的发展也是办不到的事情了。
    一直以来，我对欧洲大陆国家的过分福利主义持严厉批评态度，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视为西方第一正宗。自上届总统竞选开始，我曾在《欧洲时报》上以系列文章表态，希望法国在萨科奇的带领下，向英美模式靠拢，期待由此可以延长法国和欧陆资本主义的寿命。这次金融海啸发生以来的事态演变已经说明，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有着比欧陆的国家管制资本主义模式更大的风险。英美模式的长处在于有活力，但是如果活力向无限透支并衍生金融骗局的方向如此这般发展，以至于遗祸全球，那就还不如欧陆那样少一点活力但也少许多乱子了。英美加欧陆再除以二，可能才是西方政经整体发展的最佳大方向。
    萨科奇上任以来，与中国打交道方面则是成绩最差。他的根本过失是，作为一国总统，国家的整体利益是至高考量。绝不可以自己意气用事，或遭人摆布（比如“记者无疆界”的贝尔纳—他已辞职），给国家招来不必要的重大利益损失。他如果不是瞎子，应当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是明日之星，与中国搞好关系，对法国乃至欧洲的前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2008年，从奥运圣火过境巴黎开始，萨科奇采取了一系列的纵容藏独势力并不惜与中国对抗的立场，还数次摆出有资格指导中国的架势，比如毛遂自荐要来给中国的中央政府与达赖之间的对话当中间人，明确干涉中国内政。在是否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问题上一再模棱两可，最后还是勉强来了，但当晚就走。年底会见达赖，虽躲到波兰，找个借口，以为就可以各方都交代了。谁知终于惹恼中国，遭到连串报复，首先取消中欧里昂峰会，再被拒总统府中法建交45周年庆祝活动，然后温总理访问欧洲和大型采购团都环法而不入，终于使萨科奇再也坐不住。就在G20峰会前夕，主动要求与中国签了那个众所周知的新闻公报，于峰会前一晚的深夜移樽就教于胡锦涛下榻的宾馆。峰会之后，面对国内的批评压力，他又宣称“没有秘密协议，从未承诺不再见达赖。”说穿了，这真有点像打了败仗的江湖人物，退场之时，甩下场面话，声言“改日再来领教。”事实上，我相信萨科奇在任内再见达赖的可能性比日本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几率更低，只是他们为了面子，都不肯给中国一个明确承诺而已。通过这次标准的杀鸡儆猴式的外交演义，我想欧洲国家的领袖都已经明白，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如果不想做萨科奇第二，就不要再去招惹那个达赖。记住了，见一次达赖，代价100亿欧元！法国人和欧洲人已经傲慢了数百年，要让他们低下那高傲的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日传言达赖要申请印度国籍。如果当真，中国政府肯定会有严厉处置，达赖在国际和藏区的影响力就更会下降了。至于奥巴马将来会不会见达赖，我则不敢断言。毕竟美国与法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是不能轻言报复美国的。
    不过以我估计，萨科奇的或整个欧洲的两阶“抱团取暖”外交总政策不会改变。甚至奥巴马的才初见端倪的“和谐世界美国新路向”也会逐步得到发展。与中国的边对抗边合作的总态势会朝着对抗逐步减少，合作逐步增多的方向发展。再有波折是必然，但大趋势就是如此了。其最基本的原因自然是“形势比人强”。只要中国能保持整体大好的局面，只要西方不可能恢复到比中国更高的发展速度（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东西方的博弈，中国自然就能一步一步的占到更多的优势。无论这中间还会有多少的曲折意外，10年20年后，就算中国加上将来一定会有的盟邦（基本队伍10+3，可能更多。要努力把日本和韩国从美国手中挖过来。这事不容易，但一定得做。）还压不倒大西洋联盟，只怕西方的压倒优势也早已不复存在。不过这期间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能审时度势，任何情况下都不采取与西方激烈对抗的立场，一定要争取做到主导权的和平过渡，就像美国当年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一样，实在是功到自然成。一定要耐心等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如果时机不成熟，那就退一步，再等下一个机会。
    中国有句旧话叫做“船破了也还有三千钉”。欧美大体上就是处于这种态势。这次中国势将率先脱出危机，美国尤其是欧洲只能随后。不会超过两年，它们也将开始复苏。不过无论如何它们的发展态势也比不过中国。据社科院《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统计，在全世界城市发展排行中，中国的城市大体只居中游。但50个发展最快的城市中，中国居40!这就是中国的实质优势：前程！这次危机中似乎日本会衰退得最多。中国要赶上日本那真是指日可待了。但要赶上联合起来的欧洲和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的美国，那就还需很多的时日了。个人以为，中国的外交总政策，对美国和对欧盟都一样，应当力行“努力争取合作，尽量减少对抗”的总方针。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记住睿智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教导，记住先贤刘伯温给朱元璋的宝贵谋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自己要先强大起来，这比一切都重要。要改变这个总政策，真正进入角逐世界领导权的实战阶段，则至少还要在10-20年以后，当中国的GDP与欧美其中的一方相当之时，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如果有一天中国一国的GDP明显超出欧美之分别一方，或拟议中的东亚同盟的总产值超过大西洋联盟总和之时，这世界的领导权就会是中国的囊中之物了。         
    在这之前，中国要在国内解决的问题还实在多多。除了GDP外，比如建立广泛完善但又不过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个比现在自由开放民主得多的意识形态和政制体系，就是两个严肃而庞大的课题。只有在国内的这些重大课题都已有重大进展之后，中国才会真正有资格去问鼎对世界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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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海盗问题真的没治吗？

 刘学伟 | 2009年04月18日,16:27

      索马里海域出乱子已经经年累月，只是于今为甚而已。在这之前，索马里国内陷于无政府状态则已愈十八年。听说索马里现政府在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帮助下，还控制着首都摩加迪沙周边百公里以上的区域，但大部分国土被无数支大小地方军阀细碎分割控制。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症结当然不在海上而在陆地。现在光在海上打，军舰再多，那也真是标准的扬汤止沸，什么时候是个头？索 马里的长期无政府状态才是这釜底之燃薪。那麽多的百姓无以为生，铤而走险，才是病根。然而解决索马里的无政府问题显然不是易事。比如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他 国内政之政策。这样的事情中国自不会插手。索国这种境况，就如一个病人患有全身性的溃疡，极难治愈。如若不是这个内乱的影响溢出了国界，影响了国际商业安 全，只怕实在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过问那里是牛打死了马，还是马打死了牛。如果根据历史惯例，自然是非洲殖民时代的宗主国英国和法国负有维持非洲国际和平的义 务。二战以后，这个义务更多地转移到了新霸主美国的身中。问题是，自1993年10月3号美国在索马里摩加迪沙黑鹰直升机遇伏损失18人，美军撤出以后， 再也不愿重摸这块烫手的山芋。这种显然吃力不讨好的深不见底的浑水，又有其它哪个国家愿意去接着趟呢？于是这里就成了一个天高皇帝远，无法无天的丛林世 界。这种局面如果 落在其它地方，一般最多数年，自然会有一个军阀打平天下，一统江山。一如扎伊尔的卡比拉。然后再搞真真假假的选举，争取国际承认等。可惜这个索马里一团烂 泥，18年了，也打不出一个真命天子，更不要说选出一个。这种事情，岂是国际武力干预得了的？索马里人口也有800万，在这种无政府状态，武装人员自然会 有数十万。主要是那里一遍混乱，没有像样的结构，你找不到对手的主力，可以加以歼灭，然后一举定乾坤。那里的生产结构也完全瘫痪，太多的人不是山大王，就 是山大王的喽啰。你必须为他们都找到生计才可能让他们弃恶从善。所有这些，岂是一个“难”字了得。所以我说，无政府比最专制的政府都更可怕。那里若是有一 个专制得了的政府，国际社会就有从下手。问题是没有。
      那索马里的问题有什么可能的出路吗？真的很难。中国古话有云：“人必自助，然后人方可助之。”于今之计，我的建议是，最好由联合国出面，召集一个国际会 议，让有关各方，量力提供经费、武器、教官，帮助索马里现有的得到外部承认的合法政府训练一支兵员数万的现代化军队，用它去有效地控制一块尽可能大的地 盘。然后再为这个地盘内的百姓提供生计帮助，比如发放粮种，农具，对商业，手工业提供贷款帮助等，尽快地建立起能自行运转的经济结构。然后以这块能够自立 的地盘为基础，帮助它逐步扩大势力范围，直至统一全国。
      提供常规武器，应是 中国的强项。就不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兴趣。出了这种力，当然也有权利要求一定的回报，比如将来天下太平以后，享有一定的境内矿产资源优先开发权 之类。这种时候，这种地方，就不要去奢谈那据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了。如果只想靠派进国际部队去维持秩序，只怕15年前摩加迪沙那样的局面还会一 再重演。好心不得好报，就更没有人愿意去帮他们了。
      至于在这套计谋生效之前，海盗问题如何解决，那就狠狠打击以治标吧。但是不要登陆。那是用拳头打跳蚤，大炮轰蚊子。而且稍不小心，就会损兵折将，或者陷入泥潭。陆地上的事情还是等着扶植起一个本国的强 人，让他自己去解决为好。这只怕又得好几年了。但是您有更好的主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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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乱子与发展中国家的艰难民主之路（补充稿）

 刘学伟 | 2009年04月12日,23:52

    泰国又出大乱子了。事关我的核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我不能不发表意见。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事态的基本发展我不复述。 只提示与我的理论分析直接相关的一点。这次红衫军之乱，运动的方式（街头非暴力和暴力示威相结合）和直接政治诉求（现政府下台），形式上与数月前的黄衫军之乱实在太过相似。但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制度诉求则正好相反，黄衫代表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红衫代表的是农村，普罗大众。黄衫军的政治制度诉求说起来真是名不正言不顺，居然是要求限制直接民选的国会议员不超过30%，其余皆需委派。（由谁？）现在的红衫军倒不要求修改政体，只是要求立即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因为他们很清楚，在农村人口占到70%的泰国，通过这个方式，他信派肯定可以夺回政权。这样，政局就会回到上一次军事政变前的原点。等着黄衫军再回来闹事或等着军人回来掌权吧。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的框架内，泰国的政治动乱，并找不出解套之路。
      理论上讲，泰国的乱局要在近期解套，只有修改宪法，给城市的选民或社会精英的选票加权。具体的方法可能有多种。比如规定国会的议员的一半由城市选出，一半由农村选出。比如，另设一个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上议院，或国会议员由地方议员间接选举等。这样必须问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修改宪法由谁来进行。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泰国的宪法。但可以想象，这需要现在议会的一个绝大多数票。但是代表农村的议员占多数的议会可能接受一个这样形同“自宫”的修宪吗？眼下的泰国议会已有许多议员在上次黄衫军胜出时被驱逐，是一个残缺的议会，更倾向于城市利益。但他们有勇气，有能耐做这样的重大修宪吗？如果另行组织制宪会议，而这个制宪会议也由普选产生，那也只能是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还是无法解套。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或者国王出面，或者军方出面，另组（至少大部分）成员由指定而不是普选产生的制宪会议，重新制宪。理论上讲，这样当然可以制定出任何内容的宪法。但在一个军队已经相当地温良恭俭让，人民则被锻炼得比西方人还要好斗的国度，这又是一个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这就是我已反复申论的那个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选悖论”。根据西方几百年的实践，民主必须以城市，以中产阶级为核心来建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市民和中产阶级并占不到选民的多数。这个普选民主一旦真正运作起来，他们就会被排挤到边缘。于是这个民主的当然基础-核心，就会抵制民主了。
      那么，城市、中产阶级的核心的、当然的领导地位可不可以不保证呢？可不可以建立一个以农民，农村利益或社会的下层人民的利益为核心的，能够正常、健康、长期运作的民主制度呢？我不想在这里就此讨论过长。我只知道，这样的先例还没有。历史事实一再证明的是：农民、下层民众掌权的民主体制无法克制过多地侵犯作为社会动力核心的城市、中上层的利益的冲动，那就像要把一棵树倒过来种植，是不可能存活的。这就如同，要求富裕的人群作出一定的不过分的牺牲来照顾更穷的人是可能的，而反过来则是不可能的。他们除了选票的优势，没有其它的优势。他们会做什么？
       还有一个比喻，可能更形象，自然也更夸张。这个火车或巴士的合理载客定员是多少？如果要民主决定，是由厂方，还是乘客还是在车外面急着上车回家的人来投票决定更为合理？让上层当家可比为厂方决定（不贴切的）。让中层当家可比为由已经上车的乘客决定（也不贴切）。但让数量巨大到占压倒多数的下层来决定则十分贴切地相当于让还没有上车的大批候补乘客来投票决定。结果就如同下图了。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他方的有效约束，他们不可能克制爬上车去的冲动。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发展，是造出更多的火车汽车。政治上的民主并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没有这么多车的时候，为了已经上车的人的生命安全，还是只有严格限制乘员数量了。这样可能并不公平，但没有其它的选择。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到尽快地造出更多的车上去吧。一旦造出来的车已经够多，可以把大家都装进去，这个民主投票，无论是由厂方还是由乘在车上的乘客，还是在外面候车的乘客来投票，就都不会有危险了。
      那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中产阶级占到人口多数，也是在近几十年来才有的事。以前它们的民主制度是如何运行的呢？我要提醒大家，那时或者并没有普选，但是政体可以运作成功。比如前300年日不落时代的英国，和前150年的美国。或者有普选但运作得不好。比如法国的19世纪中的普选曾选举拿破仑第三当皇帝，德国的上世纪30年代魏玛共和国的普选曾选出纳粹党的议会多数，然后这个议会自动授权纳粹长期执政。
      现在的症结就在这里。发展中的国家，甚至工商业和中产阶级还极不发达的国家，比如索马里，比如扎伊尔，按照西方的官方理论，都必须搞普选。每有选举，他们还会派人去观察，看选举程序有没有受到足够的遵守。问题是就算选举程序100%地得到遵守，也有多党自由的竞争，就能解决泰国或巴基斯坦那样的问题吗？
      我的结论有两条。
      第一、只有发展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泰国这样的困局。直到有一天，泰国的城市人口，中产阶级占到了人口的多数。现在乱象就不会再有了。问题是，这最少也还得到几十年以后。 况且，如果一直陷于现在这样的乱局，那发达之日还真是会遥遥无期的。
      第二、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设法找到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的民主形式。一般来说，这应当是一些受到限制的，局部的，间接的，协商的，参与的，在试验的，在逐步扩充的，但必须是真实的，可发展的民主。具体内容这里就不探讨了。我们真的可以参照西方国家以前的成功经验，而不必拘泥于他们今天颁布的据说是从今而起必须一体遵行的新版教条。泰国的政体能不能退下来，我说不好。不退是不是就一定不可能有出路，我也不敢断言。一切等看事实吧。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试行民主，而不可以把威权制度千秋万代地搞下去。我可不可以这样简单地解释:首先，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民族、国家，都会希望，都有机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商业发达的，富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今天的地球上，已经有超过三十个，至少现在还没有一个（尺寸要大于一座城市）是在威权制度下运行的。其次，在这样的发达社会中，你能想象数量那么庞大，富裕而又有文化的公民还能够接受被指挥，被教导的地位吗？复次，不要说将来，就说今天，老百姓对比如腐败，比如分配不公的怨愤，是仅靠城管就能长期压住的吗？最后，如果我们还想领袖群伦，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能得到全世界景仰的意识形态。我相信，就算我们真能创出一个与今天的西方大不相同的北京模式，其中也必会有比今天的中国现行政制多的多的西方民主要素。（赶上美国，）三十年，不远的。那过河的石头，我们现在就得开始努力下水去摸的。否则我们会过不了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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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

 刘学伟 | 2009年04月08日,23:56

与宋鲁郑学弟就民主问题商榷之三
      总算等来了宋弟的第二篇回应，觉得比第一篇回应有意思多了。
      在正文开始之前，先扯几句闲篇。
      首先，我十分佩服宋弟的旁征博引，由于我的本职工作很忙，是业余搞写作，没那么多功夫去查资料，因此文章常显单薄。不过宋弟好像也是业余在写作，能如此高产而又征引广泛，实在让人惊诧。我到过宋弟家，倒是相信并没有一个班子在为宋弟收集资料，因此就更是惊讶宋弟为文仅仅两年取得的成绩了。     
      其次有一个有关态度的建议，对粗鄙的留言不要用粗鄙的话去回敬。也不要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去教训人。我大概在90%以上的场合坚持了这样的立场。一年下来，已经几乎没有人再与我恶言相向了。
      从这里开始，应当算是正文了。我再次郑重向你推荐一个立场就是不要正面攻击民主。民主是一个很笼统的，包容性相当大的概念。看来宋弟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接受了我的意见。攻击之所向已经有所局限。比如已经接受中国当局现在追求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比如承认民主在西方可行有成就，比如称呼新加坡和瑞士是中国可以仿效的民主模式。
      其实宋弟把新加坡模式与瑞士模式混为一谈实在不应当。新加坡是东方文化，它的政体是一个带有太强个人色彩的混合的未定型的过度性质的政体。实在是介乎于威权和民主之间。这个政体内部有相当的张力，李光耀之后，很可能有重大的变动，一般应当是走向更多的民主。
      而瑞士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首先，瑞士是标准的一个西方国家，它的一切文化传统都是欧洲式的，它们在文化上是古希腊加圣经的标准子孙。你说它没有政党轮替，其实这一点不妨碍它具有西方民主政体的几乎一切本质特征。比如自由的经济体制，强大的公民社会，多党的合法存在，自由的言论环境。它还实施着整个西方最多的直接民主，即公民投票。那是一个成熟的不带任何个人色彩的虽然有点特别的民主政体。它运作良好，内部没有张力，不会向任何方向倾覆。 
      你把这两个相距悬远的政体放在一起有点像把企鹅划归走兽，因为它只会走；或者把蝙蝠划为飞禽，因为它会飞。
      你的回复也有几个精彩之处，不过好像也有漏洞。比如说台湾的优势只剩“言论自由”。其实不尽然。一旦陈水扁的事被公正公开地处理完毕，这个负分就会变成正分。比如美国的利益集团阻碍了管制枪支的立法，证明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但民众可以持枪并不是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征，多得很的民主国家并没有类似的痼疾。你讲的关于对历史的清算情况也类似。西方也有很多陈年老账总未结清。但一般而言，那些老账（比如黑奴，比如纳粹）都与现实不再有关联。而中国的历史问题则不是这样。比如执政党缺乏监督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比如私有制是否还会遭到攻击，至今也没有宪法保证；比如工人阶级专政究竟还存不存在，宪法和现实之间也大相径庭。党章上还写着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总之，中国的制度还在建设中，许多基本原则都还未能确定。或者事实上已经确立（比如私有制），但在法律上却未得到充分确认。（宪法上还写着“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或者宪法上已经确立，事实上则相隔甚远（比如人民主权，比如人大的最高地位）。这些都还是现实问题，远未进入历史。将它们都厘清还是远未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
      你说“现在处于一个人均收入才二千多美元阶段的中国需要向已经处于人均三万多美元的西方进行援助，还是很说明些什么吧？”这话当然有理。但还可以进一步分析。
      我说500年来西方处于强势，是从哥伦布远航发现新大陆算起的。因为从那时起，欧洲就表现了一种极强的企图心，虽有曲折，但终于实现了一个西方人主导的世界。与哥伦布同时代有中国的郑和远航。许多中国学者说，中国的海船尺寸和船队规模比欧洲的大了不知多少倍。但他们不应当故意看不见，中国的大船队无疾而终。欧洲的小船队则最终走遍了世界，到头来几乎把整个世界都欧洲化。就是说，从潜力看，哥伦布的几艘小船，其实比郑和的庞大船队要强大得多。
      我们再举例。西方人到中国来推销机制棉布时，西方的棉布总产量绝对比不过中国的手纺棉布之多。但西方人心知肚明，他们的棉布质量更好，成本更低，一定可以把中国的手织布全行淘汰。除非中国人也用同样的机器织布以后，才可能与西方竞争。这已是50年以后的事了。光看总产值是不科学的。比如今天中国取得咄咄逼人之势，并不在于中国的人均，甚至不在总产值，而在于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势头。问题的关键不在总量在增量，在那个小小的Δ。你说的西方国家在1830，1860，1880年才分别赶上中国，可是为什么在1840年，英国那4千人的军队就可以把军队至少数十万人口以亿计的天朝打得落花流水呢？记得乾隆58年（西元1793年）时，英国人来使为求扩大通商，为争跪拜竟在中国逗留经年。最后送给乾隆的礼物中有一辆瓦特造的蒸汽火车头模型。乾隆当时说：“这个玩意儿真精巧。”皇上在回赠数倍礼物于英人后，竟把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给关闭了！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痛何如哉？！其实乾隆的时代已有郎世宁等一大群西方人住在中国，已经在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国的皇帝甚至任用他们设计圆明园。不能说中国那时对西方可能比中国先进一无所知。可惜那时的中国皇帝和士大夫阶级太短视，一定要等到数十年后被打得割地赔款才明白西方已经比我们先进太多。
      关于民主话语由西方垄断。我承认这是事实。十分可惜的是，中国人至少至今并未创造出另外的话语体系可能取而代之。我们现在的话语体系“中国式特色民主”显然并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几十年后会如何，那就还得看发展了。
      关于直言反对民主。我想，那些西方的先哲反对的应该是在中产社会形成以前就实施卢梭式的民主（比如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施行的暴民民主）。康晓光反对的也应当是这个。而不是现代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历史上正常运转的欧洲民主比如前300年繁荣时代的英国民主。因为他们根本没看见，无从反对。正是有鉴于这些缺陷，我才反复提出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发展中的民主。在中产阶级未占人口多数的时候，不搞普选民主而搞一种待探讨的受限制的但必须是真实的民主。
      你说中国目前左派大声嚷嚷不过是虚张声势。如果属实那我和许多人真会额手称庆。我的确不明白，公有制的社会基础已被基本铲除以后，左派何以还能有进攻的声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年党外知识分子在公私合营以后向毛泽东慨叹，不理解他们怎么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都没有了，如何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今天也真想问问他们，凭什么那么嚣张？中国今天的繁荣，左派到底有几分功劳？（公产都快清理完了，公产分子还能蹦跶到哪里去？）
    关于中华民国，我也认为它是早产。如果清末能搞成君主立宪，类似日本那样，情况会好得多。总之我主张的就是妥协妥协妥协。在历史的几乎任何时刻，参与创造历史的任何一方都不要走太远，这样才能符合大家的共同的长远利益。英国的妥协搞得好，它们的君主是受宪法制约的有限君主。而金正日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无限主席。那样的共和国还不如君主立宪国。
      我现在痛恨的就是，他们已经垄断了那么多的权利，一点也不肯让出来，反而想反攻倒算，要把人民好不容易才争来的一点点自由权利再收回去。我们当然要坚决抵抗，绝不答应。海外已经不停地有人在议论温XX受到围攻。我倒要看看这戏怎样往下演，看他们有没有胆量能耐把温扳倒，而人民又会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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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会上中国的分量有多少？

 刘学伟 | 2009年04月04日,00:31

 

      G20盛会以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的丰硕成果圆满闭幕。我真的十分诧异，20个国家，那么多不同的利益诉求，仅仅一天的时间，就能折冲樽俎，完成如此复杂的谈判，找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而且必须是鼓舞人心的结论，然后拟订联合声明，确定后续事项等那么多的事情。看来再复杂的工作，只要有决心，效率要高，也真是可能的。
      我先来简单概括一下会况：与会的20国可大致分为英美系（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金砖四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四个阵营，其核心诉求各有不同。英美方的核心要求是：大家都要花大钱刺激经济。概括起来就是“花钱”。这个要求首先得到满足。各方一共承诺出资达一万一千亿美元，这是任何人在事前都没有想到的巨数。欧盟方面的的主要要求是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概括起来就是“监管 ”。他们也得到了一系列的承诺。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要求是，得到大量资助。概括起来就是“要钱”。这个要求可以说是已经得到了超出预期的满足。金砖四国的主要要求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增加发言权。概括起来，就是“要权”。这事也得到了若干许诺。
      四国中，又以中国的地位最为特殊。若论人均发展水平，中国实在还只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发展中国家。但若论其它几乎所有的方面，谁还把中国当第三世界看待？在20国中，绝无仅有，中国的基本诉求可以这样概括：“你给我权，我给你钱。” 综观G20的议程和联合声明，包括其它各方得到的资讯，我不得不认为，这个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这里最确切的证据是中国承诺的对IMF的出款数，400 亿。看资料，欧盟、日本是各1000亿，美国未定。这400亿的数，从好的角度看去，就是中国没有被西方“忽悠”住，没有当冤大头。从差的方面看去，就是，如果有足够的利益交换，中国本来显然是可以出更多的。但是这个可以交换的利益并没有出现。如果单看GDP，中国出这个数当然不算小气。但如果论到眼下的金融支付能力，则又有谁能跟中国比呢？除了尚有积蓄的日本，我真的不知道欧洲和美国（必将）承诺的那（至少）1000亿，除了在他们已经累积如山的债务上面，再加上一座山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好的办法？（想起来了，还有美联储的办法，左手印钞票，买下右手的债务。）中国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有言在先，“权利和义务成比例”，有多少股份就分摊多少义务。既然你们仍是大股东，又不给我新股份，那就还是按老规矩来，你们扛大头，我扛小头了。我的这个感觉，不知有否离谱？
      中国事前打出的一张重要的牌，即提议“建立新的与任何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话题，在这个会上，似乎除了胡锦涛在主旨发言中含糊地提及外，并未得到认真的讨论。这个题目太大太新，还未来得及发酵，仓促之间，实在也难于认真讨论。但这个好题目中国自然决不会放弃，也只有从长计议，下次再谈。据传下一次的20国峰会将在年底前于美国纽约举行。这也让我感到有点黯然。现在世界势力三大块，美、欧、亚。美国举行了第一次20G峰会，欧洲第二次，第三次也该轮到亚洲尤其是中国了吧。据说在会上，中国处处受到礼遇，比如晚宴座次，比如全家福照，中国始终都能得到最体面的位置。但在我上面提到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中国显然并未完全地如愿以偿。
      说来也是，中国的崛起太过迅速，不要说各方面包括中国自己的心理调适需要时间，就是现行各项章程也都来不及调整。比如IMF的投票权问题，照章程5年调整一次，下次还在2012年呢，你急也急不来呀。于是中国就想了一个变通的主意，就是宣布将来IMF发行债券筹资时，中国可以“在保证资金安全和有合理收益的前提下，积极认购。”但是大家要清楚，这股金和借款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股金要担风险，但它就是表决权。比如美国一家就有16.77%的股份，而章程规定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同意。这样美国就有了一票否决权。 而借款虽然更安全，但再多也带不来任何表决权，何况这根本不是一个盈利商业机构。中国现在只有3.79%的股权。因此也就不肯出更多的钱了。这好像也是无奈的苦衷。
      实在地说，中国势力的膨胀，已经史无前例地快速，没有办法更快，也就只有先隐忍了。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西方这次虽是遭了大难，但并没有乱方寸。他们并没有为了祈求中国多出资，就向中国做出他们认为不恰当的让步。他们还是决心自己扛。所以那1.1万亿中，出自西方的还是绝大部分。（谁能告诉我，这1.1万亿的全部构成？）中国那2万亿，在国际上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用场。我的意见还是尽量用在国内吧。看到国内网上的大部分评论，我个人认为还是倾向于“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希望中国现在就成为超级大国，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条路还相当漫长。
      这里还想说几句法国总统萨科奇，在这次20G峰会上，他也真是大出风头。他力主的实在也有足够正当性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议题，在这次会议上绝对受到足够的重视，其成果致他感到喜出望外。但中国力主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难道就缺少正当性吗？也有第三世界和 IMF，联合国专家机构的支持，为何在会上就几乎一点未触及呢？这次萨氏在与胡锦涛见面后就宣布“他可没有承诺以后再不见达赖”，又把中国摆了一道。不能不承认，他玩起外交技巧来，还真有点孙子兵法，能以小博大呢。
      下面的照片自网上抄来。显然是被有心者好不容易抓来的一瞬间，还远不是中国当下国际地位的真实写照，也就供大家会心一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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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二日，在G20领导人合影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中）与英国首相白高敦（前右）、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前左）交谈，而站在后排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则注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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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20国峰会看向中国人力倡的世界元

 刘学伟 | 2009年03月31日,01:04

      金融海啸爆发，自今已历半年。各国在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抗灾行动已渐进入状态。自去年12月的华盛顿紧急峰会之后，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以赤字开支，扩大政府投入为主轴的紧急救灾行动。4个月过去，至少应当可以说，直线下坠的态势已被阻住，是到了还是接近还是远未到达底部，现在是众说纷纭，都有证据。当时就预订的4月峰会明天就要召开。世人对这场峰会自然期待殷切。除了美国的奥巴马能在这个会议上展现多少领袖才能，中国在这个会议中能表现出多大的分量，是世人，自然更是中国人关注的重点。观察家们希望达成一个总的框架协议，不只是继续讨论急救措施，而是要开始研商治本之策。先讲治标之策，则无非是鼓动各国，继续扩大开支，以美国为榜样，哪怕是赤字累累也在所不惜。这个道理也容易明白，因为如果眼前都救不了，也就没有长远可谈。就如同面对一个垂危的病人，无论借多少债务，总得先把命救下来再说。保命一旦无忧，就得开始认真研商治本了。
      若论治本，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美元的特权地位。近日美国凭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居然开出一付无限透支，自己国家银行印钞票来买自己国债的奇特药方，来治自己以负债如山为特征的金融病。这事让全世界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愤懑不已。其它国家，若给自己开类似的药方，自己的钞票必贬值，除了给本国制造通货膨胀，好像并创造不出什么财富。只有美国不一样，因为有极大量的美元储备于世界各国。如果美国滥发钞票造成美元贬值，有极多的国家，首先是中国，则得帮美国付账。而且美国现在是债多不愁，你反正也不敢逼它还债（即卖它的债券），而且还得继续借债（即接着买债券）给它，把它养着，以免万一侍候不好，美国破产，那些绿纸头就会全部打水漂。当然大家都相信，美国60年超级大国的底子，就是遭眼下这样的大难，也糟蹋不完。美国绝不会垮，欠的钱也不至于都化为乌有。但资产要缩水只怕是在劫难逃了。
      作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自不能坐以待亏，于是有了我们周小川行长的伟大建议。建立与任何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设想，甚至现在IMF的特别提款权就是一种世界货币的雏形。问题是以前美元没有闯过那么大的祸，（1971年尼克松解除美元金本位，已经算一次大祸，不过也没有这次影响坏。）也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有分量的国家出来挑头提起这类倡议。这一次美国以邻为壑，全世界都深受其害。中国这次出头，真有点“大路不平，率众来铲”的架势。首先在道义上就占据了制高点。因此，第三世界的众兄弟，立马积极响应，IMF、联合国有关机构也热情支持，欧洲至少中立，只有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极少数国家表示了明确的反对立场。4月2号的会上，就这个议题肯定会有讨论。但在欧美的抵制下，不能幻想马上就会有具体的结论。不过就算是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短期和中期内，都可以为中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带来重大的战术和策略利益。我实在觉得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高招，套句现在中国的流行语，就是周小川，或者中国政府，真是“太有才了”。
      不要只看欧美今天依然掌控着世界金融之牛耳，要看整个发展态势。现在世界20家最大银行中，中国已有5家，而且最大的三家都在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就在数月之内，中国经济铁定率先复苏。欧美都会在后面拖上相当时日。就算复苏以后，增长率也必是比中国差天远。假以10-20年之光阴，中国的资本总量就会迅速地向欧洲美国逼近。人民币的实力自然也就会向美元欧元逼近。如果中国不提世界通用货币这一招，人民币则有美元欧元两个对手，世界其它国家都会观战。要把这两方同时击败可真是不容易。现在提了世界货币这一招，则可以有效地把美元孤立起来而把欧美以外的国家都争取到自己一边。因为这个货币，不是美国的，不是欧洲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属于全世界的。到那一天，不光是第三世界，欧洲，甚至整个西方，一定会觉得，接受世界元也是一个比接受人民币作为世界通用货币要好得多的选择。这个世界元要是弄成，联合国这个世界软弱政府的实力就会大大增加，公正的世界和平的保障也就有指望多了。
      当然世界元从现在开始构思到成为事实，铁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欧元为例。从1970年蒙代尔提出概念到1999年正式发行，其间30年。在欧元纸币发行之前，还有一个好多年的欧洲货币单位（Ecu）准备过渡时期。据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09年3月25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设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从今天过去到那一天，还有不过12年。看来中国有得忙了。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力倡的世界币真的发行起来，那周小川，今天的中国央行行长，就可能成为世界元之父（如同蒙代尔成为欧元之父那样）。那可是周行长八辈子的荣耀，也是迅速崛起的中国的世纪性荣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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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需要向西方学习吗？

 刘学伟 | 2009年03月28日,18:13

与学弟宋鲁郑商榷之二
      宋学弟在《中国两会：倒退还是顺势而进？》一文中，提出的核心论据是下面一段话：“ 一个出了问题的模式，一个需要中国救助的模式，还有资格要求中国向他们学习吗？一个不仅自己取得成功而且还要救助另一个模式的中国，难道没有资格声称坚持自己的道路，绝不接受西方的模式吗？”
      这句话的确十分地雄辩，而且显然至少有一部分道理。要找出这个论据的漏洞来，实在需要一篇比较长的文章。
      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我想先发表一些宏观的感想。
      首先，两个制度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的人均收入才两千多美金，而美国已经超过三万。他们在三万的阶段遇到的困难，收入两千的国家并不可以轻易嘲笑。相反地，他们在这之前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宝贵财富。每一个制度都如同一个生命，有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青年人当然可以批评老年人力气不足了。甚至老年人可能已经卧床不起，但是他就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向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传授吗？
      其次，东西方的文明的确是各自分别成长，互相之间的文化基因，实在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简单地说，当然是互有长短。过去500年间，西方的文化实在是表现出了远较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化强大得太多的力量，不承认这一点，真是自欺欺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趁势应时，取得了极为惊人的成就。但这个时段毕竟还太短，除了中低端产品的竞争力和经济发展速度之外，仅仅在经济方面不及西方的地方都还是实在不可胜数。西方现在遇到严重经济困难，以后未必就一定一蹶不振。现在一时顺风，就得意洋洋，盛气凌人，未免太没有风度。
      正如我和宋弟讨论过的，西方的前景，大体上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真的从此盛极而衰。中国和东方文明真有全面超越的前程。第二种可能性是西方还是能从目前的困境中全面脱出，重新赢得相当的青春。若是那样，东方文明就必须长期与西方文明相颉颃，而不要想压倒他们。 
      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超级大系统。由极多的局部所构成。这些局部之间，即互相关联，又可相对分离。一个宏观整体很成功的制度，内部也会有很多的局部不足。反之亦然。
      中国古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中华文化的缺点，我们自己应当明白。比如，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哲学和数学思维能力。请把国画比比西洋画，国乐比比西乐，中医比比西医，其间差距多少，不要自欺。又比如在外交上，由于中国太长的天朝上国的地位，甚至挨打时都太肥，一直缺乏平等结盟的需要与机会。到今天需要了，才发现，这方面的成功历史经验几乎是零。时至今日，我们追上的还在十分形而下的层面。在基础科学方面差距还极其巨大。在技术层面，中国掌握了世界顶尖技术的部分，只怕也超不过10%。在军事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就更不用提。总之在绝大部分硬实力方面，西方都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还远远没有傲慢的资本。要在所有这些方面全面赶超，实在是还征程漫漫，任重而道远。 
      现在我们来谈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
      先说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传统，极度简单概述，由孔夫子所创，核心思想是一个“仁”字。标准的境界是“民本主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载舟覆舟，所慎宜深”。孟子所言的“民贵君轻”，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高的境界，并未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其技术工具就是“君臣父子”。总之是一个树枝状的专制结构。这个结构在古代的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中是必然的。这种结构能够在一个从今天的角度看去肯定不发达的，但却十分庞大的国家中，保持社会稳定，组织经济活动，甚至允许工商业城市依附性的繁荣。它也能凝聚起巨大的国家力量，完成抵御外族入侵等重大历史任务。但是一旦进入现代的工商业文明，它的局限就不断暴露。工商业需要自由的交换，市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自由的身份。买卖双方是这样，同业的竞争者之间是这样，雇员和资方之间也是这样。总之强迫的，奴隶式的，人身依附式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都成为过去时。双方之间平等缔约成了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这就是西方自由平等制度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根源。这些都不是天赋的人权，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必然出现的社会和经济模式。
      500年来，西方强势如彼。时至今日，哪个国家侈言“不学西方的一套”，实在无异于痴人说梦。
      器物方面我们还要说吗？火车飞机轮船，电灯电话电脑，数学物理化学，衣食住行，有几样不是从西方学来？
      现在我们说说我们学习过的西方意识形态。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是阶级之间有剥削，阶级之间要斗争。第二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社会。然后是列宁主义。其贡献的最重要的主意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西方左的一套。
      我们学了吗？学得怎样？成效如何？当然在中国，没有那么多无产阶级，路线有修改，社会基础改成了工农联盟。号召的口号也从消灭私有制改成了主张小私有制的“耕者有其田”。但政权一到手就开始搞共产了。以后的故事众所周知，不细述。
      到今天，关于阶级剥削、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共产）等主义都已完全放弃。工农联盟、无产（工人）阶级专政也不复事实。共产党不再共产，在“三个代表”理论的指引下，甚至吸收资本家入党。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也已经不复存在。共产党代表谁？ 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最广大的人民。这人民当然不仅仅是工人农民，也得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在谁的手里？当然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手里。工人农民在这三个代表中就算只剩下半个了。（他们是最广大的人民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但远不是最有分量的一部分。）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的重大理论贡献，它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使得邓小平的路线勉强可以自圆其说。湖温上台后，更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概念。那么阶级斗争、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抗的概念都全然放弃。“以人为本”也一样。他们说的这个人，肯定不是阶级的人，而是一个自然的人来。也就是人道主义的本来意义了。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除了方法论还剩下什么呢？ 说到底，就只剩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这个也许可以归于列宁主义的概念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西方的另一套。即民主宪政这一套。
      这一套中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民主。好像除了宋弟你，不止在中国，在全世界也难找到人会直截了当地宣称“反对民主”。我不知给你建议过多少次，哪怕出于策略，也不可以正面攻击民主。你不肯听，现在好过吗？当局又可能认可你的这个直接摒弃民主的路线吗？中国现在搞的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总之也是民主的一支。那么这一套中的第一个核心概念是要搞的了。  
      下面我会随时提醒理论上的合法和事实上的运行之间的区别。第一个是第二个的前提，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理论上的合法、承认并不代表事实上就能运行。中国的大量现实是，理论上承认，事实上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打大量的折扣。光指出这个名不副实和折扣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找出原因，并如何消除的可行途径。下面我来把民主理论体系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一一进行简单的分析。
      民主就是人民主权，或译主权在民。意思一样，总之政治权利属于全体人民。至于怎么个具体属于法，就有很多流派了。吴委员长说的“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可称之为党版民主。有人再发挥一句，叫做“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民主。”我的疑问是，“党领导下的民主，是否有保证就是人民需要的民主？”宋弟知道我要提文革的大民主，说那已经过去30-40年，说共产党不会重复文革中犯过的错误。那么接着往下推演，现在党已经成熟，如今的人民完全可以放心把主权交给党，不用考虑选举监督，舆论监督，也不用人代会监督，就像婴儿把一切都交给母亲，哪怕母亲走进了狂风骤雨也只管闭上眼睛放心睡觉就行了吗？
      第二个概念叫人权。简单地说是“拥有财产的自由，人身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都是不可搏剥夺的人权”。这些在中国现行的宪法中都明文俱载。也就是说至少在纸面上，也是要搞的。大家都知道，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民拥有财产的权利大体上已经得到了保证。人身的自由权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会受到侵犯。言论自由权在私人场合已经相当有保障，在网络上，如我们现在而今眼目下做的，也应当承认有了以前所不能想像的相当大的自由度。但再远一步，要在正式的媒体上发声，尤其是想要独立办报之类的事情，那这个自由就马上重重受限了。更不要说结社组党了。那些还隔天远呢。
      第三个概念叫共和国。这个不用说。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搞的。共和国的对立面是君主国，国家元首是世袭的。现在世界上已经很少。 我们的共和国有两位事实上的终身的元首。（华就不提了。）接下来的江泽民其实有重大的宪政贡献，他和平合法体面按期地把国家元首的位置传给了下一位。从此奠定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任10年，必须退休的宪政惯例。如果这个惯例继续得到遵循，那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共和成色就算是有了重要的增加。
      第四个概念叫宪政。就是宪法要成为根本大法。一切其它法律都必须服从于宪法。这个概念在中国也有至少纸面上的合法性。问题是，我们这个现行的宪法一方面还有共产主义的特征，还写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还写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呢。另一方面，宪法上写着的人民的选举权、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人民的各项政治自由权利却并不能完整兑现。这个宪法的最大问题是，他不是一项真正的数个社会集团经过真正谈判达成的一个总合同。制宪的主导一方实力太大，因此当它违宪时，任何它方都没有约束的能力。就如同美国要打伊拉克，谁也制止不了它一样。
      第五个概念叫法治。就是要由法律来统治，而不是人治，即由人来统治。这个没问题，我们也要搞。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进展显然好于宪政。我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基本得到执行的法律。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人治应当已经不居主导地位了。
      第六个概念叫代议制，就是说，人民通过选举代表，间接实施主权。这个概念也得到官方的承认，但事实上的运转就太成问题了。首先代表从哪里来的十分可疑。似乎都是受到党的信任而不是人民委托的人在当代表。代表都是兼职，各级人代会的会期都极短，会议的规模都太大，有意识地让它大到无法一起开会讨论的地步。顶好的就是还多少发挥了一些监督的职能。因为程序上，各级政府的预算和主要的人事任免等还是要在这里过一遭。如果什么人劣迹昭彰，只怕这里也是会有困难的。
      这第七个概念叫作分权制衡。西方人认定“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了防止腐败，就必须把权力分割，让不同的权力互相制衡。官方宣布了“绝不”接受“三权分立”。我想要知道的是那么“两权分立”呢？这两权自然是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且立法权地位应当在行政权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就可以从人民主权的概念中推演出来。立法机构由人民选出，是主权的代表。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负责，受立法机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一条，与西方宪法无异。 西方还有一个著名的提法，叫做“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笼子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立法机构，其次是自由的新闻等等。如果对两权分离也要“绝不”，那就只剩下党控制的行政权“一权独立”，然后这个行政权再去控制立法权和司法权，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也就是说，完全拒绝分权制衡的原则了。说句实话，腐败并不是最大的危险。更危险的是与腐败无关的其它胡作非为。比如共产，比如对外武力扩张，比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比如认为自己一切都对，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不许别人分享权利，不接受别人的监督，甚至不允许别人对此发表不同意见，否则……。
      有这么恐怖吗？“要通过人大工作，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就是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了。记得这个口号是什么时代留下来的吗？再过几天，秋石先生接着宣布《意识形态领域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那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一切思想啰？记得什么时候听过这样的宣传吗？那是梁效，罗思鼎的年代。还记得64年林彪鼓动学毛选吗？大家都学老三篇，学雷锋，做好事。一时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不过两年的功夫，就把毛吹成了神。接着，这个神招来了1100万红卫兵。下面的故事就不用说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说得更普遍化，在一般的制度建设上，分权制衡的原则可不可以要？一个司法权分为公、检、法三家，也是“三权分立”，要不要“绝不”？出纳会计两权分立是否也不符合党的领导一元化的新原则？会不会也被“绝不”？这些就是“有资格声称”的“坚持”要走的“自己的道路”吗？胡总书记不是说“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吗？我真的很担心，这么多的“绝不”（当然不包括胡总那个）会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第三个被“绝不”的是“两院制”。其实我们的政协就相当于西方很多国家的上议院，代表的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过它只有被咨询的权力，没有立法权。其它国家的上院，在联邦制国家中，通常代表加盟国的利益，比如美国、俄国、德国；或者代表社会上层的利益，比如英国、法国。在后一类国家，随着社会匀质化，上院的功能就日益弱化。不过中国今天可还不是那种情形。中国的发展程度还低，中产阶级的数量还小。逐步民主化的过程中，其实很需要一个有实权的机构来抵挡社会下层代表的民粹化倾向。这个政协的地位还应当加强才是。党和政府居于社会的上层，若有个政协来当各方面的缓冲，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只怕情况还能好许多。
      以下我得两面作战了。
      最后的两样我个人也认为至少不宜马上学的东西是多党轮流执政和大规模的普选。我的理由简述如下：
      关于不宜骤行政党轮替有两个理由。第一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二个可能轮替共产党的政治力量。除非共产党分成两拨。或者让台湾的国民党重新回大陆发展，我极度怀疑共产党有此雅量。第二是政党一轮替，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成本和政治风险。大家最忌恨的腐败也未必就能大大好转。可以参看台湾的情形。还有到处都能看到的大规模贿选的机会。最不可行之处就是无比强大的共产党会坚决抵制。还是先图稳定发展与改良，等历史条件变化以后再来考察轮替与否吧。
      普选的最大危险在于民粹化。越是落后贫穷的国家这个风险越大。中国的农民占了人口的60%以上，工人又占了余下的一多半。一人一票投起来，中上层的代表就会居于绝对劣势。以后就算是不共产，迅速地过度福利化就很难逃掉了。这也是不仅社会的上层，连社会的中层，尤其是传统中产阶级，也不热衷民主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说投起票来他们吃亏太大。）因此，我主张的不是卢梭式的所有人都算术平等的绝对民主，而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推行阶级共和局限下的过渡民主，给城市人口，中产阶级的选票加权。直到中产阶级成了社会人口的多数以后，才可考虑施行普选民主。在这之前，可以试行各种类型的小规模直选、间接选举或协商选举。有个网友提议从城市中的居民小区业主管理委员会开始试行民主，似乎真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业主们的经济地位相当，管理的是切身的重大经济利益，又无涉敏感政治议题。业主全会就相当于选民大会，业主委员会就相当于议会，而指定的物业公司就相当于政府。
      综合起来，在纸面上，这一套西方的政治概念（一整套概念加起来就是一个模式）绝大部分也都被中国接受。与此相对立的概念（比如与共和国对立的君主国，与法治对立的人治，与民主对立的专制）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没有合法性。问题就存在于理论和事实之间。难道中国这一套的实质就在于嘴巴上承认而事实上不做或打很大的折扣才肯做吗？
      中国制度当然绝不是没有优点。最大的优点自然是行政效率高。比如中国通过那4万亿的救市方案可比美国快多了。但这种效率中隐含的风险细说起来就又是一篇长文了。
      还想谈一下在海外生活的感受。我在法国已经生活25年，比宋弟可算长得多。但我在这里的感受也并非全是负面。比如言论自由，这里无论如何比国内还是自由得多。你我都可以自由的批评我们现在的居住国法国在任总统萨科奇尔不用担心任何打击报复。但是如果想对中国的领袖有所批评时，心中是否揣揣不安，顾虑千端？
      最后，我想和宋学弟讨论一下中国的民主有没有可能渐进。宋说：“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方式完成的。开放报禁、党禁，立即实现普选。象韩国、台湾、俄罗斯、东欧、印尼等等，无一例外。”我不否认这是事实。但正如宋弟引述黑格尔所称，“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就是这种“一切例外的例外”。讲私有制，哪里不是？讲低人权优势，第三世界无处不有。为什么只有中国，这么大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这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管治能力绝对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我实在深寄厚望于党内的掌权的开明人士，有一天能够审势度势，与各界代表人士共商出一种稳妥的，渐进的民主化方式。或者是遍地开花，进行各种类型小规模试验，去摸出那块或那几块可以让我们过河的石头。中华民族传承5000年，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最近这200年所经历的西方先进文明的压迫是其中之最严峻者。连这样的大难都扛过来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而言，处于全世界最好的地位。这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就一定找不出一个妥贴的方式，而只好如你说的，“由于我反对激进式民主，但又没有渐进式，所以我只好反对民主”吗？有关种种细节，这里就不讨论了。
      至于眼下其势汹汹的左倾政潮，我实在不肯相信它能真的像1978年的三中全会一样，不过方向相反，把中国拧向另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舞台上很可能会有好角色登台，好情节上演的。在这种政体下，天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间真是太难得知。已经几个月了，左风一波一波连续袭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一头雾水。这当然不是一个人民共和国应有的状况。
      记得当年批邓的高潮中，我还斗胆写过一首诗，寄给邓小平，不过老实承认，是匿名寄出的，心中还忐忑很久，担心会被追查。请宋弟和大家一起笑阅，看看历史会不会重演。
七律 诗代柬寄邓公 1976.2.18.

一丛总理病躯沉，阵阵狂风欲倒君。

强令虚拥人共鄙，直言正辨世同钦。

无功岂可居高位，有道偏能得众亲。

莫惧严冬此时峻，终需我帅挽经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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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届人大看人民主权之新定义

 刘学伟 | 2009年03月22日,23:59

                              —与学弟宋鲁郑商榷之一

好多年以来，我就时不时为《欧洲时报》写一些时事评论。似乎很长时间都只有我一个人在不停的做这件事。不超过两年以来，我在《欧洲时报》上看见另一个名字比我的名字出现得还要频繁，而且其文笔和学识实在常在本人之上。电话相约，饭局相遇，一面之下，相见恨晚。我才发现，他还比我年轻15岁之多呢。起初之时，我们对时政的基本见解还相差不太大。对我最关注的民主话题，我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渐进，他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持开放态度”，多说一句，就是：只要能有良治，民主不民主他都支持。 自第一次见面至今不过一年，我一直在“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缓进民主”的中心概念下踽踽而行。而我的学弟宋先生已经赫然成为似乎绝无仅有的直言“反对在中国施行民主”的独行大将。近数月以来，中国掀起一股反对西方民主的政潮。这个政潮虽然并未如宋所主张的直接正面反对民主，但宋在其中如鱼得水，大是畅游起来。大作曾“荣登”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求是》的“红旗文稿”2009年第三期的封面头条。只可惜，现在不是1978年，在当年讨论真理标准时，如果出这样一个风头，那将是一辈子的荣耀，也铁定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实质贡献。但这回当的是反民主的先锋，成为历史以后，很可能就是耻辱了。我真的很为我的学弟遗憾。

和宋学弟晤谈已有数次，网上对谈则是第一次。以我们的交情，道虽有异，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当是绝无困难的。我想与宋学弟的讨论至少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只谈内政，有关国际关系的都下次再谈。

近数月来，中国政坛左风骤起，其势实在汹汹。我和许多期待中国哪怕是慢慢地走向民主化的朋友们都感到忧心如焚，生怕中国人多少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一点点政治自由气氛毁于一旦，民主宪政重归无期。但似乎我最近对这个题目的若干篇文章都顺利刊出，未遇河蟹。这也鼓舞了我就这一话题继续发言。但愿如宋弟所言，此事是否大局逆转的信标，不能确定，还要观察。我可能真是过度解读，庸人自扰了。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宋弟的《中国两会：倒退还是顺势而进？》博文第一段的这一句话：“我认为无论南方周末还是炎黄春秋，都是中共党内的刊物，（如果遭整肃）是中共的内部事务，和党外的言论自由无关。” 这个见解我万万不能同意。在我看来，党内党外的言论自由当然互相关联。各个局部的言论自由都互相有关，它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性。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政体内，就不会出逆道违天的大错。殷鉴不远。（中国人说殷鉴已在3000年前，西方人说“滑铁卢就在前面”也在200年前。我现在要说的殷鉴仅在50年前和30年前，是我们这一代的亲历。）1957年，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把党外知识分子的口统统堵起来。这样他搞起大跃进，放起卫星，就只有郭沫若这样的无耻文人唱赞歌了。好在党内还有彭德怀那样的谔谔之士。敢于指责。但没有党外的奥援，他已孤立。又被毛泽东给整了下去。于是就有了三年自然灾害。你怎么可以说，中共如果整肃党内，与党外无关。如果他们要整肃温XX，也与党外无关吗？与人民无关吗？30年前，周恩来，邓小平，都在党内，他们遭整肃时，全中国人民都在反对。人民是不是干涉了党的内政啊？

宋弟说：“很多人总拿几十年前的中国说事，我也效仿一下如何？民主的美国在同一时代干什么呢？派军队到大学镇压学生的反战运动，派军队到街头镇压黑人的维权运动。中国没有避免灾荒，民主的美国避免了种族隔离吗?” 你尽管说那些，我何曾反对。我不也常用这些论据来论证民主发展必有一个过程吗？那些历史教训他们当然应当吸取。难道因为西方人以前犯过严重的错误，我们中国人以前犯的严重错误，就会因此变得不严重一些了吗？或者就不适宜被反复地提起了吗？希特勒用焚尸炉杀了600万犹太人，我们那三年自然灾害死的以千万计的人还仅仅是饿死的，如果讲起刑法，那还不是故意杀人。相比之下，是否还有可原谅之处？ 文化革命中死于武斗的人也都是人民自相残杀，他们不听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劝戒，是否也是“咎由自取”，与党无关？前事不远，后事之师。我相信，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后的人类，都会反复提到这些事引以为训的。就如同我们至今还要谴责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

我和与我有类似感觉的人之所以要反复提起那些令人心寒的往事，自然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往事并没有完全过去。

先看对历史的态度，当事者对这些往事的反省是不深刻彻底的。比如说，官方正式承认过农村合作化，统购统销是错误的吗？承认过在城市中消灭私营企业是错误的吗？（虽然在行动上已经改正了。）承认过反右运动的错误不仅仅止于“扩大化”吗？（虽然在55万右派中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没有平反。）三年自然灾害真的是自然灾害吗？上面说到的四件大事应当是是非鲜明，最无可争议的，尚且如此。其它争议更大的，就先别提了。

再看现时，我们是一个人民共和国，现行的宪法中明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序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二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三条）”“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包括中共，如果我理解无误—笔者注）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五十七条）” 同时我们在今年人大的有关报告中读到：“各国家机关（我理解，包括人大，不知是否有误—笔者注）分工不同、职责不同，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要通过人大工作，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我的第一个疑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宪法规定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上面还有领导的机关可以是最高的吗？我们的党除了领导国家领导人民的责任外，是否还有尊重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接受人民包括人大的监督的义务，如宪法之规定“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不仅仅是要人大“确保党的主张……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

我的第二个疑问是：党可能犯错误吗？党如果犯了错误，人民应当怎么办？可能怎么办？是不是可以说，那些严重错误，都是三十年以前犯的。从今以后，都不可能犯了。我想问问毛泽东，他是从多少岁以后，才开始不犯错误的，或者不如说，听不到人家批评他犯错误的？还记得“伟大光荣正确”（简称“伟光正”）吗？记得什么时候这三个形容词被不停地念叨吗？以后党不再念叨这三个词的时候，我看还比念叨的时候更正确呢。孔夫子“六十而耳顺”，就是说“恶声不入于耳”。那是因为他不再做离谱的事，而应当不是不再允许别人批评他。他还“七十而从心所欲”但是“不逾轨”。一个共和国里，尊重人民的主权，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己的领导权，这是不是一个不应当逾越的“轨”呢？

一位叫秋石的显然是大人物还有更雄的文章说，“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决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民主”。我要问他的是，文化革命那十年，那“大民主”在不在党的领导下，那是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民主”？我们的疮疤还没有好，那疼还忘不了呀。60年来，共产党的领导从来没有受到动摇。有过数度乱世，但决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遭到动摇所致。相反的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时代，是最乱之世。而党的领导地位，受到一定制约的时代，才是中国的治世，共和国的黄金时代。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领导人民当家做主，这只能是为民做主，“主民”而已。

今天在宋学弟家，见到一位学法律的台湾学生，他问我中国为什么没有“违宪审查”的机制。我只有苦笑。

说句实话，我从未反对过共产党的领导，我实在认为这最近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立下了大大的功勋。（请参看我以前的博文，我也因被认为“歌德”过多，而挨过很多骂的。）我甚至赞同过宋学弟的意见，认为只要有良治，是不是“民主选出来的并不最重要。”就是说合法性来源于良治而不是选票。所以也主张可以把新加坡作为第一阶段政改仿效的模式。在那里，执政党总能依靠良治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而反对党也能有一定的不对执政党构成实质威胁的合法存在空间。 我的意见很简单，我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长期执政。唯一的交换条件只是，党必须真正接受人民主权的概念，把本来就应当属于人民的权利慢慢地交出来，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日益严格的监督。不要只说“人民当家做主”的空话而不做实事，比如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就算实事。否则，以前犯过的那些严重错误重犯的可能性绝不是不存在的。

今年1月19号，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有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的雄文“我国决不能搞私有化”。（本人另有专文评论，请参看。）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中国，私有化差不多都已经搞到了尽头。卫兴华又不是住在火星上，他怎么可能写出这么离谱的文章，而刊登在这样的最官方的报纸上？这不能不启人疑窦。如果这篇文章有来头，那是否意味着又要开始共产了呢？请大家仅仅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分权制衡，民主监督，如果这个观点成了必须“确保”的“党的主张”并有保障地“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以前那样的滔天大祸，是否真的就完全没有可能重演？

自89年那场风波之后，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再没能回到胡耀邦时代的融洽。但也有相当的好转。自胡温上台，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来， 党和人民的关系大有改善，以致出现前所未有的网上“什锦八宝吧”等粉丝现象。自这次官方高调批判西方思想政制以来，官媒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大为紧张。在网上，那些大员和他们的应声虫们的文章，通常都只能“谢绝留言”。否则如果不是网编删帖删到手软，我相信那些当事人如果还有廉耻在，一定没有勇气把那些留言读上百分之一。 我真不明白，他们真的可以把如此多年未见的一边倒的网上舆论视若无物吗？以前大官们的长篇报告，通常会让大家觉得空话套话连篇，无法卒读，但绝不至于引起如此广泛的愤怒的感觉。

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那些太卖力为四人帮帮腔的文人，包括余秋雨，都很难洗干净自己而从新做人。1976年春天，正当批邓高潮时，我写过一首诗，题为“感时”。抄与大家共赏：“狂飙阵阵自天来，乱卷群芳遍地摔。哪信此风能百世，青阳终会化阴霾。”这次的局势还远不及当年严重，想必不会走那么远吧。我实在希望了解一下温家宝对此次左倾政潮的态度。似乎就剩他还未表态了。他现在的人望堪比当年周恩来，但是他的头上并没有毛泽东。他的人望远胜当年赵紫阳，但他的头上并没有邓小平。假如……

关于近期中国政局发展的前景和理由，宋学弟的观察似乎也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在世界和国内经济都陷于困境的现状下，保稳定和8%的增长成为当局的核心关注，控制加严是在所难免。一旦国际国内局势有了新的变化，当局的政策自然也会随之有新的调整。

最后再给大家透露一张底牌。我之所以对中国未来30年内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一定会有重大进展深怀信心，最大的证据在于：当今这个地球上，所有人均收入在一万美金以上的，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国家，无一不行民主政体。三十年后，就算中国全国的人均还到不了一万美金，只怕一大半的城市人口都会达到收入一万以上。这个时候的中产阶级，就会有极为强大的势力，我设想他们绝无可能继续忍受抽象被动地被人代表，而一定会寻找通过民主机制直接委托代表的机会。中国的执政党如果能洞烛先机，主动引导局势的发展，完全有机会开创一个独具创意的，既维护了党的利益，又有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心情舒畅的中式民主。如若不然，那前景就可能违背当事各方的的共同利益所在，即和平转型了。

30年的时间说快也快，这期间也必会有好几波的思想自由、政制放松的运动。建议诸位准备好熬过冬天以后，明春播种用的各种农具和种子吧。以我的推测，这个冬天也就会持续6-12个月。一旦保8的任务确定能够完成，新一轮的宽松时代就应当会重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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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为主体，自古已然，没有成功的例外

 刘学伟 | 2009年03月18日,16:18

—兼与夏河年先生商榷 
      我写了一篇批评卫兴华《我国绝不能搞私有化》的文章，很高兴在《博联社》上了头条。谢谢博联社。夏河年先生第二天写了一篇博文《公有制为主体，现在还是，以后还要》。夏先生虽未提我之名，但我还是认为这是提起商榷。以下是我的回应。
    我的第一个希望夏先生回答的问题是：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时代，（除极个别的短时间的例外）都选择了私有财产制度作为社会基础经济制度。这是偶然的？愚蠢的？只是因为从古至今都没有出现一个马克思，没有人想出共产的好主意才造成的吗？
      说句实话，事实上，自古以来，都陆陆续续有共产制的试验，有些也有过暂时的成功。（比如古希腊斯巴达的强盛一时。又比如前苏联的强盛一时。中国古代的田横岛上慷慨赴死的二百士，想必也是共产的。）但都不能持久。在我看来，这绝非偶然。其实作为补充的公有制也是自古存在。最典型的是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历代都有，多少不一，但永远都是补充性质。还有官营盐铁等。如果不靠政治权力强撑垄断，同样的行当，官营事业几乎永远无法与民营公平竞争。总之只要允许民营进入，官营通常迟早就会被迫退出。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海尔的电冰箱，一个国营企业，居然能够在一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上独占鳌头，我真是佩服这个企业的领导集团。但这并不能改变一般规律。
      我向夏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如下：马克思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讲了，因为资本主义容纳不了更多的生产力所以才需要共产主义。但实践中都是在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反而搞不起来。这是偶然的吗？
      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要发展一些公有制，而是用暴力剥夺私产，消灭有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实践证明，消灭富人，并不能使穷人富起来。创造的只是共同贫穷。造反成功，只是使少部分打下天下的英雄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富了起来。但这并不能消灭贫穷阶级继续存在。这以后还可以分两种情形。一种是不触及私有制，那么就会有贫富等不同阶级的一如既往的存在，只是富人换了另一批，这就是改朝换代。一种是消灭私有制，那就只会有穷人。这就是共产革命。当然官家总是有的。少量的在特殊情况下“共同富裕”的实例如“南街村”并不能改变“齐头并进”式的共同富裕始终是一个梦想的基本事实。
       我不是学经济专业出身，不会使用复杂的经济模式来分析社会问题。但我自认历史直觉不错。下面想用一些很容易懂的比喻来表达我的基本经济立场。
     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有点像万人马拉松比赛。首先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参加比赛。好像多数人并没有勇气去开创自己的企业一样，虽然人人都有这个权利。马拉松一开跑，差距就不断地出现。最优秀的如比尔·盖茨，第一个在三小时内跑到终点，赢得冠军的一切荣誉和利益。还有很多人四小时内跑到终点，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5至6和小时跑到的自然更多。他们的企业都可以存活下去。不过跑不到终点，中途弃赛的选手，在生意场上可比在跑步场上多得多。据统计，90%以上的企业，存活期在三年以下。发财梦的确是人人都可以做。但能够梦想成真的，永远都只是那最聪明和最勤奋的少数人。（凭借权力发财的权贵资产阶级是另一个问题，此不论。）他们的子女继承财富是否正当，是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禁止继承，则每一代人都要从头开始，这肯定也不符合公益正义。结论大概只能是有所限制吧。
      而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把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编成一支队伍，要他们齐步前进（共同富裕），而且指望这种跑法能胜过那个可以个人自由加速的马拉松赛跑法。在道义上，我无法指责至少是那些共产主义的倡议者的仁善。但一到实践，可疵议的地方可就太多了。
      由于父亲是军人，我幼年时在军队呆过。给你们介绍一种当时看到的显然只有在军队中才可能进行的体育项目，叫做“蜈蚣竞走”。数十个人，每人的左腿（右腿当然也行）都用绳子隔30公分连起来。然后一二一整齐踏步，然后慢跑起来。各支队伍，比的当然是谁跑得快。但事实上，很少有一支队伍能成功抵达不过100米外的终点。经常比赛的输赢是由哪一支队伍能跑得最远而最后因一人的绊倒而整个停下来决定。要知道，这是长期集体训练有素的军队独享的体育项目。共产主义运动的设想就相当于要把这项需要高度纪律的体育运动推广到老百姓中去，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公有制除了国有，还有集体所有和股权均等的股份合作等形式。集体所有制玩不转，已为规模并不大的中国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的彻底解体而充分证明。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在改革开放后也迅速或者在与真正私营的企业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或者被领导层以种种方式化公为私了结，现在想必已极为罕见。我在西方也看见过几起类似的故事。经营困难的企业，老板欲放弃，而员工不舍。集资把企业买下来，变成合作制。经营状况极少因共产而改善。员工-股东们很快都会没有勇气参加股东大会，去面对那些头疼的问题。最后少有例外以悲剧收场。实践证明，中小型的企业，独资最有优势。这个优势是通过100家新企业，只有10家有3年以上的存活期，1家有10年以上的存活期的严酷方式考验出来的。而大型企业则以股份制最能胜出。但企业内部，则总是资本当家。任何变形都少有存活的机会。
      现在中国的大企业制度，也基本上都是股份制了。而且公私资本，内外资本，通常互相参股。这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已经越来越细微，已经慢慢地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争论的题目了。
      不过在西方还要区分英美模式和欧陆模式。在英美，国营企业很少，社会福利也很少，是原版得多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欧陆，国营企业蛮多，社会福利也蛮多。就很像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了。
      以前一直以为，过多的国营企业和过重的福利负担是欧陆社会步履颟跚的根本原因，而英美的制度则更有生存力。这次金融海啸于英美爆发证明，这个判断很可能有误。全体民众的超前消费欲望和金融贵族的不受监管时的贪婪自私可能是危机更深层的原因。这些问题都是有可能改善的。因为通常，活人都不会被尿憋死。一旦性命攸关，必要的改革还是可能做出来的。至于要想完全恢复活力，那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文明的发展有正态周期。他们的黄金时代大致是已经过完，下行曲线应当是常态了。
      关于新中国的产权制度，夏先生的微调论，是不能成立的。哪里只有微调，而是有两次革命。第一次在上世纪50年代。内容是农村的强制集体化和城市对私营工商业的强制社会主义改造。这之前，私有制是占主导地位的。总之自1957年以后，中国就再没有有产阶级。其经济和政治后果众所周知。第二次是在1978年开始。邓小平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只是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姓社姓资”等。但在实践中的方向则极为明确，就是放任私有制在城市工商业中的发展。而这个发展的迅猛与成效，实在是令举世震惊的。当然这个过于迅猛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有待纠正的弊病。
      现在的中国，公有制是否还占主导地位，那只是一个说法的问题。但在比重上，与西欧的情形相比，已经只有量上的差别。而且接下去的一二十年，我认为在中国的私营经济的比重还会继续增加，直到70%以上。到那时，您如果还要坚持公有制是具有主导地位的，我只能认为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西方国家比如法国，在所有的战略领域也有大量的国营企业，航空、铁路、城运、电力、煤气、石油、大银行、还有空中巴士，都是国有的。您是否认为，法国也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在我看来，关键真的不在称呼，而在于该经济体制能否运转良好。既存的私有财产，绝不能以任何借口，无偿剥夺。产权私有制度，更不能妄想消灭。哪怕是重大的限制，后果都会是灾难性的。 但公营企业的范围和规模则是可以根据形势调整的。欧洲国家的做法就是，经济形势好时，就增加国营。（现在这些国营企业大体都是在“光荣的三十年”中就建立起来的。）经济一困难，就把国营企业通过释股的方式逐步卖掉。（欧洲经济陷入困境已有多年，所以多年以来也就没有新的大型国营企业建立。只见私有化。左派上台，也就是停止私有化，也无能力再建立更多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经营效率比不过同类私营企业，举世皆然。只是出于经济效率以外的其它考量，国营企业才有存在的意义。
      中小型私营企业的东主就是传统中产阶级，再加上受薪的知识分子构成的新中产阶级，这个整体的中产阶级的兴盛与强大，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他们是公民社会的主要内涵，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根本社会基础。因已超出题目范围，且我以前的文章已多有论述，此不赘。
      欢迎夏先生和其他网友再来讨论这个题目。                         刘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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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决不能搞私有化”吗？

 刘学伟 | 2009年03月17日,01:02

       众位看官，读到这个题目，您有没有时光倒错的感觉？知道引号中的那个标题来自何处吗？告诉您会吓一跳。它来自《人民日报》今年1月19号第7版，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震惊世界。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说句实话，把它说成的决定性的绝不为过。卫教授如果还住在中国无论是哪一座无论大中小的城市，乃至于穷乡僻壤也无妨，请他出门往左拐或是往右拐或是直往前走，到最近的或是更远的任意多家大型中型小型商业中心任意抽样调查，先问问，该家无论规模的商场属于国营还是私营还是中外合资，再从货架上随意抽出小至牙膏打火机洗脸毛巾，中至衣衫鞋帽钟表MP3，大至冰箱彩电洗衣机电脑等任意数量的任意商品，看看商标厂家，了解一下是国营还是私营，还是中外合资等等，然后再回答我的这几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搞（您称之为“绝不能搞”的）私有化？大体有多大比重？中国的市场繁荣吗？商品丰富吗？比起以前都是公有制的时候是强了还是差了？差距有多少？您还记得您以前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烟票酒票以及更多的其它票证曾经放的地方吗？敢问卫教授，您现在住多少平方米住房，没有搞私有化之前，您住多少平方米？卫教授恐怕是老糊涂了，才能说出“我国绝不能搞私有化”这样昧于现实，也昧于良心的胡话。
    卫教授说：“旧中国存在多种私有制经济，但并没有因此走向繁荣富强，而是饱经忧患、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才挽救了中国。新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曾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这是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的一个重要根源。”
      卫教授的这段话有很多逻辑错误和事实错误。旧中国没有繁荣富强，并不是因为有私有制，而主要是因为内战外战不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在产权问题上，犯的可不仅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一些失误”，而是在农村根本就不该强行集体化，在城市根本就不该消灭私营经济的全局性错误。如果没有农村集体化的错误，和今天一样，粮食根本就不会不够吃，也无需搞统购统销。也不会留下我们如今费了三十年之力还纠正不回来的巨大城乡差别。如果没有在城市中消灭私营经济，新中国就会早如改革开放以后，有公营和私营两条腿，不损失那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的腾达就会比今日还要多出许多，超日赶美就不再是前景，而已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如果没有犯这两个有关产权的超级大错误，至少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都不会发生。一家一户的农民才不会去大炼钢铁、放卫星呢。没有公社食堂，又怎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呢？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卫教授的另一段话。“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私有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几，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如果我国搞私有化，就会导致两极分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出现社会动荡。”这个地球上，自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绝大多数地域（哪怕还没有形成国家），绝大多数时段，都行私有制。例外的是极个别（比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当然这些人类都没有马克思聪明。自150年来，鉴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弊病，人类进行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其结果只能说是惨不忍睹。到今天尚在坚持全面公有制的国家只剩下朝鲜和古巴两个。其状况还用我说吗？发达国家是只有三十来个，但统统都行私有制，而且是民主的私有制。说搞私有化就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有何依据？ 我说搞共产才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只怕证据丰富得多。（仅说中国，您以前一定用过的各种票证就是小证据，杀关管斗港澳台、红黑五类就是中证据，而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就是大证据。）
    卫教授还说：“国际经验也表明，大规模私有化使苏联、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急剧倒退，国家实力削弱，大部分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有资料表明，乌克兰在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60%。”这是他们搞休克疗法，在太短的时间内，改行私有制民主政体的恶果。岂能证明私有化不可行。中国的私营经济，众所周知，短短三十年来，从无到有，至今已经占了产值的超过半壁江山，论就业人口，已是大半壁江山。中国经济有倒退吗？卫教授您眼睛吃豆豉了吧？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产权领域出的最大问题是：原先的国营企业在转轨的过程中，大面积地损害了普通员工的利益，而让管理层通过花样百出的收购最终居然合法地窃取了大量原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但这个问题岂是私有制本身的错误。那是权贵资本主义，如同以前的官僚资本主义，应当是被打击的对象。可惜它们势力太大，通常与政府势力纠结在一起，盘根错节，人民的力量，一时奈何不得它们。只有等以后了。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还有以中海油、中石油、中联通、中移动、海尔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成功国企和成功民营企业一起，成为中国企业弄潮世界的主力军。它们是中国经济的两扇翅膀，岂能偏废。
     几个月来，在中国出人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左倾政潮。好在还基本停留在政治理论领域。最近又出现了鼓吹思想统治的苗头。涉及到经济领域，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卫兴华的文章是唯一的一篇。希望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而不是一个经济政策大转向的试探气球。若真是那样，后果就太恐怖了。仅仅不让自由说话，人们还有可能忍受。若又要图谋剥夺私产（重新共产），那人们就真可能挺而走险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不过我相信，邓小平的路线三十年来，业绩辉煌，已经根深叶茂，遍植人心。虽然尚有许多缺陷，但是可以修补完善，绝不是任何不量力的蚍蜉所能轻易撼动的。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能把这股风刮到哪里去。
     下面我想稍微系统地阐述一下我的产权理论。
     首先声明，我绝不认为人类一百五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而资本主义就没有任何缺陷。事实上，十全十美的制度，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我们只能在各种制度中取长补短，根据自己的国情，逐步摸索出一个相对缺陷最少，长处最多的制度来努力实行。
      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人们已很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的最根本过失在于企图消灭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几千年的私有产权制度。说句实话，人欲保全和集聚私产，是仅次于保全生命的第二天赋本能。历史证明，这个基本制度是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加以改良，而远未（很可能永远不会）达到必须予以废除的地步。从1917年以来的共产制实践说明，这种制度产生出的新问题远比它声称要加以解决的为多。在经济方面，它窒息了广大人群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可以惊天动地地焕发出来的个人奋斗精神是其最大、最根本的错失。（大家都亲眼目睹了，私有制在短短三十年内为中国创造了多少财富。）而私有财产制度的最近一个阶段（习称为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时代表露出来的许多缺陷则根本不是马克思所以为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顶，走投无路的表现；而不过是这一阶段的幼年期的不成熟而已。换句话说，马克思是错把黎明当黄昏了。
      事实上，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社制度中，由于在以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指导下的左派民众的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都包含有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社会福利制度和基础产业的国有化两方面。说句实话，在前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的发展水平都远过于那些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生老病死更有依靠的是在那里而不是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讲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其实当今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也都是一些程度不同的混合所有制。社会基础产业如大银行、公路、铁路、公共交通、航空、水、电、邮政、电讯等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国有化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走得更远。但现在连中国也清楚地意识到后退的必要，因此才有了这些年在“初级阶段”的幌子下向国内外私营企业势力的全面让步，从而才有了这些年经济改革的可观成就。以至有人很形象地说，现在中国是在“用资本主义来救社会主义”。如果再把“四个坚持”考虑进去，这个路线则可以概括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
      在产权问题上，我的总的体会是，国家只应着重控制那些关系国家命脉（如大银行、大水坝、军工）的，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如公共交通）因而很难或不便赢利的，或一旦私营，极易形成垄断高价（如水、电、煤气）的行业，其它所有可以进入市场，保持公平竞争与盈利的行业，都可以放弃国有化，至少允许私营存在与国营竞争，以提高效率。
      如果概括成一段话，我以为，最理想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以公有制为补充的，以社会福利制度和国家适度干预（主要通过金融、税收和公共投资等手段）为节制的市场经济。                                              
                                                          法国巴黎   刘学伟
     
 附卫教授完整原文

我国决不能搞私有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卫兴华

2009年01月19日08:2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可分为私有制与公有制。私有制与公有制又有不同的类型和实现形式。就私有制来说，经历了奴隶制私有制、封建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三大类型。此外，还有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个体私有制。个体私有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只能从属于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不同的私有制类型在发展中又会选择不同的实现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制就经历了由自有自营的业主制发展到合伙制、又发展到股份制、再发展到跨国公司制等过程。同样，公有制也有不同的类型和实现形式，有原始氏族社会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等具体类型或存在形式。同时，公有制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如国有国营、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

　　马克思主义评价所有制的标准有两条，首先是生产力标准，其次是价值标准。奴隶制私有制取代原始氏族社会的公有制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它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封建主义私有制取代奴隶制私有制又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同样都是历史进步。但是，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两方面来判断，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出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对抗性矛盾，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剥削现象，出现阶级矛盾与斗争。矛盾与斗争的激化，表明原有社会经济制度的局限性，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和最后阶段。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及其经济与政治的诉求中，洞察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生产社会化与公有制的统一，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一种新的历史进步。

　　旧中国存在多种私有制经济，但并没有因此走向繁荣富强，而是饱经忧患、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才挽救了中国。新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曾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这是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决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搞私有化，那样只会从另一条途径葬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如果放弃和否定公有制，搞私有化，必然出现社会主义的异化演变与自我否定。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私有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几，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如果我国搞私有化，就会导致两极分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出现社会动荡。

　　国际经验也表明，大规模私有化使苏联、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急剧倒退，国家实力削弱，大部分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有资料表明，乌克兰在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60%。我国坚持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经济上来说，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和特点，也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和特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被否定了，搞了私有化，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丧失了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当然，我国不搞私有化，应以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作用和绩效为前提，以搞好搞活公有制经济为前提，也就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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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雨欲来风满楼

 刘学伟 | 2009年03月14日,12:06

      近几个月来，国内出现了一个至为明显的反对学习西方政治程式的政潮。这个政潮来头之大，可以说无以复加。非常遗憾，作为一个一贯主张渐进民主的中间派，一直想在保守的当权者，和激进的民众之间寻找一条妥协道路的我，实在还是难于苟同。既然领袖们和御用笔杆们（我真的想到了“梁效”、“罗思鼎”）认为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乃至两院制都属于决不能搞的西方政制，至少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可以属于人民吧？我想知道，我以下的这些言论属不属于可以自由的范围呢？这个自由的范围是由人民还是人民的代表还是人民的公仆来决定呢？我还想知道，人民主权，分权制衡等原则是否也属于决不能追随的西方制度？执政党（者）应当受到（受治者的）足够的监督这些概念是否也属于西方？还有哪些民主原则可以属于东方？“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应当不属于西方吧？最低限度地说，还有哪些题目，是可以开放让人民自由讨论的？比如说“三权分立”，您可以开放让我讨论，即探讨它的利弊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啊！那么多的“绝不”都是哪些主人的意见？是您的“绝不”还是我们都必须步调一致地跟着的“绝不”？是仅仅在制度设置上的“绝不”，还是在言论上也必须的“绝不”？我怎么觉得这些“绝不”不像胡温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那么受人欢迎呀？说句实话，多党轮流执政我也不赞成，事实上也不存在那样的条件。但权力的适度分立，互相制衡，如果也不对，那仅一个司法权就弄个公、检、法三权分立，互相监督又有道理吗？还不如让县官坐在堂上一人问案，当场裁决省事呢。财经制度上规定会计不管现金，出纳不管账目是否也会降低行政效率，妨碍党的一元化领导呢？千万不要那么快的就忘记了那至今还没有好好总结的，由于缺乏制衡力量，前三十年共产党犯下的那么多愧对人民的严重错误。根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有关报告中又说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那共产党和人大谁领导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现在的中国，谁个不心知肚明。人大几千人，都是兼职代表，代表从哪里来的都说不清楚，一年就开两星期的会，都在分组讨论，然后就是投票表决。有过议案通不过的历史吗？他们是怎样做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我们真的是不想捏着自己的鼻子来哄自己的眼睛呀。
      西方的器物我们学了一个遍，西方的主义我们也学了不少。应当不会忘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来自西方。中国历史上只有民本主义，为政的最高境界是“为民父母”。那人民主权的学说，也是纯粹的西方货色，哪一天会不会也因血统问题而被“绝不”了呢？
      什么政策都可以换，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都可以从消灭到容忍到倚靠到自己当，只有一个原则是绝不可以改易的，那就是共产党要永远地领导一切。对了要领导，错了也要领导。错了之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要领导，改正错误但不承认错误要领导，不承认不改正也要领导。总之这一点没商量，其它的都还可能商量。问题是，比如有人主张两院制，希望政协代表中产阶级有更多的宪法功能，其实还是由共产党来领导，先只是说一说，可不可以呢？宪法上写着言论自由，写着“人民当家做主”。我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就试着来议论一下家事，可不可以呢？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概至1984年邓小平阅兵时，是中国人民心情最舒畅的时期。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口，不会与当局发生重大冲突。自80年代后半期，这种局面开始损坏。自89年出了那场风波以后，政府和人民之间，就再也没有恢复胡耀邦时代那种心心相印的感觉。大家都去努力发财了。唯有一群知识分子还在守护着良心，希望做党和政府的诤友。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似乎也争下了一定的言论空间和舆论地盘。看到最近的架势，好像是要请他们免开尊口了。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有勉力争一争的余地。如果大家都只好哑口无言了。那57、58、59、60-62年的阴影就不远了。我们处江湖之远，实在不知道庙堂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如此突然急剧的向左转发生，而不是人民期待已久的，向着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的方向发展呢？这真的是因为西方经济危机，无力干预中国的结果吗？众位老大都发了言，我们就想听温家宝对此说点啥了。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发展，笼罩大地，直至万马齐喑，那我就只能以“痛心疾首”这个词来描述我的感慨了。
                                                                主人之一
刘学伟补注：这是一个访客的留言。看似一篇完整的文章。观点有些激进。但忧心可鉴。标题改了一下，转发于此，欢迎参阅。
      附录：刚才我还查阅了一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是几段引文：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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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穷欺富，后三十年富欺穷，今后三十年？

 刘学伟 | 2009年03月13日,17:09


    我们的共和国至今一甲子。如果我把这六十年的社会状态，用“前三十年穷欺富，后三十年福欺穷”来概括，诸君以为然否？
    要证明这个基本概括似乎并不困难。前三十年从1949到1978，中国始终处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私有财产（指生产资料）一直乃万恶之源，政府只化了几年的功夫，就将城乡富人摧枯拉朽般地全行剿灭。超过20年的时间里，除了官府，富裕阶级，那是完全的不存在。
    后三十年从1978到2008，私有制如野草，如山火，在当局的放纵下，迅速燎原。不过十年功夫，就已经开始出现巨富阶级。时至今日，原本一贫如砥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如大城市般窜起大片楼群。只可惜那低矮的平房，至今仍然比高楼多得太多。
    现在我来稍微详细地回顾一下那段不堪回首的“穷欺富”的历史，并做一些经济社会分析。
    共产党，既然叫做共产党，将来掌了权，要共产，自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一点共产党并未隐瞒，国民党也没有少为它宣传（共产共妻）。不过共产党真正得以吸引群众的两大宣传法宝，却与共产并无关系。这两个法宝第一对农民，是“耕者有其田”；第二对市民，就是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要“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  为此毛泽东还很写了几篇激动人心的文章，最著名的如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关于共产，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其实是讲得非常之少的。
      在建政后的最初的几年里，除了土改过程还是过于暴力之外， 共产党还是兑现诺言，把土地平均分给了农民，并制定了土地法，给每一位农民都颁发了土地证。如果不是由于共产基因发作，强行推行合作化，中国哪里需要统购统销，粮食就像现在一样，根本就不会不够吃。也就根本不会出现耗费三十年还纠正不过来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国之内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巨大的城乡差别。因此，农村的合作化是共产党领政以来的第一大错误经济社会政策。所有的富裕农村人口都被消灭了，土地被均平。在此基础上，本来农村是可以得到一个至少数十年的，已被无数次中国历史证明了的新朝初期农村小康时期，被这最后一个新朝错失。而且这个错误，直到今天也还未完全纠正。三十年前，土地经营权还给了农民，但所有权还是没有。（连城市里的房地产都只有70年的所有权呢！）如果农村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地长期为农户所有，那些地方政府加地产商的巧取豪夺绝对会困难得多，农民也就不至于第二次被那么轻易地低偿剥夺至精光了。
      共产党犯的第二个大错误是在城市里通过公私合营的手段，“温柔地”但同样完全彻底地消灭掉了城市里的全部资产阶级。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的经济后果，可以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放任私有制的发展在城市里创造的经济奇迹来轻易反证。稍微仔细想想，最近三十年，中国的GDP增加了十倍。前三十年，如果农村城市里都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而“长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不比今天还至少多个2至4倍吗？那样我们就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了！ 
       至于反右、大跃进、放卫星、三年自然灾害、乃至文化革命等，在我看来，都是以上两项大错的后续派生，没有前两项经济社会基础层面的错误，后面这些政治层面的错误大概都是难于发生的。
      在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中，前三十年消灭了后两个阶级，极大地伤害了第一个阶级，只有第二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应当说是得到了一定的利益。 而在后三十年中，后两个阶级，可以说得到了相当尽情的发展，农民阶级的地位，也得到了长足的改善，只是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的程度。只有城市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地位，似乎被削弱，至少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领导阶级的地位，打回了受摆布的原形。不过有一点应当看到，这富欺穷的三十年，整体的国民经济则是蓬勃发展。这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那占人口不超过5%的资产阶级，不超过20%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的核心和第二核心的地位。说到底，中国这三十年的繁荣，就是私有制的胜利、自耕农民的胜利、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胜利。当然共产党顺应时势，排除干扰，也是大大有功的。
    前三十年的社会政策，可以说70%以上都是错的。而后三十年的社会政策，对的部分应当在70%以上，主要的错误出现在90年代，即未能及时尽早地察觉到，偏重效益的总政策倾向，已经导致明显弊端，应当向偏重公平回摆。就是说胡温执政以来才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政策，如果能早几年就开始实施，中国应当可以比现在发展得更加均衡。
      应当客观地承认，前三十年的共和国历史，也绝非一无是处。比如，共产党为中国赢得了独立和完整，比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比如两弹一星。 
      今后三十年，是中国走上世界一流强国，完成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最后的关键的三十年。在前三十年的大偏左和后三十年的小偏右之后，当然是应当取一个更折中的道路。若论大的经济社会政策，我认为应当有以下数个要点：第一、要把土地完整地还给农民。要把数十年来亏欠农民的利益，尽可能地还给农民，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中的一大部分转换为城市身份，务工为业。第二、要限制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的特权。但要尽可能用赎买的方式，千万不要激起社会动乱。第三、要大力扶植城乡中产阶级的发展，要给予他们社会中枢的地位。因为唯有他们才能调和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只有等到有一天，他们成为人口中的多数时，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才可能正常运行。在这之前，只有给中产阶级的选票加权，民主制才可能正常运行。否则我们就只有等着当局来笼统地代表我们各阶级的共同利益了。第四、要通过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下层人民的基本利益。要让社会的下层尽速地向中层靠拢。只有等到下层人口的数量变少，态度变温和以后，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才真的可行。在这之前，应当容忍中产阶级的一定优先权，就像现在的农村人口必须容忍城市人口的优先权一样。（著名的四分之一条款：《选举法》规定，乡村推举人大代表的名额，比照城镇人口四分之一计算。）现在的问题是，不知要把社会上层的权利，加权到多少倍，他们才肯把余下的权利，还给社会的中层和下层。分享的权利太少，人民未免郁闷。郁闷得过了梭，会做出什么事来，就不好说了。
    如果这些事都大体地作了，中国共产党尽管继续一党执政，也不一定需要直接的普选民主，只要经济能继续成功发展，腐败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各阶级的实际利益都能得到适度的保障，基本的政治自由（比如言论出版）也能得到相当的保证，那北京模式就肯定能和西方今天的多党模式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争长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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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阶级共和制度”

 刘学伟 | 2009年03月06日,23:31

     我的《国家属于谁？》的文章，有不少网友参加讨论。一位网名叫斯文汉的先生表示担心“阶级共和”的提法太过突兀，若真炒热，恐导致严重社会失序等等。我觉得这真是过虑了。请先看历史渊源：
      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初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最民主自由的一份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的序言中即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第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尽人皆知的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上的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而四颗小星则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可见阶级共和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基础，而并非我之凭空臆造。
      可惜的是这个四阶级共和的概念，在54年以后的历次宪法中就再没有正式出现，更糟糕的是，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后两个阶级竟成了消灭的对象。农民阶级也成了管制的对象，主要方式是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自56年公私合营以后，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很快就不复存在。自57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也统统带上口枷。整个历史回头，就在1978年以后。30年来，众所周知，中国的民营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从无到有，迅速壮大，已经在经济版图上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江山，在文化界更是占据了极大的一片阵地，在政治上也拥有了相当可观的发言权。
  下面来比较详尽地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内涵，从历史渊源来看，简单地说，分传统和新中产阶级两个部分。传统中产阶级即经济中产阶级，是指的除了太大的资本家和太小的个体户之外的绝大部分的私营企业主。从成功的个体户到数百名员工的中型企业主都在内。新中产阶级是指的所有领薪水的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的工程师，大中小学教师、医院中除勤杂人员外的几乎所有医生护士。但极个别的如大公司的CEO不能算。太下层的白领如门房、打字员文件保管员不能算。还有一类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是自行开业的知识分子，兼有传统和新中产阶级的双方特征，如同蝙蝠，既是哺乳动物，又会飞行。即归凤凰管，又属麒麟辖。
     从社会层级来看，中产阶级又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包括：资产阶级（中等规模以上的私营企业主）、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工程师、高级研究人员、高级公务员、高级医生、高级作家记者艺术家、成功的演艺界人士等、高级自由职业者和其它具有类似社会地位与收入的人群。中层包括，小资产阶级（小企业主-至少雇佣一个员工）、一般工程师、一般研究人员、一般医生、中级公务员、中等成功的作家记者演艺界人士等、一般自由职业者和其它具有类似社会地位与收入的人群。中产阶级的下层是否属于中产阶级会有争议，我建议大体包括这些群体：个体户、技术员、辅助研究人员、护士、低级公务员和其它具有类似社会地位与收入的人群。
      在中产阶级之上，是社会的上层，可简单可分为政治权贵（政界高层）、经济权贵（大资本家）和知识界高层（学阀，这种人在当今的中国应当是罕见的）三大类。
      在中产阶级之下是社会的下层，包括农民，农民工，城市的所有的从事一般性劳动的工人、服务人员、低级职员、小摊小贩等。技术工人中的最上层，比如八级技工，和技术员一起，已经应当并入中产阶级的下部了。
      如果论人数，我估摸，在今天的中国，下层应当占到总劳动人口的70-75%，中层占余下的20-25%，上层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应当在5%以下。
      中产阶级的组织比普通民众好得多，他们行使表达权的方式自然也比普通百姓多得多。简言之，几乎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文字工作者，记者，作家，时事评论员，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几乎所有的艺术家、演员、歌唱家，次最高层以下最底层以上的大部分公务员，都属于这个范畴。他们可不乏发言的机会。除了少量的官方言论外，大部分的民间舆论都由他们掌控。
      他们的政治舞台，应份的是各级政协。事实上的大部分的各级人大代表，都出身在中产阶级。真正出身底层的比如农民工的哪怕的真正代表农民工的人，在各级人大中，也比在政协中多不了多少。而代表太子党和巨富大资本家阶层的人，在无论人大还是政协中，相信都是少数。只可惜政协也好，人大也好，首先代表的来路就深受控制，其次代表（委员）们也很难真正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否则就很容易遭遇“你还想不想当代表（委员）”之类的威胁。
      “阶级”这个词，的确已经被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玷污。一提起阶级，人们想到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红五类，黑五类，就是喜儿黄世仁，高玉宝周扒皮，刘文彩收租院…… 其实改革开放至今，阶级在中国重新出现真的才不过30年，可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就又在中国重现。为了保护私产，宪法也有修改，民法也重新确立。但是阶级这个词的中性词义却有待我们的努力去重新确立。
      个人的主要建议，就是让人大和政协，分工分权。
      在人大中应当增加代表草根阶级的代表名额。比如农民的代表，农民工的代表、工会的代表等等都可以硬性规定名额，按界单独选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些代表本身几乎都是官员或准官员，就是本身不是官员，当了代表后也变成了官员。代表的来历必须一步步民主化，尤其不能由官方指定，协商推选的过程也不能过于模糊，而必须有明确的规范。可以从逐级的间接选举开始，但在每一级内的选举必须是真实的公开的自由的。
      政协也一样，首先要明确规定它代表中产阶级，用类似香港现在的方式，由各功能界别单独选举。比如教育界，分配一定名额，由大中小学和其它教育机构分别选举。卫生界、文化界、演艺界等都用类似的方法，分别地、间接地，但必须是真实、公开、自由地选出他们各自的代表。
      这样人大和政协就有了两个比较有区别的政治社会基础，就有了互相监督制约的客观内容。
      简言之，人大应当更多地代表工人和农民，而政协应当更加名正言顺地代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两个代议机构应当更合理地分权。政协不能只是一个清议机构而必须从人大分一部分实权过来，比如法律的复议权或称否决权。比如现在还不具有的，国家和地方财政的审议批准权。人大和政协都应当有常年工作的常委会，常委应当专职和受薪，并受到法律的专门保护。
       以上是我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具有的发展中的民主的一个粗略构想。无论是对政治首长还是民意代表，不要有多党，不要有大范围的普选。但是有分权，有制衡，有选举。这样民主的意识和制度就可以慢慢地生长起来。像玻璃那样慢慢地融化，而不要像冰那样一瞬间融化为水。像玻璃那样慢慢融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适宜的东西，就都可以有时间搬走。像冰那样瞬间融化，那些东西就都会掉进水里了。
       该网友还谈到阶级共和的主张不利于团结台湾同胞，这点我可更是不能认同。因为台湾显然是一个三个阶级共和的比大陆好得多的范例。据统计资料台湾的贫富差距远小于大陆，已有言论自由和议会民主，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普罗大众都有着比大陆明确得多的实实在在的宪法权利，三个阶级共和的主张又如何会吓着台湾。相反，将来有一天，当大陆真要和台湾谈统一的条件时，就是中国建立宪政的一个重大的契机。因为真正的宪政必须至少有两个互不统辖的参与方，实力相差不至于太过悬远，有资格以对等的身份谈判，然后互相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宪政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主党派太过势弱，根本无法制衡中国共产党。）本人建议将来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平行的部分组成。双方共享主权，分享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国。将来的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就很有机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像美国宪法那样“谈出来”而不是 “打出来”的宪法，能过兑现的机会就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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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属于谁？（修改版）

 刘学伟 | 2009年03月05日,09:56

    我的《海外唱盛中国，国内唱衰中国，这是咋的了？》一文，真没想到，还有那么大的反响。不信你可用百度去搜一搜，至今已有海内外超过600家网站转载这篇文章。我以为，这至少说明，我表述的那个现象，还确实广泛存在也受到广泛关注的。

    我看到的网友留言，不光是在选举网和博联社，其它地方也有不少，支持批评大体各半。问题好像主要出在，我想在政府和人民中间取一个中间立场，对双方都一分为二，有弹有赞的位置。结果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政府是苍天不语，代表老百姓的发言人就多了。居然还有近乎一半的人能对我的立场表示理解，我已经是喜出望外了。我的位置的确有点像当年国共谈判时，想居中调解的民主党派。他们实力太小，谈判的两方谁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结果就是国共战场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了。

    89、64又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些想居中调解的陈子明之类的知识分子依然实力太小，政府和学生都不听他们的话，结果自然众所周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想在眼下这种人民觉得极度郁闷的现状和革命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也就是说主张用改革来避免革命。

    这条中间道路究竟是不是存在？它在哪里 ? 这是一个大而且深的问题，一时半会根本不可能讨论完。我这里只打算提个纲。正式的讨论，以后再说。（关于民主，我有《五张图表》系列论文，还没写完呢。敬请参看。）

    问题的根基在于回答这个问题：国家属于谁？

    这个问题好幼稚。共产党的教义和民主党的教义中，这一点完全一样，属于人民。问题是，这个标准答案真实吗？确切吗？我的基本答复是，这个答案，至少太简单化，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真实的。标准答案来自卢梭主义。他说，如果一个社区有一万个公民，每个公民就有万分之一的主权。他把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存的各不相同的人简化为一个算术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以后的共产主义误入的歧途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事实上，人是分类的，有极多的分类法。与政治直接相关的，就可以按国籍分，按民族分，按宗教信仰分。我这里要讨论的，是按阶级分。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阶级是必然存在的。这个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寿终正寝，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的中国，应当是没有争议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那些居于社会上层的人，政治权贵，经济权贵，还有知识权贵，他们垄断了太多的权力，不肯让人分享。人民的主权，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充其量是个卖狗肉时需要挂的羊头。居于社会中层的广大的中层以上的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的资产阶级，他们已经大量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利益，并且开始有了独立意志，以政协、各种非官办的媒体和民营企业等为基地，开始构筑自己的势力。 但直至今日，这个势力还相当的有限，还完全不足以和上层控制的国家机器相抗衡。他们还有严重的软骨病。至于下层，人数虽多，但没有组织，一盘散沙，如何与高度组织的国家机器抗衡？就算有了简单的组织如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又有何用？在中国，自古以来，每个王朝的末年，下层人民都是英雄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死伤殆尽后，余下的十分之一的人才可能享受到新王朝初期的轻徭薄赋。一般都能有数十年到一百年的安康。可惜这最新的一个朝代只给了百姓几年的太平，就开始折腾了。好在30年后，领袖们终于清醒，与人民达成共识，劲往一处使，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历史始终是不同阶级共同活动的矢量结果。简单化一点，古典社会中，也有三个阶级，官家、地方士绅和百姓，地方绅士是官民之间的中介。在现代社会中，中间阶级的范围和势力是大大地扩大了。他们成了社会周转的枢纽。现在的中国社会之所以还在高速地基本正常地运转，当然很大程度上是靠的他们对上层的支持。这里讲的是国体。讲到政体，他们的发言权也十分有限。不过比下层民众又好得多。我主张的民主，与卢梭讲的不一样。阶级内部讲民主，阶级之间讲共和。就是说，上中下层之间，要互相容让，互相尊重。谁也不可以压倒谁，谁也不要妄想吃掉谁。下层不可以凭借数量的优势去欺负人数有限的上层，（这种事中国还没见过，但在民主制下就很常见。）上层也不可以凭借财势权势去欺负下层。（这种事情在中国就太多了。）最好的局面是，中间阶级在人口上已占多数，这样那个民主搞起来，就不会有人太吃亏了。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中产阶级在数量上还远远占不了多数，占多数的那一天显然还在数十年之后。在这之前，必须在制度上安排出一种发展中的民主，分别保障上、中、下层的利益，尤其要保证下层民众不能凭借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在施行民主制度时，去侵犯中、上层的基本利益。没有足够好的制度安排，不要说人数极少的上层，就是人数已相当多的中层（比如泰国的城市市民），也不能接受民主制度，而宁可与上层私下分权。

    现在我来回答国家属于谁这个问题。他当然属于全体人民。但也属于所有的阶级，所有的民族等等。由于民主制度一人一票的局限，人数少的社会集团就会吃亏。为了让他们愿意参与民主游戏，就必须对他们加以优待。这个制度就是共和制度。比如说，人大会代表全体国民，政协代表中层阶级，上层就呆在共产党高层、各级政府和比如大企业中。三者之间要协商分权。我主张的三权分立，不是行政立法司法，这个我也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宪法中规定三个阶级的法定的不可动摇的地位。现在共产党已经有了法定地位，人民也有（不过只是纸上的），就是中产阶级没有。有个政协，却只有咨询权而无任何决定权。这个并不公道。举个例子，假设在一家1000人的私人企业中有一个老板，9个高管，90个中层干部，900个工人。如果企业的大事都要按照卢梭的主义一人一票来决定，且不说公不公平，用脚趾头想一想，就知道这可不可行。事实上，如果有一个十人的董事会，只怕资方和高管会占到八票，中干一票，900个工人有一个代表就不错了。当然社会比企业复杂，盈利不是目的。但相似之处还是有的。

    在西方的代议制度中，人民、中产阶级和精英阶级都有不错的地位，互相之间也有制度性的协商办法。比如西方国家通常都是两院制。这个上院，通常都有更高的选举资格，也就是给人数虽少，但对社会贡献更大的中上层的政治权利以优待。这种制度安排的渊源是罗马帝国的元老院。民主制度在今天，就我看到的，至少在西欧，若说是有偏颇，那还是人民太强悍，而政府常偏于软弱。在东方的制度中一切都要含糊得多。但政府的强大则是一贯的。对于中国这样庞大而又复杂的发展中国家，这当然有必须的一面，也有高效的一面。当然也有为人民所诟病的专权而不受监督的腐败的一面。宪政宪政，一切都要依宪法来行政。但是如果宪法还不及城管局的集市管理办法有权威，你可以找谁申述？这就是问题。如果这个宪法，是由代表大众的人大，代表中产阶级的政协，和代表法定执政党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个必须互相妥协的具体情势下，经过反复的协商来制定，那情况就可能大不一样。比如人大可以拥有一切立法权，政协可以拥有对一切立法的否决权。党则代表政府拥有行政权。总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契约才可能被有关各方认真地遵守。只要制度安排好，如果一方违约，其他方才可能抵制。订立一个真实的社会契约的客观前提是，社会上必须已经存在至少两个互不统属的实力相差不致过于悬殊的势力。按照我的设想，这里就有三方了。

    重复一遍，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阶级分权，阶级共和。人民一方让渡名义上拥有事实上并不拥有的一部分主权；权贵一方让渡一部分事实上拥有但名不正言不顺的权力；中产阶级则接受两方的让渡，相应的责任则是，代表公义，做官民两方之间的缓冲、桥梁与过渡，仲裁各种重大社会冲突。我的一个基本意见是，中层和下层必须联合起来，软硬兼施，共同努力，说服上层逐步出让权力。在这场预期的温和的逐步民主化运动中，下层可以冲在前面，但一定要把领导权交给中产阶级。
    在这三个阶级的内部，则应努力试行、学习民主，包括票决、少数服从多数，代议等。要从有文化的地方开始，而不是从农村开始试行民主。比如在律师协会内部选会长，作协选主席，大学选学生会主席，党代会选常委，常委选书记等。选举的范围先可限制在几十人，几百人的范围。成功，习惯之后再逐步扩大范围。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的联合，则必须首先考虑共和原则，对人数少的团体加以照顾，否则人家是不会肯与你联合的。
    执政者、代表和人民都需要极多的时间来学习、适应民主。我们必须早早的是开始，而不是一下子走得太远。对权力要取赎买政策。权力可以保留，但要逐步适应经过民主的程式。每次加码5%。三番五次通不过，就只好劝退了。            
    实在希望中国能开创出一种更适合发展中国家体质的发展中的民主制度。本文提出的阶级共和制度，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见解太过异想天开，不妨严加抨击。如果觉得还有点新意，不妨共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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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唱盛中国，国内唱衰中国，这是咋的了？

 刘学伟 | 2009年02月22日,22:22

 
    在海外的华人，可以轻易地接触到海内外两方面的资讯，相信许多人都感觉得到文题所述之差异。即海外的媒体包括华文的和外文的，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和普通华人的基本感觉，概括起来，一言以蔽之，就是“唱盛中国”。唱衰中国的，也绝不是没有，但是其声势肯定是一年不如一年。时至金融海啸的今日，唱盛中国之风，已到夸张地步，比如有主张“中国救市救世论”的，有主张G2，即中国美国共管世界的。去年九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史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叫作Chimerica（可译为中美国），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他还展望说：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日后在中国的统治下，世界将维持和平，并出现中国的经济霸权（Pax Sinica）时代。但是到了国内，哪怕是官方媒体，谈论中国的问题的，也远多于国外。至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唱衰中国，就是找中国毛病的，在我看只怕是远超过一半。简单罗列一下议论最多的问题就有：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无官不贪的腐败、贫富急剧分化、政治民主化进展严重迟缓、城乡差距有增无减、社会道德沦丧（一切向钱看）、环境污染、以瓮安、杨佳事件为代表的日益激化的社会冲突…… 简言之，作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繁荣的主人翁的中国人民的整体自我感觉，似乎远不及在这场繁荣之外的只是被间接涉及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感觉来得正面。
    寻找这个明显的差距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原因，以及这个差距之存在的认识论意义，是本文的主旨。这个题目依然很大，限于学养精力，也只能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更多关注讨论。    
    我身在海外，对海外自然更熟，就先谈海外为什么唱盛中国的意见会占主流。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中国这三十年实在是取得了太过惊人的经济成就。这么大的经济规模，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长的时段的经济增长，（3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倍。）而且显然还会持续。这样的事情，实在史无前例。如果再有一个30年10 倍，那就是60年100倍了！当然事实上肯定会低一些，但60年如果成长了60-70倍，那也一样是旷古未有，超越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飞黄腾达的奇迹，足以创造一个中国世纪！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类似，看到的中国的面貌比较笼统，比较宏观，没有太多的细节。最明显看到的是来势汹汹的中国商品对发达国家商品生产一个门类接一个门类的独占。然后是不过几年前才开始的日益蜂拥而至，大把花钱的中国游客。2008奥运的聚光灯又让世界看到了北京的大批亮丽建筑，豪华至极的电子开幕式，以及压倒美国的金牌数等等。至于问题，除了被大声嚷嚷西藏问题，国外的一般人是看不见的。中国人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比如汶川地震救灾，又为中国迎来了巨大的声誉。真的是聋子也听见，瞎子也看到，中国是明日之星。我以一个学历史专业出身的身份，严肃地预告，今天的中国是唯一可能（我是说可能，还不是一定）有资格继西方人之后开创新时代的历史的新宠儿。
    现在来说国内。我是在不到一年以前，才开始在博联社开博，在《选举与治理网》开文集。在这之前，也接触不到太多的国内基层民意。因此初期写的文章，与国内网民的期待差距极大。经过几个月与网友反复留言论辩的碰撞磨合，尤其是在几篇自以为还算温文的文章被和谐掉之后，我也渐渐地明白了国内民众在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依然存有广泛不满的现状和原因。首先是这个虽然确实普遍的繁荣并未平均地落实到每一个社会群体。绝对的贫困化大概是极少的，但贫富差距的拉大，即相对的贫困化则相当地普遍。在城市中还存在这太过巨大的下岗失业的低收入群体，农民工的境遇也始终未能得到足够的改善。然后官僚的普遍腐败让据说的主人们心中无比愤懑。而被平民大众普遍寄予根本希望的政治制度朝民主化方向的改革则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全力抵制下进展极为迟缓，基本就是原地踏步。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其实原有的社会主义因素（这里主要是指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过于自由化的改革开放中几乎被磨损殆尽…… 我现在也明白，这些都是导致人民群众严重不满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下面我再来谈我所理解到的这个落差的认识论的意义。
    我们的确无法去苛求世界人民去深入了解中国的许多内情。但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则应当尽可能地客观求实。在中国的海外整体形象已经被过度强化的现状下，实在还是应当注意韬光养晦，而不要时常表现得过于的咄咄逼人。（比如泛泛地斥责别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来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我不说是被美化而说被强化是因为它更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整体观感。对美的反应是爱，对强的反应是畏惧。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势，西方人的感觉实在是畏惧远多于爱戴。而经济则显然是当今中国的最强项。今天的西方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对他们的需要还远过于他们对中国的需要。一个和衷共处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对国内而言，不揣冒昧，我有两份衷告。
    第一份衷告对政府。30年来，政府实在成绩大大。但面对还存在的那么多问题和人民的真实的不满，政府实在还不可以得意洋洋。那三座大山必须努力去搬。过分悬殊的社会差别必须通过适当的社会税收福利政策去调节。而大面积的腐败则必须通过有诚意地广泛深刻地试行有节制的民主等方式去加以有效的抑制。只有将党和当政集团的利益控制在与人民的利益并行不悖的方向，才能把广大人民的情绪抚平到足够的程度，党对国家的治理才可能长治久安，人民和政府才可能双赢。否则，大范围的动乱真的可能发生，那就是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权集团与人民利益两败俱伤的糟糕结局，上节所谈的中国世纪就只能化为泡影了。
    第二份衷告对人民。相对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我希望你们能真的体察到，30年来中国取得的进步之广泛之深刻真的是一个旷世的奇迹。30年来，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比如居住面积都有了以10倍计的增长。记住法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号称“光荣的30年”的1945-1975年，年均增长也只有5%，实际收入增长也只有5倍左右。在今天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无数西方国家的人民在丢掉饭碗，在节衣缩食。西方政府要梦想完成的不可能的任务是力保0%的增长率，就是不要陷入衰退（负增长）而不可得。中国要力保的8%的增长率在他们看来真是梦里都不可能有的天方夜谭。发展太快难免会有不均衡之处。政府现在不是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而在以“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新政策来对应了吗？中国还存在的那无计其数的问题，我们当然要努力督促政府去解决。但要相信，我们的复兴才刚刚开始，前路虽然不会平坦，但显然还有很多的山头可以被征服。而西方，他们的太阳真的是已经开始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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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民主派的痛楚(有补充）

 刘学伟 | 2009年02月16日,01:36

      关于民主这个宏大话题，中国人的意见基本可以分成三派：一派主张激进民主。以苏东波在中国重演为职志。这种人在中国其实人数有限，尤其是力量有限。因为他们大多处于社会的边缘。一派主张渐进民主。即最终的政治目标是在中国实现民主政体，其具体内涵待探讨。目前则主张缓慢摸索前进，但反对毫无动静；扯个幌子，其实不动；或还想往后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中国的知识界无疑是多数，是主流。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政界学界据有重要地位。第三派是不主张中国搞民主的。这里面又分两派，一派是心里确实认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行，但摄于民主话语势大，从不把此话说出口，但在实践中则百般拖延推搪。这种人在政界极多。最后一派则公然反对民主。这种人真是少之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至今60年，改革开放至今也30年，这些历史都太长，我们只谈眼下。相信很多国人和我一样，十分庆幸今天的中国有胡温两位亲民的领袖。他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开始纠正前一个时代过分偏向“效益优先”而留下的弊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至少温总理已数次表态要朝着民主化的方向稳步前行。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期待着，在这个方向上，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会拿出一些更具体的举措来。但是数月以来，我们似乎听到了一些意外的声音。首先是胡主席的明确表态：“我们绝不改旗易帜。”这旗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嘛。有人要求改易了吗？这旗帜还可以有其它的象征意涵，比如说“四个坚持”。先说共产党的领导。说句实话，我相信极大一个多数的中国人也没有对此产生怀疑动摇。毕竟并不存在另一个政治力量可能取共产党而代之。为了天下太平，我们就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至于剩下的，比如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太空洞，我们应当用福利主义来充实它。马列主义，我们可否少谈。XXXX专政，我们可否不谈。胡主席还有一个新提法叫做“不折腾”。由于他没有明确阐述其内容，又引起极多猜测。但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了好多大人物，包括政界领袖，官方学者，在长篇著文，高调批判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我不清楚这属于还是不属于折腾还是不折腾的范围，但至少胡主席对这些事情应当是知情的。邓小平先生不是叫我们“不争论”吗？不要谈太多“姓社姓资”吗？为什么现在这类问题又时髦起来了呢？西方的制度真的就那么一无是处了吗？自己现有的制度真的就那么完满无缺了吗？近日习副主席一番话，也引起了很多争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有些不明白，只要不输出，不去折腾别人，自己关起门来在家里搞什么，真的人家就不可以评说了吗？那文化革命呢？三年自然灾害呢？自己可以讨论吗？人家可以批评吗？习副主席虽出身高干，但在文化革命中一样下放农村，和平民百姓有深切的接触。看他在地方执政时写下的时评，让人觉得他会是温家宝再世。自己暗暗心折，中国的制度也可以选出好的接班人，不一定需要西方那样复杂的选举嘛。习副主席身居高位，动见观瞻。您身上其实寄托着中国人民对下一任领袖的全部希望。我们多么希望您能（至少近乎于）完美无缺呀！其实中国人也未尝不对他国内政评头品足。比如前些日子，温总理也曾就法国人罢工游行示威一事批评萨科奇没能妥善处理国内问题。试问这算干涉别国内政吗？如果有具体的事，可以做具体的辩驳。太泛泛的反驳，很容易被人扩大曲解。   
    我觉得一般而言，话都是可以说的。政界可以说，学界就更可以说。难不成国际政事就只能报道不能评论了吗？中国不是有段老话，叫做“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想对人对己，这都是一样的道理。但像北约美国军事干涉科索沃，伊拉克那样，就是不可以的了。自金融海啸发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话语态势似乎真的已经有了变动。以前是西方居高临下，动不动就要教训中国。现在似乎要开始反过来了。但我的看法是，跷跷板掉头还远不是今天。更深一层说，我实在不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完美无缺，但也实在不同意把他们的制度说得一无是处。对中国自己的传统，现行的制度，我也一样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我绝不认为中国的传统，现行的制度一无是处，相反我认为它们都有很多合理之处，所以才有中国5000年的辉煌，最近30年的成就，这些都必须发扬光大。但我也不认为它们就十全十美，无需改进，不能批评。相反认为它们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总之互相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谁也不应当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远的不说，就说言论自由这一点。人家就比我们做得好许多。再说一遍，我只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我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直主导中国政制，但主张这个制度还需朝着更加民主化的大方向逐步地做很多改良。第一阶段的目标可以是向新加坡模式看齐。言论自由更是一切有实质意义的政改的前提。对最近的政治动向，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派，我已经感到了痛楚。我希望这是暂时的，或是我的误解。我实在不希望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向文革时代的退缩。那可是太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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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科奇的亚洲事务顾问何福基先生论中法关系

 刘学伟 | 2009年02月09日,01:14

      何福基先生，在法国的侨界鼎鼎大名，无需介绍。但面对国内读者，还是需要介绍一番的。何先生现年已68岁，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祖籍广东顺德，生于柬埔寨。早年在柬经商有成。印支乱后，辗转来到法国。在巴黎近郊勒伊市开了两家餐馆，生意兴隆。真正凑巧，现任法国总统萨科奇28岁时，1983年，就开始在勒伊市担任市长，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从那时起，何先生就与萨科奇是莫逆之交。谁能料到萨科奇今天能贵为法国总统，总之何先生真是买中了一只潜力股。时至今日，何先生已是萨科奇的正式亚洲事务顾问，上次萨氏访华，都要带着他。总之，他是全世界华人中，与萨氏接触最多，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华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驻法民间大使。
      在近日的一次侨团活动中，我有机会与何先生就中法关系，有一番交谈。我的核心问题就是：“近日法中关系十分紧张，何先生对此有何见解
      何先生就此题目开始侃侃而谈。他首先说：“我和萨科奇总统，每一、两个星期就会见一次面。每次见面我都在努力做促进中法关系的工作。”“我看中法之间近日的冲突主要是一个mendalité的问题。”Mentalité这个词，法汉词典上的解释是精神状态，精神面貌等。至少在这句话中，这个译法是不贴切的。我想到的一个最接近的中文译法是思维方式。何先生接着说：“西方人说话做事直率，但事后并不会长久放在心上。中国人则相反，习惯把想法放在肚子里，对发生过的事又久久不肯忘怀。”“在90%以上的法国人眼里，达赖喇嘛是一个精神领袖，如同教皇或中国人心目中的菩萨。他们很尊敬他，但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萨科奇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中当总统，他对多数法国人的看法无法漠视。在其他许多欧洲国家领袖都见过达赖的情况下，他一直不敢见达赖让他无法对民意交代。他见过达赖了，这件事就算有了交代。只是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反应会那么大。”“那件事发生后，有一次我见到萨科奇总统，我建议他，为了挽回影响，法方最好主动做一些事情。萨科奇说：让我想想。”“下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们政府内部就此专门开了个会，打算利用中法建交45周年的机会，在总统府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准备了很多戴高乐将军当年与中国建交时留下的珍贵照片，办一个展览。还让我去参观过他们准备的东西，真的很认真，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整个西方都抵制中国。戴高乐将军肯与中国建交，真的是目光远大，值得中国人永远感谢。”“再下一次与萨科奇见面，他告诉我，这个活动黄了。因为他为此事专门给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他派一个重量级的代表团来。可是中方的反应非常冷淡。法方就只好把这个计划放弃了。”萨科奇还说：“我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只有等他们的回应了。”我不知道我透露此事算不算透露了什么外交机密，也不知道中方是不是干脆就拒绝了。总之在我的理解中，何先生的意思就是，这个冲突真像一个误会。萨科奇那里只是做一个样子，以便对舆论有所交代。一心以为这个事很快就会过去。实在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而且好像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就是何先生所说的mendalité的不同了。
    何先生接着说，“我们华人在法国居住，与当地主人搞好关系实在十分重要。比如那么多的温州人到法国时都是一无所有，短短时间内赚了那么多钱，（除了他们的勤奋和聪明外—括号中的这几个字是我加的，但我相信符合何先生的意思。）法国人的宽容与帮助是绝对值得感谢的。”“我们希望祖国强大，这样我们华人在海外才能挺起腰板。”“我们必须为调解中法之间的冲突全力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法国、中国和海外华侨的长远利益。”最后我和他都对中法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尽快地恢复表示了由衷的期待。
    然后何先生还谈到，他认为中国应当坚持一党制，就是照现在的样子一直做下去（，当然也要改良）。但切不可搞西方的多党制，那样中国一定会乱掉，强盛的中国就不要指望了，而海外华人的利益也就会严重受损了。我当时说：“不过这样可能会符合西方的利益。总之，如果能让中国发展得慢一点，他们的压力就会轻一点。”
    何先生最后还对美国表示了赞赏，他说如果不是美国两次世界大战的介入，主导战后秩序，现在世界上还不知道会多乱。但他也说美国这个国家才200年的历史，跟中国比，只是个小孩。将来中国的前程一定大大。
    下面再谈几句感想。我基本上是赞同何先生对这场中法冲突的分析的。问题的关键真的可能就是mendalité的不同。中法双方真的都还需要尽更大的努力去理解对方。关于此事，我以前就写过文章，题目叫《萨科奇见达赖，中国如何应对之我见》链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9244 有兴趣的博友可以参看。我以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精义之一，就是要互相宽容。这也是西方民主自由精神的精华之一。“我绝对不赞成您的这些意见。但我会誓死捍卫您发表这些意见的权利。”我的进一步看法是对付言论可以从宽，但对付行动就要从严。比如仅仅见见达赖，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不必反应过度。但是确实卖武器给台湾，那才真是应当有更严肃的反应。当然我也明白，美国跟法国的分量不一样，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只有一把尺子。当年美国的大使馆还在台湾，中国就能接受在北京设一个美国的联络处呢。在我看来，中国的外交，最需要的是王道形象。看在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上，就放法国一马吧。现在的中国比起法国，不过就强出那么20-30%，就这么厉害。如果将来真是世界第一强国了，会不会是美国第二呢？古书中说的：“征东夷则西戎怨，征南蛮则北狄怨。曰：奚后我？”看来真是永远的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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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中的民主（初稿）

 刘学伟 | 2009年02月01日,22:22

    我那关于民主的五张表格的第二张是归纳的西方宪政史。稍微一详解，就会很长。一时弄不完，准备暂时先跳过去。以后再补。
    现在就开始陈述我的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应当有一个发展中的民主。    
    我的理论出发点再说一遍就是：我承认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是一个优秀的政体。但它并不能简单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都灵。这个制度的正常成长与运转，与城市、工商业，与中产阶级的壮大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离开了这些社会基础条件，民主制度绝不可能正常运转。
    下面我再开始对我的第三张表做进一步的解释。
第三表： 民主制的两种发展路线

社会形态

金字塔型

塔楼尖帽型

橄榄型

如果逐步扩大选举范围

就学比喻

有限民主制初步

上小学

有限民主制

上中学

成熟民主制

上大学

如果立即推行普选、多党制、政党轮替

生育比喻

民主制度极不稳定

五月至七月早产

极可能劣质民主

八月至九月早产

合格民主政体

足月分娩

    民主制有两种发展路线。第一种是西方自己实践的路线，选举范围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第二种是 西方现在向世界推销的路线，就是立即实施普选权、多党制和政党轮替，而无论对象国社会形态如何（哪怕穷如索马里）。舍此他们就认为是不民主，而且毫不犹豫地判定为是错误的政治制度。
    我十分地诧异于确实地存在这样两条泾渭分明的民主发展路线。他们西方人走过的路，现在却不允许别人再走。我知道他们会说，我们那样做是以前了，那时还没有普世价值，没有人权平等，有也还只是我们写在纸上，衡诸局势，我们当时并没有实施。而今天我们已经施行了普选。那么普选就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正确的选举方式，你们那是必须一体遵行的了。
    于是，在不发达的国家，在发展中的国家，就有了一系列的共和国。这些十分贫穷或不够富裕的共和国中，也真还有不少在实施着西方式的，以普选、多党制和政党轮替为特征的民主制。只是我十分遗憾地观察到，这些在不够富裕的国家中运转的民主制，几乎没有一个是能正常长期良好地运转，尤其是带来迅速的经济发展的。而离开了这个迅速的经济发展做核心证据，号称（经济）发展中国家而不能正常发展（经济）的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就实在是太可质疑了。
从泰国实例看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中民主
    下面我想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泰国的例子，
    泰国刚刚经历完一场严重的政治骚乱。让许多人不解的是，泰国已有民主政体，上一届执政的政府，是在不过一年多以前经由全国普选上台。民众有意见，为什么不循法制的途径，而要诉诸街头运动，乃至如此暴力。
    为了能使问题的讨论比较深入，我想在这里先简单回顾一下泰国的历史和基本现状。
    1932年6月，在一次不流血革命後，暹羅成為君主立宪制國家。1949年改名泰國。查诸史实，泰国建立宪政，至今已有76年。泰国在亚洲近代史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未成为殖民地。二是曼谷王朝一系，从未中断。亚洲国家中，有此殊遇者，仅泰国与日本尔。然而泰国的军事政变之频繁与成功率之高，也举世罕有。据统计，自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共发生二十多次政变，平均不到３年一次。但自1995年以来，则仅发生了2006年推翻他信的一次军事政变。
    泰国现在国情的最基本数据如下：面积51万平方公里，人口6500万，大体都相当于中国的二十分之一。泰国2006年人均收入3042美元，约为中国当时的1.5倍。

    按泰国宪法，泰国国王没有很多实际权力，国王本人主要是国家及其完整统一的代表。现任泰国国王浦美蓬高龄85岁，很受国民的爱戴，因此他有时也出面调解政治危机。泰国政体行英国式的内阁制，议会的多数党领袖出面组阁。泰國国会由兩会組成：众议会有500席，参议会有200席。议会成員由国民直接普选产生。

　　这次的政争表面说起来是人民联盟不满现政府是已经下台的他信的傀儡。而他信则是一个大贪污犯。为了驱逐一个大贪污犯的傀儡而值得如此大动干戈？我当然不相信事情会那么简单。研究各方资讯后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近些年来政争（包括这次的骚乱和上一次的军事政变）的主导内因都是泰国城乡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他信的政党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农村，而农村人口至今还占泰国总人口的70%左右。而反对党则主要代表城市的利益。他们虽然拥有大部分的财富，却无法通过民主选举的途径来捍卫他们的利益。军事政变赶走了他信，解散了泰爱泰党，可是并解散不了他信的政治基础。当军事政变当局还政于民，重新选举后，泰爱泰党换称人民力量党依然轻易取得议会多数上台执政。

    引起城市市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信采取帮助穷人的平民政策，包括补贴公共卫生项目，向农村地区的穷人和村民小企业发放低息贷款。这种政策是一种收入的转移支付或叫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资源是通过税收获取的，而纳税主要是由城市市民承担的。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通过民主的方式侵占了人口占少数的城市市民的财产。据我从西方报道中看，他信其实政绩不俗。泰国经济发展速度在东南亚一直居于上乘，尤其是顺利脱出上一次金融危机，功不可没。对农村的补助也未尝毫无正当性。不过他的左倾政策没有恰当估量城市人口的承受能力，显然是做过头了。贪污与否及多少又是另一回事。

    61岁的华裔传媒大亨林明达是此次抗议阵营人民民主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抱怨道，民选政治产生了一系列腐败领导人，这些腐败分子会向泰国政治经验不足的农村和年轻选民大肆许诺，骗取他们的选票。林明达和其他人民民主联盟领导人要求泰国废除目前的议会民主制度，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制度，民选人士在议会的比例不超过30%，其余人员由军方或其他精英组织任命。

    以上的内容大部分来自各样来源资料消息的摘抄。以下才开始我的正式评论。

    就民主制的基本理论而言，我一直是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温和民主（共和）制”的信奉者。我还信奉他的方法论，就是要从各种政治实践中去归纳出理论。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先构思出一个“理想国”然后试图去付诸实践。泰国数十年来的宪政实践，尤其是近年来的发展，有极大的独特性，也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民众运动主张开民主倒车”的实例。

    首先，根据亚氏的中产阶级-民主基础理论，泰国的宪政显然是先天不足的。直到今天，泰国人均收入还相当有限，有着占明显多数的农村人口，不富裕人口。这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实施起来，就会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民粹制。其基本特点就是不是在发展上下功夫，而是急功近利地去平调比较富裕的社会阶层的收入去满足比较贫穷阶层的物质利益，以巩固自己的选票基础。这是我曾经谈到过的“社会下一半对上一半的多数胁迫”的又一典型事例。不过我还真没想到这社会的上一半会用如此粗暴的手段去还击。其实还有更激烈的，典型实例就是拉美智利的杀掉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了。其根本原因也是过左的社会政策触犯了上层的根本利益，而通过宪政手段无法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就只好出下策了。更更激烈而且系统的也还有，那就是以剥夺私产为宗旨的ＸＸ主义运动了。这个题目犯忌讳，而且已成历史，相信不会再现，不多谈。

    让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泰国的宪政已搞了那么久，其间反复却是如此之多。他们未曾在外敌入侵下亡过国，也未有改朝换代，现任国王普美蓬在任逾60年，德高望重。绝大部分国民是天性温和的佛教徒。76年间，却历经近那么多次军事政变，政权一直在军事当局、军人支持的文人傀儡和民选政府之间轮转，直到今天他们都仍未搞出一个稳定的政体，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我相信在泰国的经济平调还远未达到今天欧洲大陆的水平（比如法国的再分配比率是64%。）但亚洲人一贯有自力更生的传统，而且收入水平比西欧自然还差得多。他信政府平调的程度，就已经为该国的较富裕阶层感到不堪承受了。而通过现行的选举制度，他们的利益又无法得到保证，于是就只有铤而走险了。人民联盟抗争使用的手段实在十分的极端，为我所完全不能赞成。但他们的要求我则觉得有相当的尊重的必要。第一、那些太过社会主义的政策，要缓行。第二、如果可能，选举制度也要修改，给城市人口，或专业人士，一定的优惠。这真的像是在开民主的倒车。但如果民主之车开起来如此颠簸，退回去，换一条平一点的路重开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本来说到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泰国那种因城乡利益分化而导致的政治困局。一旦城市人口、中产阶级占了多数，那三七开的民主倒车就不用开了。但是社会成分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怎么也还得好几十年。在这之前，这个公民直接普选国会议员，就成了一个泰国绕不过去魔咒。当初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还不占人口多数的时候是怎么搞的呢？当然是限制普选权。不过现在他们提出了普世人权，以前他们合用的东西如今不让别人用了怎么办？至少还可以搞间接选举呀。就是由国民普选地方议员，再由地方议员选举国会议员。这样民粹的影响力当然就会小得多。不过自然又会有其它的弊病，比如贿选起来成本就更低，也更隐晦了。但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最近的泰国政局，又有两个阶段的新发展。首先是民盟的人看长期占领总理府依然不能逼垮他信派，铤而走险，不惜重挫国民经济国家声誉而进占曼谷国际机场。数万外国游客滞留机场，引起国际上的极大怨言。不过几天下来，泰国政局就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宪法法院宣布执政联盟五党因贿选违宪，被勒令解散。五党执委都被取消参政权。大批议员因此失去资格。本来残余国会中的他信派依然占有多数，可是事实上他们却还算识时务妥协选出了一个非他信派的阿披实先生为新任总理。这样民盟的人认为目标已经达成，收队离开机场和总理府。
    后续的发展现在还难以完全逆料。估计泰国宪法选举法很可能会做重大修改，以某种方式保证在议会中城市利益的足够代表。这样以牺牲民主纯粹性的方式重新保证泰国政局的稳定性。否则，下一次选举他信派又会卷土重来，泰国就会又无宁日了。
    后续的新发展现在已经有了。支持他信的代表农村利益的红衫军已经依黄衫军的样画葫芦，开始在曼谷聚集，要讨回民主制度赋予的多数权利。搞不好泰国很快又会乱起来了。
    解剖泰国这只发展中国家民主麻雀给我的最根本提示就是：没有城市人口、中产阶级的足够成长，泰国的西式民主是早产的。不顺利很正常。顺利了就是奇迹了。他们如果在制度上进行一定程度的退却，就可能重新取得政治安定，期待用尽可能的快的发展来在尽可能近的将来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退却带来的政治不公平问题。

对东亚、南亚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分类概况的进一步解释

 

    第四表： 东亚、南亚民主化分类概况

类型

实例

社会形态

政制

循序渐进型

   

  日本、南韩、台湾

处于塔楼尖帽型时
————————

达到橄榄型时

威权政体

—————————

完成普选民主转型

迟熟型

新加坡、香港

橄榄型

     威权型、有限民主型

早熟型

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

金字塔型

至多塔楼尖帽型

早产普选民主型

可疑飞跃型

不丹、尼泊尔

金字塔型

早产民主型

缓进型

中国、越南

金字塔型向塔楼
尖帽型快速过渡中

威权政体向有限民主政体缓慢过渡中

落后型

北韩、缅甸

金字塔型

专制政体

    东亚、南亚这些国家，我先按经济发展成效分成三类：一类是高速发展型，二类是中速发展型，三类是发展迟缓型。
    第一类有三波，先日本，再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人称东亚四小龙，最后是中国收头结大瓜。第二类是东南亚的除新加坡以外的大部分国家。又分老东盟和印度支那前共产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两拨。第三类是死守专制，发展迟滞的北韩、缅甸两国。
    还有两个例外型：一是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二是不丹、尼泊尔。
    第四表B：东亚、南亚以经济发展速度分类之概况
经济发展速度分类各种实例

高速发展型前期：日本中期：四小龙后期：中国
中速发展型前期：泰国、马来西亚偏慢型：印尼、菲律宾后期：越、柬、寮
停滞型共产类：朝鲜非共产类：缅甸
南亚特色型印度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
    先说高速发展型。
    第一例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发威，以小小弹丸之地，力抗西方列强，未坠入殖民地之渊薮，反而在短短30年内发展成列强之一，转来欺凌自己的文化母国中国。日本的前期发展一直在威权政体之下，民主元素不足，最后导致蛇吞象式的东亚大战，最终结局是惨败投降。但二战结束后，日本的辉煌并未结束。在美军占领之下，日本顺利地完成了民主转型，经济继续高速起飞。至1960年代末，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标准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之一。这是先工业化再民主化的成功实例之一，其惨痛代价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至今摆不脱战败国的约束。
    第二波是亚洲四小龙。
    韩国也是先工业化后民主化的成功实例之一。是威权政体成功发展经济的最好例子之一。韩国的转型不是十分的和平，期间还发生过光州起义镇压，还把全斗焕关起来等。总之转型还不够十分顺畅。韩国民众的造反精神似乎也还太强了一点。前几个月，为一个小小的与美国的牛肉进口协议就闹起大规模民运风潮，让人十分费解。想想中国有几十个韩国大，如果哪天民主了，为了类似这么一点的小事就闹起来，只怕国无宁日了。
    台湾当然是先工业化后民主化的成功实例之二。也是威权政体成功发展经济的最好例子之二。
    我真的十分欣赏民主制度带来的自由与生气。但我十分遗憾地观察到这个制度实在是十分的娇嫩，对所在的环境有着十分的挑剔。任何一个方面条件有所欠缺，它就要么无法诞生，要么运转困难。比如台湾，条件本身很不错了，算得上是足月分娩。政体规模适中，足够富裕，人种文化单一，但仅仅一个国家认同问题，就能困扰台湾20年。现在台湾国民党马英九当政，这个国家认同问题，希望就不再会是核心的争论问题了。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岛国，华人占压倒多数，又有一位父家长式的杰出领袖李光耀。新加坡的发展当然极为成功，而且还独创了一套威权式的政治体系。这是发达国家（人均三万欧元以上）中似乎唯一的威权体制。这是政制迟熟的罕见实例了。似乎还有卡塔尔，阿联酋，文莱等迷你小国，因为石油收入而十分富裕，但还是君主专制政体。那情况就更特殊，不论。

    香港的情况也很特殊，和新加坡一样，是一个城市，是前英国殖民地，但它又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受到中国的牵制。因此虽然人均收入已经很高，中产阶级也十分发达，还是处在行政主导的威权政体中。这也是政制迟熟的罕见实例之二。
    现在来讲中速发展型。
    东盟早期有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后来又加了五国：前共产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再加缅甸和文莱。新加坡除外，它们分两批在四小龙之后也赶上了快速增长的班车。时段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体同期，实在也是受了中国的成功的巨大精神影响和经济上的实际帮助。讲到政治制度，则前五国是宪政政体，后行的前共产三国还在转型的前期。就是缅甸依然固我，专制封闭，经济发展迟滞。遗憾的是这四个行民主政体的国家都还得不到及格分数。印尼、菲律宾的情况就更差一些。它们给出的是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和有效遏制腐化的实例。
    两个经济发展停滞的实例说明，无论是共产的还是不共产的专制，都可以严重地妨碍社会发展。
    南亚的四个例子都让我觉得比较困惑。
    在第三世界中，印度显然与中国最有可比性，同样有辽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当然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印度被英国长期统治。而中国至少始终保持了半独立的身份。比如印度的种族非常复杂，还有在今天的世界上大概绝无仅有的活生生的种姓制度。一个更大的区别是，英国给印度留下了民主制度，而中国至今远未达到西方标准的民主的门槛标准。但是从无计其数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至少在这最近的30年中，比印度发展得要好得多，尽管最后这些年印度也在加速。但两国之间的距离还在加大。我看到一个名 Hans Hosling 的美国卫生学教授的一个长篇录像讲座，详细地分析了许多国家之间的健康数据。主要有两类：一是家庭育儿数量和人均期望寿命在1960-2003年间的相关演变。二是同时段的婴儿一年存活率与人均收入的演变。这些相关演变都完全未涉及政治制度。但是，中国都胜过印度许多。在我看来这些数据相当客观。读者可以到以下相关链接去下载这个报告。真的很有意思。可是只有英文。http://www.ted.com/index.php/talks/hans_rosling_shows_the_best_stats_you_ve_ever_seen.html

    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样从英国继承了民主制度，其它方面也与印度十分的类似。但由于伊斯兰教的背景，这个国家似乎更加的扰攘不安。简言之，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问题都解决得不好，至少是远不及中国好，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更不能为中国和第三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提供正面样板。
    喜马拉雅山上的尼泊尔和不丹的情形就更特殊了。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尼泊尔一个人均只有400美元的极不发达国家，居然有了议会民主。不过他们对待退位的老国王的态度实在让我觉得不够费厄泼赖。我实在十分怀疑毛派掌权的尼泊尔政府能够温良恭俭让地处理各种内部矛盾，保证政局的安定和经济的顺利发展。不丹的两代国王可称圣人，他们有及其善良的愿望，但我还是担心他们能否领导国家顺利转型，因为不丹国内的基本环境比起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搞民主转型的时候还是差太远了。
俄国和前东欧集团转型情况概述
    东欧集团在冷战后期的演变，事实上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反面教材。中国自己走出的路，比他们成功得多。
    俄国在戈尔巴乔夫以后，经历了叶利钦和普京两个时代。这里只想简单评述几句。
    叶利钦时代是民主急转型加经济休克疗法的典型。俄国政局一片混乱，经济急剧萎缩。短短十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居然降掉一半。前苏联的辉煌已成过眼云烟。
    叶利钦总算也干了一件好事，就是选出了普京做他的继任者。这回处于极度衰败中的俄国总算是交上了华盖好运。又过短短十年，前苏联的辉煌总算是回来了一半。普京的成就太大，以致两届总统任满后无法脱身，只好勉为其难把总统位子交给梅德维耶夫，而屈尊去做总理。若论民主，他当然有民意支持。但若论宪政，那当然有所欠缺。但非常之时，得靠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又得做非常之事。我相信俄国人民没有选错人。梅普配可以顺利地领导俄国至少再10年了。在制度没有成熟之前，人比制度重要得多。就像邓小平和他指定的三任接班人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领袖得人。从今以后，就可以慢慢制度化了。梅普配再过10年，我想俄国的宪政就可能慢慢上轨道了。
    东欧其它小国情形太过纷纭繁复，此不详述。但概括起来一句话，无论他们成败如何，似都不能成为中国的榜样。中国比它们都大得太多，发展的程度和均衡度，都相差很远。民主制在那里都试行得如此颠簸，实在不是中国可以去取经的对象。
简析中国宪政史

    我先提一个方法论的概念：任何社会运动都有社会基础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如同两军对战，先要看实力对比，然后要看具体指挥。一个好的将军，是可能以少胜多的。当然正常情况多数情况下，如果实力悬殊，都是强方终会胜出。政治变革也是一样。当一个新兴社会力量成长到足够强大时，它早晚都会找到合适的政治表现形式。最标准的就是西方资产阶级从封建阶级手里夺权的历史。这个早与晚则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势及当事者的操作得宜与否。

    宪政（宪法政治）完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中国历史上毫无痕迹。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第一波当然是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戊戌变法，以谭嗣同等六君子弃世告终。检讨失败原因，最主要当然还是因为维新派势力太薄。只抓住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一个帝党翁同和。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全力抵抗下加上袁世凯的叛变，仅百日即惨败收场。这场运动以俄皇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并未提什么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本来应当说还是得宜的。如果没有慈禧，如果光绪像俄皇彼得日皇明治一样有能力而又握有实权，如果光绪哪怕像道光皇帝那样虽然不是很有能力，但依然握有不容挑战的权力，这场维新运动本来是有可能成功的。如果成功，中国的民气很快就可以聚集起来，就不会受小小日本的欺凌了。所以我认为慈禧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罪人，其次是袁世凯。而光绪则是一个可怜人，它没能承担起历史交与他的重任。而康梁未遇明主，则也是中华民族之不幸了。变法的根本动力当然是因为国难当头，需要变法图存。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新兴势力还不足与保守派抗衡，但若能超常发挥，也实在未必没有如俄、日那样的成功机会。

    中国宪政运动的第二波是清末的立宪运动。这一波运动以地方绅商为代表，以“开国会、设议院、颁宪法”为诉求，最高成就是迫使清政府在距今整100年前的1908年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首次规定公民权利，并明确承诺若干年内君主立宪。

    以袁世凯、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富有行政治国经验的审慎立宪派，以张謇等为代表的具有实业诉求和富有实业经验的务实立宪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为代表的充满观念理想的激进立宪派，构成了晚清的立宪势力。另外还有中央权力集团中那些为了争夺和扩张权力的立宪派。

    这次宪政机会也被错失。其第一原因是当时的清廷已经千疮百孔，气数殆尽。第二个原因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搅局。袁世凯的再度背叛则是第三个原因。这是政治变革欲速则不达的又一个典型例子。

    孙中山当然是一个诚恳的民主派。但他对中国当时的根本政情，显然也多有误判。他率领的革命党搞垮了大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头几年，这亚洲第一共和国，而且这么大，似乎就要成功。但事实上，这中国宪政的第三次契机消失得也实在太快。在北洋军阀时代的中华民国，短短20年，两次复辟（张勋、袁世凯），无数军阀内战，国势之凋敝，比之晚清犹有不如。直到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中国才大体统一。之后到1937年，中国有过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黄金十年的经济发展。这期间也正是第一次国共局部内战，然后是8年抗日战争。除了陆续颁布的大杂烩的《六法全书》可称在法治上多少有点进步外，宪政发展又被搁置。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1946年在重庆开老政协，中国又有了施行宪政的第四次契机。可惜由于国民政府以为军事优势在握，共产党又心知其实自己的发展潜力远大于国民党，双方各怀心思，居中调解的各民主党派又实力弱小，国共双方都不放在眼里，结果是再次开打，成王败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初期，1949年第一次政治协商会期间，气氛极好，中国似乎面临了建立宪政的第五个契机。可惜这朵黄花一样没能开多少天。作为制衡力量出现的各民主党派的分量不及共产党的百分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很快就被整体上实质上摧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党外知识分子的口也在反右运动中被全部封死。在以后连党内的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不同意见都遭严厉打击。到得最后，十年文革政治专制集大成，后果如何，众所周知，何须多言。总之要谈宪政，那真是缘木求鱼，南辕而北辙了。说来说去，还是制衡力量太弱。必须要有至少两个谁也不可能打垮谁的，必须相互依赖、和平共处的社会力量的客观存在，才能是宪政的实质基础。

    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从无到有，迅速地拥有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可以说民营企业现在已经占据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半壁以上的河山。以各级知识分子为内容的新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力量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中国向宪法政治实质转移的第六个契机才开始慢慢地来临。

    这般稍微详细一点看看，就会知道，中国的宪政之征程，一路走来，实在比起泰国还要漫长坎坷。若说这都是政客们自私愚笨之所致，也未免太过天真。说到底，还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未到，强扭的瓜儿甜不了呀。

    当然上层建筑有时候也可以大幅改造基础。比如，中共建政后，短短十年内就把中国城市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连同农村的有产阶级一起连根拔尽，以至于从1978年开始，我们得从一片荒野上开始重新构筑中国的城市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农村的自耕农阶级。

    关于这最后一部分的详细内容，属于第五表的解释，下一篇再细说。

结语

    概括起来，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良治。就是说一个有效的管理，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如果民主产生的政府无效，绝对差过专制而有效的政府。

    有效/无效，民主/专制。两两相乘，就可以有四种政制。民主而有效，民主而无效，专制而有效，专制而无效。第一种大家都会拥护，第四种大家都会唾弃。关键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比较。我就会选第三种。

    如果我们在有效无效之间加一个微效作为中庸选项，在民主和专制之间加威权和初级民主做过渡。3x4，就可以有十二种政制。

    从最差到最好，大体可以这样排列：

    无效专制、无效威权、无效初级民主，无效民主；微效专制、微效威权、微效初级民主，微效民主；有效专制、有效威权、有效初级民主、有效民主。我们要追求的就是第三段：治理必须始终有效，政体才能由专制经威权、初级民主而到成熟的民主，而不必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而牺牲民主目标。如果社会现状是治理一般，社会不是很有序，但还不至于太乱。那就可以从威权入手，把有效治理放做第一目标，逐步民主化放做第二目标。如果社会秩序不好，那毫无疑问地，建立有效的治理是第一目标。

    又一种排法。就是把安全、发展和民主列为三项主要的社会价值。初级社会首重安全，中级社会首重（经济）发展，高级社会首重民主。如果不能解决社会安全问题，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安全和发展，民主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而会成为社会动乱之源。

     看去看来，还是觉得新加坡的现在的模式可能最接近中国近期应当可以去仿效的方向。首先那里有良好的治理（良治）。其次，那里有比现在的中国多得多的宪政内容，比如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再次，那里的执政党主要依靠良治长期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一直一党执政，却并未腐化。这一点大概是中国共产党最想往之处，也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可以去争取的第一阶段目标。即不要企图去推翻一党制，但要企图对这执政的一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关于此点的更多思考，也要等下一篇文章再发挥。

      作者后记：这篇文章拖了很长时间。主要是题目太大，而我的时间又太少。想了半天，最后折中一下，先公布这个初稿，征求意见。我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写一本书。但这恐怕还得好些年的努力才能有一个像样的结果了。

    附录：亨廷顿论政治秩序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的“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曾让他背上了赞同专制统治的恶名,但这句话是有前提条件的。在亨廷顿撰写此书的上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大多刚刚独立,许多“民族国家”被匆忙拼凑或切割出来,国家建构或国族建构尚未完成,社会动荡涣散,过快的民主化和分权可能被地方割据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利用,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战乱,此时民众反而渴望政治上的铁腕人物出现,削弱权威的结果可能是导致独裁。

　　时至今日,亨廷顿的这句话对于那些社会涣散、军阀割据的国家来说仍然有效。但对于那些集权传统深厚、权威已经够多够强的国家来说,当务之急就只能是限制权威和开放政治空间,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愿望。亨廷顿在《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当政治参与愿望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流动而成为一种无法人为阻遏的客观趋势时,只有提高政治的制度化,才能减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 

　　亨廷顿经常是一个政治立场受争议的人物。在美国这个政治重心偏右的国度里，他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是相对靠左的民主党终身党员，但他却常被视为一个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义，矢志研究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时却又反对美国主动干预和加快这些民主进程，在其1968年发表的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说“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对处于现代化过渡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民主与否，要紧的倒是建立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换言之，关键不在限制权威，倒是建立权威。当然在他本人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统一于一颗固守现实政治的大脑之中。         

                        —转引自《选举与治理网》中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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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三把火会是什么？金融危机、中东困局、中国崛起

 刘学伟 | 2009年01月22日,12:32


      美国混血新总统奥巴马盛大的就职仪式堪称完美地落幕了，唯一可疵议的似乎是在当前的艰困局势下，钱好像是花多了一点。激情结束，应该开始工作了。身为总统，他自然要日理万机。我这里只拣三件最要紧的事来发表一点期待。
      他要处理的第一件要务自然是美国面临的遗祸世界的金融危机。这场灾难的祸首自然是资本。资本之疯狂逐利本是天性。这次闯下这么大的祸，给世人的根本教训就是必须对它加以更严格的监管。由谁来监管呢？当然只有政府。于是由里根开始的新保守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的潮流就退潮了。奥巴马刚刚得到美国人民的充分授权，就要大动刀斧了。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政府，欧洲的各政府和中国政府一样，都在以尽可能大的规模，通过一切财政的、金融的甚至直接国有化大企业的方式来拯救危机。一句话，他们在往左转向社会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可是大大地跌份了。我当然相信美国决不会从此一蹶不振。至多两三年后，美国就会复苏。不过我也料定，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所有大经济体中，中国会损失最少，相对而言就是得分最多。200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学习。现在开始轮到西方人学习中国人对银行的有力监管了。至于经济的其它方面，应该已经是相互学习的时代，而不再是简单的老师学生关系了。毕竟在历史上找不到，老师欠了学生那么多债务，还好意思振振有词地教导学生应当如何如何去挣钱的。
      他要处理的第二件要务应当是中东困局。说来真替小布什不好意思，他居然在那里留下了至少四个烂摊子给奥巴马。它们分别是以巴冲突、伊拉克、阿富汗的两场未了的战争和伊朗的核危机。在我看来，这四件事就是一根藤上牵的四颗瓜，而那根就在巴勒斯坦。因为美国发动那两场战争为的是反恐，而恐怖主义的最根本论述则是“为在巴勒斯坦屈死的妇女儿童复仇”。至于伊朗要发展核潜力，自然也是为了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铁杆联盟。大家都知道，美国把几个它最不喜欢的国家称做“邪恶轴心”。但看最近一次联合国大会就以巴冲突投票的情形，竟是4票对142票，8票弃权！那4票中的瑙努和委内瑞拉据说还是因为决议没有谴责以色列愤而投的反对票。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是绝对的孤立。请大家平心想想，那152个投票国都是傻瓜吗？真让人搞不清楚，那个“什么轴心”究竟在哪儿啊？我想奥巴马上台之后很快就会在中东问题上化大气力。如果他能迫使以色列作出足够的让步，让巴勒斯坦和平建国，撤出伊拉克而又能保证那里不生内战，增兵阿富汗不会让那里变成第二个越南，与伊朗又能达成某种核妥协，那奥巴马也实在足以名垂青史了。在中东的事情上，中国迄今实在还没有太多的置喙余地。不过已有国家呼吁中国出面调停以巴，以及美国一直敦请中国开导伊朗。这也说明中国的外交影响力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一直以来是西方的禁脔的地区。
      下面开讲第三件事。我认为这才是奥巴纳任内必须全力对付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恰当地因应无法阻挡的中国的崛起。
      现在中国的国力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八年以后，中国铁定超越日本，把这个差距缩小到二分之一左右。如果算上购买力平价，就会是旗鼓相当的局面了。如果加上盟国，则西方的势力自然更强。中国也有盟国，但还未成型巩固。将来如何演化，变数更多。于此不详述。
      前不久去世的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亨廷顿提出一个极为著名的论点，叫做“文明冲突”，似乎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以前的习用的地缘、意识形态、贫富对立等理论不便解释的国际冲突，比如反恐战争。个人认为，这实为了不起的创见。不过文明之间有利益冲突，解决的方式可远远不止战争一端，尤其是当冲突的文明各有优势，或势均力敌，至少谁也不可能彻底压倒谁时，和平共存，互相取长补短，乃至于远景的融合似乎就会成为更好的选项。
      而眼下中美之间的基本态势则是：美国仍是无有争议的唯一超级大国，但其继续发展的前景实在堪虞。中国论发展程度，论人均，则差之尚远。但论发展前景，则瞎子也看见，聋子也听到，中国是唯一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首先与美国并驾齐驱，然后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明日之星。谨慎起见，我说的始终是“有可能”。这个不同的文明轮流主导世界的观念，可不是亨氏所创。早在19世纪，德国的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就对此有过长篇的论述。不过现在奥巴马轮到的角色则是未雨绸缪，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在这个无可阻挡的大趋势中，尽可能地为美国和西方保存利益。
      去年九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史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创造了一个新词叫作Chimerica（可译为中美国），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弗格森教授还展望说：“当‘中美经济共生体’时代结束后，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他还表示，日后在中国的统治下，世界将维持和平，并出现中国的经济霸权（Pax Sinica）时代。
      也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本人斗胆狗尾续貂，想给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加一个尾巴，就是“文明和平轮替论”。当今世界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分工很有意思，一方负责生产商品并提供贷款，另一方则负责使用这项贷款来消费中国商品。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种分工方式不可能长期持续（indurable），只是没想到结账的日子来的如此快。西方的民主制度一个本质特征是执政者的一定要轮替，而且要和平轮替。我的确十分欣赏这种精神。现在我们把视野放大到全球，如果因为实力的变化使得领袖国的轮替成为必然，我们一定要力争和平轮替。当今世界，有核武器，有全球化，小小地球村可经不起全面大战，大局和平是有保障的。
      说句实话，小布什当政这八年，实在乏善可陈。但谈到中美关系，我们还是不能不夸他一句明白事理。现在的美中关系已经比八年前稳当多了。只是不知道奥巴马上台以后，是不是又得经历一段磨合期。我们就是期望他明白，现时段，中国实在并没有挑战美国的意图，而会在一切方面力图与美国合作。数十年后，如果真的天降大任于中国，相信中国一定会以美国接替英国领导世界时为榜样，充满费厄泼赖的精神。看到布什与奥巴马之间彬彬有礼的交接，也真让人称羡。不过我们中国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交接也不是同样温文尔雅吗？
      最后一个题目是民主。这当然是一个好东西。但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地去学。比如说，选拔领导人。最早是家天下，传子不传贤。而后传贤不传子。先是终生制，而后有任期。先是前任领袖指定，而后小圈子选举，而后圈子逐步扩大，最后则可能达至普选。我们好像已经走了好大一段。当然还得往前走，不过要稳妥。如果大跃进，恐怕只能是欲速而不达，进一步，退两步。美国民主走到今天，也有两百年的曲折历程。你看奥巴马不才刚刚令人惊喜不置地成为第一位混血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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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国际安全棋局的棋眼，恐怖主义的根

 刘学伟 | 2009年01月04日,01:44

    国际政治的第一主题，就是安全。今天的国际安全问题，核心的就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要解析国际恐怖主义，就离不开巴以冲突。实在地说，巴以冲突就是国际安全棋局的棋眼，或者说是牛鼻子。真要抓好了这里，世界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多半。
    现在巴以冲突又起，战场是加沙，主角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武器是火箭筒对轰炸机，战绩对比是一如继往是1比100。明明知道，你打他一拳，他就会剁你一刀。可这空空的拳头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迎着刀锋打过去。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实在让人怀疑拳头的主人是否还有理智？其实西方人也只是假装不知道，哈马斯这次主动攻击，是因为不堪忍受以色列的长期封锁。而以色列要封锁加沙，是因为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一人一票选出了好战的哈马斯政府。看来西方人的主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故事已经开篇60年，世界人民十分痛苦地察觉，我们还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明确亮光。
    巴以冲突六十年不解，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冲突太过深刻，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让步妥协余地。以方虽强，但也无法把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赶尽杀绝。巴方虽弱，但也足以与以色列永无休止地死磕下去。土地只有那么一小块，两个民族都必得在那里生存。不找到一个妥协之途，战斗自然就永无止期，全世界人民也就必被长久地连累。
      恐怖主义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一项恶疾，就如同暴力犯罪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顽疾。如何对付这类社会疾病，一直以来存在着硬软两条路线。概括起来，第一条叫做“修监狱”的硬路线，就是主张以镇压与制裁为主。第二条叫做“修教堂、修学校”软路线，就是主张以教化、教育为主。其实任何社会都是软硬兼施，两条路线并举的。但在哪一个方向花费更多的精力资源还是可选项。说句实话，比修教堂、学校、还是监狱都更重要的是“修工厂”。就是认识到贫困是造成社会治安不靖的根本原因。一个能做到繁荣均富的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压缩社会犯罪的空间。
    如果能用这个思路来考虑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应当很容易看到，西方的路线明显地太过偏向于“修监狱”路线。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只是锅里的沸水中腾起的大泡。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战争都是典型的扬汤止沸。与其化那么大的工夫去釜上扬汤，还不如把这些精力用去釜底抽薪呢。那么“釜底”在哪里？“薪”又是什么呢？依我看，这个“釜底”就在巴勒斯坦，这个“薪”就是处于极度困顿状态的巴勒斯坦难民。
    现在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达600万之众。二战结束后，痛感失去祖国土地，受尽欺凌的犹太人加紧复国主义运动。通过1948-1949、1956、1967年的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以2500年前的《旧约圣经》中的记载为依据，夺占了大量阿拉伯人已居住了1300年之久的巴勒斯坦土地，1948年当时就有40万难民琉璃失所。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他们被迫居住在加沙地带和西约旦的难民营里，繁衍至今，已有400万之众。（我也很惊讶他们这方面的能力。情况如此之差，还能这样。如果情况稍好，又如何？我也很奇怪，都60年了，孙子都已长大，怎么还是难民？为什么他们不跑到临近的阿拉伯兄弟国家去谋生，或者这些国家也始终不肯接纳他们？）失去土地，失去生计，靠阿拉伯国家和国际救济维生，甚至只好忍辱偷生，到宿敌以色列的土地上去工作谋生。无论是独自的，还是联合其它阿拉伯国家的传统的正规的还是游击的武装斗争，都无法赢回土地。而和平妥协的道路也是至今在双方都有的重重形格势禁之下，不能成功。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捍卫最起码的尊严，他们中间至少是相当的一部分人，会有什么选择？于是乎，恐怖主义-人肉炸弹在绝对的绝望中诞生。整整的一个人民，处于生有何欢，死又何惧的状态。这：就是现代恐怖主义得以滋生的根源。看见过一个在巴勒斯坦售卖的玩具娃娃的照片，腰上缠着自杀炸药包。若非一个整体的人民处于“生有何欢，死又何惧”的生存状态，怎么会有这样的商品出现？这种极端屈辱、无比愤懑的精神状态很快溢出巴勒斯坦，在其它与之血脉相连的阿拉伯国家中传播。在这种氛围下，以后有了本·拉登的精心组织，恐怖主义就开始成了气候。我始终没想通的是，美国难道真的不明白，巴勒斯坦问题是恐怖主义的根。只有把这个根拔掉，才能根治国际恐怖主义。其实在美国的犹太人数量是相当的有限，但他们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真的是大得惊人，以至于美国为以色列的不计成本的付出，和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无虑输赢的反抗有得一比。美国为以色列付出得实在是太多太多。9.11的3000多条生命之外，单在伊拉克就又付出5000多条生命。那数十年来花去的钱数，早以万亿美金计。说句实话，就是当初把那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全部像印支难民那样接到美国去，也花不了那么多钱，更丢不了那么多的命。至于因此而丢失的阿拉伯人的生命，恐怕得以百万计了。其实，犹太人多在欧洲居住，二战中又是德国人屠杀无数犹太人。合理的解决办法应当是从德国划出至少一州之地，让犹太人居住建国，而不是让阿拉伯人受那无妄之灾。可惜的是国际政治实在只是强权政治。就是战败的德国也强过阿拉伯世界。于是就只有让阿拉伯人为德国的罪恶买单了。我总觉得，美国实在是有义务，也有能力，对以色列施加足够强大的压力，迫使它作出足够的让步，与巴勒斯坦达成和平协议。总之，我的结论是，一天巴勒斯坦不能和平建国，一天巴勒斯坦人民不能脱离“生有何欢，死又何惧”的境状，获取一个值得依恋的生存价值，以巴自不会太平，国际恐怖主义也绝无可能根治。美国新总统奥巴马马上就要就职。相信他很快就会开始在以巴冲突上下工夫。我实在盼望他做出一番成绩，则以巴人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幸甚。
    索马里的海盗问题。也可以用“修监狱”“修学校” 的思路来分析。派那么多的军舰在海上巡逻能解决根本问题吗？如果索马里国内不能良好治理，老百姓衣食无着，总会有许多人铤而走险。那些海军能长期把过往的每一艘船都保护起来吗？下一个问题又是：谁有能力治理好索马里？这个国家的穷病乱病难治，举世皆知。在那里，我想很多国民还盼着出一个能打平天下的军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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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府4万亿救市计划的几点补充意见

 刘学伟 | 2008年11月10日,19:39

    今天终于看到了中国政府关于救市的成套大手笔措施，觉得极受鼓舞。一直认为，与其帮别人救市，不如先救自己。
    政府的10条措施面面俱到，囊括了大家关注的几乎所有方面。但稍稍细看，似乎还是有一些罅漏。下面妄议四条，希望不是完全无的放矢。
一、应当成立股市平准基金
    中国的股市沪指最低跌到了1700点以下，现在在1900点以下徘徊。中国完全可以成立股市平准基金，像上次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一样入市干预。这事实在风险极小。中国经济基本面甚好，2000点以下绝对是低估，3000-4000点才是正常价位，5000-6000点当然就有泡沫了。个人建议，股市低过2000点，政府就可以入市干预，高过5000点再开卖。为了保证公平，不妨创立一个综合基金，一旦干预，就对所有的股票普降甘霖，以免内线交易图利某些财团的疑云无法撇清。卖的时候倒是可以重点干预，哪个股票涨得太疯，就先杀哪个，而且这样自然也赚钱最多。相信这个主意比中金公司投资美国黑石靠谱得多。把钱放到人家的口袋里，指着人家赚钱，当然是比较悬。我们的中心目的是刺激中国的消费。美国人已消费过度，无须我们去刺激。中国的股市有了生气，中国的股民自然就可以花钱了。
二、应当继续抑平房价
    10项政策中，关于房市部分，倒是并没有对商品房开发商的利多。不过听说许多地方政府已有多项救房市的措施出台。问题是中国大城市哪怕今天已经缩水的房价依然太高。无数的升斗市民，就是把一生的工资都押进去也不够买一套中等的居室。房地产商大喊亏本恐也不都是假话。那么问题、出路在哪里呢？当然只有让比开发商还铁定谋取暴利的地方政府让利。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以农地价格征用农民土地，然后以商业用地价格出售，转手之间，暴利无穷。美其名曰这是70年土地使用权的一次转让费。建议把这个费用按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改为征收土地使用增值税。总之把这笔费用分摊成70年。土地以征地价格转让，新建成的不包含土地增值价格的住房加收70年土地增值税，把利息计上也无妨。这样开发商和购房者肯定是皆大欢喜。政府要套现也不妨以这项税收为抵押去向银行贷款。
三、医改要来真格
     关于医改的措施看不见牛肉。建议从强制推行医药分家入手。根据法国的成功经验。医院除了急救药，根本不提供任何药品。这样就杜绝了医生处方开不必要的贵重药品的利益动机。药反正也得回家才能吃，回家的路上找一家药店买药对病人并无不便。在这里省下的冤枉钱绝对足够这项改制必须的开支了。大型的化验迟一些也应当照这个思路改革。而且不许医院指定化验机构以杜绝其吃回扣的可能。用类似的制度去杜绝腐败，比学“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可灵验多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医疗保险覆盖面之窄，报销水平之低，实在让中国无颜面对世界。何不称眼下需要扩大开支的机会，大手笔在这方面干一下？人民在这方面的后顾之忧少了，肯拿出来消费的钱自然就会多。厂家一多生产，国家的税收自然也会多，这不就又补回来了吗？
四、农村土地流转意义重大，但必须稳妥
    这十条措施中未提及已经决定正在等待实施细节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谁都知道，土地是人类最大的资产。以无论何种市价计算，它的总价值都相当于一国多少年的GDP。这笔钱如能恰到好处地发掘出来，比这次政府的10条措施4万亿人民币的拉动力还会大出许多倍，并持续生效的年头也长得多。1949年共产革命以后，先以暴力无偿剥夺了地主和其他所有农村土地拥有者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平均分配给全体农民。不过几年，又变了主意。从合作化开始，土地的所有权就无偿地收归了国有。至今53年。曾经体会过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滋味的农民都已七老八十，所剩无几。土地承包后农民有了使用权，所有权依然阙如。根据世界万国万古通例，土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私有。人类的长期实践早已充分证明，这样做肯定利大于弊。问题是要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农民失去土地所有权已是两代人。（共产主义呀！叫我说什么好？看看城市，看看农村。）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来得容易去得快”。如果这块土地来自数百年的祖传，或数十年血汗积累购得，的确不用担心农民会糟蹋这份所有权或“流转权”。问题是现在这个流转权好像是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大元宝，好像全体农民集体中了一个超级大彩票。（当然他们该得这份补偿。当年的统购统销，无偿拿走了农民多少血汗哪！）实在值得担心，如果没有限制，有一部分农民会拿这笔钱去比如出国旅游，甚至进澳门赌场了。或者不知轻重地去冒险投资一些不靠谱的项目。为免此弊，只好推行训政了。比如说，规定流转土地得来的款项只限进城购买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购买居所，而且居所不得转卖只能换售，甚至不得使用此款项去购买店铺，以防经营失败血本无归等。具体办法自可集思广益，总之还是不能因噎废食，为了防止少部分人的滥用就把这笔天文数字的钱永远统统锁在钱柜里。
    再说几句题外的话。民主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份权利如果谁都一样给，来得太容易，也实在很容易被滥用，或被收买。还是要像种试验田一样，先从条件好的地方一点一点试起，慢慢扩大。不往前走是不行的，走得太快也是风险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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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与民主

 刘学伟 | 2008年11月07日,18:38

对关于民主政治第一表的进一步解释      

 前些日子在《关于民主政治的五张表》一文中，承诺写数篇文章详细解释这五张表格。这里是第一篇。解释我所理解的社会发展状态与民主的关系。

第一表： 社会型态和国体、政体的一般关系

社会型态

金字塔型
不发达社会

塔楼尖顶型
发展中社会

橄榄型
发达社会

国体

上层主导

上层和中层
共同主导

中层主导

 政体

专制政体然后过渡到威权政体

威权政体先向
有限民主政体然后向
完全民主政体过渡

 完全民主政体

     第一节、阶级与社会阶梯
     要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就必须把社会分层。我在第一表中分为上中下三层。当然很粗疏。以后还会细分。但就是分三层，就已经牵连到很多理论问题。比如这些层次是否必然存在？他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是人权平等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那些巨大的社会差别存在?
     这些个问题要细说起来，可不简单。在30年以前的中国，都是忌讳得不得了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依然十分忌讳，所以邓小平才叫“不争论”，不要谈姓“社”还是姓“资”。再过20年，这些问题基本上就成了常识，大家都心照不宣。我数次提起这个似乎尖锐的话题，结果谁也不搭茬，好像没有争论的必要，我也尽量简单地说几句就是了。
     自东欧集团崩溃，前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寿终正寝，私有制在地球上无有争议的普世价值地位就得以确认。这不过短短20年而已。但这20年再加上之前不争论的10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取得的经济成就就使得绝大部分曾经的共产主义信徒哑口无言了。当然由此而来的巨大贫富差距又引起了新的争论，但似乎远未强烈到要求重新共产的地步。有一位网友还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申明要到几千年后才会需要重新共产。那我也可以更有信心地自称是外星主义者，因为更可靠的是，数十亿年以后，太阳铁定会熄灭，人类一定需要移居其它星球的。
      阶级为什么必然存在呢？首先不同的人之间的能力实在有着太过巨大的差别。有人能把论亿人的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以至于国民会恳求他一再留任（比如华盛顿、罗斯福）；有人却管不好他扫大街用的几把撮箕扫把，以至于还会被解雇。比尔·盖茨能管理好十万人的企业，有人却管不好一个炊饼摊。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能让数亿人民吃饱饭，而太多的人却只能沿街乞讨。到底是企业家的才干为企业的无数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还是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工人在养活资本家？我不想深入这些问题。总之大家都会承认，企业家、中层管理人员，工人都是必须的吧？
      再放大一层，一个社会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超巨型系统，要其运转井然，有着及其复杂的管理工作。比如铁路系统，需要全国的总调度，每个火车站也需要站长，也需要有人去添道渣。金融系统需要格林斯潘，每个分理所也需要所长，也需要出纳柜员。他们需要的智力体力不同，数量不同，责任不同，辛苦程度不同，收入也不同。30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除了做决策的政治家，哪些人的贡献最大？如果我说是企业家，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总之社会必有上中下，说这些够了吧？一点不说逻辑不通，说多了也实在是空话。但这些空话也是直到最近才得到公认的。
      第二节、社会型态即社会阶梯的形状
      阶梯是必然存在了。现在我们再来讨论阶梯的形状。      自古以来，绝大多数的社会都是金字塔状的，一个已经通用的称呼是不发达社会。总之穷人永远都是绝大多数。差劲的社会会是倒T型，就是说连中层的规模都非常小。好一点就是金字塔状，越富裕的人群规模就越小。顶尖永远都是极小的一撮。这个顶尖极小的状态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化，到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像会变。现在要讨论的中层和下层的人口比例却是可以变的。这就是我的第一表中提到的金字塔型、塔楼尖帽型和橄榄形三种型态了。这个橄榄型的社会在古代的希腊城邦就出现过。雅典和雅典类型的民主城邦就是实例。但一、它的规模超不出城邦，二、它下面有奴隶，三、它大规模剥削外邦（好像近代西方剥削殖民地），四、它的兴旺期不过短短近百年。以后在中世纪后期的南欧城邦如威尼斯、弗洛论撒可能也再现过类似局面。不过也是即小规模，也特殊，也不长久（总是不包括广大农村）。除此之外，全世界直到现代以前，恐怕就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橄榄型社会。这种橄榄形社会只是在二战以后，才在西欧和北美成批（若干亿人口的规模，二三十个国家）出现。这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工业发达社会的鼎盛奇观。而这个鼎盛奇观也就造就了西方在一切方面，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强势。
      为什么传统的社会都是金字塔型呢？归根结蒂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此事。在工业革命出现以前，农业是占压倒优势的生产方式，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提供不超过10-20%的剩余产品供城市消费，也就是说城市，手工业、商业和国家机器的农产品消费额不可能超过农产品总额的20%。那两期的城邦国家就当时的世界市场而言，也就是占的这不超过20%的份额。不过在西方，城市在政治上分离、独立了出去，所以才可能早早建成橄榄型社会，才可能有民主政制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成长和辉煌。而在东方，大一统的国家早早形成，任何时候城市、手工商业都完全是一个附属的部分，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可能成为主导力量。（秦朝的吕不韦可能是一个唯一的例外。）国家那么大，在那个时代民主政体的形成就完全不可能了。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化。第一期还是和古代中世纪类似，资源财富大量地来源于外邦殖民地。以后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可以提供的剩余产品开始增加，工商业在世界经济总格局中的分额才开始急剧增加，那些首先工业化的国家才开始了迅速的向塔楼尖顶型社会型态的转变。这个发展在二战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叫做后工业化阶段或第三产业化阶段。基本特征就是不仅农业就业人口已经很少（10-5%），在制造业就业的人口也开始迅速减少。而在第三产业就是各种服务业尤其是科技行业中就业的人口迅速发展直至占据了就业人口的大多数。直到此时，西方的橄榄形社会建设的伟大空前的事业才算基本竣工。在工业革命阶段，中产阶级主要就是各类的资产者（包括工商业、农业、中的和小的但不包括极少数的大资产阶级），还有附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始终都占不到多数。占多数的是工人阶级。二战以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以后，知识分子的队伍急剧扩张，到今天他们已经构成了中产阶级中的压倒多数，也就不可能再附属于别人而具有了独立的身份和意志。他们具有传统资产阶级和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性。好像蝙蝠，又是哺乳动物，又会飞行。一方面他们有丰厚的收入，和充足的文化教养，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领着薪水，受雇于人，像工人阶级。他们就是二战以来西方温和社会主义、福利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他们和传统中产阶级的意志在主导着西方发达国家政坛在中间偏左或偏右之间的来回的轻微的摆动。传统的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成了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各以潜规则或街头运动等方式对政治施加着在他们的选票比重之上的影响力。
      这种橄榄形社会近年来也在东亚出现，若论国家，首先是日本，然后是南韩、新加坡（一个城市国家），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已经建成橄榄形社会。更多的国家开始进入过渡的塔楼尖帽型阶段。就是中层急剧扩大，下层快速缩小，但中层的规模还没有超过下层。这就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那些转型国家了。
      第三节、国体与政体 
      大家都知道，国体是指国家的根本性质，谁在这个国家中当家做主。
      政体则是国体在实际政治结构中落实的方式。有时两者是相称的，有时则是冲突的，或者虚假的。
      现在我来解说一下我划分的四种政体。专制政体、威权政体、有限（或发展中的）民主政体和完全民主政体。
      专制政体的特征是除了行政权力中心而外，没有其它的权力中心，就是有也是形同虚设。专制政体还可以分很多亚型，比如君主专制，神权专制，军事专制等。还可以根据专制的范围分为单纯的政治专制，政治-经济专制，甚至政治-经济-思想专制等亚型。这已经不是中国今天的情形，我们就省略具体分析了吧。
      威权政体正好是中国今天的情形。其特点是已不存在经济专制，思想控制也大为放松，政治方面的统治也比起专制时代文明温和了许多。代议机构已开始运作，但功能还有限。
      有限（或发展中的）民主制是中国政治改革目前阶段的目标。其特征有点像孙中山当年说的训政，就是人民学习当家做主的阶段。如同学驾车，资格就会有限制（不是谁都可以学），就得有教练，驾驶权有限制。或者如同实习医生，处方权就得受限制。不应遐想民主制一天就可以学会，好像小牛小羊生下地，只要毛干了，就可以满地跑。而是像小鸟学飞一样，很需要一个过程的。
       现在的许多问题的产生，就是威权政体和完全民主政体之间，没有找到一个平顺的过渡方式。好像除了革命，推翻，就别无它法。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不造成社会动乱，不损害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没有大的风险（不会休克）地让威权体制和平长（生长的长zhang第三声）入民主制度。所以我才慎重地提出有限的发展中的民主制的概念。
       完全民主制，就是西方现行的政体。说它完全，也是相对。因为它今天也有局限，将来也还需发展。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普选、多党制、政党轮替。它其实也有许多缺陷（以后再细谈），也不一定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终极模式。不过这些都还遥远，现在不必细谈。         
      第四节、社会型态、国体、政体三者之间的配合。
      以中国为典型的金字塔型的传统社会中，从来都是，社会上层，也就是统治阶级在做主。那个时代也没有大工业，大商业，大农业也没有。只有政治的上层存在，他们几乎垄断了一切权力和由税收而来的国家财富。在现代的金字塔型社会中，就是在不发达的国家中，自然也会多少有了一些现代工商业，有了一些富豪。他们在和政治权贵分享着统治权。但是必须承认，统治阶级也并不能只顾自己的私利而一点不考虑社会其它阶层的利益，比如帮助上层实施统治的各级官僚的利益，比如必然还是存在的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利益还有广大农村的利益以及知识分子的利益。这些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权中还是有强大的代表的，因为他们是各级官僚的主要来源。这个国体无论怎样都是社会的上层在当家做主，政体则可以是君主制，也可以是共和国，但绝不会是一个人民可以当家做主的真正共和国，至多统治集团还会征询一下社会中层和下层或地方势力、宗教势力的一些意见而已。例外的神权政体中宗教领袖会当家，对人民来说，这很可能会更痛苦，因为会连思想的自由都被剥夺。当然陷入狂信的教徒可能根本感觉不到这种控制，而觉得十分的幸福。
     这种制度如果进步，就会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步发育而走向威权政体。
     威权政体就是改良了的放松了的集权政体。第一个必须放松的是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其实除了若干共产政体，绝大多数的集权政体从来也没有全面剥夺过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但是这个对人民财产权的放松更确切地说是归还对当代的中国就太具体、现实而重要了。事实上，这是中国人民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的首屈一指的重大利益。然后就是思想控制权。最后可能放松的就是政治控制权。其对应的社会环境是塔楼尖顶型（或称发展中）社会的前半期。这正好就是中国的现状，今天以前30年中国经历过的现状。     与塔楼尖顶型（发展中）社会的后半期对应的是中国从今天开始的30年的现状。也是中国从威权政体通过有限的发展中的民主制走向一种很可能有特色的终极民主制的30年。在30年后，中国应当基本完成橄榄形（发达）社会的建设，也完成政治转型。
      说句实话，那个橄榄型社会的建立，比完全民主制的建设重要得太多，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没有前一个任务的完成，后一个任务绝无可能真正完成。这就如同建房子，建好了一楼，才能建二楼。到处看看，那些一楼都没建好就建的二层楼房，有牢靠的吗？
     社会科学的确不可能如自然科学那么精确。中国有个成语表述这种关系很贴切，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淮南淮北只隔一条河，但它标志了中国南北方的日照和积温等的差异。民主制度的确就像橘子树，它要求一定的日照和积温，比较苛刻。如果不够，那结果通常就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淮北某地比如地有温泉，或某位农学家培养出耐寒的品种，从而在淮北也收获到橘子。但这并不会改变一般规律。
      其实要观照社会型态与民主政制的发展有没有对应关系，并不困难。只要看一看，发达富裕的国家都采取的什么政制而且运作状况如何，最贫穷的共和国们又是在怎样